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讲话时指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正像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公开讲话中已经第五次引用孙中山先生“世界潮流”这句名言，而鲜为人知，这句话最初是为近代甘肃名人黄文中一部译著的题词，今年也恰逢题词100周年。

● 黄文中1933年留影

黄文中（1890—1946），字中天，甘肃临洮人。近代陇右著名的民主人士、教育家、书法家、诗人、楹联家，以才名盛于当时，有“陇右才子”之誉。1917年，怀揣救亡图存理想，黄文中典卖房舍赴日留学，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期间，师从著名学者植原悦二郎学习《日本民权发达史》。1920年行将毕业之际，他在老师支持下开始翻译这部著作，“乘暑假之暇，即着手翻译，冀以遍飨我国人”（见黄文中《日本民权发达史》译本自序）。付梓前，孙中山先生有感其民权与历史的主题，欣然写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题词，由此，这句话被誉为孙中山传世名言之一享誉海内外。然而，历来对题词的时间、地点等都众说纷纭，笔者借编纂黄文中年谱之机，考证各方史料，以求最大程度还原其史实。

●商务印书馆出版黄文中《日本民权发达史》译著

一、并非在日本题词

历来谈到这句名言，许多资料都记载是黄文中留学日本期间，面谒中山先生，并得以题词。如林尚斌文章《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华章》写道：“书稿翻译完成后，黄文中便携书稿拜谒了当时也在日本活动的孙中山先生，先生欣然挥毫，慷慨激昂地写下了一幅蜚声寰宇的千古名言”（见《档案》2014年第七期）。再如，张忠诲文章《孙中山著名题辞考辨》，称题词是1918年左右，孙中山“在日本期间为中华革命党人黄文中书写了这个著名的题辞”（见2003年7月1日《北京日报》），幸好黄文中自己在译著序言里说得清楚，“民国九年夏，卒业试竣，乘暑假之暇，即着手翻译”，乃是1920年夏他才着手翻译，又何来孙中山在此前一两年便于日本见到译著。再如，张晓东文章《孙中山为黄文中译书题词》说，“书稿译成后，黄文中携带去面谒当时也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曾抚其肩膀恳切教诲:进取精神可嘉，当致力于中华民权的宣传与建立。并称誉该译著‘对研究日本民权颇有裨益’，欣然命笔”（见2012年1月5日《人民政协报》）。所记甚至连对话细节都有，但不知从何考来，却未标明出处。然令人遗憾的是，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纂的《孙中山年谱》，此前后三四年，也即黄文中留日的1917-1920年，孙中山并不在日本。陈鹏仁先生《孙中山在日本》一文更详细记到，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由东京回国，直到1924年11月23日北上天津受阻，才绕道日本，于30日匆匆又离开。可知，二人不可能在日本见面，更遑论题词。

● 译著扉页为孙中山先生题词

二、题词的地点和细节

在相关文章中，都提到类似前述张晓东一文中，孙中山会见黄文中并加以勉励的细节。从目前资料可见，较早记录也较为权威的，是临洮县退休教师韩达的文章《黄中天先生奇闻趣事缀辑》写着：“书稿完成后谨呈孙中山先生审阅并面谒赐教。中山先生曾抚其肩膀恳切教诲：进取精神可嘉，当致力于中华民权的宣传与建立。称誉该遗著‘对研究日本民权颇有裨益’，并欣然挥毫在该书稿上题词曰……在这幅题词的右侧，原有黄文中写的‘总理为拙译《日本民权发达史》题词’小字一行，字迹隽秀，相映生辉”（见《黄文中楹联诗文书法珍存》第158页）。韩达系黄文中侄女黄国珍之子，所记较为可信。然而遗憾文中未详细说明会面的地点及时间。2017年2月19日，笔者因编纂《黄文中楹联纪年》之须，请黄文中之女黄国梅女史亲自询问韩达先生，韩先生说他曾听黄文中老邻居、民国省教育厅科长苏珍说，是黄文中自己讲过，孙中山题字一事在1920年岁末其回国以后，但二人曾否见面，已不确定。此外，兰州大学教授柯杨少时曾与黄文中比邻而居（黄文中与苏珍，均租住其父柯与参宅院），他也回忆说，曾亲眼见到黄文中逝世前几年，孙中山题词的锌版就摆在其书桌之上，“文中先生的写字台上，总立着一个小镜框，其中就夹着孙中山先生早先题赠给他的那段名言。有时他坐在书桌前，凝视着这个镜框出神，偶尔也会来一声长叹”（见柯杨《洮阳名士 陇上奇才》）。黄文中的学生何天祥也回忆，黄文中身前曾在课堂上讲过题词的经历：“黄老师对这本书和这个题词，不无自豪。还特别说起，孙中山的这几句话，是专门为他的这本译作题写的”（见何天祥《一点钩沉线索》，1995年4月20日《兰州日报》），亲属、邻居、学生都曾听当事人讲过这段经历，可见，孙中山确为黄文中题过词，但又不能确定，二人是否见过面，而流传多处的“对研究日本民权颇有裨益”等赞语又从何而来？仍待进一步考证。

