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驾车家”曾经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强农户追求的理想生活导火索。例如，著名学者冯友兰(生于1895年)回忆说：

(父亲)不希望子孙代替翰林，只希望子孙代替韩秀才。

冯先生是河南人氏，故乡在唐河祁仪镇，可见“耕读传家”是一种渗透于中州乡村社会的重要人文意识。

其实，何止是古老的中州一带？试观下例：

当代经济学者吴斐丹(生于1907年)，是浙江义乌人。

我的父亲曾先后做过私塾的教师，小学教师，但比较长期的担任中学教师，一直到解放初为止。他的思想比较守旧，要保持耕读家风，所以我家始终耕种着一块小土地……

我从小虽然进学校读书，但家中农活几乎样样都做。(吴斐丹《在激流中渡过平凡的一生》)

可见，“耕读传家”的观念，曾经在我国南、北方乡土社会中是一种多么普遍的存在！

事实上，“耕读之家”往往在乡土社会中能够得到足够的尊重，这当是吸引农家为之世代奋斗的内在精神动力。如当代哲学家陈望道(1890～1977)和当代作家何家槐(1911～1969)两位先生，也都出身于浙江义乌的农家，早年曾经在课余参加农田作业，“过着半农半读的生活”。

另外一个方面，一个成功的“耕读之家”往往也能立时成为乡里农家的表率，激励着乡亲们以各自的方式默默地为之奋斗。一直在家乡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黄子瑞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余家居祁仪，与冯友兰先生家相邻。早年读书，颇受冯家“耕读世家”之影响……(冯家)原籍山西省高平县，清初，迁居河南省南阳府唐县祁仪镇……以开酒馆经商致富，字号曰：复盛馆。然祁仪闭塞，土霸横行，对外地来商，多所敲诈，尤对富者更甚。友兰先生祖父冯玉文公，愤土霸之欺也，特聘县之名师在家教其三子读书。长子云异，字鹤亭，秀才；次子台异，字叔侯，进士；三子汉异，字爽亭，秀才。三子皆进学。友兰之父叔侯，且经举人、进士而为湖北崇阳县知县，家始显赫。祁仪一带土霸，皆收敛，多谢罪拜其门下。至此，冯家遂为祁仪望族，在唐县南部颇负盛名焉。①

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江南民居的门楼窗棂上，我们还不时可以看到以“渔樵耕读”为题材的砖刻木雕。在苏州农村，也流传有吴语山歌《渔樵耕读》，其唱词大概是这样的：“啥人手把网来张？啥人绿叶压脊梁？啥人手拿锄头眯眯笑？啥人三更灯火读文章？……捕鱼郎手把网来张，樵柴夫绿叶压脊梁，种田汉手拿锄头眯眯笑，念书人三更灯火读文章。”

源远流长的耕读文化思想，还一度影响了我国的基础教育制度，“耕读小学”就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成为中国政府在知识文化资源严重不足的农村普及小学教育的一种过渡性教育组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鉴于广大民众子弟亟需接受基础教育的现状，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曾经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积极倡导发展“耕(工)读小学”制度。仅1958年统计得半农半读、半工半读小学近85万所，当时全国有百分之二十一多的在读小学生分布在此类学校中。尤其是1964年，“半工(农)半读学校取得较快的发展，成为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随着刘少奇政治生命的终止，其教育思想也受到无理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教育科学体制遭受严重冲击，“耕读小学”制度也就无疾而终。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研究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专著，对“耕读传家”观念似乎缺乏应有的研讨。不少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化史著作，对于源远流长的华夏“耕读文化传统”长期视而不见，在有关的著述中未著一字，令人开卷之余稍觉遗憾。本文的写作希望能对此有所补益。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在中国农业社会中，所谓中农、上中农和富农这样的自耕农阶层，大概才能够称得上是“小康之家”。假如要对封建农家的“小康”概念稍作量化，大抵是：“耕种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置有耕牛和齐

全的农具。劳动力较多和土地不足之家，则租入部分土地，以扩展经营。”经过“父子兄弟妯娌共同努力，经年累月勤恳耕耘，略有余粮，贮为灾荒年之用，或吉凶事宜所需，或积存为儿孙置屋分居之费。”③

