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打电话让我下楼拿快递，我答应了。躺在床上玩了10分钟手机，穿上外套下楼。
楼下没见快递员，我才想起来快递不能进小区了。小区有三个门，北门、南门、西门，我不知道快递员等在哪里，给老妈打电话，没通，只能找。二十分钟后，在南门看到快递员聊天，有一个离他们远远地坐着。过去一问，那个独自坐着的，走到三轮摩托后，从车厢里抱出一个大箱子给我。我低声道歉，他摆摆手，一言不发。我抱着箱子往回走。天气热，他顺手摘下帽子，我进门时回了头，远远看见他的侧脸，觉得眼熟，想不起是谁。直到上了楼，拿起剪刀拆开封装胶带时，才猛然想起，是他。
小学时，我从一家企业办学的小学转入市里最好的学校，老爸找了一些关系，让我跳了一级，升入三年级。我仍然记得班主任非常时髦，像她这样妆容整齐、穿着丝袜套裙的老师，还不多见。我还记得她和老爸是如何寒暄的，还有持续不断的笑声，我脑子里都是拼音词卡上的母鸡简笔画，和“咯咯”这两个字。我盯着她的腿看，很直，裹在细密的织物里，膝盖处有细微的褶皱，不知为什么，让我印象深刻。那天，我被她涂了鲜红色指甲油的右手牵着，领进三年级4班，听着她介绍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有同学的笑声，只记得窗帘是蓝色的，质地很硬，风一吹就飘起来，拂过靠窗那一排香瓜一样大的脑袋，像吹过还没熟的庄稼。因为个小，我被安排坐在第二排，教室右侧，靠近过道，我的同桌就是他。
他戴着眼镜，镜片很厚，每次笑起来，都要扶下镜框。和所有的小男生一样，他的头发很短，校服袖口很脏，不同的是，他的左脸上有一块淤青。他对我笑了笑，又接着一笔一画抄黑板上的造句题目。因为刚转过来，又是插班，我还没有领到课本，只能和他合看一本。那时的小男孩、小女孩都很喜欢起哄，下课就有讨厌鬼跑来，说我们俩靠那么近，都亲上了。这些话传到别的班，就变成了三年级4班有人上课亲嘴。我还好，一是年纪小，并不懂得人言可畏，二是总觉得别人说的事和我没关系，有陌生感，算是迟钝吧。他听班里别的男生把这些话传回来，逮住其中一个最讨厌的揍了一顿，逼问他是哪个班的谁说的。瞎说的是三年级6班的孩子头，他被孩子头和他的三个跟班揍了一顿，脸上就又多了一块淤青。他是被揍的，还被三年级6班的班主任告了状，我们的班主任要请家长，他就被他妈妈拎着脖颈带到学校。
据说，那天下午，他妈妈在办公室哭得非常伤心。他整个下午都在周围的窃窃私语里低垂着头。那天放学，三年级6班的孩子头被不知道哪里飞来的砖头打翻在地，头上缝了十几针，他不知道是谁干的，他的班主任就又来我们班问罪。我还记得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穿着像女干部的胖女人是怎么说的，刘志杰，我告诉你，你就是社会败类，从小没有被教育好的典型，本来因为你没有父亲，我还很同情你，但是你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不值得同情。她说话的时候，我坐在座位上，她的唾沫飞溅到我的脸，只好把头低下去，假装在看课本。后来，我们就都知道他没有爸爸。
我低下头，看见他的手攥得很紧，关节发白，整个人绷得像拉满的弓。那天，我看到他在课外活动时间写作业时，悄无声息地哭，泪水打湿了作业本，铅笔写不上去字，又或是划破纸张，他也没有撕掉，他没有钱买新的作业本，要省着点用。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之后，都有一次十分钟的班会，会后才能放学。那天，班主任进教室时，看了看他，什么也没说。
