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说“不”，对名人尤其不易，因为名人所受的请托比一般人多，由此承担的舆论压力也比一般人大。但人不可能事事都说“好”，该说“不”时就得说不；然则何事当应，何事当否，心中须有定见；说“不”时，得讲圆通方法。总之，“说不”是一门工夫，有着复杂的心理活动。

这不禁让人想到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王阳明先生名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照此论述，则明了事之不可为为“知”，知不可为而拒之则为“行”。王阳明一生，备尝挫折，可也说了许多的“不”，说不的对象，上到朝廷，下到亲藩贵臣，乃至僚友、故旧、门生，说不的次数远过答允之事。他“说不”的那些事，对其人生的影响更大，比如面对怀有不臣之心的宁王的笼络，王阳明拒之不坚，就给他留下极大的后患。

我们知道，王阳明“偏重实行，事上磨练”，这是其“着精神处”；王阳明后期更常说，他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王阳明一生立德立言立功，被奉为“真三不朽”，研究王阳明者，亦多就其“德言功”三事下工夫。然而王阳明一生力行，未必皆“立功”，如果在显明的“三不朽”外，从他寻常的“处事应物”上推求，怕是一个抵近“王学”的新法门吧？

王阳明“说不”的那些事，正提供了极佳的“系列案例”。我们分别从他早年和晚年各撷取一二事，尝试着就“事”分析其“理”。

第一件在正德初年，王阳明因得罪大太监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龙场驿在贵阳西北万山丛棘中，驿政废弛已久，王阳明初到，连栖身之所都没有，只好临时找了一个山洞居住，衣粮皆无，苦不堪言。

王阳明尝发挥宋儒陆九渊“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谓“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在他看来，喜怒哀乐都是“人情”；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是“事变”——“事变亦只在人情里”。所谓“人情”，就是对外物的感知。

王阳明由贵公子和六品京官被贬到这百夷荒蛮之地，正是他一生的第一次重大事变，岂能无动于“情”？他甚至动了逃亡的念头。不料居夷三年，竟成了他在事上磨练的大好时机，正是在贵州，龙场悟道，他始揭出“知行合一”之旨。

贵州官场对这位贬臣起初并不怎么待见，思州府差人经过龙场驿，竟对王驿丞大施凌侮。当地夷人义愤不平，将差人痛殴驱逐。思州太府（知府）不分青红皂白，向省里控告，要求严惩王阳明。一时情势危急，就连王阳明的余姚老乡、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毛科，都不敢公开维护他，写信来劝，“谕以祸福利害”，让王阳明亲自去向思州太府“请谢”。

王阳明回信，坚决拒绝：“差人至龙场驿凌侮，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答毛副宪书》）

既然太府未尝辱我，我也未尝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请谢乎”？王阳明首先从逻辑上否定了“请谢”的必要。

可到底太府是“怒”了啊！针对毛科“祸福利害”的警告，王阳明说，他来居黔，与瘴疠蛊毒同处，与魑魅魍魉同游，随时都可能死，死于太府，与死于瘴蛊魑魍，没有差别——他不把太府的加害当作一种特殊的“事变”，也就没有特殊的“感知”，故“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

王阳明坚决说不的态度，令太府无可奈何，只得放弃。经过此事，毛科也重新认识了阳明，后来还主动请他去贵阳书院讲学。

与贵州官场截然相反，当地土官水西宣慰使安贵荣相当看重他，给生活困顿的阳明送米送肉，还派人来伺候。

龙场驿在水西辖境，对王阳明来说，安宣慰是主人，可他到了人家“码头”，一个多月也不去拜会，主人不计较，主动来致殷勤，他“辄以礼辞”，更不做礼节性的回访。可是安宣慰盛情不减，反而奉上金帛和鞍马。对方“礼益隆，情益至”，王阳明还能说不吗？

这次，王阳明有所让步，“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唯“诸金鞍马”不受。他说，这些贵重礼物，“所以交于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骇观听，敢固以辞”。原来，他坚守着“逐臣”的本分呢。