广东新会人氏梁启超(1873～1929)在一篇文章中自述家世时说：“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以为恒。”当代杂文家张雨生是在20世纪的40年代出生于湖北黄梅

的，他在1982年写作的一篇题为《耕读人家》的文章中，忆及小时侯在家乡见到的习俗时，特别指出了家境殷实富足方可以“耕读人家”自命这一层关系：

过春节，贴春联，一些富户的楹联年年写着“耕读人家”。有的还将这四个字精制成匾额，张挂门前。旧时代，耕不靠读，读不为耕，所谓耕读人家，多是富裕农民或土财主们的风雅。穷光蛋们决不敢以此自称。倘若他们有不知趣者，也在门前贴上这样的楹联，定会象阿Q自称姓赵一样，要挨赵老太爷的耳光和旁人的哄笑。耕读人家专指富户，是乡间的规矩。④

因此，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条件之下，“耕读传家”首先是经济收入较为稳定和宽裕的富裕农民家庭的一种必要的劳动和生活方式。而租耕土地的农户，是为“佃农”，一般生活贫苦，全家经年劳动所得，在风调雨顺之年也仅略有赢余而已。显然，耕读文化与这一阶层无与焉。

香港张倩仪女士在一项有关的研究中提出：

大致上，代代有人读书，绵延好几代，就有资格称为“世代书香”。世代书香的家庭一般很重视这个传统，往往成为子弟在逆境中发愤读书的动力……称为“书香世代”的，据所看的传记，大多是江浙和湖南的人，这现象无疑与南方为文化中心有关……其他文风不盛的地方的人，即使代代读书，大致只说自己是耕读传家，像广西武将李宗仁就是。不少江浙书香门第也是耕读传家，但多是收租形式，在文风不盛处，却真是既耕又读的。耕读传家也是一种资格，若只有一代人读书还是不能称得上的。⑤

显然，张女士的观念中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她认为，同样“代代读书”这样一个前提，在江苏、浙江和湖南这种文风较盛的地方可称“书香世代”，而在广西临桂等“文风不盛的地方”，却只能当得起“耕读传家”之说。

其实，“书香世家”与“耕读之家”的分野，在本质上不该同文化区域的地理性相关，而应密切系于家庭财经基础的强弱，以及因而建立的家庭文教传统的强弱。上面引述的若干史料，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特点。

家庭文教传统的强弱，除了表现在家族先辈中读书成材典型的无形感召外，家藏诗书的有无与多寡，往往也成为一种物质形态上的表征。假如说前者还是属于“精神遗产”范畴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实实在在的“文化财富”了，可以为弟子们提供基础的教育之资和求知之本。

因此，拥有若干起码的书本，并保送子弟开蒙读书，往往是“耕读人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缥缃千万卷，设家塾教育子弟，则常常是保持“书香世家”门第的必要之举。

诚然，志在培养子弟读书求进的小康之家，一般都收藏有若干基本的书籍。

李一氓回忆说：“我的家庭不是什么书香门第，更说不上是什么世家巨族。我记得我家的藏书———用这词实在不恰当，不过有那么几本：木刻《四书》一部，木刻《古文观止》一部，木刻《昭明文选》一部，石印《龙文鞭影》一部，活字本《石头记》一部———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石印《西厢记》一部。此外，恐怕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中小学教科书了。”⑥

唐圭璋的父亲是私塾教师，他在自传中也回忆说：“我从六岁起就从父亲读私塾，共读了四年，学的是《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⑦

看来，《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蒙养书”，该是普通读书人家的房中首备之书。“蒙养书”又称“蒙学课本”(俗称“小儿书”)，是一种专为学龄儿童编写的开蒙识字和启示人伦的课本，如传世的西汉史游的《急就篇》、南北朝周兴嗣的《千字文》之类。这方面的代表性书籍，还有流传于唐、五代时期的《兔园册》(仅传世半篇序文)、《开蒙要训》(有敦煌石室的唐写本传世)，有号称“三百千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有分别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流传的《文字蒙求》《太公家教》《小学》《小儿语》《女儿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二十四孝图说》，乃至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诗文读物，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和《昭明文选》等。

