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张远《鬼子来了》部电影震惊了世界电影界。
在第53届戛纳电影节上，这部电影一举获得评审团大奖，受到好评。
至今，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在将近50万人看过的情况下仍高达9.3分，稳居TOP250之列。片中，黑白色调的凌厉影像犹如一把刺刀扎进历史的深处，拷问着中国人的民族性。
2002年4月27日，《鬼子来了》正式在日本公映。在这之前，日本五大暴力集团曾发传真到发行公司，说本片如果在日放映的话，电影中出现的日方演员的安全将不被保证。
果不其然，很多日本影院在放映之后出现了混乱不堪的场面。
而人们不知道的是，早在四十年前，即1961年，有一部日本电影早已将镜头对准了日本自身的民族性，并对其进行了辛辣赤裸的描写。
《饲育》
本片改编自大江健三郎的同名短篇小说，由大岛渚执导。
影片讲述了二战尾声时期，一个落后日本村落的村民抓获了坠机幸存的美裔黑人士兵，却因为政府含糊的命令被迫“饲养”起这个黑人的故事。
怎么样，是不是有《鬼子来了》那味儿了？
看内容说《饲育》是日本版的《鬼子来了》再合适不过，
但看创作背景，似乎又并不十分贴切，因为《饲育》完成在前，但知名度在中国却相对却小了很多，豆瓣上只有三百多人标记了看过。
并且，《饲育》的豆瓣评分仅有7.7分，这个分数相比于其质量可以说是相当低了，毕竟无论是原著作者大江健三郎还是导演大岛渚都是业内的顶尖高手。
至于为什么被“低估”，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饲育》没有《鬼子来了》那么“好看”。
说人话就是，它的理解难度更高，加上年代久远，一般的观众接触不到。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部名副其实的冷门佳片。
1、
2012年，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曾专门撰文推荐过一位作家：“他是那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作家，他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和现实性。”
莫言推荐的这位作家就是大江健三郎。
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继1968年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日本作家。
在大江的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便是反战。
在日本的反战文学中，被浓墨渲染的战争对象往往是英美，背景也大多以太平洋战场为中心。其中，关于中国的描写简直可以说少之又少。武田泰淳的《审判》、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等作品是少数把侵华战争作为主题或背景的小说。
除此之外，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日本的反战文学常常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以此来强调战争的残酷，几乎不会反思他们作为侵略者对于战争应当担负的责任和反思。
而大江不粉饰太平，不逃避责任，而是选择直面自身民族性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日本所犯下的罪过。
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明确表示，二战时日本侵略了亚洲各国，他“对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惨绝人寰行为感到痛心，应予赔偿”。
围绕这个主题，大江创作了《广岛札记》《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等作品。
他的短篇小说《饲育》以少年视野中的暴力和死亡来反思二战中日本所表现出的极端国家主义，获得了日本文学界声誉最高的芥川文学奖。
2、
1945 年初夏，太平洋战争末期，一架美国轰炸机坠落山中，一个黑人士兵跳伞逃脱，没成想却被村民们设下的陷阱抓住了。
和《鬼子来了》里村民们被动接受小日本子不同，这里的村民却是主动逮住黑人的。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在山里追了一天才追到的”。
至于为啥追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交给公家之后换点大好处。
而且，村长也说了，黑人同志要留下来，还不能给弄死了，不然上头要处罚的。
好嘛，那就养着嘛。
一开始，黑人的处境极其凄惨，被捆在一个废弃的房子里，被兽夹夹住的脚已经开始腐烂生蛆，半个身子都开始生疮。
从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待俘虏的方式，我们就已经能看出两个民族性格的不同了。
《鬼子来了》中，中国农民自己过得紧巴巴，也还要让俘虏们吃香的喝辣的，大棉被裹着，饺子吃着，除了行动不便，看上去简直是在旅游享福。
而《饲育》中呢，这个日本村落的村民们，丝毫不管黑人是死是活，死了最好。