那天，我第一次跟踪他，看他在街上晃来晃去，书包垂挂在屁股上，脏兮兮的裤脚在地上磨开了线。他的心思不在地面上，没发现背后有人，他时不时望着天空，像在寻找什么。出学校大门，往前走两个路口，往右拐，在两个小区之间，有一个夜市，那里有很多食摊，现在想起来不过是使人粗饱的油腻食物，但他转来转去，眼睛不住打量正在加入味精的麻辣烫汤锅，正在火上翻转的羊肉串，正在丢入油锅的炸鱼，他看着它们，也看着正在享用它们的那些食客，他们有些光着脊背，有些把衬衣和T恤卷到胸口，他看他们的眼神不善。
天快擦黑，他在路上闲逛得够了，气也消得差不多，看来是要回家去。我心里想着，看看他家住在哪，什么样，就回去，过路口时，被他发现了，他盯着我，耸肩驼背，问我干什么，我说怕他再打架，他不理我，走出去几步，回头对我说，我没打他。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既然他这么说，我就在第二天去办公室送语文作业时，这么告诉老师，老师点点头，什么都没说。
很快就到了六一儿童节，照例在那一天，要给新入队的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刘志杰和班上学习最差的另外两个孩子都没有入队。他们站在整个方阵的外面，在树荫的影子里，看我们把胸脯挺得高高的，像长了鸡胸，把手掌弯成一只蹼，向着东方努力打鸣。
四年级一开学，校门口就出现了各班轮值的纪律委员，查高年级学生的佩戴红领巾情况，他被拦住了，一个小眼镜凶巴巴问，哪个班的，红领巾呢？他嗫嚅着，没有。是没有还是没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你就这么对待它？你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教育你的，有没有起码的责任心？他讲起话来，很像个大人，我总觉得他的那副神情，很像我妈妈那个单位的一个科长，他当然本来就是个大人，但是在一些领导面前，就像个孩子了。
忘了是几班的一个女生，走路左摇右摆，很像特高课的女特务，王强，他是三年级4班的刘志杰，不是少先队员，怎么会有红领巾呢？你也是多余操心，教务处的张老师是怎么说的，忘啦？嘁。王强双手环抱，嘴角一撇，再不管他。从此，他就成了进出校门的一团空气。
也是在四年级，我不用再往办公室送语文作业，也不再向老师汇报任何同学们的事，她躲着我。从进出教室的擦肩而过里，我能感受到，她的红色嘴唇和越来越薄的丝袜里有秘密。我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跟我的爸爸有关系。
我是看到过几次，爸爸从她的办公室里出来，两个人寒暄时刻意提高的音量，让我脊背发凉。关于来学校，爸爸没告诉过我，我只是保持了去办公室的习惯。他看见我，还是笑，还是摸我的头，眼睛里冷冷的，我知道那里同样有秘密。
有一天回家，看见防盗门开着，以为进了贼，不敢进去，站在门口仔细听，有哭声，壮着胆子迈腿，客厅的电视裂成了一块敲碎的镜饼，花瓶、花盆都打翻了，满地是土，茶几倒了，玻璃铺了一地。妈妈坐在卧室的衣服山上哭，不停干呕，她看见我，眼神里有憎恶，我倒退一步，她又不忍心，把我一把拉进怀里，一股油脂的酸味提醒我，她已经不再年轻了。
有一天，我也会是这样吧，坐在衣服山上哭，动手把自己种的花打翻在地，累瘫在地上，再收拾好，别人问我时，我也笑一笑，说一切都好。我也会冒出这样的味道，用沐浴液搓、用硫磺皂搓、用香水，都遮不掉，我就开始用酒精，灌下去，清洗食道、胃、小肠，我在爸爸的医学书里见过，他在教育局工作之前，学的是中医。
再后来，我习惯了，开始认真工作，开始更加严格地遵守时间表，并要求我的女儿也这么做，她如果十点钟还没有写完作业，我就要问她是不是偷懒了，是不是走神了，是不是抠手、玩橡皮、看闲书了，我还要将自己的五条手指印在她的脸上，她还得忍着眼泪跟我说妈妈，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那时，我肯定很像是一个大人了。
