1928年3月20日，夏明翰在武汉汉口余记里被杀，时年28岁。

在就义前，他留下那首壮烈的诗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激励无数仁人志士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夏明翰(1900—1928)，字桂根，湖南省衡阳县人，出生在湖北秭归，12岁随全家回乡。1917年，出身豪绅家庭的夏明翰违背祖父心愿报考新式学校。1919年在衡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4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并负责农委工作。1925年兼任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长沙地委书记。极力主张武装农民。1927年春，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6月，调回湖南，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八七会议后，在湖南积极参加组织秋收起义。10月，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

1928年初，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同年2月，在汉口被敌人逮捕。1928年3月20日(农历2月29日)，夏明翰在武汉汉口余记里被杀，时年28岁。

夏明翰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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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夏明翰壮烈就义

文丨王大象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我收到金湘田同志寄来的一张珍藏多年的照片，是她的父亲周竹安和谢觉哉、熊瑾玎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合影，照片从未发表过，弥足珍贵。其中谢觉哉作为中共四老(另三位是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早已家喻户晓;熊瑾玎作为中共六大以后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的总交通员，曾秘密接待过恽代英、周恩来、瞿秋白、康生、陈赓、向忠发等人的事迹亦已披露。而周竹安作为笔者还原夏明翰当年壮烈就义的情景，有必要重点交代一下。

周竹安，湖南长沙人，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与毛泽东同为教育家徐特立的学生，毛泽东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时，周竹安为长沙师范附小主事。周竹安受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影响，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熊瑾玎说过：“徐老那时虽不是共产党员，却是一个进步人士，并且很同情共产党。他喜欢看共产党的书刊，喜欢与共产党人往来。他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就聘请了好几位共产党员为教员――如周竹安、陈章甫、罗学瓒、周以栗等”。

大革命失败后，周竹安被调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做保卫工作，之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周竹安奉调到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做吴克坚的助手。上海情报系统是同香港潘汉年系统、西安王石坚系统等并列的中央情报部的直属系统之一，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都获得过敌方的大量重要情报。周竹安还奉周恩来之命赴长沙，建立与党中央直接联络的秘密电台，并成功策动了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的起义。在黎明前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周竹安曾隐蔽在上海爱棠新村13号(今余庆路146弄13号)、大孚出版公司等机构。这期间，笔者家父王敏(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就在周竹安领导下工作。那时，周竹安、金先倜夫妇及女儿金湘田，和我父母一同住在吕班路256弄(今重庆南路)，又是邻居。由此，我们两家人既属于世交，又是革命同志，所以感情很深，经常会回忆峥嵘岁月，特别是谈及革命先烈，常常感慨万千。

1977年7月周竹安在京逝世，当时的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了他的追悼会，称他是一位“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优秀党员，他的逝世“是我党的一个损失”。因为上述的关系，周竹安传奇的革命生涯引起了我的注意，为此我与金湘田有书信往来，而这次她寄来的珍贵照片，恰是周竹安与谢觉哉、熊瑾玎革命情谊的证明。他们都是湖南人，早年参加了毛泽东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与“自修大学”，参与过湖南建党的初期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曾与夏明翰一起工作过，更是夏明翰壮烈就义的见证人。

提起夏明翰，人们自然会联想起他那气壮山河的革命诗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然而，多年来大凡记载夏明翰怎样被捕、英勇就义情景的文章均不甚清晰。更缺少与夏明翰同时代见证人的记录。不过，在上述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或自传中，我曾读到夏明翰就义前后的有关片断，现经整理，以期让读者对那段与夏明翰密切相关的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

农运先锋

夏明翰，1900年出生于湖北秭归，祖籍湖南衡阳。父亲英年早逝，由祖父夏时济抚养。夏时济为前清进士，做过户部主事等，在地方上是颇有威望的绅士。1917年夏明翰进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积极参加反对军阀的活动。1918年，北洋军阀吴佩孚攻入衡阳，夏时济去拜望吴佩孚，之后吴亦到夏府回拜。夏明翰看到祖父与军阀交往，非常愤怒，从此与祖父决裂，离家出走。

1920年，夏明翰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进入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1921年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斯时，三湘大地燃起革命火种，投身革命洪流的夏明翰任自修大学附设实习学校的教务主任。据当时在自修大学与夏明翰同住一室的陈子展(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回忆：毛泽东在自修大学“讲历史唯物论讲辩证法讲科学社会主义，学《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历时7年。三论三篇造就了一代共产党人中坚毛泽民、夏明翰、罗学瓒、陈佑魁、毛泽覃等”。