从黄文中同学张勘为其译著所作序言可知，1920年秋，黄文中尚在日本；且黄文中自序写道：“初译时，即在海外函商同意由世界丛书社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译毕，即将译稿并原本邮寄该社，该社转托戴季陶君审查”。可知，此书成稿最先是邮寄国内，联系出版，此时孙中山应也未见到书稿。后来，黄文中请在日留学相识的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江庸作序时提到：“庚申冬，陇右黄君文中，自日本明治大学卒业，归至京师，以其所译日其民权发达史，匄余为序”，可知黄文中是1920年入冬之际带着书稿回国，并到过北京，；而在存世他于北京自制的镇尺题字落款（“民国十年一月”、“中天自制于北京”）可知，至少1921年1月，他仍在北京逗留。而其亲属、学生所述，黄文中也正是这段时间请中山先生为其题词。然而据《孙中山年谱》，1920年11月25日前中山先生在上海，后就一直广州，那个时间并未到过北京。

黄文中既想请中山先生题词，为何先要去他不在的北京？从自序可知，黄文中是去联系世界丛书审查委员会，询问正在审查的书稿，毕竟只有审查通过，才有付梓希望，否则题词也无意义。这一点，在一年后他写给世界丛书审查委员胡适的信中也说明：“文中去年在东京翻译之《日本民权发达史》早经邮寄贵社。贵社托戴季陶先生审查，时逾一年之久，已否审查完竣，盼望殊殷。”（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八册)。11920年，胡适、蒋梦麟等发起“世界丛书”编纂计划，当年3月26日，胡适在《北京大学日刊》登出他手订的《世界丛书条例》，其中写道：“本丛书的目的在于输入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关系的学术思想，先从译书下手，若某项学术无适当的书可译，则延聘专门学者另编专书”“本丛书无编辑部，只设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后，亦可作为丛书之一部”“本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发行，现已委托国立北京大学蔡孑民、蒋梦麟、陶孟和、胡适之诸先生组织本丛书审查委员会”“国内外学者有愿担任编译者，望将所愿编译之书名或已成稿件寄交北京大学第一院胡适之先生,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转交，以便通函接洽”（见胡适史料拾遗（中），《历史档案》2005年第一期）。可知，黄文中即是得知此讯而积极投稿，先按照《条例》要求“通函接洽”，此后放心不下的他，归国后又赴京拜访审查委员会当面协调。而世界丛书委员会当时是委托有留日经历的戴季陶代为审查，但后来却未见戴之回复，并且当时委员会已联系商务印书馆同意出版，且已经排版，还给黄文中都支付了四百元稿费，但因“政治审查”等原因（如一些文章所题，是因为一些敏感内容涉及当时时政，出版多有不便），一直未等到正式出版，不能久等的黄文中，1921年初才遗憾返乡。

