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也退了

节选|东木志

阿凡达，或加缪的“成长中的石头”

那几年奋斗的气氛在这个社会各处生长。

巨大的国际任务迫使我们时刻地听到这样的宣告：我们刚入状态，我们正当年。奥运会把人群往北京引过去，世界博览会又把人群拖到了上海，在两者之间，我也破天荒地，把一部电影在影院里连看三遍。真稀罕，大概一辈子就这一回，而且看的时候心无旁骛，没上厕所，也没有动手里的零食。

这是《阿凡达》，当那些绚丽的鸟儿起飞，我感到，仿佛是当年那个朴素无华的尼尔斯升级了装备。我们的视野早已突破了1900年，拉格洛夫眼中瑞典田野的边界，也突破了1900年被康拉德瞩目的、遭到白人殖民者远程控制的南美的疆域。我们在想象古老的祖先，外太空生命，和不为人知的异域的景象。虽然“史诗巨片” 仍不脱那些套路，比如最大的反角在白热化的格斗中，最后一刻倒地，正义的一方迎来无力庆祝的惨胜，又比如日久生情的“爱上敌人”，但我越来越心无旁骛，越来越爱看的一个场景，是阿凡达人围聚在生命之树前摇摆左右平伸的臂膀，从喉咙深处吐出长啸如利剑。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刻画了一个不爱学习、喜欢恶作剧的顽皮小男孩尼尔斯历险的故事。

那不单单是一种原始信仰的呈现（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信仰缺失要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崩溃负责），让我沉浸的，是那种诗意的团结感，温暖人心的共在感。杰克带着使命来此，他是“异己”，徒有“我族”外表的“非我族类”，而在他寻求融入潘多拉社会时，他那带有傲慢色彩的使命感就被消解了。原始压过了文明。

这里的“原始文化”当然被大大美化过，绚丽，纯净，和谐，如果有部落之间的野蛮攻伐，那恐怕要到续作中才会展开。可我仍然喜欢这种容纳异己的过程，因为在日常中，我感觉不到任何共同体的存在，我早就养成了卡内蒂式的旁观者的性格，可如今《阿凡达》却在鼓动我去参与，它让我想起一篇小说：阿尔贝·加缪的《生长的石头》。

你看！有一天，一尊耶稣雕塑从海上逆着河水来到这里。渔民们发现了它。真美呀！真美！于是，他们把它洗干净放进山洞。现在，山洞里长了一块石头。每年，大家都来庆祝。你拿着锤子，砸呀，砸呀，为了得到祝福。你猜怎么着，石头老是长，你老是砸。真是奇迹。

达拉斯特，一位水利工程师，从第一世界法国来到第三世界南美的一个村庄，正遇当地人的主耶稣节，接待者向他介绍这块神奇的石头。“生长的石头”成了小说的核心隐喻，它就像阿凡达人的生命之树，人们可以通过向它祈福来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全感，甚至相信会有奇迹发生。加缪不是基督徒，他写耶稣节，不过是为了为此后的情节埋下伏线：达拉斯特领悟到了这种部落文化的向心力，他情不自禁地想融入它。这种向往，同他被派驻到这里来扶修水利设施的刚性使命无关，是一种额外收获。

《勇敢的人死于伤心》，云也退著，理想国丨九州出版社2020年1月版

萨特过于强大，加缪与他不同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就是看看小说，再看看自己。不过有时，文学会用一种哲学来暗暗侵入自己，比如存在主义。在我最需要光的时候，存在主义文学给了我光，用常常近乎阴暗的方式。它的奥义就在萨特和加缪两句最有名的话里：他人即地狱，所以独自推石头的西绪福斯是幸福的。中国人的哲学教你怎么圆融处世，西人的存在主义却说，一个人待着，最好。

萨特

萨特是一个过于强大的作家，强大且伟大。我读他在解放后的巴黎写的随笔，惊呆了，世相听命于他，服从他的旁观、洞察和冷不丁的呐喊，但又不会让人觉得他在曲解事实，故意误导读者。我读纪德高歌母亲之死时的感觉也是惊呆的，可萨特在《文字生涯》里，讲到自己的母亲如何生下自己时的那种六亲不认的劲头，又给震惊添上了新的理由：

