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是个大梦，人生多少次秋天凉凉？夜里风叶已经响了，皱着眉头看鬓角。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1079年中秋，苏东坡在被捕路上，1080年被贬到了黄州。
有人说：“未曾痛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死里逃生的他，也对着乌云与明月，开始思索人生。
这是他在黄州度过的第一个中秋，心中悲凉可见一斑，头发霜白，黄叶萧萧也响了起来，偏远之地，总是有酒无客，月明又总是被乌云阻挡。
人人都说，苏东坡是豁达的，但这时的他很脆弱，苦痛、悲伤。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所有苦和难好像说不出，开口就说：“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人人都在感叹苏东坡怀才不遇，今天，是苏东坡逝世920周年，我们说一说苏东坡的经济学。
苏东坡生活的时代繁花似锦，他经历过繁华，也历尽沧桑。他19岁初到都城东京汴梁，进士及第，名动京城，风光无限，经历过汴京的富庶繁华，在酒楼酒肆会友，在街巷里弄畅游。元祐年间，在历经颠沛流离的游宦生涯后，又被太皇太后高氏重用， 重新回到大宋的政治中心—— 东京汴梁。
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了苏东坡的穷人经济学，生活也许会快乐一些。
苏轼是穷人吗？
他出生在农村，一生行走在都市和农村之间。以宋人的平均所得而言，苏轼大概不是穷人。即便卖文为生，他也能使洛阳纸贵。他又是书画大家，一件艺术品经过他的品题，便身价百倍。
苏轼也懂得名人效应，他就曾用自己的名气，帮人打开艺术品销路，摆脱贫困。主政杭州的时候，他为制扇匠人在扇面上题字、作画，扇子很快卖出，顺利偿还了制扇人的欠债。
苏东坡对物质要求低，他说：“人生悲乐，过眼如梦幻。“又说：“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稻田，以充饘粥耳。”二顷稻田在这里是一个典故，并不是实际想要那么多。
以苏东坡的才能，这个愿望很卑微。只是这看似卑微的愿望有时也难以实现。
因为个人遭遇和变故，他的家境竟出人意料地非常窘迫。最困难的时候，甚至上顿顾不了下顿。以前他并不相信陆龟蒙会穷到“常食杞菊”，甚至“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他觉得士人即便是没有出息，过点穷日子，但也不至于饥饿到“嚼啮草木”的地步，这实在是有点太过了。
事实超出了苏轼的想象，做官没能让他发财，反而是处境一年不如一年，以致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熙宁八年，他移守胶西时，因为食物供应不足，也到了“求杞菊食之”的地步，这时候他才信了陆龟蒙。
这还不是苏轼最困难的时候。
1079年，苏轼真成为穷人了。因“乌台诗案”，他被捕入狱，随后贬谪黄州。在黄州，苏轼度过了一生最贫困的时光。
他时刻要想到一家老小的温饱。家庭人口给他很大的经济压力。听说长子苏迈明年二月赴饶州德兴赴任，家庭人口渐少，压力稍有所减轻。而作为兄长，苏轼还要照顾弟弟苏辙一家的生计，他不能不管，但又担心弟弟一家一下子聚到黄州来，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他给朋友写信说，每个月的薪水很快就花完了，弟弟有七个女儿，还有很多负债，我这里吃的很差，害怕他们到来，云云。
苏轼在《寒食帖》中，描述在黄州三年那种风雨飘摇，穷困潦倒，令人绝望的惨状，如，“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他感觉求生无路，求死无门，就像“死灰吹不起”，看不到任何希望。
离开黄州以后，苏轼及家人又先后辗转到过常州、京师、杭州、颍州、定州、惠州、儋州等地。除了在京师期间，曾过着相对富有的生活之外，大多数时候非常清贫。
苏轼分析过自己贫穷的原因，一是生来命苦。苏轼信命，他深信人的命是由出生的年月日与时辰决定的。
二是被聪明所误。苏轼有诗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豁达的苏东坡也和我们一样，在乎当下。苏东坡认为自己穷，第三个原因是出名太迟。他有句名言说：“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作为现实主义的苏轼，一生穷困的苏轼更希望生前的富贵，而不在乎死后的名气。“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苏轼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条件。他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因为“平生不营生计，贱累卽至，何所仰给。”谪居黄州时，同病相怜的穷朋友马梦得为他“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苏轼在种稻、种麦之外，还种桑、养蚕、种枣、种松、种菜、种柑等。他还动手打井、修塘、盖房，解决生产和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他还想到要扩大再生产，到处买田置地。作为穷人，他发现了荒山瘠地的投资和利用价值，他记录下来：在常州宜兴买得一小庄子，岁可得百余硕，似可足食。他又发现瘠地适宜放羊，即使是贫瘠的草地，羊细嚼慢咽，也能肥的。
困境之下，苏轼不得不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养成了勤俭持家的家风。尤其是遭贬黄州之后，“老且穷”的苏轼更加注重厉行节约。他把自己在黄州节俭开支的情况写信告诉自己的门生秦观，说他日用不超过150文，每月取4500文，分为30份，挂在梁上，用的时候挑下一份用。他很自得地把这节俭的经验到处宣扬，除秦观外，还写信告诉远在宾州的友人王定国，叮嘱他要节俭。