还是村里的那些孩子们，拉着村长站在黑人所在房屋的窗子前，让村长允许他们把兽夹取下，稍微减轻一下黑人的痛苦。
也是这些孩子，平日里偷偷给黑人送吃的，给他喝羊奶，等他伤好了带他到处溜达。
但很快，「闯入者」模式点燃（本民族）内部盘根错节的矛盾，人性之丑陋自私自古无新事。
自从黑人来到这个村落，即使他什么都没做，但还是逐渐成为了“众矢之的”。
村里常常没吃的，村民们就会偷偷指使自家孩子到村长地里偷东西，而且还不是偷一两个，是“干脆都拿了”。
除了村长家，这些小孩还会无差别偷盗，哪家有好吃的，他们的小手就伸到哪家的锅里。
这不，有一次被人抓个正着。
原本说教育教育熊孩子，让家长道歉赔偿就完事了，但事情的走向逐渐开始不对劲了。村民们为了不伤和气，把矛头指向了黑人：“都是黑人偷吃，我们跟上面说，让上面给我们赔偿。”
好家伙，黑人哥们真惨，身负重伤不说，还无辜躺枪。
接下来，黑人更是接连中枪。
村长和自己儿媳妇乱伦被发现，是黑人的错。
村长侄女和一男的一夜情，黑人的错。
一小男孩的哥哥离家出走了，黑人的错。
村民逼迫黑人打一个犯错的男孩，黑人不愿意，扭打之中孩子摔下了陡坡，村民们又说“早杀了黑人就没有这些事了”。
一个去参军的男人战死在冲绳岛，他妈痛哭流涕：“我儿子战死沙场，就是因为你们太过关心黑人了。”
……
我的天呐，这真的是横空飞来无数口大锅，这黑人兄弟不死也得死啊。
果然，最后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村长拿着大砍刀把黑人砍死了，一群人挖了个坑把他埋了。
直到这个时候，一个大婶还在说什么“别埋俺地里，太晦气了”。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村子的农民充满着一种小农心态和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意识。
《饲育》根本上完全属于东方文化内部的回应，与种族或民族意识无关，境外的政权更迭对这里没有任何冲击，它不过是封闭人类学空间内的暴力结构主义。
而这种暴力结构主义中，又分为四种群体——美国战俘（“黑人”）、中老年、青（少）年和孩童。
黑人是被施虐的对象，而剩下的三个群体对黑人的态度也非常不同。
其中，中老年群体内部非常混乱，乱伦、强奸、偷盗，他们是主要的施虐者。
而青少年则处在一个摇摆的态度中。
只有孩童，天真的善良的孩子们，不顺从大人们的谎言，他们知道黑人并没有错，他们甚至一度想帮助黑人逃跑。
在大人们埋葬黑人之后，孩子们在埋尸的对面燃起了一堆篝火。
《饲育》中这些场景实际暗喻的是日本民族性中的愚昧、无能、自欺欺人，以及自私自利和懒惰无知。
村民们对村长一家言听计从，对他们的丑事视而不见，只为了苟且投身。他们互相偷窃，欺负弱小，最后却把罪责都推到弱小者和无辜者身上。
为了掩盖各自的丑恶行径，“闯入者”黑人就成了最高的替罪羊。
在所有人里，只有孩子们用纯澈的眼神，看出了大人们的肮脏和无耻。
这些孩子，简直就是出生于出生于战争年代的包括大岛渚在内的新浪潮旗手们的缩影。他们不信任政府，不信任权威，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切身体会。而长大以后，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改变着体制，积极与政府做着斗争。
黑人身上所投射的，是人性中的恶。
被饲育的，也是人性中的恶。
除了主题，《饲育》的摄影也相当优秀。
从室内低机位平移长镜头，到室外俯视、仰视长镜头，片中镜头的转变是与村民们的愚昧心理相契合的。
如那个众人撒土掩埋黑人的段落中，镜头高高俯视，犹如今村昌平的《诸神的欲望》，隐喻着对村民的人性、日本人的民族性进行着审视和批判，犹如一首现代史诗。
3、
大岛渚，一位被称为“鬼才”的“战后派新人导演”。
戈达尔曾在《电影史》中表达了对其的深切敬意：“能够代表日本电影的导演，只有沟口健二、小津安二郎、敕使河原宏和大岛渚四人。”
与大江一样，大岛渚始终屹立在时代的前沿，关注和思考着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拷问着所有日本人的道德良心，反传统、反体制。
1960年，他执导的《青春残酷物语》把性、暴力与政治掺合在一起，讲述了两个当代日本青年的爱情，此片被视为日本新浪潮的开端。
《少年》揭示了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和政治存在的种种弊端，真诚同情底层民众。
《天草四郎时贞》以日本农民起义领袖天草四郎为主角，讴歌了民众反抗压迫的举动。
《战场上的快乐圣诞》讲述了日本人的集体疯狂。
1960 年 10 月 9 日公映的《日本的夜与雾》，全片只有43个镜头，大岛将自己青春时代参加学生组织的经历，与当下日本社会现实的“安保”政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饲育》作为大岛渚离开松竹拍摄的第一部作品，创造性地将捕获美国黑人兵的小村子描绘成正面凝视战时国民状态的微缩版大日本帝国。
在该片中，大岛渚比大江更加辛辣地批判了日本民众对于战争态度的“战争无责论”意识，毫不留情地追究着日本全体国民应该承担的“无意识犯罪”的道义责任。
那个山间的小村落隐喻着日本帝国的雏形，这一次，日本人不再是以受害者的形象出现。
它犹如一面镜子，揭露着日本社会之下被隐藏的丑闻，并将之置于银幕之上进行审问。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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