......让—巴蒂斯特早想进海军军官学校，为的是要看大海。他当上海军军官后，在交趾支那得了疟疾，病得力竭体衰。1904 年他在瑟堡结识了安娜-玛丽·施韦泽， 征服了这个没有人要的高个儿姑娘，娶她为妻，并飞快地让她生下一个孩子，这就是我。从此他便想到死神那里求一个栖身之地。

我们心里碰不得的东西，萨特拎个保龄球进来，随随便便全给碰翻了。连母亲都可以是局外人，厉害，那么说出“今天，妈妈死了”的加缪应当更不用说了。萨特在阐释《局外人》的时候，特地强调“我自己对我自己而言也是局外人”，“某些时候在镜子里朝我们走来的陌生人”，而偏是这样彻底冷感的人还不会自杀，还乐于周而复始地推石头，活下去。这真的太厉害。

可当年读了《生长的石头》，我才知道他俩不一样。原来石头不仅有被西绪福斯推着上山一种用途，加缪的思想，也绝不是“存在主义”“荒谬”几个标签可以涵盖的。他有一本散文集，叫《阿尔及尔之夏》，富含哲学的优美和坚实，在其中，加缪多次提到地中海边的石头，它们白天吸收夏日的余热，在夜里释放出来，给恐怕受凉的草木披一层晚装。踩在石头上，加缪一跃入海，他说，这里的人们不说“去游泳”，而说“去溺泳”，那意思海水要没顶，把人从头到脚、彻彻底底地汆一汆。

他固然赞美天地间孤独的个体，却也曾歌唱一种风俗的开化：

人们在海港里游泳，在救生圈上休息。任何人如果游经一个浮圈，发觉上面漂着一个日光浴的美人，便会对它的同伴们大叫：“告诉你们，这是只海鸥! ”这些都是健康的玩笑。它们显然构成了这些年轻人的理想......但他们只是单纯地“在阳光中舒畅”。在这时代，这种习俗实在是再重要不过了。两千年来第一次，肉体赤裸裸地出现在海滩上。

此时的他像帕斯捷尔纳克一样，为人类奔放不羁的多样性而激动。身高一米五二的萨特很难在乎这些，而仪容酷肖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的加缪则不然，对他来说，那种冷冷的局外人意识，是儿时以来的切身体验，却也是生命额外的赐予。局外人通常意味着挑剔，但加缪很乐于回答这些问题：家是什么，爱是什么，祖国是什么。1950年，他在一则日记里写了句话：“从在每个人身上寻找正确的东西开始。”

这真是授人以渔。达拉斯特就是这么实践的：伊瓜贝小镇的官员对他重礼相迎，可他不想躺在宾馆里足吃足喝，而渴望接触那些不怎么敢接近他的、围着缠腰布的黑人 ( 监工坦然相告：“他们是最穷的” )，那些虔诚敬神的普通人。同样的，《阿凡达》中的杰克虽然对陌生之地不无疑虑，也看到猛兽们面目可怖，却也认出他们对别的地盘上的主人的尊重，凶悍的伊卡兰，不也能与人生死为伴?

道德关系因而建立了起来——不但求真，而且“求正”。

把从文学中领受的东西，放回到现实之中

2009年的时候，地铁已经很发达。像电梯一样，你按向上的箭头，就知道它不可能往下走，走进地铁，你也明白它一定能按时帮你抵达目的地。工具处在人的驯服之下，分毫不爽地为人服务，我很小的时候体验过的，拥挤的公交车里一只只手接力传递车票的恶劣感觉终于一去不返。然而，人仍是不可测的，不管是在车厢里还是在地铁上，举目所见，他者都是异己。

在地铁里，我被一个穿着鼓鼓囊囊的外套的胖男人堵着通往出口的路，内心就生出了躁郁。“能让一下吗？”我说，语气中带出一种责备。那个男人转下身子让开了。“慢点”，他说。

我离开地铁很久，还记着他说的这两个字：“慢点。”