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在毛泽东领导之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高潮，全省各地都建立了农民协会。据周竹安回忆：自己1926年入党后，由组织上“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这是一件极为繁重的工作，当时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斗争非常尖锐”。熊瑾玎对当时的农协是这样描述的：“乡下的恶霸没有了，流氓没有了，洋烟、赌博没有了。富欺贫、男欺女、智欺愚的事情没有了。农村中有了公是公非，一切诉讼听从农民协会解决。”“过去一个混乱、黑暗、腐败、落后的家乡，在两三个月中，就被农民协会改造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

当时夏明翰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好得很”的观点，既反对国民党右派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又抵制党内以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指责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妨碍统一战线”的错误论调。他为了推动农民运动，大力培养农运干部，还动员弟弟夏明震、夏明弼和妹妹夏明衡参加农运工作，后来他的这几位弟妹都在农民暴动中英勇牺牲了。1926年12月，省委决定召开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由夏明翰负责。大会曾致电毛泽东：“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毛泽东收到电报，立即从武汉回到长沙，作了报告，高度评价湖南的农民运动，从而推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在这些革命活动中，充分体现了夏明翰善于发动群众的组织、领导才能。1927年初，夏明翰被调到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毛泽东的秘书，他成为了毛泽东得力的助手之一。

这时革命形势发生了逆转，长沙国共两党关系日趋紧张。原先因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谢觉哉出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工人部长，周竹安出任国民党长沙县党部青年部长。陈子展回忆：那时谢觉哉安全受到威胁，“于安全见，谢觉哉搬到陈子展家借居楼上。在湖北的彭公达(笔者按：曾任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8月27日被敌人杀害于长沙)亦由于在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受到破坏，来长沙找湖南省委负责人周竹安，并也借住在陈子展家”。“‘马日事变’前几天，谢觉哉、周竹安、彭公达在陈子展家发展了一批党员。这大约是大革命失败前，中共湖南省委的最后一次组织发展工作。”另据关于唐锦涟的史料记载：1927年8月，在长沙宝南街一条巷的楼里，唐由周竹安和贺恕(树)介绍入党，彭公达主持了会议。

1927年5月21日，湖南反动军阀何键(国民党三十五军军长)与国民党右派相勾结，以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出面，在长沙发动屠杀共产党人的“马日事变”，李维汉、谢觉哉、夏明翰、周竹安及徐特立、熊瑾玎等41人被通缉。在危急时刻，夏明翰重被调回湖南，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与周竹安等主持省委工作。周竹安回忆说：“‘马日事变’，使长沙革命的或比较进步的机关团体概被破坏，我参加工作的三个单位：国民党长沙县党部、省农民协会和长沙中学都是一夜解散。很多同志或被惨杀，或转入地下或离开长沙。组织决定我留长沙不走，与夏明翰、佘书山诸同志转入地下工作。”而徐特立、熊瑾玎等则逃离长沙，转赴武汉。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徐特立、熊瑾玎由李维汉(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与郭亮(笔者按：湖北省委书记，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8年3月29日被敌人杀害于长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临危受命

1927年党中央的“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回到长沙，同湖南省委筹划秋收起义。根据安排，夏明翰负责向湖南各级党组织宣传和组织秋收起义，周竹安负责地下联络工作。同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秋收起义，起义队伍由湖南转向江西井冈山，在那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1月，党中央决定恢复被破坏的湘鄂赣的平江、岳阳等县党组织，派郭亮任湘鄂赣特委书记，到湖南岳阳组织武装起义。据毛泽东秘书李锐在《记郭亮》一文中说，党组织“调了二十多个干部先后在岳阳集合。他化装成农民，到岳阳建立特委的机关。有六个干部先来，住在河街的一个旅馆里。郭亮来后，原来决定一天的下午5点钟到这个旅馆开会。但在开会前半点钟，这六个同志被捕了。8点钟，街头就贴出了‘罪状’;郭亮9点钟上街，看到这六个同志血肉模糊的尸体横在路上。在二十天当中，小小的岳阳城内被捕和遭屠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达三十多人”。

周竹安也是被调干部之一。2月，周竹安接到要他赶赴岳阳的指示，“刚下火车，遇到接头同志，知道岳阳机关已被破坏，当晚即赴汉口仍做联络工作，以刻图章为职业，住在旅馆中”。在这反动派高举屠刀的非常时期，夏明翰再次临危受命，由党中央调到湖北省委。他告别妻子郑家钧和刚出生的女儿，匆匆赶到汉口。在汉口夏明翰曾会见郭亮，并很快就同先期到达的原湖南省委负责人谢觉哉、周竹安及徐特立、熊瑾玎接上了联系。当时，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受“左”倾急躁情绪影响，想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年关”暴动。然而，夏明翰根据自己的实际斗争经验，认为盲目行动不可能会成功，经同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李维汉商量之后，取消了暴动计划。

