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往往不好听，但却是事实。

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宋新宗熙宁四年(公元1091年)3月，申宗在工资战中召见王安石长官和文彦博长官讨论变法。

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说：“祖宗定下的法制都在，没有必要改动，免得失去人心。”

神宗说：“变法的话，对士大夫们来说确实会不太高兴，但对百姓却没有不方便啊。”

文彦博答：“陛下您是和士大夫们一起共治天下，不是百姓一起治天下哦！”

神宗回：“也不是所有士大夫都认为变法不利，还是有认为应当变法的人在。”

接下来，王安石和文彦博继续在神宗面前就是否应当变法，如何变法做讨论。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并没有反驳文彦博的说法，而是指出士大夫里也有支持变法之人。这变相说明——神宗皇帝是认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理论的。

其实终宋一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实际存在的现象。早在宋真宗时期，名臣张咏也说过“共治”类似的话，其后的各位皇帝也都大体遵循了这一准则。

所谓“士大夫”，根据《资治通鉴》备注，在当时来说就是“内外在官之人”。也就是指整个文人官僚体系。

明白一点说，就是皇帝和官僚体系一起统治国家，而不是和普通百姓。

宋代的“士大夫”比起过去已经有了一些进步。从五代残酷武人斗争吸取教训的宋，积极让知识分子参与政权，设立了严格化，制度化，取士广泛的科举制度。名额达到唐代的几十倍。不仅地主阶层的优秀分子，普通劳动者里的佼佼者也被吸纳进“士大夫”。

这些“士大夫”通过科举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被国家赋予各种优待，给予土地，成为了中央和基层的政权管理者，由于既得利益因素，他们也积极维护这个王朝。士大夫们主动参政议政，也全面代表地主阶层的利益发声。普通民众虽然无法直接参与政权，但至少有了一些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民怨较过去的时代为少，统治也比较稳固，没有被起义推翻。

而民众忙于生计，能让孩子们农闲时就读“村学”，学会基本的写字算账，就算达到了目的。毕竟吃饱肚子，要比寻求参与“治国”重要也现实得多。

从利益来说，皇帝自然会和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层一起管理国家。

从技术角度来说，经过专业选拔培训的官员也更适合和皇帝一起管理国家。

北宋的皇权和汉唐略有不同，较大的受到各种律法和宰相，言官的制约。宋朝建立后设置了大量法律，包括律，敕，令，格，式，针对中央和地方有多种不同因地制宜的法规，对于皇室，外戚，宦官，也有多种家法管束。太祖太宗时期宰相权力的扩大和仁宗真宗时期台谏制度的完善也让皇权有了诸多制衡。

作为封建传统社会“人治”的局限，这已经算是重大进步。可见，只有依靠完善的法治，才能有效规范社会内外，让经济能够顺利发展，民众可以安居乐业，国家也就能够富强壮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