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崇祯吊死的那棵树

资料来源：搜狐文化频道作者看不出全文长，所以删除处理了。

配图是百度韩服北京酒吧虔诚崇祯活动。

楔形块

在17世纪40年代的世界里，东西方两位君主走投无路的——一个把脖子伸进树枝下的丝带环里，另一个把脖子塞进断头台的刀下，两人死后，那个民族的方向是天壤之别。

就是在这个年代以后，东西方的崛起与没落明显加快，我们看到：世界的天平开始失衡……

那是个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甲申年。三月十八日，势如破竹的李自成农民军攻破了崇祯的最后一道堡垒——北京皇城。明崇祯帝朱由检在逼死后妃、剑砍长公主后，踉踉跄跄地从紫禁城里走了出来，跑到这后面的煤山上，望着四处燃起的烽烟，一壶酒一直喝到红日坠去，星光临天。随后他在一棵树的枝杈间用丝带打了个结，告诉身边太监：他痛失江山，无脸见祖宗，死后要以发覆面。随后就上吊而死。

崇祯之死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他的死，不仅仅在于一个王朝不可逆转的灭亡，更在于一个可能忽略的事实：随着清王朝的入主中原，以一种野蛮落后的孔武粗陋接管一个文明熟透同时也是腐烂的国度，科技文化的因子受到严重窒息，人文精神的嫩芽受到百般摧残，领先世界两三千年的华夏文明几乎止住了脚步，开始落后于西方。

亡国先亡天下

对崇祯的死，包括不少史学家在内——众多的人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结局。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国运已经明显不行，苦苦支撑仍力不从心，正如他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自然，同情崇祯的背后隐藏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没落的悲叹。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然而他同中国的所有皇帝都不一样，从他登基第一天起，国家大厦将倾、分崩离析的事儿就接连不断地折磨着他，照史家的说法，他十七年里励精图治，企图中兴振作，但终是无力回天。国人对于亡国之君的印象是商纣王、秦二世、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之类的主儿，这些人或残暴无情，或荒淫无耻，或昏庸无道，或懦弱无能，不亡没有道理；退一步讲，如果亡在他的祖辈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个人懒惰得二十多年不理朝政，亡倒也亡了；如果亡在他的兄长天启皇帝朱由校——这个人重用太监大搞特务政治，却在皇宫里对自己的土木手艺手舞足蹈乐此不疲，亡倒也亡了。亡国之君的名义最终落在了崇祯皇帝身上，确实有些“不公平”。于是，史家的观点是：崇祯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

中国历史上的腐朽黑暗时代人们历历可数，最腐朽黑暗的我认为应该是在崇祯之前的天启年间。为什么？为一个活人造生祠，这本来就有些出格了，况且这个活人是个流氓无赖起家的阉人；这还罢了，建祠的档次竟还要同“万世师表”的孔子比肩！建祠的位置更是显赫得无以复加，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阉人的生祠建在岳飞墓和关公庙之间，让一位过路的士人忍不住要长叹一声！但这一声长叹的代价却是惨遭毒打，身首异处。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为其造生祠的“高潮”，如开封甚至扒了两千间民房建起一座气势宏大的生祠，有不少地方为建生祠还拆了学堂和其他庙宇。这个阉人魏忠贤的最大功绩在哪里？那就是伺候好了皇上，是皇上最好的奴才！更可悲的还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尚勇乏智的东林党人前仆后继但都一一惨败后，熟读圣人书的人们开始选择沉默，而相当多的选择了拍马逢迎。试想，有那么多的当官为政者情愿甘当一个阉人的鹰犬，甚至干儿干孙，朝野充斥着大量“五虎”、“五彪”、“十狗”以及“干儿义孙”之类腌渣杂碎，朝政的风气已经无耻到何等地步？读到这一页历史，三百多年后还让我们为民族里这样一群人的丑陋、虚伪、凶恶、嚣张与软弱感到耻辱，而这些事情真可谓世界文明史上的咄咄怪事！

崇祯就是接手这样的一个烂摊子，但他以十七岁的小小年纪，驱逐客魏，剪除阉党，整肃吏治，却显得干净利索，手段老到，深得一个国家的期望。当时，许多士人和百姓都觉得大明朝已峰回路转，将开始新的复兴了。

