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上海外滩。
一个20多岁的青年穿着蓝色竹袍,披着分头在码头旁焦急地漫步。
最近接二连三的打击,使他看起来瘦弱悒郁。
刚刚接到出版社编辑朋友的通知,自己没有通过教科书插画的工作。
这样一来,他欠了四天房钱的旅馆也不许他继续住宿,马上就要露宿街头了。
他接着回想起,之前的一年里,父亲、发妻、幼子接连离开人世。
他的情绪逐渐激动起来,缓慢地朝着江心走去。
“书呆子!你想干什么?”
青年回头一看,是他的编辑朋友,禁不住掉下泪来。
他们俩抱头痛哭,招引好些人围着看。
“我无颜回去见江东父老啊!”
“没事的,有我在。
我找你好久了,回去吧。”
编辑朋友的人缘不错,跟一个房间的同事商量,把房间暂时让给了青年。
二人同吃同睡,有了朋友的陪伴,青年的情绪一天天平稳下来。
无尽痛苦之后,青年把自己的原名徐寿康改为徐悲鸿,浪漫地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悲哀的孤雁,决心要穿越茫茫长空。
徐悲鸿打心眼里感激朋友,从小的传统教育教会了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他坚定了自己的美术志向,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报答朋友。
常听老人讲:
“一个人心里能记得别人多少恩情,命中就会有多大的福报。”
现在的我们当然知道,徐悲鸿早已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绕不开的存在。
却少有人知,他作为美术大师的背后,还有一颗懂得感恩的美丽心灵。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编辑朋友午饭带徐悲鸿去单位食堂解决,早点和晚饭,每天给他一角钱。
日子虽然艰苦,两人也挺了过来。
后来当徐悲鸿给一个宜兴同乡送画时,结识了吴兴书画收藏家黄震之。
黄震之欣赏徐悲鸿的才华,相信假以时日悲鸿一定可以像鸿雁一样翱翔长空。
黄震之在了解到徐悲鸿尚无工作室可以作画后,当即把自己的一间棋牌室借给他栖身作画。
这对徐悲鸿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让他感受到了刺骨寒冷中的温暖。
巧的是,当徐悲鸿走投无路之时,向他伸手相助的两位有情有义之人,前有商务印书馆编辑黄警顽,后有吴兴富商黄震之,都姓黄。
他铭刻在心,后来曾用名“黄扶”,以示他对两个黄姓友人的感激。
这些日子里,徐悲鸿在大上海的马路上游荡。
他在绝望中挣扎,脑子里成天琢磨着百折不挠、狂放不羁的奔马形象。
他把这匹马画在了宣纸上,直接投给了商务印书馆对面的《真相画报》社。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把一匹马投给叫作“真相”的画报,好像穷困潦倒的自己,真正面目其实是一匹不为人知的千里良驹。
《真相画报》的主编审阅来稿时,看到徐悲鸿寄来的那匹马,顿时眼前一亮,称赞作者画得比古代画马大师韩干还好,马上准备出版。
徐悲鸿赢了,他卖出了人生中的第一匹马。
似乎是天意,徐悲鸿准备考大学,正在为学费发愁。
谁知一匹马使他时来运转,他成为特约作者,稿酬可以支付学费。
徐悲鸿考上了震旦公学法文系,因为他看到法国油画复制品之后,直接读懂法国大师原作的渴望愈加强烈。
徐悲鸿凭借名校学子的身份和出众的文化素养,在一次名流沙龙的聚会上,意外结识了大师康有为。
康有为一眼就为这个年轻人的画中透露的极大潜质惊叹,从而另眼相看。
而徐悲鸿也为康有为的学识所倾倒,专门行了拜师礼。
上海滩招徒称师的人很多,徐悲鸿根本看不上,这是他第一次拜师。
其实,人生之路最要紧的,就是那么几步。
此时出现的康有为,成为徐悲鸿成长道路上的关键人物。
在康有为的指导提携下,徐悲鸿声名鹊起。
之前雪中送炭的“二黄”,并没有在意他们曾经对徐悲鸿的帮助,可是徐悲鸿记得,专门为他们各画了一幅肖像画。
这些画后来都价值不菲,也帮“二黄”安稳度过了意外的困难时光。
朋友对徐悲鸿投之以木桃,徐悲鸿对朋友报之以琼瑶。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在康有为看来,眼下的中国画是没有前途的,似乎只是书斋玩味。
他认为,国画要想有前途,必须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完成自身的丰富和改造。
康有为把这个改造国画大任的希望,寄托在徐悲鸿身上,对他说:
“你一定要出国,去看看人家的绘画!”
