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孙中山(前排左5)正在和同盟会成员一起拍照。

教育史上的孙中山

谈起民国时期的教育家，老一辈的教育家像唐文治（1865~1954）、严修（1860~1929）、王凤仪（1864~937），新一辈的教育家像晏阳初（1890~1990）、蔡元培（1868~1940）、蒋梦麟（1886~1964）、张伯苓（1876~1951）、陈鹤秦（1892~1982），无疑是首屈一指、可以为万世师表的，现代中国的教育离不开他们的努力。孙中山与这些“职业教育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本人是近、现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以政治家而发展出自己的一系列教育思想并付诸实践，丰富了现代中国的教育思想。在这一点上，孙中山颇像他极仰慕的明代大儒王阳明，既有军事、政治上的“事功”与“实绩”，又在教育的“思想”与“实践”上留下了自己探索的痕迹，成为现代中国教育史的一部分。

通常认为，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可以远溯至1894年。那一年的孙中山像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从没想过从事“革命”，而是积极地“为国谋远略”。他在《上李鸿章书》里建议政府兴学办教育，以造就切用的人才。然而，他的上书没有被采纳，他意识到非革命不足以挽中国于水火，从而走上了革命之路。因此，不管在任何时候，谈论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不能完全无视“救国图存”这一背后的理路。这是我们一切论述的起点，也是终点。

早在1890年，他的《致李藻如》一函就已对教育与人才的关系表现出了殷切的关注。他在这封信中说：“今天下之失教者亦已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平心而论，就此时的孙中山而言，他的论述并没有超出同时代的水平，仍然是“教育—人才—国家”的论述套数。但也应该注意到，孙中山“风俗安得不颓”一句，表明他对教育的关注并不是完全停留在实用的“人才”上面，而是已经触及到教育最为核心的一部分了：在原则上，教育所收之效在于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底蕴。

1894年《万国公报》刊登的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从“救国图存”到“教育”实践

秉着兴教育、造人才的理念，孙中山即使在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也没有忽略对教育的思考与实践。因此，1895年，兴中会成立时，他就标揭“兴学校以育人才”这一主旨。此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连串有关教育的活动。他的教育活动之多，足够撰述一部“教育编年史”了。仅以办学为例，从1903年开始，他自己先后创办的学校就有青山军事学校（1903年）、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1916年改为航空学校，从日本迁入国内）、政法学校（1914年）、黄埔军校（1924年）等学校。可以看出，在革命、护法和北伐几个时期孙中山的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活动上，因此他的教育活动基本上是以造就实用型的人才为主的。

但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还有另一面。1912年，中华民国缔造以后，革命暂时告一段落，孙中山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演说或著述，涉及面之广，几乎可以与职业教育家相媲美。1912年，他在论及教育公平时说：“圆颅方趾，同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贵之家即能受教育，生于贫贱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之甚也。社会主义学者主张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不收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很明显，孙中山此时多少受到“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但他的重点还在于“无论贵贱”都应当享受“教育平等”的权利。就在同年，他还作了“女子教育之重要”的演说，主张“不论男女”同样应当接受教育。

到1924年，亦即孙中山去世的前两年，他还颁布了《公布<大学条例>令》：“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讨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德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副之。”也许可以说，《公布<大学条例>令》的颁布既是他教育活动的又一个尾声，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整体教育思想，特别是“因应国情”的提出，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主要以效法西方为主。但我们最关注的还在于后一句——“促社会道德之长进”，换言之，教育的任务不仅在于造就实用的人才，也要担负起社会道德的创生与滋养，而这，正是孙中山教育思想最为深邃的一面。

“知行合一”的教育理论

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中称：“我们要造就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功夫，便是在改良人格来救国。”尽管孙中山依然强调“救国”的任务，但他的经由之路已经不是所谓“人才”，而在于“人格”，所谓“自根本上做功夫”。这当然不是孙中山的“孤明先发”。曾在晚清经鼓吹改革的时代巨子梁启超于1920年代也不断向大学生强调曾国藩“一班士大夫”的道德、意志与情操，他认为，他们之所以能打败太平天国，开启“同治中兴”，他们的那股士大夫精神起了关键的作用。孙中山同样看到了这一点。

不过，梁启超强调的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士大夫彼此之间的德性砥砺，而孙中山格外强调一己德性的圆融。因此，他要强调“知行合一”，他在《建国方略》中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也。……此说者，予生平者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在孙中山看来，“知行不一”导致的社会后果尤其严重。实际上，他这句话简直是王阳明名言的翻版，所谓“破山中贼易，颇心中贼难”。不同的人首先在“知”的层面上就有差距，他同在《建国方略》中说：“其一为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为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为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这里实际是本之《孟子》“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人的“知”有先后，但没有高下，“知行合一”的根本不在于“知”的先后。

但是，如何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在孙中山看来，这并非外力所可达成，仍须从“德性”入手。其核心乃在于个人“德性”应当内充而外溢，见之于行事，无所暌隔，也无所伪饰。所以他在另一篇文字中说：“历代以欺世伪术而得大业者，灭亡不及其身，及其子孙，此纂弑攘夺残民以逞者，可不惧哉！严以律己，对人无虚言，驭人无术，一本诚率，人皆谅我，予一己成功矣。”换言之，“人皆谅我”不在于“我”如何完美或强健，而在于我“一本诚率”。知行由此而合一。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孙中山一生格外强调知行合一以及道德教育。作为一个革命的实践者，孙中山意识到不管是“主义”、还是“纲纪”，都不能完全替代“德性”在社会发展以及个人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的教育思想里，“诚”无疑又是“德性”的关键环节。因而，“诚”既是个人所以为人的“根本”，也是“知行合一”的惟一推动者和惟一仲裁者。

孙中山教育思想的渊源

《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大学》这部两千年前的儒家经典，差不多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教科书。“亲民”之道，在于为政者，但“明明德”、“止于至善”两端则可以推至任何个人。不用说，作为革命家，孙中山一生都注重教育培养切用人才的实效。但就像我们在前面强调的，不管是从孙中山接受的王阳明心学传统、还是从他晚年对“促社会道德之长进”的强调而言，孙中山教育思想的“内里”始终潜伏着对于“明德”“至善”的追求。这正是孙中山的杰出之处：跳出革命者的实用主义视角之外，把“教育”同它的原始的“教化意义”相联接，重新把“德性”引入现代社会。

孙中山的教育思想特别是早年的教育思想资源基本来自于西方国家。他的《致李藻如》《上李鸿章书》都强调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教育水平低下，虽然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但是识字率的低下使得中国国力孱弱、风俗颓丧。倡导不分男女、不分贵贱的教育权利，创办新式大学乃至新式的政法或军事学校，都由这一认识出发。而且，孙中山生平除“三民主义”而外，最重要或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就是“知行合一”，他同样也格外强调道德教育，《大学》、《孟子》、王阳明都是他发展道德教育的本土资源。

不过，把孙中山的道德教育思想渊源全部归因于传统的儒家典籍与儒家学说，也并不可取。事实上，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他的革命家、政治家身份。就像他一再强调的，为了造就一个好国家，首先需要造就千千万万的“好人格”。他到底是一个有教育思想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