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曹翠深深讨厌华丽的公务员，并对公务员大法官鲁豫下了诏书。“公务员选拔，不要只拿有名的人。名声就像画在地上的蛋糕。不能吃！”

鲁豫回答说：“如果按照名气选拔，虽然不能获得特别优秀的才能，但可以获得正常的人才。”

正常人才敬畏教化，一心向善，然后有名声，这不应该讨厌他。愚臣的能力，不足以识别谁是特别优异的人。而主事官吏的责任又是根据名声按常规任命官职，只有从任用之后的实际中检验了。古代以上奏陈事考察其言谈，用实际工作考察其能力。如今考绩的办法已经废驰，只是凭借毁誉舆论决定晋升和罢免，所以真假混杂，虚实难辨。”

曹叡采纳他的话，下诏书令散骑常侍刘卲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加以解读。然后下诏让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黄门侍郎杜恕、司空掾傅嘏等人参与了讨论，他们的观点，主要就是吏治的考核标准没有用，法治不现实，只能靠人治。笔者在此将其言论省略了。）

讨论来讨论去，很长时间都没有结论，考核之事终究不了了之。

司马光曰：

治国的要道，没有不以用人为先的，但是知人的方法，圣贤也认为是最难的事了。所以如果按舆论的毁誉去选拔人才，则被喜爱和憎恶所主导，而善恶混淆不清；按考核条例去检查呢，又巧诈横生，真假不明。其实，重要的是：只要公正清明就够了。在上位的人至公至明，则部属有没有能力，就很清楚地摆在眼前，根本无所遁形。假如不公不明，再好的考绩办法，恰恰被利用做成全私欲、打击异己的工具。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公正清明，出自内心；而考绩成效，根据的是外在行为。自己内心都不能正直，而竟去考核别人的行为，岂不太难！

在上位的人，只要坚持不因为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为喜怒好恶而改变立场，那么想知道谁是博学通经之士，看他博闻强记，议论精通，这就是饱学之士；想知道谁是能治理狱政的能臣，看他能识破真伪，使人不受冤枉，这就是公正的法官；想知道谁是能治财的专家，看他仓库盈实，百姓富足，这就是善于抓经济的地方官；想知道谁是懂军事的，看他战胜攻取，敌人畏服，他就是优秀将领。其余百官，莫不如此。

虽然也询问征求别人的意见，而决策全在自己；虽然也考核他的事迹，但结论还在于自己内心的观察判断，考察实情，仔细斟酌怎么选择安排才合适，这其中是极致的精密和微妙，根本就不可言传，也没法写出来，传下去，怎么可能预先制定法条，而交给主管单位去办理？

有的人因为是皇亲国戚，或权贵之家，虽然没有才能，照样身居高官。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低贱的，虽然是贤才，却被排斥不用。当权人士所喜爱、所欣赏的，虽然是个坏官，也不能免职；但所恼怒、所讨厌的，虽然有功绩，也不录用。如果征求他人意见，则毁誉参半，无法决策；如果考核他的政绩，那么文件都全，但是实质却无有，也不能考核清楚。即令制定再完善的考绩条例，项目再细，档案再多，又怎么能够了解真相！

有人说：“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官员成千上万，考察升迁，怎么能不委托给有关部门，全部自己干呢？”

我说：不是这么回事！所谓在上位的人，也不只是国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各部属官之上，三公居百官之上；他们都用这个道理来考察升降他们的部属，而君王也用这道理来考察公、卿、太守的升降，这有什么烦劳呢？

有的人说：“考绩的方法，是唐尧、虞舜创制的，京房和刘卲只不过传述又稍加修订而已，怎么可以废掉呢？”

我说：尧舜时期的官员，在位时间都很长，深受君王信任，考核办法很宽松，考核时间周期也很长。所以鲧去治水，九年还没有成效，后来才处罚他；命禹去治水，九州因此而全平定，四方的土地都可以定居，然后赏他的功劳。不是像京房、刘卲主张的方法，只考察琐事，追求马上就取得成效。

有些事情，名义上相同，实际却不相同，不可不加分辨。考绩不是说可以行于尧舜，而不能行于汉、魏，而是由于京房、刘卲没有认清它的根本，却在末节上去追求的缘故呀！

【点评】

长卷《资治通鉴》，司马光很少直接出来说话，这里他罕见地用很长篇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可见他对人才的选拔及使用的极端重视。“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司马光的这句话也成为一句名言。

司马光关于官吏的考核与任免的政治思想，是以“人治”为核心的，他认为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领导者是否公正清明。领导者公正清明，那么下属有无能力便会一目了然；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核机制必将成为营私舞弊的工具。概括来说，他的观点是，法治不现实，只能靠人治。怎么实行人治呢？那就是“金字塔”结构：州郡的刺史、太守负责地方的考核，三公、九卿负责对州郡的刺史、太守考核，最高一级是皇帝。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皇帝是个昏君，他提拔的重臣都是奸臣，那么这个“金字塔”岂不崩塌？

法治与人治之争，在中国历史上至少长达两千年之久，但总体来说，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法治进、人治退，社会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越来越稳定；当然，并不是完全摒弃人治，而是找到法治与人治的平衡点。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我们不能以今之法治去非古之人治，因为当时并不具备高度法治的条件，这是历史局限性，没有办法。

抛开司马光为人治辩护的历史局限性，他的一些思想今天仍不失为有益的借鉴。比如，他提出要重实效，而不要刻意追求琐碎的表面考核形式，今天，我们也要时时反对那种弄虚作假的“作秀”行为。再比如，他提出的考核周期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官员为政一方，如果考核周期过短，或者调动过于频繁，很容易发生“短期行为”。

当初，右仆射卫臻负责选拔官员，中护军蒋济写信给卫臻说：“刘邦任命逃犯（韩信）为上将，周武王举拔一个渔夫（姜太公）为太师，平民甚至奴仆，都可以登位为王公，何必要守着那些条文，考核之后才任用呢？”卫臻说：“不对！你这是把牧野之战的时代，比着成王、康王的盛世；把汉高祖斩白蛇起义的时代，比着文景之治。喜爱超出常规的行动，开启奇迹般的选拔途径，那就让将让天下驰骋而大乱了。”

【点评】

司马光挺有趣，他选了这个案例，说明他并不是完全反对“条文考核”。

卢毓对人的评价以及对官员的选拔，都以性格品行为先，然后才看他的才干。黄门侍郎、冯翊人李丰曾经问卢毓，卢毓说：“才能是能够行善的，大才能成大善，小才能行小善。如今有的人有才，但是不能为善，那是因为他的才能，不适合他的职位。”李丰佩服。

【点评】

也就是德与才，以德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