黄、孙二人当时在不同地方，但确在这个时间段完成了题词，笔者做了两种推测。第一种是，1920年冬黄文中归来时，先到上海，在面谒孙中山后又转去北京联系审查等事，可江庸在序言又写是“（黄文中）卒业，归至京师”，大抵从日本乘船从天津港到岸、再到北京的可能性更大，而他归国后赶到北京，就是冲着“世界丛书”而来，目的性很强，先到上海的可行性不是很大。且戴季陶此时正在上海，但从他给胡适的信中得“此刻戴先生如果审查完竣甚好，倘不暇顾及，何妨另请一人审查，俾早日出版”（见《他人致胡适信》），可见知他也未联系上戴季陶，进一步证实，他或未去过上海。第二种可能，就是黄文中在北京逗留无果后，启程再拜谒中山先生（此时孙已到广州），然后请孙题词后返回甘肃，可黄文中大费周折从北京转到广州、再从广州返回甘肃，对一个刚归国的毕业生来说，这样绕一大圈只为请求题字的行程也不太可行。而在当时来看，此书尚处在能不能出版的审查之中，黄文中再大费周折，事先或事后去趟上海、广州请人题词（且能不能给他题词也是未知数），时间、动因、行程各方面似都不成立。

那题词从何而来？笔者在《孙中山全集》中发现了一点线索，或许黄文中是去信求字，流传所谓孙中山赞许的那几句话，正是回信。《孙中山全集》记载，黄文中回国前夕，1920年9月9日，孙中山复信甘肃留日同乡会，谈了些时局看法，最后提到“诸君今尚为纯洁之学子，甚愿一本进取之精神，行高超之理想，课余之暇，于革命一途，深加研究，庶国家之新机不绝也。倘有所见，不吝笔札，愿共商焉”（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321至322页）。值得一提的是，黄文中正是甘肃留日学生同乡会的理事，五四运动后，他与同学陈春基等组织留日学生同乡会，发起反袁活动，驱赶驻日公使陆宗舆归国，此时政治热情高涨，很有可能就参与了这封写给孙中山的信。也正因这次通信，他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并在完成译著后，想到先生信中“倘有所见，不吝笔札”的嘱咐，寄信给孙中山请求题字。综上考虑，更为合理的可能是，孙中山是在1920年底至1921年初，应黄文中来信所请，为其题字。此时，黎元洪也寓居天津（见《寓居天津时期的黎元洪》，2014年11月17日《天津日报》），黄文中一并请这两位民国政要为其题词勉励。

● 1922年黄文中致胡适信

三、与海宁潮无关

谈到浩浩荡荡的潮流，很容易想到海宁观潮。果不其然，也有不少资料记载，这句名言最初是在1916年孙中山赴海宁观潮后所写。如《孙中山人生箴言》一书所载，“关于这一题词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但主要有两种。主流的看法认为，题词与孙中山1916年海宁观潮有关。当年9月15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及张人杰、朱执信等人专程从上海到浙江海宁盐官观潮。面对奔腾而来的钱塘潮，孙中山深有感触地留下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名句。孙中山在观潮后，又在多种场合下讲到‘革命者必须应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样类似的话语。”该书编者也指出，另一种来源即是孙中山为黄文中译著题词，但他倾向于海宁观潮为主要来源。然而，这些记录只是停留在“望文生义”的阶段，却未提供可靠的证据

据《海宁市志》记载，1916年9月15日孙中山的确到过海宁观潮，之后回上海，却只写了“猛进如潮”四字。徐建明《孙中山海宁观潮琐忆》等文章都详细记道，孙中山此行观潮是好友许行彬盛情邀请而来，观潮后他转赠许行彬“‘猛进如潮’条幅，字体为十二公分的榜书”（见2010年8月9日《联谊报》）。浙江当地媒体《南湖晚报》等也做过详细报道，其题字解放初仍在，1995年海宁市委将‘敬业奉献，猛进如潮’确定为海宁精神，激励海宁人民奋发向上，不断进取”。为何这四字百年以来流传有序，还被写入“海宁精神”，而相反，更有名的“世界潮流”一句，如是同时所写，海宁方面却未见流传、也未曾关注，只说明孙中山当时确未在海宁写过“世界潮流”那句话。显然，白纸铅字印在黄文中译著上的题词更为可信。

● 黄文中为杭州西湖天下景题匾

四、题词的去向与出版

谈及这个珍贵的题词，也颇为波折。孙中山题词原稿在黄文中交由世界丛书委员会后便不知去向，黄家后来保存的，只是商务印书馆最初排版用的锌版。黄文中女儿黄国梅女史所述，锌版一直保存家中，后来在“文革”时连同黄文中书稿等遗物一起焚毁。因黄文中回乡后曾去信向胡适询问出版进展，后来也有人说，“不知怎么搞的，这个题字却到了胡适手里”（见田世英《一桩未了的公案》）。