然而，烂摊子毕竟是烂摊子，并且这个烂摊子已到了烂透了的地步——二十余年荒怠异常的弊政，尤其是后来天启年间的腐朽加黑暗，大明朝其实正在滑向无尽的深渊，以至于朱由检从接手皇位的那天起，就感觉到屁股下面不是舒舒服服的龙椅，而是一座正喷薄着愤怒与仇恨的火山口。崇祯元年，饿殍遍野的陕西已燃起饥民起义的星星之火，而更大的农民风暴正在酝酿。而长城关外的东北，后金贵族早已崛起，努尔哈赤的子孙正虎视眈眈觊觎着关内的大明朝——在他们的眼中，大明朝无疑于圈养的无数肥壮牛羊等待着他们去宰割，去分享。内忧外患，一边像蔓延而来的大火，另一边又像呼啸而来的大潮，这就是崇祯帝朱由检接手是的窘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愈加地严峻。朱由检不由地先乱了阵脚，继而手足失措，继而焦头烂额。可以说，忧心忡忡的心态一直贯穿着崇祯帝在位的十七年。

后人们在评述崇祯帝时，大多认为其痛失江山的一个致命之处在于两个字：多疑。多疑使他在用人前后难以一贯始终，多疑使他难以容忍失败，多疑使他变得格外苛求，多疑更使他自毁长城。人们看到，无论是防御后金的边塞还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将领们，都竟如走马灯一般调换。人们看到，类似袁崇焕这样出色的将领不是死在疆场上，而是死在大明朝自己的刑场上；人们还看到，崇祯帝在洗涤魏忠贤的阉党集团后，多疑使他最终启用的不少人竟还是阉人，只不过换成了自己亲信的阉人而已。

崇祯帝为什么多疑？我想，这是应该予以充分思考的东西。

他经历了一个连恶贯满盈的坏人都满口仁义道德的虚伪时代，一面是卑劣行径让人作呕，一面却是圣人言辞的滔滔不绝。官场的腐烂气息既令他十分不满，又让他感觉到窒息得无力、虚弱和发狂，他能有什么样的胸怀来相信人！于是，面临着熊熊燃烧的农民起义大火，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关外饿虎，崇祯只能手忙脚乱而又徒劳无功地一遍遍涂写“罪诏己”。十七年的帝王生涯，终于使他的路途越走越窘迫，越走越狭窄，最终走向了那棵吊着绳环的树。

可以说，是那个腐朽的时代埋葬了他和他的王朝。

顾炎武是那个时代清醒的思想家，在明亡以后做总结时这样认为：其实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亡国只是君王姓氏的轮换和朝代的更替，而亡天下则是整个社会风尚的没落与沦丧。这样也可以说，明朝是先亡天下而后亡国。

和腐朽一起殉葬的

崇祯一年十一月，陕西延安府一带因为年荒，爆发了农民大起义，领头的是一位从边塞逃亡回乡的军人，其余的便是饥民。正恰似干柴遇烈火，火很快就烧大了，附近饥肠辘辘的农民纷纷加入不说，与此同时，有人又在附近的宜川起事，又一堆火山燃烧起来。

明王朝大厦倾覆，本来改朝换代也不是多稀奇的事，然而李自成造反，却不曾料想最后入主中原的竟是剃葫芦头扎大辫子的满清。以后的事实证明，满清的入关，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历史倒退。

明王朝腐朽不堪，但正因为腐朽不堪，才成为新生力量的催生剂——犹如腐烂的木质上生出了嫩芽，正待以蓬勃成长。那时的工商业已经很成气候，其实早在万历以前的嘉靖年间，采矿业在民间已经不是零零星星，一些地方还有一定的规模。到了万历时期，万历皇帝朱羽钧迷恋财货，派了大量的太监到各地征收税银，所去之地不是繁荣的市场就是上规模的矿场。史书说万历皇帝派的八大太监所到之处无不民怨沸腾，江苏苏州、山东临清等地甚至激起“民变”，说“民变”其实已经不妥，因为这些“民”已经脱离了土地和其他常见的行业，变成了一些作坊的雇佣工。正是这些太监们欲壑难填的横征暴敛，使得众多的行业作坊纷纷停工关门，也就使得这些雇佣工失去了生存的依靠。

明末的工商业其实已经很发达，正如一些史学家所言，已经形成一种气候，酝酿出一种“资本主义”“萌芽”；当然现代有不少人对是否可称得上“资本主义”萌芽一事异议不小，本文也无意去讨论这些。只是这“萌芽”时运不济，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被横征暴敛，难有多少生息成长的机会。后来碰到了满清入关，于是覆巢之下难有完卵,一个国家和民族遭受劫难，工商业这棵嫩芽也就迅速夭折了。