我被转了班，我妈妈在教育局的一位同事领着我去报到，我没有转校，因为我妈妈不想这么做，她觉得让我待在那个婊子的班上很恶心，又坚持让我待在这所学校，好恶心这个婊子。我还记得初中的课上，一个男老师跟我们说带“女”字旁的就没有好字，其中就有这个“婊”字，我总想起鲜红的嘴唇、指甲，烫染的长发，还有一双裹在丝袜里的腿，做婊子是不是要长得很好看啊，我总这样想。
老师还是在学校教书，开始穿长裤，穿羊毛衫，开始打扮得像一个冒出油脂的中年女人，偶尔听其他女老师嗑着瓜子说她，再装也掩不住那股骚味，有了男人就开始装腔作势，离了男人活不了。我相信，离了男人也可以活的，我妈妈就还活着。我爸爸没了工作，听说他们搬到一起住，也吵架，也打架，也生孩子，他去南方做生意了，再后来，两个人分开了，听说是非法同居，我听不懂。有男生说，FIFA？足球，你不懂。我根本不想懂。
我也开始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故意晚回家，习惯挨打之后，我妈又想出其他法子，用钩毛衣的针，用搓板，用塑料绳……她试着把家里的所剩不多的道具和我结合在一起，看看会产生什么效果，就像我后来在初中的化学实验课上看到，坏孩子们故意把试剂混合在一起，非要在浓硫酸里加水，非要把镁条点着扔在教室的地上，故意让女生来取唾液，他们躁动而愤怒。
后来，这些都也让我习惯了，她就开始用话来刺激我，好像是我勾引了男人一样，我恨不得立刻就勾引一个男人给她看看，但怎么做呢？是不是要先买一双丝袜呀，是不是要把自己的胸脯挺得高高的呀，六年级时，它们多少长出了一些，一个穿丝袜的少先队员，我这么想，思绪就又拐到了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又想，烈士们的老婆们、妈妈们得有多伤心啊，但是知道他们不是被别的女人勾引去，是不是又挺放心的。
很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妈妈上大专时，学的是化学。她有没有故意把试剂混合在一起，就像故意把伤疤留在我身上。
在四年级的某一天，孤独准确地击中了我，而我茫然无知。也许是因为进入新班级时先迈了左脚，也许是那一天，校服开线了，也许是自那一天的某一句话开始，我不再接别人说的话，回答别人问的问题。
我开始独来独往。菜市场总是很热闹，小区里的小广场也总有很多人，那些缭绕的烟火气，熏蒸着每一张带着光彩的脸，也藏起了我的面无人色。每一个有归处的人，都开心地做着手里的事情，细心对待每一根葱，每一把韭菜，每一条被剃去鳞片的鱼，只有我，在一次次的游荡和旁观中体认自己的不重要。
有时，我会碰到他。走进新华书店，只要看见存包处有同样的一只书包，我就知道他来了，也知道他一定会坐在最里面，两个书架形成的夹角的地上，大概是初中的习题集，他在自学，也可能是一本《蜡笔小新》。而我会找一本自己根本看不懂的书，静静坐在靠窗的桌子边，逼着自己集中注意力，一点点将完全看不懂的一句话反复咀嚼，然后在脑袋里拼凑出一点感受出来。
直到着急下班的店员来驱赶我们。那时，我们就一起飞进夜幕里，像两只孤雏，对危险的预感压过了理智。有时，我会更加自暴自弃，干脆在别的什么地方再逛几个小时，在烧烤摊附近呆坐着，直到有半醉的或装醉的寸头男人把还带着一块肥油的竹签扔到我面前，我就跑。也可以在KTV的门口看着他们，那些人，飞奔着去抢卡座，而姗姗来迟的某个男人会搂着两个女人，露肩的，露腿的，店里的少爷们高喊王哥来了，欢迎王哥，像一只饿狼惊动了猎人。我就坐在隔离带的石球上，只要忍受河南来的年轻保安的唠叨，就没有什么烦心事，但若是看到有喝醉的女人走着路突然趴在地上呕吐，我就知道已经太晚了，应该回家去接受又一次惩罚。