吴晗(1909～1969)是浙江义乌乌西乡人，出身于江南一个颇为典型的耕读之家。他的祖父是个佃农，“靠着劳动力多，租一点田地”，农闲时经营一些副业，后来买了些地，逐渐上升为中农。于是决心把最小的一个儿子，也就是吴晗的父亲作为“读书种子”来培养。他父亲在“20多岁中了秀才，教了几年蒙馆”。民国后在警佐任上，“贪污了好些钱，陆续买了二三十亩水田，盖了十几间房子”⑧。1921年以后就靠每年五六千斤租谷生活，俨然是一个乡下地主了。家中有一个“梧轩书斋”，有三个齐天花板高的书柜，装满了文史方面的线装古书。吴晗在少年时代，就已把他父亲书斋里的全部藏书都看完了。其中一部祖传的御批《资治通鉴》，成为他童年时代读中国史的启蒙读本，并就此建立起了对宋明人笔记和旧小说的强烈爱好。他曾经到处借书，在金华上中学的时候，常常不断到书店里去看书。因此，当吴晗读到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时候，就非常动心，后来还写过《古人读书不易》这样的文章。在那字里行间，何尝没有融入他自己的身世之感？

与之相反，世代书香之家的子弟要读书自修的话，往往先世有藏，毋需外求。

如饶宗颐先生在自述其学术道路时，就颇以“出身书香世家，幼熏文史坟籍”自豪。他自述其间因缘道：“我的家族可以说是潮安地区的首富……我出生的时候，家族不但没有衰落，而且正如日中天。我的高祖名兴桐，有四个儿子，每人都开有钱庄，自己发行钱票。有钱就可以买书，大型的书籍如《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都购置了。这就是我的父亲饶锷藏书楼'天啸楼'的来历。里面的藏书那是以十万计的。我的伯父是一个画家，画山水；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数量多达数千种。可以想见，我小时侯成天就接触这些东西，条件是多么好！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了，都未必有我六七岁时看到的东西多。而且，一般的士绅家庭、书香门第，还不能有这样的条件……我那时侯读书读得很杂，道家的书、医书都看。”⑨

吴宓在《自编年谱》中自述其家世时说：“农业皆自营，农忙时添雇长工。堡内及附近乡村，无一佃户，皆自耕农或富农。诸家之富，悉由商业。”在1919年4月25日的日记中，他曾有一段话谈到世家藏书与子弟成长之间的关系：

陈君(指陈寅恪——引者注)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钦佩至极。古人“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宓中国学问，毫无根底，虽自幼孜孜，仍不免于浪掷光阴。陈君昔亦未尝苦读，惟生于名族，图书典籍，储藏丰富，随意翻阅，所得已多；又亲故通家，多文士硕儒，侧席趋庭，耳濡目染，无在而不获益。况重以其人之慧而勤学，故造诣出群，非偶然也。

今中国学校空虚腐败，尽人皆知。欲救子弟之病，惟家中藏书之一法。藏书不必多，而选择必精。虽十卷百卷，苟为佳籍，儿童知识初开之时，见之必玩诵不置。而浸茹涵育之功，于是乎在。此法当自行之，并劝亲友行之。⑩

而吴宓生于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吴崇厚堂，是典型的耕读之家，其父亲自有书房一所。1961年9月，他有返乡探亲之行。有诗云：“我家西院倚东门，崇厚名堂俭德尊。耕读自营无籍佃，立碑父墓感农恩。”而且，他居然还在一位表弟家看到了残存的“吾家旧书二三十册”[11]，其中就有清人龙启瑞的《字学举隅》木刻本等书，遂携归收藏。

因此，“耕读之家”与“书香世家”是不同的，在家庭财政上，大抵前者是衣食无虑的小康农家，后者则是席丰履厚的世家大族；而在文教基础方面，大概就是藏书的数量和质量之别了。显然，“耕读之家”与“书香世家”在家庭财政实力和文教基础方面的差异，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

“耕为本务，读可荣身”

