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我们所有人的孔老师》作者：两幅照片

我们常说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

历史上推崇孔子“为师之道”的人，不在少数，而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为孔子著书立传，还专门写了一篇《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子的学生们，这足以说明，“孔子学生”这个群体的优秀。通过司马迁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孔门弟子人才辈出，各领风骚。有人从政，当上了高官；有人经商，发了大财；有人治学，成了名闻诸侯的大学者乃至帝王师。正因为培养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弟子，所以孔子才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

杨照先生在《论语：所有人的孔老师》这本书中也提到：读《论语》，一定要记得孔子最特殊之处，他是个老师，最早的老师，很可能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老师；他一生最重要的身份，也就是老师，相应地，他一生最重要的事迹，也都跟老师这个身份有关，跟他的弟子们有关。

这一期的共读，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孔子与弟子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

周代社会原本是建立在亲族关系的基础上，亲族远近决定着人际亲疏。所以，那时候的血缘关系非常非常地重要。和你血缘越近的人，和你就越亲近，对你帮助也越大，在你生命中也显得越重要。所以，那时候的人们非常重视血缘，生命里的重要事件，也往往发生在和这些血缘亲近者之间。孔子却不是如此。他生命中最关键、最值得存记的故事，都发生在师生之间，子路、颜渊、冉有、子贡这些弟子跟他的关系，远比儿子孔鲤跟他要亲近、重要得多。他对弟子的爱，有时候甚至远超儿子。

但是颜渊死后，孔子却在颜渊的葬礼问题上十分不配合。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颜渊死了之后，孔子的门人，包括颜渊的父亲颜路在内，打算将颜渊厚葬。我们知道，周代非常重视礼，不同身份的人，婚丧嫁娶都要依照身份地位的高低，行使对应的礼节。但是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巨变，原有的社会阶层逐步被打破，僭越之事时常发生。颜渊的父亲与同学出于爱戴，希望给颜渊超过礼仪身份的葬礼。但是孔子非常反对这样的做法，《论语》中就有好几处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一次是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用孔子的车装颜渊的棺材下葬。孔子没有答应，他说：“你有你的儿子，我也有我的儿子，虽然在才能上，我的儿子孔鲤无法跟你的儿子颜渊相提并论，但孔鲤去世下葬时，只有棺没有椁，如果把我的车给颜渊当椁陪葬，我就得步行出门了，因为我也算有大夫的身份，按照礼仪，出门不能没有车而自己步行。”

另一种处记载是说，虽然孔子反对，但门人们还是将颜渊厚葬了。孔子就很伤心，感叹道：“颜渊把我当成父亲一样，可是我却无法把他当作儿子。葬礼这样的事不是我决定的，是你们那几个人啊！”

这就很奇怪了，不是说孔子很爱弟子们嘛！不是说颜渊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嘛！那为什么这两处记载中，孔子看起来很刻薄呢？你看他，为了自己出门有车，就不愿意将车借给颜路，也让颜渊无法享受椁的待遇。在颜渊越礼厚葬之后，他还第一时间撇清关系。种种表现，我们似乎都不太能理解，还觉得孔子是个没同情心的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对此，杨照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从文本出发，来理解和看待孔子的言行。

孔子的儿子孔鲤比颜渊还早两年去世，但遍寻文献，我们都找不到孔鲤死时，孔子如何反应的记录，但颜渊去世，《论语》却记载了孔子好几处事迹。甚至有一处直接写道“颜渊死，子哭之恸”。很显然，孔鲤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及颜渊，甚至也不及许多其他弟子。可既然如此重视颜渊，孔子为什么还不愿意借车子给颜渊下葬用呢？

这是因为，孔子是一位老师，是一位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的老师。在他看来，让颜渊以不逾礼、不违规的方式安葬，才是对颜渊最大的尊重和爱戴。作为对自己知识吸收和体悟地最好的学生，孔子相信，这也是颜渊自己的意愿。

所以，在第一处论述中，孔子用“自己大夫身份不可步行”提醒颜路，什么身份的人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用儿子孔鲤提醒颜路，我们都爱自己的儿子，但我没有用逾礼的方式厚葬我的儿子，所以，就算我再爱颜渊，我都还是无法同意用逾礼的方式厚葬他。

但孔子毕竟不是颜渊的父亲，只是老师，在封建身份体系中，没有老师这个身份。颜渊葬礼如何办，还是由他的父亲颜路来决定，孔子也无法逾礼去决定、去主持颜渊的葬礼。他痛心于给了颜渊这样于礼不合的厚葬，所以痛心疾首地与这件事划清界限。那句“颜渊把我当成父亲一样，可是我却无法把他当作儿子”，也让我们看到孔子这位师者的伟大之处，他真正将弟子当作至亲来对待和珍视，单单这一点，就值得今天所有的老师学习。

师如父，生如子，这种超越了血缘，但比血缘更加亲近的师生关系，让孔子和学生们共同度过了人生里无数难忘的时刻。他们周游列国，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弟子，一下到这里，一下到那里，要找能够用他们、让他们发挥所长的国君。可以想象，在那个交通不发达、治安也不好、社会还十分动荡的时期，这么一大队人的生活，充满不确定的风险，下一站要往哪里去，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有权者资助下一顿饭，也不知道。他们甚至在路上遇到流氓围攻，也曾到了几乎就要饿死的绝境。这是一种极端的生活，也必然培养出一种特殊的、浓烈的革命共患难情感。这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伟大情谊，也是我们今天应该铭记和学习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