除了钱挂在梁上之外，还有一个例子。在海南时，由于米价昂贵，为了节约粮食，苏轼和他的儿子一起练起了辟谷之法，以防“绝粮之忧。”
节俭是有用处的。一边勤俭，一边开源，苏轼居然积攒了不少财富，还有能力做慈善。
宋代节度副使的月俸仅三十千，流放贬谪的人更少，可是苏轼在以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时，不到两年，除慷慨解囊用于公益之外，还动用“六七百千”在白鹤建造新居。有人怀疑苏轼利用官场人脉，动用公款，得到不当资助。为此，苏轼写信给远在韶州的南华寺长老重辩详细解释了建房资金的来源，说那些钱都是自己筹措的，没有假公济私，没有强取豪夺、侵吞民产。
苏轼穷人经济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对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希望做到物尽其用。苏轼在北方时喜欢吃羊肉，但到了岭南之后，他的这个嗜好得不到满足，当时惠州全市每天只杀一只羊，有限的羊肉都让当官的买走了，自然也轮不上他，他只好嘱咐屠夫把卖剩下的羊脊骨卖给他。虽然只有一点点缝隙里的肉，经过一番巧妙的加工，原本弃之喂狗的羊骨头，苏轼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
苏轼还有很强的品牌意识和专利意识。在海南时，他帮助金华墨工潘衡，通过改进炉灶结构，减少煤烟排放，提高墨品质量，并设计了一个商标“海南松煤东坡法墨”，打上这种商标的都是制墨精品。但苏轼仍然提醒潘衡要防备墨工盗用。
我们都以为苏轼非常豁达，其实他很在乎钱，即使是别人请教作文的方法，他也拿钱打比方。他说：“譬如城市种种物，欲致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显然他认为钱是很重要的，它相当于文章的主题思想，而物则是材料。写文章要有想法，有观点，然后这些材料就是为观点服务。“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所以平凡如我等，在意钱不必羞愧。
苏轼在意钱，不过他很接受分期付款。听说有人有五百来石的田想卖掉，估价值六百千，先只要二百来千，其他可以慢慢再还，他就非常感兴趣。
作为穷人，苏轼有格调，很愿意去享受不花钱的快乐。他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又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还有一篇初中学生背诵的《承天寺夜游》也是如此。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虽不是富贵闲人，做闲人也很好。
至此，我们才真正发现，苏轼的穷人经济学，除了一般穷人经济学所具有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特征之外，还多了一份理想和浪漫。即“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办好事。”
苏轼的穷人经济学，也可以叫寒士经济学，那里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没有江山风月，而是“惟饭与睡耳。”其一“当饱吃饭，饭了便睡，睡了又吃。”其一“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耶？”
不去关心那些天下大事，朝堂风云，吃了睡，睡了吃。这不正是另一种躺平经济学吗？
当然不是，苏轼从没放弃，尤其在拉动内需方面他也很有作为。
他在徐州期间，为了解决冬季取暖的困难，派人在西南五十里的白土镇采挖出煤炭，煤炭又为炼铁提供了能源。徐州城北利国是全国著名的冶铁基地，白土煤炭加上利国铁矿，为北宋王朝提供了兵器生产的重要资源，今天也成为徐州重要的工业建设资源。同时写下了《石炭并引》一诗，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歌颂煤炭生产的诗歌。这是他在矿产资源上的一些作为，这些作为为大宋经济以及现在徐州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他还在食材上想办法。他发明的东坡肉，原型是徐州回赠肉，为徐州“东坡四珍之一”，完善于黄州，名扬于杭州，当时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人都不愿吃，穷人不知道如何做得美味，苏轼这道菜做法一出，拉动了当地对猪肉的消费，至今都是杭州名菜。同样，在儋州，当地人都不敢吃的东西，他敢吃，成为当地第一个吃牡蛎的人；在惠州，甜瓜香果不断，盛产杨梅，柑橘，荔枝等水果，他因喜甜水果，写下许多赞颂的诗句，广为流传。
对地方治理上，他也想方设法拉动内需。治理杭州期间，他疏浚西湖，利用浚挖的淤泥构筑并修建了最早期的苏堤，这样既解决了垃圾的问题，又缩短了湖岸南北两岸之间的距离，同时留给后世一道杨柳莺莺、风景如画的苏堤。三潭印月的雏形也由此而来，旅游经济也发展了。
在这些治理过程中，他的穷人经济学核心——节俭——也发挥着作用。在他所主持的市政工程建设中，他一样注意精打细算，并表现出了很强的工程预算能力，对于工程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有较为精准估算。比如，徐州城的重建、杭州六井和西湖的治理及广州城自来水的建设，等等。
生活极其艰苦，但是苏轼仍然如我们今天所想的一样豁达，超然自得，其主要原因是，不躺平，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