众所周知，孔子所传正统的儒家观念，其实是贱视农、艺、工、商这种体力劳动的。在《论语·子

路》中，孔子曾经为难过想要“学稼”、“学圃”的门下弟子樊迟，并因此发表了一通“焉用稼？”的高论。《论语·卫灵公》也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万章》则说：“禄，足以代其耕也。”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影响下，“乡里老农多见笑，不知稽古胜耕锄”[12]者有之，倡导“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13]者也有之。

显然，对于“耕”和“读”的价值评判，原始儒家与后世儒者在观念上已经明若泾渭。从儒生“焉用稼”的传统观念，转变为对“亦耕亦读”生活的实践和追求，其间必定有着值得研讨的思想文化背景。那么，具体到了何朝何代这种观念开始转变了，国人开始崇尚“亦耕亦读”的生活了呢？

笔者发现，早在“耕读传家”的观念形成以前，已经先有“耕学”一说为之鸣锣开道。

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人以耕为喻，于是“耕”也就成为人们奋力于某种作业的代词。扬雄就在《法言·学行》中说：“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后汉书·袁闳传》更说：“(闳)服阕，累征聘举召，皆不应。居处逼仄，以耕学为业。”所谓“耕学”，就是说像农夫致力于田地耕作一般地敬业于学问。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守嵴》中说：“造远者莫能兼通于歧路，有为者莫能并举于耕学。”《晋书·隐逸传·朱冲》也说：“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

以“耕”喻“学(读)”，是说一个人读书治学也应当像农夫耕田那样，深耕细耘，不违四时，务求好的收成。从来农夫们都是披星戴月，寒耕暑耘，通过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力耕”方式来养家糊口，然而士人却可以另辟蹊径，通过如“力耕”一般的“力学”，获得藉助笔耕、舌耕等工作的报酬。这给予了人们多方面的启迪，也对华夏崇文慕学之风的形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辛弃疾(1140～1207)之号“稼轩居士”，就因为他认识到：“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所以《宋史·辛弃疾传》说他“故以'稼'名轩”。

刘过(1154～1206)曾经四次应科举试不第，于是转而治学。其著名的《书院》诗道：“力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但使书种多，会有岁稔时。”诗作对于“苦读书”和“勤耕田”的关系，作了至为辩证的说明和深刻的阐释。

“舌耕”的本意，源出晋代王嘉的《拾遗记》，书中说东汉学者贾逵博学多识，常口授经典，所以经常有学子不远千里上门求教，同时携带粮食答谢老师。或云：“逵非力耕而得，诵经口倦，世所谓'舌耕'也。”后来便以“舌耕”来比喻教师的讲台生活或教学生涯。

南朝梁时人任彦升在《为萧扬州荐士表》中有“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的说法。唐代冯贽《云仙杂记》卷八，谓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多有人给付丰厚的润笔金帛，人们便说这是王氏以“心织笔耕”换得的。

以“耕”这种体力劳动方式为喻，也可特指某种脑力为主的劳动方式。如安徽桐城的戴名世(1653～1713)中举之前，曾长期佣书卖文、教馆参幕，他曾自嘲说：“以笔代耕，以砚代田”，“非卖文更无生计”，乃撰有《砚庄记》。

还有将研读父祖遗藏之书，称为“耕不税之田”的。清代藏书家张大鉴就在《闲居录》一书的跋语中，有“余承先泽，耕不税之田，一编一帙，罔敢失坠”之说。因此，晚清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卷六中咏道：“三世同耕不税田，后贤功可及先贤。谁为有福谁无福，此语可为知者传。”[14]

总之，“耕”为“读”喻，给后世文坛学界留下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滋养，其思想影响力是久远的。

千百年来，汉语中既形成了“舌耕”、“目耕”、“砚田”、“耕耘”、“心织笔耕”等与华夏耕读文化思想息息相关的语词，更有“耕读轩”(元末画家、诗人王冕)、“乐耕亭”(邱浚后裔邱郊)、“目耕楼”(明末刻书家毛晋)、“耕读山房”(清代藏书家李士芬)、“慕耕草堂”(清代诗人黎庶焘)、“耕礼堂”(近代学者赵晋臣)、“耕读旧人家”(近代南社诗人王毓岱)、“耕堂”(当代作家孙犁)等书房画室之名，它们无不表明了历代文人学士在思想感情上，对耕读文化境界的一种怀恋，一种寄托。

