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养性要与现实环境相结合
一个人能得到世人尊敬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己的修行。
曾国藩把自身修炼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处理地有条不紊,这正是他为人处世的过人之处。曾国藩自幼饱读诗书,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染,后又经过严格的科举选拔,终成一代封建知识分子的典范。也因为此,曾国藩极其重视儒学,儒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他人生追求的理想,曾国藩还将其视为自身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曾国藩看来,宋明之后,封建正统士大夫通常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置于两个对立面,将它们相互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最后,非但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依靠和宏伟目标,也导致其无法完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经纶也不能为天下人办实事。这样就把“传教”与“做事”对立了起来。追根究底,曾国藩认为其主要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过于简单化,将它完全孤立起来,从而使其无法运用于实践中,更不可能将“修身”与“治国”、“平天下”很好地结合。
因此曾国藩主张,自身的修为必须与当前的环境密切地结合起来。无论做什么,读书也好,做学问也好,为人处世,带领军队,为官从政,都是自身修为的重大体现。要使它们有机结合,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将自身的修养放入广大的精神世界里,不断提高、锻炼自己。至于具体的修身方法,曾国藩主张修身养性应该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静坐:修身养性,“静”字功夫最为重要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会有怎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精神方面的修养,主要是要能把握他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唐镜海先生曾说,为人修身养性,“静”字功夫最为重要。曾国藩对唐镜海先生极为信任,曾告知唐镜海,说他自己偏重于“刚”的恶习,发起狠来什么也不管,探究根源,就在于自己喜动不喜静。镜海先生说,只要是人就都有切身的毛病,有的是脾性中刚的恶习,有的是脾性中柔的恶习,它们各有偏颇,一旦沉迷其中就会经常性发作,而这些没有人能帮你,只有靠自己用心体验它并终身不断警醒自己。曾国藩人生经历诸多风雨,终于领悟“静”之韵味说:“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从这里可以看到曾国藩悟到“静”后的精神世界。在曾国藩的著作中,特别是他的日记和家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尤其多。他主张,修身养性应该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何谓静坐?静坐是儒家、道家、佛家共有的入门途径。从东汉始,儒家主张的积极“入世”与庄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出世”始终相辅相成。而佛家曰:“明心见!”首先需要人们有“静”的境界。儒、道、佛三家共同强调一个“静”字,这也是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最为基本的修身方法。曾国藩一生博学多才,纳百家之长,他全面综述儒道佛三家之说,将“静”字功夫看得极为重要。
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静’字功夫紧要,大程夫子能成圣人,也是因其‘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也是在‘静’方面有一番功夫,所以他能面对世间种种诱惑而不动心。一个人若心不静,省身不密,见理也不明,做什么都是浮起的。”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反复说明,人的精神若无法安静,那么他的心也都是散的、乱的,对事情无法看清,做事也不会用尽全力,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不知如何保养。
“主静”一语首先由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中提出,在他看来,有天地之前整个宇宙空间本是“静”的,所以世人的本性生来也是“静”的,后来在后天的环境中沾染“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到达早已失去的“静”的境界。
对理学家来说,“静”显得如此重要,曾国藩又是如何看待周敦颐的“主静”学说的呢?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自语:
“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正所谓心无私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本正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我们这些人求‘静’,想不同于佛禅的入定,冥然罔觉,那么就一定要验证一下这个心,有没有所说的一阳初动,万物凭此而萌生的意念。如果有,大概才可以说达到了‘静’的极点,才可以说没有丝毫杂念,才可以说身体寂然不定,镇定如鼎。如果没有,即使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他也没有真正的‘静’。有些人为此所困扰,不想纷纭来于人也,经过对道本身的观察,才知道阳先于阴,这才相信了。如果不是由自己亲身体验得来,终究是浮光掠影之谈。”
此时,对于“静”,一生爱好和研究理学的曾国藩对这方面已有很深的体会了。
平淡:修身养性,须看得平看得淡
平淡,实际上就是指庄子的“淡然无极”、“清心寡欲”,也就是“淡然”、“超脱”,一个健康的人,如果不能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世间之事,把什么东西都看得很重,想方设法要去得到它,那么他内心的精神世界就会被这物欲横流的社会所颠覆,精神时时受到牵累,就会因很多很小的事情而心生不快,反复思虑。这样一来,此种心态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所以,曾国藩极力点出“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指出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只因心有贪欲,贪慕金钱,贪慕功名。实际上就是内心常被私欲所困扰,心灵难以超脱,也就难以得到快乐。他劝诫人们,心胸要宽大,做人要从“平淡”做起,他说:“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日胸怀日阔。”并以此告诫自己的子侄不要为功名而学,读书是为了开阔眼界,增进自己的修为而非为了赚取财富与功名。
曾国藩主张的“平淡”意在劝告人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让自己的心灵被毫无节制的私欲所控制,一定要保持内心的宁静,免受俗物所困,让自己安然生活,而后才能达到坦坦荡荡、无私无欲的境界。
改过: 修身养性,需常思己过
改过,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是指当一个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然后用心去寻求内心无法平静的原因,而后针对这个原因对自己进行严厉、苛细的质问,再带着这个问题去反思,去改过。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德行,一生中写日记从不间断,并以此自律。
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曾国藩洋洋百万字的日记中有许多是记录他自我鞭笞的内容。如:某日在朋友家看到别人吹捧卖唱女,有些心动;梦见别人得到好处,便觉十分羡慕,诸如此类。他痛斥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前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仅短短一个冬天,他持续一个多星期,写了许多自己应该改过的地方,对自己进行毫无保留地质问、斥责。而对于朋友的直言忠告,曾国藩则要求自己努力接受,争取改过。邵惠西曾当众质问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的诗文虽多却常常坚持自己的见解,不听别人的意见,人前变换面孔等等,他非但不怒,反连赞“直哉,吾友”,并痛下决心,改过自新。
读曾国藩所作文章,多数表明了他勇于改过、发奋自新的精神,这十分值得后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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