时过三百六十年，等我们再次回顾明末工商业的时候，我们会为之惋惜，会为之长叹——

采矿业早已不是星星之火，从一些史书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在明朝除那些金银铜铁之类的矿产得到开发外，明的采矿业早已多处开花。“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们从于谦的诗里就知道，至少早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开始了烧用石灰。例子比比皆是，就说采煤，明朝时不少王公大臣家里已经开始烧煤。比如故宫后面的那个“煤山”吧，何以有此名字？就是那时皇宫里早已用煤做燃料，烧过的煤渣运到皇宫的后面，日积成山，故称“煤山”。

其实我们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发现那个时代不光已经烧煤，不光使用石灰，景德镇磁窑的生产早已在全世界名闻遐迩，其生产规模和用工制度也已较前朝有了质的变化——大批量地供应全国乃至国外，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事这一行业，只是质量的要求更高、技工的分工更细；另外在造船业上，明朝一直很发达，航海上尽管让宦官郑和之流白白浪费了开拓新世界的机会，但造船航海依然在世界上屈指可数，因为郑成功就是靠的舰队东渡台湾，赶跑了在那里作威作福的荷兰强盗。在军事上，火炮已较为广泛地运用。据说努尔哈赤就是在宁远之战中为炮火击伤致死的。

崇祯十年的1637年，江西举人宋应星著成《天工开物》。该书三卷十八篇，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天工开物》一书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呢？其至少预示着一种当时社会的工商氛围，预示着社会即将迎来工商业快速度发展的一种转机。只是，可惜的是，这春天里的嫩芽遇上了满清入关的几近灭顶之灾，从而错过了一个良好发展的历史机遇。

明朝工商业是那个腐朽王朝的殉葬品。

除工商业外，还有一种殉葬品，其价值的惨痛毫不逊色。这就是明末时期日渐觉醒的人文精神。

明末前期，即万历时期，李贽所写大量愤世嫉俗的文字在全国士人界造成一次“精神地震”。他的笔锋所及，直指孔孟礼教的凶恶与伪善，让士人震惊，让卫道者恐慌。他不屈不挠，他大义凛然，他视死如归，最后更以“七十老翁更何求”的气概拔剑自刎，书写了其人性的光辉与不朽，直让四百多年后的今人为之由衷喝彩。

李贽的文字遭到封杀，然而其思想的吉光片羽早已在明朝后期的思想文化界播下种子，尽管这种子还十分稀少，但觉醒和叛逆的种子毕竟已生根发芽。到了明末清初，出现了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思想三大家”，中国的人文精神已经上升到一个高度。自然，很多的人文学者并没有随着明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他们的学说和行迹一直延续到明亡几十年以后，但随着清朝文字狱的兴起，这些人文主义的余脉断绝了。

明朝末期，尽管国家动荡不安，但整个社会无论士人还是民间思想都比较活跃，那个时候，相继出现了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等作品，尽管这些作品中所宣扬的意识仍不时出现那些布满蜘蛛而又落满灰尘的东西，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那个时代躁动不安的社会心态，听到了他们对渴望幸福生活的呐喊和对腐朽黑暗的鞭鞑声。

那个时代及随后的一段岁月里，虽然黑暗的高压频频，但在野的少数士人依然敢于特立独行，他们抒发真情，直面黑暗，拒绝“合作”。人文精神的浩然之气，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李二曲、朱耷之类在那个冷寂血腥的年代里大放光彩。这段人文历史，不光后来的史学家们看了要荡气回肠，就连西方学者看了，也觉得可以算的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可惜的是，这“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成了那个腐朽王朝的殉葬品。虽然这种殉葬要迟于那个腐朽王朝的灭亡。可以说，人文精神作为殉葬品是后来的满清统治者将其推到墓坑里去的。

历史常常这样证明：那些腐朽的东西，往往在死亡时要以青春的、甚至是新生不久的美好东西来殉葬。

东西方的较量

17世纪末，在西欧的岛国英国，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控制了政局，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度，从而为“日不落世纪”的来临奠定了基础。而在经济落后的东欧俄国，彼得一世开始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他本人不仅从形象上剔去大胡子换上西装，而且从政治、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上全力倡导革新图强。