徐悲鸿揣着康有为给的推荐信和盘缠,登上了去日本的客轮。
在东洋,他流连于画展书店,向当地艺术大师求学请教。
半年后,徐悲鸿学成归来,又在康有为的引荐下,结识了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邀请徐悲鸿来北大艺术系任教。
徐悲鸿在北大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受新思想影响,创作了许多关心劳苦大众的风俗画。
不久,徐悲鸿争取到官费留学法国的名额。
临行前,蔡元培说:
“你比我年轻,要到法国去!回来改革中国绘画,为民族争光。”
徐悲鸿背负着民族绘画的希望和对民族的感恩,来到了艺术圣殿巴黎。
他的求学既是富有的,又是寒碜的。
富有的,是巴黎强烈的艺术氛围;
寒碜的,是徐悲鸿的囊中羞涩。
徐悲鸿经常带一个面包就在卢浮宫待一天。
所幸中国驻法大使馆有时会接济他。
也正是在这儿,年轻的徐悲鸿邂逅了年轻的周恩来。
两人谈艺术,谈中华民族,成为知己。
徐悲鸿孜孜矻矻地学习了八年后,带着精湛的绘画技巧和广博的艺术知识,毅然回到了祖国。
此时,他已经成为中国美术界的风云人物了。
但徐悲鸿没有忘记,他能有今天,全靠前辈们的提携和民族同胞的赞助。
徐悲鸿因此创作了大量反映民族精神的画作,表达自己对民族的感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徐悲鸿心急如焚,把对日寇的满腔怒火转化成艺术创作热情。
1939年初,徐悲鸿抵达新加坡,码头上挤满了欢迎中国画坛巨匠的新加坡名人与记者。
徐悲鸿下船后,向在场的记者宣布,他将在这里举办画展,为抗日筹集善款:
“尽其所能,贡献国家,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
我希望能凭借画笔,为国家抗战尽责任。”
徐悲鸿的义举得到了各阶层华人的认同,平均每二十个新加坡人里,就有一个参观过他的画展。
最后徐悲鸿筹集到一笔天文巨款,全部捐给祖国。
徐悲鸿却不因此而沾沾自喜:
“出钱者,无论数量如何之大,必不能比得上为民族而牺牲性命者的贡献。”
日寇铁蹄肆虐中华大地,不少人选择倒戈,但徐悲鸿对生养他的土地始终心怀感恩。
这当真不愧为艺术大师的风范。
是千里马,也是伯乐
徐悲鸿在抗战结束后,来到国立北平艺专当校长。
他说:
“我们如果希望中国艺术达到如唐代的昌盛,第一需要一批有大智慧而有志之士。”
徐悲鸿广罗艺术人才,标准不拘一格,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背景一律破格录取。
后来的油画家、雕塑家钱绍武,参加入学考试时,数理化都不及格,但是素描成绩很是不错。
徐悲鸿亲自到考场来,一看他的画,对主考老师说:
“我也没学过数理化,小时候也没上过正规学校。
这是个好苗子,录取吧。”
徐悲鸿是千里马,对自己当年的伯乐心怀感激。
因此他也愿意当别的千里马的伯乐。
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钱绍武。
遇到才华横溢的学生,徐悲鸿从不吝啬赞扬,对于王学仲也不例外。
王学仲有股拼命三郎的尽头,书画最得他喜爱。
王学仲家境贫寒,把生活标准降到最低,头痛脑热也不去医院,最后熬成了肺病。
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
徐悲鸿说:
“你安心回家养病,回来还是学校的学生。”
王学仲在老家重病缠身,想起别的同学都在发奋学习,心中感伤不已。
此时,他收到了徐悲鸿寄来的一封信。
徐悲鸿似乎对王学仲的心态了如指掌,鼓励他振奋精神,并对他寄予厚望。
王学仲倍感亲切,精神大振,对恩师满怀感激。
多年以后,已是中央美院教授的王学仲,仍然保留着徐悲鸿的亲笔信。
徐悲鸿就是这样,在许多人的人生十字路口,给了关键性的扶助。
而他自己,也像之前帮助过他的人一样,把这种扶助看得很平常。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法祀赞扬说:
“徐先生非常能接近平民,一般的老百姓和穷人,因为他本身也是穷人出身,他小的时候放过牛,种过瓜。
有的人过后就忘本了,就看不起穷人了。
他不是这样的,他始终跟穷人是一条心的。
为什么我们那么尊敬他,因为他有这样一种品质,作为一个画家有这种品质很不容易。”
徐悲鸿的一生是攀登艺术高峰的一生,也是心怀感恩的一生。
他感激每一位帮助过他的贵人,也乐意充当后辈的贵人。
更难得的是,徐悲鸿对养育他的民族土地,始终爱得深沉。
古语云:
“知恩图报,善莫大焉。”
懂得感恩,便是一个成年人的顶级教养。
感恩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感恩朋友陪伴我们生活,感恩贵人帮助我们成长,感恩国家保护我们周全。
与君共勉!
作者 | 金白,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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