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的导游

临黄河了解中国。伴随着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几乎生动的治下史。

　　在河南省武陟县城东南、黄河下游北岸不远处，有一个占地140余亩、红墙蓝瓦的古建筑群。它是清雍正皇帝为祭祀河神、封赏历代治河功臣而特下诏书建造的集宫、庙、衙为一体的庙观，其正式名称叫作“嘉应观”。最令人瞩目的是进门后迎面的御碑亭，亭子正面迎门的柱子上，黑底金字书写有一副楹联，道：“河涨河落，维系皇冠顶戴；民心泰否，关乎大清江山”。

　　这副20字楹联，可谓一语中的，表明清朝统治者对治理黄河保安澜的认识，也代表了自古及今历代对黄河治理的重视。

　　临黄河而知中国。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几乎也伴随着一部生动的治河史。与中华民族悠久、辉煌、智慧、生动的历史同步，黄河治理所形成的治水文化，是中华文明丰富精神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嘉应观御碑亭

　　一、文明曙光光耀于大河之畔

　　据历史考证，在距今约18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黄河两岸繁衍生息。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成为中国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分水岭。黄河及其广大的流域地区，诞生了黄河文明，哺育了华夏民族。这一民族瓜瓞绵延、文明永续、文化丰厚，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禹治水安三代，开始了夏商周及之后中华文明的各个朝代的辉煌篇章。

　　中华民族在黄河之边的繁衍以及与洪水的抗争，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史书上最早记载与洪水斗争的是一位叫作共工的人物。相传，共工是炎帝的后裔，其氏族封地有一部分临黄河，一到雨季洪水就泛滥不已。传说共工治水采用“壅防百川，堕高堙庳”（《国语·周语下》）的策略，就是水来土掩的方式。共工治水颇有成效，深得当时众部落的拥戴。

　　稍后于共工的，是鲧。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鲧是颛顼帝的后裔，生活于帝尧时代。史书记载中，这是一个“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的时期，于是帝尧询问“群臣四岳”。这些人一致推举鲧，尧帝则认为“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但在群臣的坚持下，最后尧还是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任命鲧来治水。结果“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帝尧盛怒，“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史书认为，鲧的失败是因循守旧造成的。他仍采用了共工的老办法，所谓“鲧障洪水”“鲧作三仞之城”，大概类似于我们今天南方的江圩，用堤坝把居住区和田地围起来，以抵御洪水。一旦有较大洪水来袭，势必造成决口泛溢之虞。

　　这时，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大禹出现了。

　　《史记·夏本纪》中描述：“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是一个德高望重、言行举止成为当时社会规范的人物。大禹在总结鲧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变堵洪水为疏导河流，使水利于灌溉，变害为利。他“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铸九鼎”“开九州”，所以，我们中国又称为“九州”；他为了治水，“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劳作时会把自己变成一只熊，妻子喊他吃饭，他一出现把妻子吓得变成了石头，他的儿子就是在石头中诞生的，所以起名为“启”。

　　正是因为大禹治水时间长，成效显著，又建立制度规范，设立九州，威望达到空前，所以禹的儿子启继承王位，中国远古延续千年的禅让制走到了尽头，家族相承的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

　　大禹不畏艰辛、不辞劳苦、以德而立、勇于创新，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中国英雄故事、神话传说大多都与大自然相斗争有关，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无一不是在面对强大自然灾害时执着顽强，虽然很多带有悲剧色彩，却也形成一种精神力量，始终鼓舞着我们华夏民族不畏天命、英勇斗争，直到今天。

　　二、天府之富 得益于大河之利

　　众所周知，“天府之国”是今天四川之谓。事实上，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的还有渭河之滨的关中平原。

　　在评说黄河功过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说法，称黄河洪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而另一种说法，称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母亲河与心腹之患，哪个说法正确哪个说法谬误呢？或者说，利与害之比，该如何界定？

　　首先，黄河洪水泥沙造就了广大平原，为华夏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黄河从中上游峡谷冲出太行山后，左有太行、燕山山脉，右有大别山脉，中间部分有以泰山为顶点的鲁中丘陵，在这三个高点之间，是广大的低洼地带。据地质学考证，整个华北平原和黄淮海平原，基本是黄河洪水泥沙泛滥淤积而成的。这个泛滥范围，造就了大约25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区，使中华民族活动范围从狭窄山区扩大到平原。这一区域，加之水文概念中黄河流域的79.5万平方公里，一共有大约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这一地带的土壤气候等各种适宜条件，对于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发展功莫大焉，是其他地域难以比拟的。

　　源远流长，可得水之利。尤其在黄河众多的支流河畔，洮河、湟水、渭河、汾河、泾河、北洛河、伊河、洛河、沁河、大汶河等河谷地带，相对来说，人们取水方便、灌溉便利、交通通畅，军事方面易守难攻，由此形成浩若星辰的繁荣地带，留存了无数的远古文明足迹。

