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清史稿》，我发现，古代有些官员春节后不仅访贫问苦，而且立春时还扶犁亲耕，更重要的是，其行事比现代人低调得多。

史料载，曾撰写著名的勤政廉政名言“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的高以永，就是清代访贫问苦工作做得比较好的一位知县。清康熙年间，高以永调任内乡县，正值战乱刚过，百姓因躲避战乱，纷纷背井离乡，庄稼荒芜、经济萧条。一上任高以永就深感责任重大，于是首先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知县在任的每个春节前后，他都充分利用“封印”之机“遛”进民间微服私访，寻发展之策、问百姓之苦、解百姓之忧。然而，对这样一位勤政廉政的正县级官员的宣传，却非常吝啬，仅有的“文字报道”也惜墨如金，寥寥几笔。

如果说这位“高县长”是因为天生就缺乏表演细胞，才不愿对外张扬的话，那么史书对古代帝王“扶犁亲耕”的宣传为什么也不抢眼呢？我认为，这说明了古代父母官们意识到了访贫问苦是自己的义务。还以清朝为例，几乎每一位清朝皇帝每年立春日，都要亲自去扶犁和耕种。皇帝亲身“示范”，当然是一种“表演”，其目的就是引导各级官僚机构重视农业、劝民农桑。因此，清代各级地方官员在春节前后都纷纷开展“访贫问苦”、“扶犁亲耕”、“鞭打春牛”等活动，其中也不乏许多官员跟皇帝一样是在作秀。不过，我总觉得古代官员在“秀”重视民生时，还有一丝廉耻之心（哪像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访贫问苦”，不仅报纸上有文、屏幕中有影、广播里有声，而且“秀”前是发通知、打招呼、甚至警车开道，似乎不闹出巨大响动就没达到“重视民生”的效果）。

有人说，古代官员非常低调地进行“访贫问苦”、“扶犁亲耕”等，主要是因为交通闭塞、科技落后、资讯欠发达等造成的，可我总觉得这些只不过是客观因素。虽然我也不敢贸然断定古代官员有多么强烈的“责任意识”、“为民意识”，但从史籍资料中发现，像高以永这样的“县长”以及“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倡导者等，不愿对外张扬自己“访贫问苦”，除了个人有较好修养、较高素质外，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们觉得造成民不聊生是自己失职、工作没做好。所以，他们开展“访贫问苦”等活动，一般都怀有羞愧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