既然就算不做错什么，也要挨打，那不如多做错几件事，心里还好受一些，既然她的目的就是打我，而我又无法逃脱，何不就让她打个够。递刀子，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有的夜晚太过难熬，一个人跪在黑暗中，总是特别冷。最冷的是她问我，错哪了，而我根本不知道答案。她有时会突然买回来一堆菜，从下午就开始忙碌，直到桌子实在摆不下，她就静静坐在桌边，等我发现摩西分开红海的奇迹。然后我一言不发，默默用面前那一盘菜就半碗米饭，转身走开，生怕再晚一会儿，她的眼泪就顺着桌腿流下来，淌到我的脚边，伸出一只绝望的手抓住我的脚踝，质问我，错哪了。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挨到小学的最后一个冬天。印象中第一个没有人来的春节，第一次没有看到赵本山的小品，第一次没有摆不下的年夜饭，第一次来月经。我妈根本就没有回家，她大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她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假装在工作，但她现在的工作量显然不包含在工作要求里，是她自愿的。而我，则在《难忘今宵》的歌声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里思考应该用什么办法去除裤子上的血迹。也许应该用洗衣粉先揉搓，再用热水浸泡一下。我或许曾经在哪本不应该被我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读到的书里看过，这是一件正常的事，在日本还可以作为一次庆祝活动的由头，从那时开始，一个女孩子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了，她必须变得更加坚强，识别、躲避更多的陷阱，避免爱上不该爱的人，不要抽烟、喝酒，不要被人牵着走进25块钱一晚的小旅馆，不要把诱骗看成是没有价格的命运的礼物。
有人敲门，透过猫眼看到是他。局促不安，弓着背，看上去毫无攻击性，我开了门。
“你怎么知道我家？”
“我……”
“你跟踪我？”
“也不是……”
我对他笑一笑，“其实，我也干过这种事”，我把门开大一点，“要进来吗？”
“不进去了，我没地方去，不知不觉走到这里了，就想来看看你，这就回去。”说着跺了跺脚，融化的雪水脏兮兮的。
我突然想起我的裤子还没有换，赶紧躲到门背后，他诧异地看着我，我只好说：“你等我一下，我想去玩雪。”他点点头，眼神像刚领到一条红领巾。
雪很厚，可以埋住躺倒的我。我把自己扔在铺满了白色的草地上，看着天上朵朵烟花，听着他倒在我的旁边。我没有看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心情管他在想什么。我静静地感受着腹部的绞痛，感受脚趾在靴子和羊毛袜里逐渐变冷。
许久，他问，“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又过了很久，他问，“在新的班级还习惯吗？”
“没什么不习惯，不是第一次转班。”
他不说话了。冷得受不住，他站起来，想把我也拉起来，我没理会。他开始在雪地里狂奔，边跑边唱，祝自己新年快乐，不如说是喊。我突然觉得心脏抽搐了一下，觉得可悲，我侧过脸，眼泪流下来，冰冷的雪水和温暖的泪水手拉着手，在我的左脸上跳舞，一边跳一边嘲讽我，我的嗓子里像顶着一个木塞子，我咕哝着，想把它咽下去，又想把它吐出来，它就那么卡着。他跑回来，站在我面前，又伸出一只手。我不想理他，仍旧是哭。
“起来吧，冻坏了，还是自己难受。”我不说话。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能理解。”我还是不说话。