在别人身上看到“正”，或许本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不必像加缪那样，押上一个有着阳光大海、少男少女的环境，才会想到“活着真好，生活中处处有美”。不过，隆重一些的投入常常也是必需的，就好比发现了一颗太阳系行星，增加了一条人所共知的天文常识，之前却耗掉了很多代人类的精力。加缪必须把他的认识连同产生这种认识的外因一并交出去，我一遍遍读他写的北非，越来越觉得，他之迫切求“正”，是因为他渴望让自己度过的一切都拥有意义。

他说，阿尔及尔的电影院里出售一种菱形薄荷糖，糖纸上常常贴着红色的标签，上面写着“一切能唤起人们爱情的话语”，比如这样的问答：“问君何时带我入洞房? ” “明年春天。” “您爱我吗？” “疯狂地。”

他曾说，巴勒固的青年都很早就结婚成家，一生的精力在年轻时就耗竭，“一个三十岁的工人已经发尽了他手中的牌。他处在老婆和孩子之间，等待着终年”。但意义在于，一个人可以了解这个过程，这个先获得恩赐、然后被剥夺的过程，恩赐来得突然，来得确切，来得慷慨，去的时候则是一场毫无情义的“焚尽”。

他曾说，阿尔及尔的殡仪馆老板喜欢开一种玩笑：他们驾着灵车在路上碰到漂亮妞时，会喊道：“要搭车吗，小妹？ ”看上去很不吉利 ，但人们在听到一个凶 耗 时也会亵渎不敬地讲这样的话：“可怜的家伙，他再也不会唱歌了”，或像一个奥兰女人那样说自己从未爱过的死去的丈夫：“上帝把他赐予我，又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意义在于看到其中的暗示：就在一个邀人生存的国度里，死亡因其无处不在而缺乏神圣气氛。“尤其就在这墓地的墙垣下，”他补充道，“贝勒固的青年们幽会着，女孩们让人亲吻着、爱抚着。”

他真的比萨特更敏感，需求的更多，也更容易受伤害。1945年法国解放后，人们抓出“法奸”，把男人绞死，把女人剃头，加缪本是根正苗红的反法西斯战士，却看不下去了，即使对货真价实的法奸——通敌记者罗贝尔·布拉西雅克（Robert Brasillach），加缪也参加了上书情愿，要求对他网开一面。这段故事很有名，但对照加缪的另一篇故乡散文《运动》来理解，能得到更多的启发：

前途无量的青年们，或新手们，参加拳赛只不过是为了寻乐。为了急于证明这点，他们一开始便屠杀对方，完全不顾拳击技巧。他们从来没有撑过三回合的。当晚的英雄是年轻的“毛头飞机”，他平常在餐馆的阳台上买彩券。 当然，他的对手在第二回合开始时，尝到一个像螺旋桨的拳头后，便尴尬地冲出擂台。

群众变得非常激动，但这仍然是一种礼貌的行为。在神圣的气氛中，他们呼吸着沉浊的皮肤油膏味。他们注视着这一连串缓慢的祭典和毫无节制的牺牲，影射在白墙上打斗者的和解态势，使得这些祭典和牺牲显得更逼真。这些都是野蛮宗教的开场白。昏迷后来才会登场。

拳击是野蛮的游戏，对赛双方往往来自奥兰和阿尔及尔这两座一贯互相看不起的北非城市，所以一场比赛有着相当的象征意义。有人在流血，有观众在恶毒地叫喊 “打他的裆！” 后来，军警不得不进场把那些搬起椅子准备打架的人分开，可加缪斟酌着字词，说这是“善良人的愤怒”。他又说，一旦新一场比赛开始，人们就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回到原位; 而当一名法国拳手登台，所有观众便一股脑地支持起了他的阿尔及利亚对手，不管他来自奥兰还是阿尔及尔。

野蛮的画面，流血的画面，经过他的记忆和文字的重塑后依然野蛮而流血，却带上了意义，仅仅是为了这些，他都无法接受眼前的争斗。“肃奸”运动中的愤怒，缺少制衡的力量，更缺少本真，而是夹带着各种自私的欲望。他所来自的那个阳光充沛的地中海世界里，并不是没有你死我活这一条的，但他能从那里看到“正”的质素，而在眼前的政治大潮中，他看不到。