而在清朝，康熙帝在其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后，却是一面将自己极力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一面又于无声处时时警惕着全国各地的思想异端，并且不时“凌厉出手”，用“文字狱”的大棒将天下士人打得噤若寒蝉、鸦雀无声。而他所御用的西方学士，不过用其在历法上日食月环之类的准确性而已，其实把这些人当作了朝廷宫中的装饰，至于西方的种种科学技术应用等等，几乎全是扯淡。说康熙和彼得一世是同时代的人，让人感觉有些时空错位。

在18世纪初，文化启蒙和自由思想的火种开始在欧洲大陆上烽烟四起，众多的欧洲青年们开始热衷于“周游列国”式的文化旅程，旅程让这些欧洲青年们强了筋骨、开了眼界、长了精神，继而让这些青年们成为欧洲觉醒和崛起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移民的相互流动，欧洲各国的文化、贸易开始交流和碰撞，其结果是碰撞出火花，碰撞出真理，最后碰撞出一个列强雄起、生机勃勃的欧洲。而与此同时，西欧诸国正为海上霸权而你死我活、硝烟四起，而中欧的普鲁士也正在悄悄崛起。正是在这个当口，雍正在干什么呢？前文已经提到，这个将各种伎俩玩得飞转的阴谋家，其实心胸格外狭隘，他所做的漂亮事，一是全力围歼那些思想异端的士人，一是严令禁止开采矿产和海上贸易。这样的人，有人歌颂说其统治下的中国如何进步、如何发展，让人如何相信？

18世纪末，法国进行了大革命，巴士底狱这个象征封建专制的堡垒被人民攻占，贵族的特权被废除不久，《人权宣言》得以发表；而随后不久，在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功成名就的华盛顿力辞他人劝进皇帝位，在总统四年的任期后不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奋斗终身”而毅然离去……而就是在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乾隆皇帝在赚得诸如“十全老人”之类的众多浮名后，在为君称朕六十甲子年禅位后，在继位的儿子面前依然留恋他的皇权，而众多的社会危机正“十面埋伏”于后任者的周围。说乾隆处在这个伟大的时期，说他与华盛顿是同时代的人，让人简直不相信。

然而，在甲申年又一次来临的时候，我又一次想到那棵树，想到了那棵树时，有些事我相信了：同样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空间。

17世纪40年代，相隔几万里的东西方两位君主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仅仅是另一种开始的一个楔子——

在此之后的近二百年间，东方那个庞大的帝国继续重复着那大而无当的梦，奴性的心理、窒息的思想和腐朽的制度，使两三千年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江河日下了，帝国与其说是“沉睡中的巨人”，不如说更像一位“病夫”——只是这“病夫”不光四肢无力，而且脑子也不好了。而西方那个岛国在近二百年的光阴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近代史的第一页先从那里翻开，其人文科技、法制思想和工业革命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

1793年的那个夏天，英国使团驾驶他们的船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们以补贺乾隆皇帝80大寿的名义，拜见了大清帝国的“九五之尊”。乾隆和满朝官员格外重视的，是英国使团如何行礼跪拜，而对其带来的天文望远镜、地理仪器、钟表、船只模型和武器等等东西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这年秋天，领队的马戛尔尼带着遗憾离开了北京，他十分肯定地说：清王朝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胜过邻船的地方，只有体积和外表。并认为英国会从这个国家中捞到好处的。英使团离去40多年后，即17世纪40年代的近二百年后，两个国家第一次进行较量时，东西方早已没了那架“天平”，世界成了一边倒的舞台。

两个国家较量时，虽然大清国也崇尚“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泱泱四亿人的大国却没有几人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英国到底有多强？据说，连林则徐、魏源这样“睁眼看世界的人”其实也所知了了。

这次较量，其实也是两个国家二百年积累的一种较量——当初的历史是否是一种前因？但无论如何，后果是有了。

尾声

还是那棵树，回首时它已变成了三百六十年前的那棵树。那棵树应该让人警醒，让人深思，让人发奋。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后怕：政治的惰怠、残酷、自私和腐朽，加上大众心灵的冷漠、闭塞、自大和麻木，几乎葬送了一个长时期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民族。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庆幸：一个经历过掉下悬崖、后又爬出谷底的民族，已变得清醒，正恢复着元气，她渴望着更加强壮与成熟，也就是说，她渴望着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