“其实，没有人心里好受，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终于顶开了嗓子里的木塞子，“哇”的哭出来，上空的烟花炸开，像巨大的绣球花，像一声厉喝，哭什么哭。他把我拉起来，抱着我，一边拍着我的背，一边轻轻听我说着所有的不明白，我像一只翻倒的垃圾桶，恨不得把所有腐烂、馊臭的内在都摊在天空下，所有的人都绕着道，掩鼻快行，但还有一个人走上前扶起了我。我哭了很久。
“好受了吗？”
我点点头，就这样抱着他。
“是不是受伤了，雪地上怎么有血啊。”
我把头埋在他怀里，呢喃着，“没事的，你别管。”然后拉着他跑，跑出小区，跑过十字路口，跑过带着孩子在街上放炮的所有幸福的家庭，跑过路边燃起的一堆堆火，跑过生命中最不快乐的一年。跑过新华书店，跑过菜市场，跑过夜市，一直跑到学校门口。
我放开他，试着翻越学校的栅栏，他在背后托了我一把。他也一块儿翻了进来，我们穿过散发着难闻气味的操场，跑向教学楼。楼门挂着一把巨大的铁锁，我上前猛踹一脚，门向里开了一条缝，铁锁晃悠起来，又落下，砸出一声闷响，我踹了几脚，他也陪着我，直到实在喘不上来气。我朝上面看，瞅准三楼最靠近走廊尽头的那扇窗户，把从花坛里捡出的石头扔上去，没有砸到。“看我的”，他朝后退了几步，用力一甩，那扇窗户就裂开了，发出砰的一声。我赶紧拉着他往回跑，很紧张，又很开心。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在他们快乐各自的快乐时，有两个无处可去的小孩在上演他们的骚乱。
在那个雪夜的街道上，我们说了很多话，有的笑着说，有的哭着说，我们学着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拥抱，接吻，嘴唇又冰又咸。我们在这个城市里四处寻找，希望能找到另外的小孩，然后一起吹笛子，一起离开这里，再也不要回来。直到冷得实在受不了，才决定就在这里分手，剩下的事，以后再说。那一刻，我清楚看到他原本还笑着的脸，顷刻间化为土色。
我走出几步，回过头来，看他还站在十字路口，我大声喊，“你说你没地方去了，是什么意思？”他没说话，静静站着，我又喊了一遍，依稀看他的嘴动了动，但没有声音，我走回去，又问了一遍，他抱了抱我，在我耳朵边小声说：“我妈改嫁了。”
寒假的剩余的部分，我一直生着病，我开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按时吃药，学习做饭，每天看不怎么能看懂的书，然后出门去，希望在某个转角能看见他，但我只见过他一次，拎着巨大的塑料袋，全都是蔬菜，另一只手还牵着一个小女孩，脸上挂满了鼻涕，和他长得一点都不像。他看到我，也当作没看到，就那么擦肩而过。那时的自己，心里只有悲凉和自伤，却忘了去理解他。没有几年，我就成长为又一个心里只有自己的混蛋，索性忘了他。那几年，加倍叛逆，突然又开始向往长大，长大后就可以离开家，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但最终还是回来了，而当已经被岁月折磨得过于平和的妈妈问我，怎么不见你带个男朋友回来时，我才又一次意识到，我根本不想长大，我一分钟也不想做一个大人。所谓的，大人。
我又一次想起他，想起他站在昏黄的路灯下，站在冬雪的路口，对我说的那句话，心里抽搐了一下。直到再看到他，看到他坐得远远的，一句话也不说，好像一切都与他无关。我才确切地知道，知道那副样子的背后，一定是有甩不掉的重压，而他即便背着它，也还是固执地站在路口，一步也不多走，他大概也并不想成长为一个大人。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渐渐也懂得了他说的那句话，其实，没有人心里好受，大家都是一样的，包括我妈。时间终究没有放过我，他也一样，固执的，偏激的，被时间拖着走，然后安慰自己，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