“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

为“耕读传家”观念推波助澜的，可能是北宋仁宗(1023～1063)时，颁布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劝耕劝读政策。胡念望先生在《读可荣身耕以致富：耕读文化》一篇中指出：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北宋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的人数上，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

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这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15]

自仁宗朝始，鼓励士人、农家出身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且只能在本乡本土读书应试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如此便将“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前景，同“朝为田舍郎”的乡土背景紧密地维系到了一起。

北宋天圣五年(1027)，晏殊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延范仲淹为师教授生徒，这是五代世乱以来，政府首次恢复学校教学活动。1034年，又明确政策，各州立学者皆赐“学田”及“九经”。十年

后，再次下诏各州、县皆立学，士子“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

至南宋时的江南，在京城杭州以外，“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陆游也有诗纪其实云：“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蠢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当日农家，每到农历十月便遣童子入学，称为“冬学”；以《百家姓》等为教材，是谓“村书”。

宋代以后的江南人家，亦耕亦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方面同步得到积累，相辅相成，最终实现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图景，成为小康之家一种实惠的持家方略。于是，山清水秀的温州成为耕读社会的理想境地，士风日盛，人才之美一时甲于东南。而一些世家大族，如“南渡”前为赵宋宗室，后自南宋到清初先后流寓浙江绍兴、归安、上虞和杭州一带的赵氏，江苏常熟的钱氏，以及山东新城(今桓台)的王氏等，也均以此为保持家族文化、经济和社会名望的秘诀。“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16]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才有书香世家诞生的可能。

江苏无锡荣氏家族始迁祖荣清在明代正统初(1436)定居无锡西郊长清里，一方面率领子弟辟草莱，垦荒地，筑塘坝，开河渠，奠立了家宅乃至村落的基础，另一方面建立了“荣氏家塾”，聘请当地宿儒陈氏教导子孙，“时而学，时而耕”，在到清代咸丰年间长达400余年的时期内，“无登仕途者”。显然，荣氏家族的“耕读传家”，只是为了“养父母曲尽孝敬，涉书史体意入微”的家教目的。[17]

钱谦益(1582～1664)的六世祖钱洪及其兄宽隐居于奚川，前者有竹深堂，后者在柳溪。两人继承其家耕读传统，将耕读之地题为“八景”，一时间学士大夫歌咏不绝，并有图纪其实。百余年之后的一个偶然机会，钱谦益的朋友替他觅到了这幅《奚川八景图咏》。于是他睹物思人，歌之咏之道：

携画归来水月舫，兄弟赏鉴频叹吁。清平之世忠孝家，有此识字耕田夫。吾祖风流良可继，子孙不耕且读何其愚！呜乎！子孙不耕且读何其愚！[18]

我们如今流连于皖南黟县这一徽商产地的古民居之中，依然能够随时领略到耕读文化精神对当地的影响。这在当地老房子的楹联中可以见出，如：“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耕曰读”，“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惟俭与勤。”也有将形而下的耕田读书行为，衍申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上的，如：“光前须种书中粟；裕后还耕心上田”，“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19]

“耕读传家”观念的思想史分析和文化史考察

显然，由“负樵读书”(朱买臣)、“带经而锄”(倪宽)、“书窗灯课”(都穆)这种种劝学励志的典故，足以说明先哲们其实很早就对耕读生活表示了赞许。随着颜之推《家训》等的流传，耕读对于维系家业的现实功利意义家喻户晓，耕读传家的观念更是深入了小康农家之心。

“半榻暮云推枕卧，一犁春雨挟书耕。”[20]在封建农业社会，要实践“耕读传家”，家庭小康的基本经济实力和起码的文化追求意识，是相辅相成的两条基本线索。

在江西，《铜鼓卢氏家训》订立的十二款“治家之本”中，第七款即为“重耕田”，第八款为“重读书”。将此两款比较对照，多少可以窥知中国小康农家勉力追求“耕读传家”的真实心音：