我的问题，是要把从文学中领受的东西放回到现实之中。这真不容易。谁知道，即便我能乘坐时光机器回到加缪的北非，是否也会发现那里的不尽人意呢? 殡仪馆老板一点都不可爱，在墓地里拥吻的人们，或许有几分猥琐，而拳台上下的人们，他们厮打和辱骂的动静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限度。

有个老太太，常常造访一间烘焙房。“我又来了，”她说，“我要买一个不太甜的面包。”她的驼背很显眼，点评所有面包的热情很执着，她指着玻璃柜里的一样样东西，嘀咕好半天，这个模样不好，那个一看就发酵不当，还有这个，“你们的水平比以前高一些了，我上次来买还不是这种色泽......”

“贵是贵的，我给你二十五块，我愿意”，她摸着钱，仍然买了之前多次买过的那个品种，“贵是贵的......”我一次次看到她，努力想象自己是个孩子，但有好奇，不会轻易地露出嫌弃。人，人就是如此，我也会有这一天，也许跟她聊聊，我会发现这是一个性情有趣的人，有过不同寻常的早年，那时的她拥有过别人不敢奢望的选择，而她执着地守着往日的任性，至死方休。这没什么可嫌弃的，这也是有关“正”的。

不读小说，我永远不会这么看人。他人与我何干，如果他们不能带来我需要的东西? 加缪写《鼠疫》，里面有个卧床不起的气喘老头，每天把鹰嘴豆在两个锅子里数来数去，关心着霍乱是不是正在流行，让了无生气的城市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他是个面孔铁板、满是皱纹的西班牙老人。被子上有两满锅鹰嘴豆放在他面前。病人原来坐在床上，医生进来时，他把身子往后一仰，想喘口气，重又发出那老哮喘病人的尖声哮呜。

“怎么啦，医生，”他说，“是霍乱吗？”

在《鼠疫》里，阳光灿烂的故乡变得黯淡，石头回归毫无生气的本来面目，沙滩上的年轻人消失了，医院和老病之人的存在感浮现。里厄医生、塔鲁、朗贝尔，几位主角都在挣扎，履行或者逃避职责，并思考行动的意义，死亡的意义——唯有大海依然是人回退的去处。2013年，在加缪百年诞辰的时候，企鹅出版社重新给他的代表作出了一套新版本，其中《鼠疫》的封面就是海，白色的浪纹细密如织，层层向远方推进。

2013年出版的《鼠疫》，企鹅出版社

因为加缪的缘故，我觉得自己离人近了一点。

人可以仅凭其原样而获得不无感情的注意，就像加缪在《鼠疫》中，及在诸多故乡散文中所做的那样。萨特褫夺了我对任何人多余的敬意，他干得漂亮，他人是地狱，本质上不可沟通，会惹出无尽的麻烦——这千真万确，但是，加缪在评论《蒂博一家》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同样引起我的认同：“事实上，和他人在一起而同时保持正确是不可能的……唯一真实的进步，在于认识到自己始终在犯错。”

都无法有一说一地解释这样的句子。我必须读，读，读，从《局 外人》《鼠疫》《堕落》《阿尔及尔之夏》《正义者》一路读到《第一个人》，才能明白加缪要说的是什么，他讲的“正”“正确”是从他的世界里自然孕生出来的东西，外人凭着自带的“前知识”去理解，就会解释得很俗很低档。他那部未完遗作《第一个人》，依然从他的北非童年，从“人之初”写起，本就想定名为《亚当》，在其中，他再一次重述个人的记忆和感受，决不美化，而是元气淋漓地写尽失落、挫败、哀伤、孤独。在小说中断的地方，加缪的词句又让我想起了纪德，让青春的消逝成为一场庆典：

生活在这块没有祖先，也没有回忆的土地上，在他之前的人都已经逝去，而且更为彻底，在这块土地上，衰老无法找到任何方法可以治愈它……他今天终于体会到生活、青春、生命从身边溜走，这一切他丝毫无法挽留，只有放弃它们，在盲目的期待之中，这么多年来，这种隐约的力量一直支撑他度日，永不枯竭……