英勇就义

1927年夏秋之际，武汉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呈现一片白色恐怖。主政湖北的桂系军阀疯狂杀害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省委机关多被破坏，许多同志下落不明，彼此失去联系。面对白色恐怖，夏明翰毫不畏惧，仍奔走于各个秘密机关，机智地摆脱特务的跟踪，积极布置革命工作。一天，为了与谢觉哉、周竹安、徐特立和熊瑾玎研究下一步工作，夏明翰找到了谢觉哉的住所(当时谢觉哉与徐特立在编辑湖北省委《大江》报)。他们一见面，谢觉哉就焦急地问他：“你现在住在哪里?”夏明翰答道：“东方旅舍”，又镇定地补充说：“有一个茶房是裕泰的，他认识我，他说住在他那里只管放心。”其实，夏明翰的住处已成“狼窝”，谢觉哉立即警告他搬离。当时夏明翰正准备从东方旅舍转移，但迟了一步。当晚，夏明翰回住所即被捕。

据《谢觉哉传》记载：“裕泰是省委分设机关，早几天，已被敌人破坏了，明翰不知道。觉哉马上说：‘危险，赶快搬!’夏明翰说：‘是的，我正在计划搬。’他问熊瑾玎、徐特立住在哪里，觉哉告诉了他。翌日，觉哉至瑾玎处等他不见来，第二天又去等，周酉村说：‘今早杀了人，口号喊得很响。’觉哉心里大惊。第三天看报，枪毙了一批共产党员，头一名即夏明翰同志。”周酉村即周竹安。

我们且将历史长镜头闪回到那腥风血雨的岁月，就在夏明翰准备转移时，已叛变的交通员宋若林出卖了他。夏明翰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审讯和酷刑，坚贞不屈，为了保护战友，严守党的机密，抵死不招供。他被捕仅仅两天，1928年3月20日清晨，就被带到汉口余记里刑场执行枪决，牺牲时年仅28岁。临刑前，敌人问他有无遗言，夏明翰毫无惧色，厉声说：“有，给我纸笔来!”当即挥笔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绝笔诗。谢觉哉等见证的“口号喊得很响”，就是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正气凛然的就义诗一经传出，激励了无数的后来人。

夏明翰就义后不久，徐特立经上海去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谢觉哉、周竹安、熊瑾玎被分别调到上海党中央机关。谢觉哉任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主编;熊瑾玎做党中央机关的会计，奉命在福州路开了一家“福兴商号”，实际为政治局所建立的一个开会、办公地点;周竹安调到中央特科，奉命在爱多亚路(今延安路)建立了一家“商号”，他就住在商号负责保卫，这是党中央另一个开会、办公的机关。

缅怀战友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熊瑾玎和周竹安相逢于北京。谢老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熊瑾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周竹安曾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他们战争年代天各一方，后来同在北京，每逢节假日都要走动相聚。

他们每忆及参与湖南建党和在湖北省委共同战斗的往事，不禁感慨万千。对已牺牲的战友，特别是夏明翰的宁死不屈，难以忘却。1953年5月谢老七十华诞之际，熊老作诗一首以贺，诗曰：“马日逃亡志不灰，千辛尝尽亦优哉。同舟共渡洪湖险，有幸来倾上寿杯。政务繁劳身尚健，文章生动意尤赅。十年建设才开始，奋斗还须继续来”。

1959年8月，《革命烈士诗抄》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夏明翰有三首遗诗收入，除脍炙人口的《就义诗》，还有《金鱼》等两首，亦为狱中所作，《金鱼》尤写得动人：“鱼且能自由，人却为囚徒”，读了催人泪下。谢老说夏明翰等烈士之诗：“句句是诗，字字是血。如游龙般天骄，如震雷般响彻”;熊老也作一首七绝，赞扬夏明翰的革命气节：“诗抄连日展晴窗，读罢频添泪万行。粉骨碎身心似铁，反封倒帝笔如枪。”在我的印象中，周老对他的儿孙辈，包括我们这些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小辈经常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其中以夏明翰的英勇事迹讲得最多，以勉励后人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白驹过隙，当年与夏明翰一起战斗过的谢觉哉、徐特立、熊瑾玎、周竹安也已离世多年，但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却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间。

（新湖南客户端综合自网络）

[责编:朱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