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西安建设期间将消失的长安村文化！

位于长安西北部，河西岸。

1951年土改时，调出302亩土地，有耕地约6000亩，2600人。1975年土地划分时，耕地约5600亩，856户，3700人。2012年耕地约4730亩，1077户，3972人。因土地分组管理，各组人均耕地不一。

村名有过几次变更。始建村名为“中平堡”（今人称老堡子）。后以袁姓始居改名大袁村。《西安通览》记：“唐代已有村，原名大袁村，后演变为今名，大袁里是长安四十九古里之一。”又因北有郿坞岭（村人称北塬）地势较高，曾名大塬村。新中国成立后演变为大原村至今。从区域出土的西周文物推测，建村历史可能更长。

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五堡四社”之说，同时也有明显的地域区别。村正西约2公里处，新中国成立前零散住着纪、蔡、刘姓农民。1951年土改时编入李家堡。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五堡已不存在。

五堡时的街道曲折、窄小、泥泞、不平，房屋零散、土木结构。

1985年，新村规划连成一片，南北五条大道，连接108国道。东西10条大街，路宽10米以上。目前全部硬化，宽直整齐，路灯明，树成荫。每户三间庄基，房屋全是砖混结构。家有洗澡间，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走向社会。有的经商、有的办厂、有的进城打工、有的在承包地上搞多种经营。如种草莓、黄瓜、西瓜、大棚蔬菜等。2004年村里一位年轻妇女赴非洲纳米比亚打工，合同三年，是全村第一个走出国门打工的农家妇女。

该村手工作坊历史悠久，袁家酒业，单传39代。有崔家染坊、王家油坊、乔家粉坊等。商业有王家复生堂、李家三泰堂、三官庙同仁堂、乔家恒升堂等。新中国成立后，村办纸箱厂、机械厂、造纸厂等。目前个体企业兴旺，有纸箱厂、机械厂、水泥制品厂等。特别是水泥制管厂，已发展有6家，最大的可生产内径达2米的水泥管，产品销往西北地区。目前全村商店有十多家。

昔日人文景观很多，今日无迹可寻。当地有顺口溜：“大原村的寺，新旺村的庵，冯村大庙修的宽，马王槐树成了仙，苗驾乐楼戳破天，西石一对铁旗杆，曹寨锅底叫水淹。大原北滩白一片。”

该村的寺指建福寺，村人称南寺。位于村东南，距村数百米，毁于“回乱”。庙宇面积不清，庙外有地24亩，常住和尚十多人。建庙史实，据说有石碑记载。新中国成立后石碑收藏西安碑林博物馆。原庙址已被1958年新建的“沣西中学”占用。

民国35年（1946）夏季，国民十六军三十一师挽马二团通讯连，由排长带领十多人，整队持枪催草料。与村民发生冲突，致村民一死一伤，引起村民武力抗暴，捆绑其中两名肇事士兵。保长王德兴次日招集有威望、有知识的人在三官庙议事，决定写状上告，村民王济之在省监察使署任专员，仗义执言，维护条律，据理力争。后经军事审判，杀人者偿命，挽马二团向村人道歉，向死者赔了命价。此次抗暴行动，在周边各村，乃至长安县影响很大。

很早以前，村中有一批秦腔爱好者。1950年，以袁如汉、李兴汉为首成立大原村自乐班。1965年村委会成立宣传队，1966年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购置戏箱、聘请专家，排练八个样板戏。当时专业剧团停办，宣传队更加红火，四处请演，红极一时。

教育始于清咸丰初，赵慎修在三官庙设帐授徒，赵舒翘启蒙于此。同治初，三官庙毁，村无学舍，学生就读他乡。清末，赵元捷在三官庙后4亩沙果园内盖简易房16间，办私塾。民国15年（1926），沙果园私塾迁至公馆屋（赵舒翘家），为村办学堂，邻村学生亦可就读。经费源于南寺24亩地租，学生免费

入学。如是本村教师，回家就餐。如聘用外村教师，学生家长轮流管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袁修亭与20余人共议成立小学，以乔子宽、赵幼西、李叔元三人组成理事会，推乔子宽为理事长，时任保长王德兴大力支持，利用大庙房屋，办起私立大原小学。初设四个班，学生百余人。海家坡、曹家寨、黄

桥、石桥、马王村亦有学生来此就读。此时已有女孩入学。

1947年，学校由长安县教育局接管，校名为冯籍乡中心国民小学。西安解放后改校名为大原村完全小学。1984年村委会决定迁校于村南现址。

新中国成立前，该村有6名大学生。1949年至2004年，全村有115名大学生，其中有23名女大学生。

抗日战争中，该村以不同形式入伍从军者41人，不少人为国献身。李克敏就是其一，弃教从戎，报考中央陆军学校（四川成都）。1940年毕业后在赵寿山三十八军任营长，中条山战役中为国捐躯，年仅25岁。