在给毛科的回信里，王阳明也提到他逐臣的身份，说“废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若弃此不守，才真是祸莫大焉！但纵使为小臣，也不当无故而行（如跪拜请罪），“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都是自取其辱”。

安宣慰的馈赠，纯为好心，与太府加害不同，为何也“不当行”呢？这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与贵州官场的关系尚不融切，当太府逼迫时，无人援手，这就是证明；其次安宣慰是土司官员，与之交往，与一般流官不同，若受土官厚礼，易起流言。故此皆须有所防忌。

这不，经过送钱米拉上关系，安宣慰马上来向这位前兵部主事讨教了。安宣慰来信问两事：一是想裁撤朝廷在水西所设驿站，本意是为加强土司的独立性；二是想把参政的兼官再升升，暗含了不愿受本省辖制之意。他想请王阳明给他出出主意。

这两个问题，着实不好答。王阳明窥破了安宣慰的真实动机，深知其诉求可能给地方稳定带来的危害，此事当说不！然而“不”不是那么好轻易出口的。如果他一味帮着朝廷说话，安宣慰不信任他，多说亦枉然，也无法达到消弭祸患的目的。

经过深思熟虑，王阳明只讲了一个简单道理，就把问题圆满解决了。他在复信中提醒安宣慰，土司制度和土官的地位，是祖宗朝确立的，也只有靠祖制才能得到保障，为长久利益计，土官最好别去挑战祖制，试图改变什么（详《与安宣慰书》）。此言戳中了要害，使安宣慰悚然醒悟，收回了原来的想法，并对王阳明十分感谢（后来阳明借重安宣慰平定水东土司之乱，即基于此）。

王阳明的答复兼顾私谊和公义，既巩固了他与安宣慰的友谊，也消除了地方的不稳定因素，一举两得。此事在正德三年（1508），这一年，“先生始悟格物致知”。虽然我们看不出心学对他处理这一系列“事变”的指导意义，但王阳明遭遇变故极多，唯以心力定之，这对于他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务者误也”，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十余年后，王阳明声望日高，成为当世名臣，许多人不远千里，来余姚拜师求教；“王学”开枝散叶，卓然为一学派，“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学术口号。

嘉靖四年（1525），一个叫张思钦的人，风尘仆仆，从陕西三原一路赶到余姚。他却不是来问学的，而是想请王阳明为他刚刚去世的父亲写一份墓志铭。他的请求可应吗？

王阳明一生，最喜作诗，无论是下狱，还是赴谪、居夷、居越，在京师、在庐陵、在滁州、在江西，皆有大量诗作。在当时，文人替人写墓词，是必不可免的应酬，王阳明写的墓铭和祭文，也不算少（全集所收墓志就有15篇）。但像张思钦这样慕名而来的求文者，如果也给他写，未免太滥。何况就在当年，王阳明发表了著名的“拔本塞源”论，警告门人，“世之学者，沉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脱”；晚年的阳明更对曾经的“乡愿意思”（“乡愿只是媚世”）进行了深刻反思。慕名求文，正是追求“声利”的“末俗卑污”。此铭不当写。

可是不写，又不免伤了孝子的心。王阳明起先以“予之不为文也久矣，辞之固”，可张思钦“请弗已”，一定要他写。遇到这样一个固执的人，这“不”还真不好说。这时，王阳明当如何实行其心学呢？

据《书张思钦卷》记载，王阳明将张思钦招来，二人对坐，讲了一番为何不写墓文的道理。他首先揭出张思钦来“乞铭”的目的，“将以图不朽于其亲也”，肯定其行为，是“孝子之心”。然后顺着孝子当如何“图不朽其亲”这个话题，讲了自己的看法：“与其图之于人，不若图之于己；与其传之于他人之口，不若传之于其子之身。”具体来说，就是孝子应该争取做贤人、圣人，子为贤、圣，他父亲也就成了贤人之父、圣人之父。王阳明举例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至今不朽，就是因为他有孔子这样的儿子，难道是因为什么人替他做墓志吗？