一个阶段刚好结束，而下一个阶段尚未开始：接下去，主角就要开始寻父了。加缪会如何架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被什么缪斯神附了体，连死都仿佛是精美切割的一刀？1960年1月4日，他乘坐的那辆 Facel-Vega HK500 以比地铁还快的车速撞上了两棵大树，死的时候，包里装着《第一个人》手稿，以及一份《奥赛罗》的译稿和一个尼采的译本。或许要归功于整理者，残缺的《第一个人》读来仿佛有意安排的残缺，就像断臂的维纳斯， 就像写不完的《城堡》，正因其写不完，它才成为《城堡》。

他未必讨厌孤独

可文学依然是文学。诚实地讲，我还是只能从《阿凡达》或《生长的石头》里去体会“融入”的美好。我面前有一道鸿沟，从早年旁观成人时起就开始形成，并逐渐扩大。主动去融入，对我是一种很高的要求，正如同我希望我所住的地方，就连乞丐也能吹拉弹唱， 衣着尽量体面一点，而不要坐在一个肮脏的平板车上，用两条残肢往前滑行。老人可以有趣，但不可以丑陋，孩子们最好不要太拿自己当祖国花朵。

可是加缪所说的“祖国”，于他自己而言，也是不可企及的。写作《生长的石头》，正是他情绪消沉的时候，那是20世纪50年代，他的故乡，他用来抵抗法国政治现实的、为他源源不断地提供意义的北非，其局势恰恰是不让他“融入”的：宗主国法国的白人，和殖民地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而加缪生在殖民地，人却是法国籍，于是发现自己被夹在中间，不受任何一方的信任。于是，他像《约拿》中所写的，只好去做一个“工作中的艺术家”，通过写小说来抵抗一个没有许诺的未来。

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1913—1960)

他未必讨厌孤独，没有孤独，哪来这许多的文字生产呢？《重返蒂巴萨》是篇我第一次读就哭出声的文章，后来又哭了好多次：当人们一旦有机会强烈地爱过，就将毕生去追寻那种热情和那种光明。放弃美，放弃与美相连的官能幸福，专一地为不幸效劳，这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但是，无论如何，任何强迫人们排斥一方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孤立的美最后要变成丑，孤独的正义最后要变成压迫。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双倍地为不义效劳。有朝一日，由于过分地僵硬，将不再有什么东西引起人们的赞叹，一切都不足为奇，生活就要重新开始。那将是流放的时代，生命干枯的时代，灵魂死灭的时代。为了再生，必须有一种恩惠、忘我和一个祖国……

真的，21世纪的头十年，读加缪是一种足可让我炫富的修行。他用文字唤出的祖国，太真实，太可触了：那就是小说里的达拉斯特扛起基督遗骸，替一个陌生人走完还愿之路的样子，那就是电影里土著人端坐地上，在有灵魂的草木之间舞蹈的样子。我总在独自一人为这些打破藩篱、容纳他人的故事感动不已，觉得抵达了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洞里的石头无声地长，砸掉一点，长出一点，不缩小，也不嚣张地要挣破洞穴的束缚。《阿凡达》那会儿，人们都在说信仰，我觉得，如果必须得有信仰，那么就要信如这么一块石头一样的信仰，说它是古希腊的温良公允也行，说是夏日地中海的和平博大也行，总之，一个这样的神，得能让素不相识的人成为兄弟姐妹。加缪当真这么公允而博大地实践了。他曾说萨特是一个“价值的暴君”，一个极端分子，硬要“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然而，就在两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后不久，加缪却又这样写：“每一个对手都是内心的声音之一，它说：我们不妨沉默吧；我们必须倾听这种声音，为了纠正、适应或重申我们得以一瞥的屈指可数的真理。”

简直完美，虽然也只是死后的完美，虽然这种刚劲紧凑的道德感通常只招引叶公好龙之人。如今，他的照片恐怕是有史以来所有作家中所见最多的，偶像派的地位牢不可破，我也终于得以放下仰望的姿态，平视一个事实：他也曾像瑞士人马克斯·弗里施那样，用文学为盾，来替自己的私德贰行挡箭。

