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一跃成为一个从地方诸侯横扫六合统一天下的帝国，与商鞅变法有直接关系，变法改革大大提高了秦国的生产力和战争能动性，这是秦国战胜其他国家的法宝。

然而在变法之前的秦国着实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秦孝公在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左右摇摆举棋不定，而最终在商鞅、甘龙、杜挚三位秦国大佬的一次唇枪舌战中，商鞅以碾压之势击溃了其他两位秦国大夫，终于让秦孝公下定决心推行变法改革。

在这次内部会议上，秦孝公首先表达了对改革的担忧，他担心自己的改革措施会遭到国人的非议和反对而导致改革失败。商鞅则劝诫说事不宜迟，如果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起到成效。世间那些高明之人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有独到见解的人也总是遭平常人耻笑，所以愚笨之人就算办成了事他们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大智慧的人在事情刚有端倪之前就能先预测到。

商鞅又说平民百姓是不能与他们讨论开拓创新的，只能和他们一起庆祝事业的成功。郭偃的书上曾经说过，讲究崇高道德之人不去符合世俗偏见，成大事者不去同一般人商量对策。法度是用来保护人民的，礼制是方便办理事情的，圣明之人治理国家，只要能让国家富强，就不一定沿用旧有的法度，只要能让人民得到益处，就不一定遵循过去的礼制。

此时甘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古代圣明的人是不会去改变习俗和法度来治理国家和教化人民的，人民已经习惯了旧有的制度，这样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丰功伟业。如果秦国不遵循旧有的法制，改动礼制来教化百姓，那么恐怕天下人就要开始非议国君您了。

听完这话商鞅直接斥责甘龙说，您说的这些话都是社会上那些俗人所说的话，读死书的人只会局限于他们所听说过的事情，只会守旧的人只能让他们守法，但是不能与他们探讨改革变法的事情。夏、商、周三朝的礼制不同但是都能够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的法制各不相同却均能称霸诸侯，所以说智者创制法度，愚者只能被法度约束，而受到旧制制约的人是不能够和他商讨国家大事的。

见甘龙被商鞅压制秦孝公的态度向改革派倾斜，杜挚又赶紧出来帮腔，说自己曾经听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工具”，效法古代的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有的礼制也不会有什么偏差，还请国君对改革之事慎重考虑。杜挚的意思很明显，守旧也许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也没有什么坏处，而改革可能会有很大风险，甚至是得不偿失。

商鞅回应说以前的朝代制度都各不相同，如果说效仿古法我们是效仿哪一个才对？从上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到周文王、武王的时代，这些圣君都是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所以制定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不管是社会的制度还是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以方便和实用为准。

所以说治理国家不一定要坚持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武王称王于天下并非是因为他们遵循古制才兴旺的，夏商两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了旧有的制度而覆灭的。那么既然如此，违反旧有法度的人不一定就要受到谴责，而因循守旧之人不一定值得肯定褒扬，所以国君对变法之事就不应该再存有迟疑了。

至此秦孝公终于是拿定了主意，他说从偏僻之地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情正是聪明人所悲哀的事情，狂妄之人所高兴的事情正是有才能之人所担忧的。所以他以后不会再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不再因它们而感到疑惑，这才有了后来商鞅变法强秦横扫六国之事。

借史观今，有人说今天中国的成功是因为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其他国家则是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但我认为这只是一方面，今天中国取得的成就应该归功于敢于改革的决心，当我们发现计划经济不能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时候，中国敢于改革开放主动拥抱市场经济，而当我们发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造成极大的贫富差距时，中国又敢于第一个主动作出调整要求“共同富裕”。

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的衰落正是因为他们开始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到问题出现时为了自身利益不愿改革。美国宪法已经快300年的时间，许多规定早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譬如宪法第二修正案所保护的持枪权已经成为今天美国枪支暴力的免死金牌，美国宪法所提倡的言论和宗教自由使得其国内阴谋论四起、邪教丛生，造成社会严重的撕裂。这些问题都已经让人民苦不堪言甚至强烈要求改革了，但美国执政者对此充耳不闻仿佛如大清一般讲究“祖宗之法不可轻废”，这样的国家岂有不衰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