他的这番话让张思钦顿时醒悟，“蹙然而起，稽颡而后拜”。第二天再来，就不求墓铭，而是问圣人之学了。王阳明遂亲告以格致、良知之说，张思钦大受启发，“跃然而起，拜而复稽”，表示要先回家葬父，然后再来夫子之门卒业，“则庶几其不朽之图矣”。

这个“不”，可谓皆大欢喜。但这件事也有让人理解不了的地方。对张思钦这个执着的人，王阳明表现出耐心，亲自接待，亲自指点，“人人有个作圣之路”。这大概便是王阳明以“诚意”讲“立志”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张思钦毕竟是来乞铭的，虽然王阳明主张人人都有圣贤之心，张思钦通过努力，成为圣贤，也是可以期待的，可他亡父等不及啊！王阳明的劝说不免让人感到有点“忽悠”的成分。

再往深里讲，张思钦目的是荣亲、“图不朽”，即使他真成了王阳明许给他的圣贤，那也只是观念上的圣贤（如云“贩夫走卒皆可为圣贤”），不是像孔孟那样的真圣贤；况且当人人都为圣贤时，张思钦的“圣贤”也就没有意义，至少达不到令亲人“不朽”的目的。这一点，张思钦看不透吗？

实际上，真正让张思钦满意而归的，是王阳明亲笔所书《书张思钦卷》。此文讲述了张思钦乞铭的经过和他经阳明点化后的顿悟，长达331字，它显然比一般墓铭更具价值。张思钦虽然没有得其所欲，但他的目的却以一种更佳的形式实现了——不止荣亲，连他本人似乎都“不朽”了。

在这件事上，王阳明与张思钦互相妥协，各得其所；而笔者以为，王阳明得到的，似乎更多一些：他用致知之学化育了一个执念很深的人，使其失意之余，投身圣学，欢欣鼓舞，心悦诚服。张思钦在这里，是一个被点化的“愚顽”，是王学的一次成功的验证。

事实上，阳明写给张思钦的那篇文字，就收在他的集子里。此事发生在王阳明去世前三年，他的学术已臻成熟。可在这件事上，人们看到的，仍然只是大师的“伟大”和三言两语的语录，却无法通过这个具体之“行”，观摩到一个人是如何被引上圣贤之路的（张氏是否依约来浙卒业，也不可知）。逆而思之，假如张思钦经点拨后，仍是顽石不化，那又将如何呢？

同样是“说不”，正德初的案例，却比王阳明晚年的张思钦案清晰得多，尽管前者更为烦难。前者顿见王阳明识略之高明，后者却无法从中透视“知行”与“良知”之说的高妙，反有玄虚之感，令人思之愈惑。问题的根本将归结到：王阳明心学到底妙在何处？何以风靡震世？它征服人的真实魅力究竟何在？是什么样的动因推动它由学界泛及于大众，成为广受喜爱的“思想”？

这个问题，仅仅溺于王阳明本人或心学学者的论述，以文究理，是难以破解的。单纯研究一两个案例也无济于事。然而当下的研究，虽多能点出“心学的实践品格”，然而真正能深入到阳明的一生“实行”中去做切实研究的，并不多见。

王阳明五十岁时，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良知之说，本是他“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可后世学者，一如他所忧虑的，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而王学之弊，正基于“不实落用功”，很快落入空疏，成其不治之症。为何极重实行的阳明学，最终以一个“空”字收场？

王阳明说“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又云知行一体，无分二截。可论者多在无意识中将知行分开了，往往着力于其“知”，即言论的部分，对蕴含了“知”的“行”，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与分析，故难以避免结论的空虚无着落。这或许恰恰是要借“知行合一”之剑力纠的大弊吧！

◎本文原载于《月读》（作者胡丹），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