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简介：(580-643年2月11日)，字玄成。祖居录(今河北省泰西巨鹿县)迁至内皇。

魏征少年孤贫，胸怀大志，不事产业，却通晓经典书籍和方术。隋末动乱，魏征历经坎坷，曾经五易其主。他先是从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李密爱其文才将之招至麾下。但魏征在李密手下并不受重用，李密覆败，魏征随李密投唐。魏征主动请缨，帮助李渊去平定山东，并用一纸书信招降了李绩。但不幸当时恰逢窦建德攻陷黎阳，魏征遭擒，又被窦建德收入帐下，作了夏王的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以后，魏征和裴矩一起入关二次投唐。当时的太子李建成欣赏他的才能，引荐他为太子冼马。玄武门之变后，继任的太子李世民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先引为太子宫詹事主簿，即位后又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直到贞观十七年病卒于任。

魏征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事，劝戒唐太宗以史的教训为鉴，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清静无为、“仁义”行事。魏征一生不仅尽心事主，更以江山社稷、天下苍生为重，为唐初社会的稳定和“贞观之治”的出现发挥了重要作用。魏征所上 《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魏征刚正敢谏的故事

魏征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里很穷，但他却喜欢读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后来又出家当过道士。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他先后参加李密瓦岗军和窦建德起义军，李建成被杀后，他又因直言敢谏，受到唐太宗的重用。

唐太宗常把魏征召进宫内，叫他提些意见。李世民有不对的地方，魏征能够当面批评，甚至会弄得唐太宗一时下不了台。

有一次，唐太宗根据右仆射（掌管奏章文书的官员）封德彝的建议，决定十八岁以上身体强壮还没有服役过的男子都要去当兵。但魏征不同意。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敕令，要由谏议大夫签名才能生效。

唐太宗问他：“你不同意这样做，有什么理由？”

魏征回答：“臣作为谏议大夫，有义务向陛下指 出，这样做违背了治国安民的方针。我朝开国后即立下‘男子二十岁当兵，六十岁可免’的规定，怎么能随便改变呢？”

唐太宗非常生气，大声指责道：“你太固执己见！”

魏征毫不退让，语重心长地说道：“陛下！把河水放光捕鱼，确实能捕到许多鱼，但明年就没有鱼了；把森林烧了打猎，确实会打到许多猎物，但明年就没有野兽了。如果把十八岁以上身体强壮的男子都去当兵，今后国家的税赋徭役去向谁要呢？”

唐太宗这才幡然醒悟，收回了命令。

有时候，李世民还会和魏征一起讨论一些问题。

比如，唐太宗曾问魏征：“历史上有过这么多帝王，为什么有的明智，有的昏庸？”

魏征回答道：“能够多听听各方面意见的帝王，通常比较明智；一意孤行、只听单方面的意见的帝王，难免就会昏庸。”“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唐太宗赞许地说：“你讲得真好啊！”

有个大臣叫郑仁基，女儿长得美丽又有才华，皇后要把她收为李世民的嫔妃。当册封的诏书写好后，有人说了一句：“她不是已经与人订婚了吗？”

魏征知道后，就向李世民进谏道：“陛下住着亭台楼阁，就应该希望百姓有安身的房子；陛下吃着山珍海味，就应该希望百姓有充足的食物；陛下看着众多嫔妃，就应该希望百姓有称心的婚姻。现在陛下把已经与人订婚了的女子夺过来，这怎么符合人家父母的心意呢？”

唐太宗听了这番话，马上取消了册封。

当魏征患病去世后，唐太宗罢朝五天，亲自登上御苑西楼，遥望魏征逝世之处寄托哀思。他沉痛地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帽穿戴；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现在魏征去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魏征能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一点作用，确实是与唐太宗闻过则喜、从谏如流的气度分不开的。

唐太宗时能够大胆进谏的大臣，还有一位马周。马周原来只是守卫玄武门的中郎将常何的客人。公元６３１年（贞观五年），李世民下令百官上书谈论朝政得失。常何是个武将，不懂政治，感到谈不出什么，为此很犯愁。马周知道了，马上动笔为他写了二十多条关于政治得失的意见，让他去交差。李世民读了以后，觉得条条都切中要害。他很奇怪，常何这一介武夫怎么变得这样有政治头脑了，就找他来面谈。常何一向老实，他坦白地告诉李世民上书的内容都是马周写的。李世民马上召见马周，一番谈话，对他十分赏识，不久便任命他为监察御史。

马周没有辜负李世民对他的期望，经常进谏，向李世民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他要李世民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要了解民间的疾苦，爱护百姓；他要李世民不要太宠爱子女，没有必要每年加赐金银珍宝，因为奢侈只会害了子女；他要李世民以人为本，真正让百姓满意，就得选拔德才具备的好官。对马周提出的这些建议，李世民都认真听取，并加以推行。

魏征、马周等人还提醒李世民，隋末因为滥刑暴政而迅速灭亡。李世民因此非常重视立法安民，要求有关部门融合前朝立法、司法经验，制定了《贞观律》，使封建礼教法律观成熟完善起来，为稍后制定《唐律》打下了基础。

魏征极言直谏：

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所器重。太宗屡次引魏徵进入卧室，“访以得失”，魏徵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对于朝政得失，频频上谏。唐太宗曾褒奖他说：“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不久，迁任尚书左丞。贞观三年（629年）即以秘书监参知国政，进封郑国公。魏徵的直言极谏是著名的，当时以“识鉴精通”而闻名的宰相王珪曾高度评价他说：“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太宗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太宗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太宗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太宗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太宗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太宗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太宗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

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贞观八年（634），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太宗看后大怒，要给他定以讪谤之罪。魏徵马上劝谏说，昔日贾谊给汉文帝上疏说：“可为痛哭者三，可为太息者五。”自古上书，都是言辞激切，不这样就不能引起皇帝的警觉，激切并不是讪谤。太宗听后有所悔悟说：“朕初责此人，若责之，则谁敢言之。”魏徵对唐太宗常常是面折廷诤，有时弄得他面红耳赤，甚至下不了台。一次罢朝后，太宗曾余怒未息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又说魏徵“每廷辱我”。不难看出，魏徵的犯颜直谏，往往是一针见血，甚至到了太宗难以忍受的程度。

除了军国大事外，魏徵对太宗其他一些不合义理的做法也提出善意的批评。贞观六年（632）八月，长乐公主下嫁，太宗以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敕令资妆要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徵上谏，以为长公主尊于公主，公主之礼不应超过长公主。长孙皇后听到此事后，十分钦佩魏徵的刚直敢谏，颇有感触地对太宗说：“尝闻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实乃能以义制主之情，可谓正直社稷之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言必候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良有以也。”之后，便亲自去魏徵家，赐帛五百匹。魏徵的直言极谏，甚至说出了连长孙皇后也不敢轻易说出的话。

尽管太宗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对他的犯颜直谏曾感叹说：“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当然，唐太宗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这一番话也并不只是谦逊之辞。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太宗已感到自己不可一日离开他。太宗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史家高度评价魏徵说：“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