1954年，他的妻子弗朗辛（Francine Camus）险些自杀，传记作家说，那是因为加缪屡屡跟别的女人上床，把她搞得十分绝望——这种事似乎很难用特殊的童年、肺结核、独特的戏剧人格或者俊朗的外形来辩护。于是后来，加缪写了《堕落》，其主人公克拉芒斯集中了多个人物的形象，包括他自己，克拉芒斯坐在阿姆斯特丹圈形的运河之中，犹如置身《神曲》中的地狱，当他承认，他一看到漂亮女人就无法不回头时，加缪便在忏悔，或者说，开脱自己的罪过。

但他做过的一切都可以为他加分，融入他的传奇。这种融入如同丝绸跌落一般的顺遂：如果绯闻能凸现一个人蓬勃的生命力，而这个人恰恰又是加缪，又有何不可呢？他无法不惹人陶醉：他对生命之荒谬可悲的认知是真诚的，他对男欢女爱、碧海蓝天的享受与歌颂，也是真诚的。无论是写下最消极、最沉痛的言语，还是表达豪情壮志，他都给人留下同等的好感。

想要英雄主义很容易，快乐却很难

就连那辆死亡之车也带上了传奇色彩。加缪是不喜欢汽车的，他曾说，自己一辈子都讨厌远途自驾，尤其害怕开快车。然而这个总是寻花问柳的男人，总是令人同情的不忠的丈夫，却坐上了那辆 Facel-V ega HK500，一款以速度快著称，又曾被畅销色情小说家杰姬·柯林斯（Jackie Collins）形容为坐进去后 “就跟做一次好爽的爱一样，你盼着高潮的一刻一直持续下去……” 的豪车。开车的人是他出版社的阔朋友，马塞尔·伽利马，车上还有一条狗，车祸发生后，据说最先赶到现场的当地医生，名字叫马塞尔·加缪。

真是一位“荒诞王子”。不管这些逸闻有多少来自后人的虚构，人们期望他获得“幸福之死”——这也是他的一部戏剧的名字——的意愿是苍天可鉴的。

我有一个感觉，任何人想要为自己的行为物色辩护士，都可以找上加缪。他是个有求必应的神，从他那里，任何人可以得到自己的所需 : 他证明了孤独有多美好，也呼吁团结值得追求；他鼓励人放眼天地万物，也支持你去享受肌肤之亲。无论是西绪福斯的隐喻，还是《反抗者》中对革命幻象的批评，都可让人或安于现状，或设法改变；你若想做一个及时行乐的人，那么加缪是一份能让你欣喜 若狂的思想资源，他就是一个崇尚肉欲的人，认为感官悉出自天然，可以填补在一个贫穷、无知、沉默的家庭里的空虚感；你也大可宣称自己像加缪一样，早就看透了世界的无意义，所以才按照他的话去实践：“想要英雄主义很容易，”他说，“快乐却很难。”

光是为他挑墓志铭，就可以挑花眼。仿佛每一天，加缪都在留下让人铭记自己的句子。他的死，和《局外人》中莫尔索的死，几乎是重合的，也必须重合，他的遗言必须重合于莫尔索的心声，那种对无意义的死亡之意义的强悍宣告：

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第一次，如此，曾经幸福，仍然幸福。萨特的修辞术是对抗加缪的修辞术的，他准确地说过，加缪的自我道德高标，是一种“判处自己去判别人刑”的行为。只是对我而言，他“判”给我的刑，就是幸福。但这刑也同样是萨特给我的。存在主义在我头脑中加设了一个“世界”的概念，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与世界的 矛盾，与起源、与“人之初”的矛盾，心里就会明白，这是我降临此世的结果之一。唯有如此，才能不一味转向他人，才能不计算得失，才能放下自己。放下，也许我永远入不了人海，但我可以放下。

本文节选自云也退的随笔集《勇敢的人死于伤心：与文学为伴的生活冒险》之《被判幸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由理想国授权发布。

作者丨云也退

摘编丨董牧孜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