重耕田：为工为商，亦是求财之路，终不如在家种田，上不抛离父母，下能照顾妻子，且其业子孙世守，永远无弊。

重读书：读书变化气质，顽者可以使灵，邪者可以反正，俗者可以还雅，此其大要。至日常应用文字，万不可少。慎择良师，读一年有一年之用，读十年有十年之用。欲光大门庭，通晓世事，舍读书无他择。[21]

这说明，亦耕亦读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汉民族根深蒂固的聚族而居、安土重迁、春种秋收等等追求团圆、追求功利、追求实惠的种种农业文明心态是完全相适应的。

我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往往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耕读传统的实践者和倡导者，因此通过家训族谱、地方史志作文献研究，将是研究此课题的必然途径之一。

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耕读传家”既是小康农家，也是众多仕宦之家的精神追求。

《孟子·尽心上》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就是选择一种脱离现实政治，归隐田园，农耕种地与吟诗作文并行不悖的，可以从容进退的生活方式。而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进则可以出仕荣身，兼济天下；退则居家耕读，尚有独善自身的地步。尽管这一种所谓的“亦耕亦读”，基本上是姿态性的，象征意义上的。

陶渊明《归田园居》诗云：“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读山海经》诗：“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和郭主簿》诗：“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凡此种种，似已预制了一幅幅“独善其身”的乡居图景，为后世文人学士选择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输送着源头活水般的精神养分。

诚然，对于富裕农家或官僚之家出身的儒士文人来说，“亦耕亦读”既是关乎其人生前程的出处方式，也是其及身可行的一种生活状态。其实质，当在选择一种隐身田园、人生自修，农耕种地与寄情著述并行不悖、从容进退的生活方式。

杨士奇(江西泰和人，1365～1444)曾经在《稼轩记》中，记叙了一对他家乡的世家子弟：哥哥王行敏“买田百余亩，于邑西半舍许，作庐舍田间，躬率僮隶治耕，堰水为塘，备旱干。其用力勤，岁获常厚，鸡豚之蓄日蕃，而塘兼鱼鳖菱芰之利，日用所需悉具。饱食无事，读书茅檐之下，声闻林外……”将其数楹“宴息之居”题为“稼轩”；而他的弟弟王行俭却在京城为学士，“于翰林掌制命，天子左右，誉望蔚然。”杨氏在文章中写道：“轩之前天柱、三顾诸峰，苍然秀拔，而大江横其下。启北户而望，则武姥之山，峭奇特，而吏胥一迹不及门。嘉客时至，野服出迓，相与坐轩中。必具酒，酒酣，击瓦缶，歌古人田园之诗乐客。客或问平居所侣，指塘下，白沤及窗外修竹千挺，曰：何莫非吾侣也！盖终岁悠然，忘世荣辱。行俭在京师闻之，跃跃有歆艳之意，已而其同寮君子闻之，皆有歆艳意，相与赋“稼轩”之诗。”[22]

“皆有歆艳意，相与赋'稼轩'之诗”，道出了农耕文明土壤中出产的中国封建官僚心中多么隐秘的一个情结：“稼轩”生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王廷相(1474～1544)河南仪封人，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历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嘉靖二十一年(1542)罢官归，“一入乡园，日惟以图史耕渔自适，绝口不及世事”，“居家，四时疏布常服，朝夕饮馔惟菜羹疏食数盂，未撤即置书册于傍”。[23]这是中国封建官僚的另一种生活图式：奔波劳碌一生，仕宦风波半世，幸得衣食无忧，田舍有余，终得脱身宦海，还我初服，一偿“耕读自适”的素志。

在精神上极其景仰陶渊明的陈献章(1428～1500)广东新会人，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有着明代儒学宗师的地位，他毕生身体力行了一种真正“亦耕亦读”的生活。科考失利以后，27岁的他前往江西临川，拜师出身于仕宦之家的学者吴与弼(1390～1469)。其时吴氏一边研读经书，一边居乡躬耕，同慕名前来就学的弟子们一起过着简朴勤苦的真正耕读生活。据说在讲说先贤往圣的经学之外，其教学内容广泛涉及农耕劳作、日常起居等。他教导陈献章的名言是：“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何从到孟子门下？”[24]