赵舒翘（1847—1901），字展如，号琴舫，晚号慎斋。同治十二年（1878）举人，次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管顺天府尹事，为官清廉，秉公执法，精熟律例，传览归典，执法如山，刚正不阿。光绪八年（1882），平反昭雪河南王树汶顶替服刑喊冤案，震惊朝野。光绪十二年（1886）任安徽凤阳府知府时，以“国立官为民”为座右铭。当时皖北连遭水灾，拨库银两次赈荒，捐俸银两千两购买旧房，兴办育婴堂、收容无家可归的妇女儿童。组织家人和婢女赶制棉衣，捐赠灾民防寒。下令密捕镇压了苏滨太湖一带匪首叶万春，遣散匪徒，社会秩序好转。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客省庄沣河上修建石拱桥，在东牌楼东侧上方亲笔题字“周芑春萦”。此桥打通了东西通道，当地群众称“造福桥”，是全国名桥之一。

由于功绩卓著，朝廷赏戴花翎，赐紫禁城骑马。八国联军攻京津时随“两宫”逃至西安。议和时，洋人指其为祸首之一，慈禧太后法诏革职留用，后改“斩监候”。洋人不答应，西安各界人士为其请命，慈禧太后“赐死”。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初六，食金扣，黄表蒙面，喷酒窒息，死于西安，葬于故土，年仅54岁，时论冤之。遗著有《慎斋文集》《提案备要》《温处盐务纪要》《慎战要言》

三卷，《慎疾箴言》《象刑录》《澡鉴前规》《格言杂录》等。

袁修亭，民国时期任河南内乡县县长，后任杨虎城绥靖公署监印官，参加西安事变。

赵绍西，新中国成立前上北京大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任长安教育局局长。

袁孟哲，女，1938年受训西安抗日军政大学后入伍，同年加入共产党，随部队转战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262医院副院长。

乔光含，字子宏。日本侵华，休学从军，参加赵寿山三十八军。1942年任辎兵团副团长，参加中条山战役。护卫三十八军进步人士去延安，为游击队赠送过枪支弹药。1946年随孔从洲师长起义，胡宗南密令逮捕三十八军军官，又投奔北京傅作义部队，后随该部起义。1951年任进藏前梯队指挥员，曾受陈毅接见。

张毅之，原名张生堂。1938年弃学从戎，参加赵寿山三十八军，参加中条山战役。1942年在黄埔军校第十八期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反击国军。1959年参加“西藏平叛”。1962年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1958年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1961年授予中校军衔，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1969年任西藏军区新兵师师长。

袁启亚，原名袁思敬。1936年投笔从戎，杨虎城卫士，转战南北，曾获“抗日民族英雄”称号。西安事变中监护过蒋介石。新中国成立后是沈阳某建筑队的建筑工程师，曾获“劳动模范”称号。

刘亚玲，女，第四军医大学中专毕业，要求去云南昆明军区文山六十七医院工作。中越边境战争暴发后，主动要求将救护队驻在前沿阵地的“猫耳洞”，战斗中负伤不下火线。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被战士誉为“战地女神”，媒体做过多次报道。

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基层政府领导工作者甚多。如吴建武，北京大学毕业，现在中央国土资源部工作。王百忍，1998—2002年任长安县副县长。2003—2012年任西安市长安区政协副主席。

有艺术成就的人也很多。

左崇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擅长考古雕塑、蜡像、胶像艺术。余新坤的微型石碑，左培荣的佛塑像，袁敏善的美术雕塑，很受群众欢迎。绘画成就显著者，左勇文的花鸟画、已出四本画册；秘修斌获得国家一级画师。书法方面有左崇宽，为杨虎城陵园补写“民族英雄”四个大字。左勇厚参加北京三百书画院，独创的猴头寿被三百书画院收藏。另外，还有袁永树、左勇怀、胡坤、李必恒、李铁榜、赵文布等书法爱好者，近几年来举办5次书画展，被陕西电视二台、长安电视台、《西安晚报》等新闻媒体报道。

秦腔爱好者很多，自乐班社定期举行活动。李梦聪，2001年仅11岁，考入陕西省艺术学校秦腔表演专业，2004年7月参加江苏省昆山市全国少儿小梅花荟萃大赛，荣获“梅花状元奖”，现在宁夏秦剧团工作。该村办企业者很多，其中企业家王德义，多方筹资，翻建大原小学，硬化村中心路，办了很多公益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