黄文中与胡适如何联系？1921年10月28日，等候丛书社消息一年无果的黄文中，向商务印书馆编辑李石岑寄去一封信，请他转寄丛书审查委员胡适。后李石岑将信转予胡适，全信如右：

“世界丛书社审查委员胡适之大鉴：文中去年在东京翻译之《日本民权发达史》早经邮寄贵社。贵社托戴季陶先生审查，时逾一年之久，已否审查完竣，盼望殊殷。文中前在都门，收贵社交给稿费洋四百元，虽托津浦铁路局友人赵仲育先生就近代办未完手续，迄未奉到贵社具体回示。此刻戴先生如果审查完竣甚好，倘不暇顾及，何妨另请一人审查，俾早日出版。因原著者及友人纷纷函索译本，愧无应命，特此函询。鹄侯回音，并颂撰祺。黄文中鞠躬，自甘肃教育厅。十月，廿八日”（见《他人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八册第153至154页”）。

此信只是证明，胡适曾参与过黄文中译著的审查，或其间见过孙中山题词，题字原稿究竟在何处，至今已无处可查，是否被胡适占为己有，也无确切证据。倒可以肯定的是，黄文中给胡适去信，也没有收到满意的回复。更为沮丧的是，他一等三年无果后，书稿竟被世界丛书委员会或商务印书馆遗失。

1924年9月，等候无望的黄文中竟然决定重新翻译此书，他说“去岁九月，余于甘肃省署公余之暇，又开始修改重译，预计年终，即可蕆事……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五日”（见黄文中译本自序）。然而好事多磨，两个月后，他因敢于直言，抨击当时甘肃军阀，受到暗害险些丧命，二次重译的书稿也一并遭到洗劫，如他自己回忆“拙译第九章至第十三章一册，甫经译完，即被暴徒并皮包劫去，较诸李涉之遇盗求诗，欿然奚似！岂介绍民权学说，亦必以碧血换来乎？”（见黄文中译本自序）。养病在床三个多月，等身体恢复之时，当年一心追随，为他题字鼓励的中山先生已溘然长逝。1925年3月中旬，伤病刚好的他参加了在兰州举行的悼念孙中山活动，“革命尚未成功”，他遂以“临洮再来人黄文中”自称（见黄文中所题楹联落款）。他又下定决心，三译其稿，终于几经周折，到1925年6月完成，他又直接联系商务印书馆，1926年6月，商务印书馆将此译本纳入“历史丛书”正式出版。此书及孙中山题词也自此广为流传。

黄文中在书中阐明自己“译书之希望”，他说“惟是我国民不甘自处于弱昧乱亡之地……愿我国民取日人之所长，益自己之所短，具绝大之决心，以百折不回之精神，与‘自由敌’‘恶势力’奋斗，扩张自己之生活范围，增高国家之地位耳”。他的坚持也得到更广泛的呼应。此书出版后即受到欢迎，1927年7月的《小说月报》及12月的《晨报》都曾刊载广告予以推介，1927年10月，民国甘肃省政府也对黄文中翻译之举进行嘉奖：“褒奖省立第一中学训育主任黄文中，以其所翻译之《日本民权发达史》简明透彻，堪供中等以上学校教授东洋史参考之用。奖金二百元及奖状随令附发”（见《省府公报》1927年10月14期）。后来的1929年1月、1933年10月，该书又两度再版，存世至今，共三个版本。

在1929年再版时，商务印书馆评价这部书说：“凡日本维新进取之要旨，宪政发达之精神，民权运动之经过，皆毕具无遗。黄君译笔简拔，词旨透辟，且加以案语，解释奥义，洵足为立宪国家之盛准，法治人民之彝鉴”。时光亦如潮水，距离孙中山先生题词已整整过去一百年。百年中国，风起云涌，潮流澎湃，这句名言，也承载着它的历史光芒，在今天仍然焕发着时代气息。

● 王家安著《黄文中楹联纪年》

作者王家安，系甘肃省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此文原载2021年10月14日《团结报》，刊发时略有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