　　幅员辽阔，可得土之利。广阔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十分适宜人类早期的生活居住，如史念海先生《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经考证认为，当时的黄土高原比现在侵蚀面小，相对平坦，多地拥有原始森林和广袤草原，周、秦、汉时期，是十分适宜人类生存的较好地域。比如黄土高原的窑洞，易于挖造、冬暖夏凉，在建造材料缺少、技术水平不高的古代，相较于其他地区，黄河流域生活的安全度、舒适度更高。

　　气候适宜，可得天时之利。黄河流域大多处于我国季风气候带，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巨大洪涝灾害相对较少。据气象学、地质学考证，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气候较之今天更加温暖，雨量更大，无论是农耕还是游牧，都十分适合人类的生存发展。

　　这就不难明白，为何我国公认的八大古都中，郑州、安阳、洛阳、长安和开封五座都城都坐落于黄河流域了。这些都会，代表了五千年华夏文明中三千年的辉煌。虽然黄河及其众多支流经常发生洪水，甚至一次次冲决堤防、湮没都市村镇，但是，顽强的人们还是一次次在洪水泥沙上开疆拓土，建造都市，创造文明，延续血脉。

　　其次，黄河流域水利是悠久的中国农耕文明的基础，流域各方治水兴利、富国强兵，为大一统的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战国时期的“疲秦之计”是一个经典史实。在战国纷乱争雄的进程中，秦国经几代努力，国力逐步强大，从关中西部、陇东一个荒蛮小国发展为国富兵强的春秋五霸之一，再到战国七雄，最后一统天下，这其中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是经济实力是其强大的后盾力量，而水利则为其经济实力发展发挥了不可代替的基础作用。

　　到了秦王嬴政时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扫清六合、一统天下势不可挡。在这一进程中，保证物资对战争的供给成为迫切要求和必然选择，因此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是其重要战略之一。

　　此时，在秦国之东的韩国，对秦国的野心和自家所处首当其冲的位置十分清楚，知道自己无法与强大的秦国抗衡。为了保护自己，韩国国君采纳“疲秦之计”，即投秦国兴修水利之好，希望秦国把主要精力和财力投入水利工程兴建，用以消耗秦国国力从而保全韩国。于是，韩国派遣了水工郑国到秦国游说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此策正合秦王之意，便委任郑国负责此项工程。但是在工程开工不久，这个计谋被别人识破并告知秦王。于是秦王大怒，要杀死郑国。面对死神突然降临，郑国却显得从容不迫，道：“臣始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郑国的这番辩解，特别是其中的深谋远虑，打动了嬴政，“秦以为然，卒使就渠”，继续这一水利工程建设。《史记·河渠志》记载：“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这一“疲秦之计”反倒成为兴秦之策，加之都江堰以及此后沟通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灵渠的建设，这三大水利工程是秦王朝奠定中国大一统格局的最伟大贡献之一。

　　到了汉武帝时，延续了关中平原水利工程的开发事业。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在郑国渠之南，又开凿了白渠，工程建成后效益巨大。有一首歌谣这样唱道：“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苗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这首歌谣，对泾河多泥沙的特点和优势以及白渠建成后京都繁荣的面貌，都做了较为形象的表述。

　　此外，历史上，黄河水利在交通航运方面也是成就斐然，以黄河为中轴线兴建的水路交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比如，隋朝开凿的通济渠和永济渠，史书曾多予评述。通济渠是联系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纽带。这一工程首先“自西苑（洛阳）引谷、洛水达于河”，然后“自板渚（今荥阳汜水镇东北35里）引河通于淮”，再从淮水之南“自山阳至扬子江”。工程长度总计约2200余里，形成自东都洛阳至江南的交通要道。

　　而永济渠则是通向北方的重要水路，隋朝称之为“御河”。《隋书·炀帝纪》记载：“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渠长2000余里，从黄河和沁水大致经汲、黎阳（今浚县）、内黄、馆陶、长河（今德州）等地至天津附近，再西北行，达蓟城。隋炀帝进攻高丽时，不仅亲自乘坐龙舟北上，还曾征发江淮民夫、船只以及洛口等地仓米至涿郡。永济渠通航能力相当可观，特别是其在沟通中国西北与中原再达南北，交通运输效益十分显著。

　　从神话英雄传说，到文明来临的夏商周，再到秦汉唐宋，在华夏文明的漫长时代中，其主要内容和辉煌篇章，几乎都发生在黄河流域。以这些为主线展开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应该说，就是黄河文化的根和魂。黄河文明，是始终发展、从未间断、延续至今的文明。

　　那么，为什么又称黄河是中国之忧患呢？

　　(作者：陈维达 单位：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