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的道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其内容博大精深，但其要旨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为承认：

其中，孟子自认为是孔子的私塾弟子，间接地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衣钵。他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学生的学生，所谓“受业于子思门人”是也。但由于他的成绩突出，发扬光大了孔子学说，故被后人尊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

（孟母三迁）

孟子全面地继承了孔子的思想理论，并有所发展。如孔子须臾不离仁，而孟子则常常“仁义”并重。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仁是人类最安宁的住宅；义是人间最正确的道路。孔子说“杀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而取义”。孔子也曾提到“义”，但并未重视。到了孟子则把“义”提到了与“仁”相并列的地位，从此，“仁义”相连，成为孔孟之道的精粹。

在做人方面，孟子提出了性善说，认为人天生具有“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即每个人都有善性，都有可能成为仁者、圣者。“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 》）人之所以为恶，除了环境的影响外，主要是由于人自身自暴自弃不肯努力造成的。因而人应充分利用自己的“良知”“良能”，培养起自己的“浩然正气。”这种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天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自已解释浩然正气是一种能量，最伟大，最刚强，用正义去培养而不加以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了。

前面我有一篇文章——《红尘世界，为什么偏偏中国人爱讲“义”》，里面提到的文天祥、谭嗣同等人，就是具有这种浩然正气的人。孟子称这种人为“大丈夫”。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认为人应该居住在天下最广阔的住宅“仁”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中庸”位置，行走在天下正义的大道上。实现志愿时，就和人民一起沿着大道前进；不得志时，也独自坚守自己的做人原则。拥有富贵心志也不放纵，身处贫贱志向也不改变，面对威势武力也不卑躬屈节。这就是大丈夫。

可见，孟子的“大丈夫”比孔子的“仁者”，多了些刚气，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姓“善”。

在政治上，孟子因袭了孔子的“仁政”学说，提倡“王道”。所谓“王道”就是要求当时的统治者效法历史上圣明的先王，不要为了争城占地去发动不义的战争，那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一个个人间悲剧。孟子沉痛而愤怒地指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因而他要求对那些好战者绳之以法，“善战者服上刑。”同时孟子也向那些统治者指明了夺取天下的正确道路，那就是要想方设法获得民众的支持，赢得民心。他以商汤、文武称王天下为例，说明了仁者爱人，人亦拥之的辩证道理。他说“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滕文公下》）。由此他得出了“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的结论。（《孟子·离娄上》）。因而他要求，政权必须掌握在仁者手里，否则国家就会有危难。

他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国家必须由仁者管理。如果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民众。结果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在上的没有道德规范，在下的没有法律准则，朝廷不相信道义，工匠不相信尺度，官吏触犯义理，百姓触犯刑律，国家还能生存的，那真是侥幸了。孟子这段话太深刻了，他揭示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规律。美国与我们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信仰也不同，但它对国家领导人的道德却有着极高的要求，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就在这里。

在政治实践中，孟子认为必须要把民众放在第一位。他说过一句名言，叫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句话的价值就在于他说出了政治的本质。后来的李世民、毛泽东对此都有深刻的理解，李世民说“船能载舟，亦能覆舟。”毛泽东则说：“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可见真理的不易性。因而孟子主张要关爱百姓。首先要让他们有一定的固定资产，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在此基础上兴办教育，让人们知书达理。人人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就是一个心怀“仁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孟子的政治理想。

中国说——四个字，教你读懂孔孟之道（孔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