吴与弼的学问思想，无疑对陈献章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陈氏后来亦学亦耕、半读半耕，“客至唯谈稼”(《村西社》)、“田水到桑耕”(《南归寄乡旧》)。《七绝·咏江门墟》道：“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

陈献章的生活态度，对后世同是生长于新会的梁启超、陈垣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笔者认为，以往亦耕亦读的人生志尚，通过陶渊明的《归田园居》——陈白沙的《咏江门墟》——

陈垣的《锄耕图》等田园诗篇，是不难鲜活地感觉到其中所流淌着的一脉相承的精神底蕴的。

然而，中国农耕传统在20世纪的日渐解体，毕竟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性潮流，于是“耕读传家”日益成为中国人精神上难以接续的一个田园梦幻。

费孝通在《乡土社会·文字下乡》中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当代作家李锐在一篇文章中对此说得更为深入：

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农村和农民的描述真是多得难以计数。几乎在所有中国大诗人的笔下，除了“感怀”而外，写得最多的便是“悯农”诗和“田园”诗了。……那些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诗句，和那个也是千百年而不变的乡土的历史，牢牢地铸就了中国人几乎是不可改变的深层心理结构……当着“乡土”二字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变成了“落后”与“保守”的同义语的时候，那些深藏于心的“悯农”或是“田园”也在不期然之中，变成为中国文人身上的“慢性乡土病”。

作者还指出：“现在已经不会有谁再去写什么'悯农'或是'田园'的诗句，但那个潜在的感情方式，却更为曲折又更为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当代作家的字里行间”，“时至今日，我们仍可看到这个'悯农'—'田园'的旧模式，在形形色色的方式中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流露出来。”[25]

其实岂止是咏怀“悯农—田园”的旧主题模式，会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不期而然地表现出来？“耕读传家”观念在我国一些僻远的乡村，其实仍然被有所恪守着。

笔者深刻地感到，在“耕读传家”的理念中，确实蕴涵着不少值得研索的人文底蕴。其中应当包含着若干亟待深入发掘、值得全面弘扬的现代精神文明因子，诸如“读书种子”的养育，“书香氛围”的营造，“精神家园”的重构，“万卷藏书宜子弟，一蓑春雨自农桑”的价值观念建立等等，似乎都能够从华夏源远流长的耕读文化传统中，寻找到若干思想文化的因子。

对耕读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对“耕读传家”的人文理念，对“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理想乡居生活图景，进行具体而微的、洋溢着温情敬意的研究，将为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若干实证，并为汉族农耕文化、士人隐逸精神、江南区域文化、乡村教育思想和如今现代化背景下的精神家园建设诸问题的研究提供启迪，期待学界的同人和笔者一起来做更深入、更细致、更广泛的研究。

注释：

①黄子瑞：《冯友兰家世断忆》，见《冯友兰学记》，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页。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6页。

③李逻通：《水乡风情：中山风土人情杂谈》，政协广东省中山市文史委员会出版社1997年12月印行，第1～2页

④张雨生：《耕读人家》，《坞城札记》，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

⑤张倩仪：《另一种童年的告别：消逝的人文世界最后回眸》之《书香世代耕读传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5～76页。

⑥《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页。

⑦唐圭璋：《自传及著作简述》，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2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页。

⑧《吴晗自传书信文集》，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⑨《饶宗颐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⑩《吴宓日记(1917～1924)》第2册，1919年4月25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页。

[11]《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13页。

[12][唐]杜荀鹤：《书斋即事》。

[13][宋]赵恒：《劝学诗》。

[14]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18页。

[15]胡念望：《读可荣身耕以致富耕读文化》，《芙蓉坡以及楠溪江畔的其它村落》，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16]《文征明集》卷一八，《向城沈氏保堂记》。

[17]荣敬本、荣勉初：《梁溪荣氏家族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6页。

[18]《钱谦益藏书研究》。

[19]余治淮：《桃花源里人家》，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21～127页。《李一氓回忆录》第10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9页。

[20][明]徐渭：《过刑屿访旅兄文统村居》诗。

[21]卢美松：《中华卢氏源流》第二章《家训》，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8页。

[22]杨士奇：《稼轩记》，见《东里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7～18页。

[23]《少保王肃敏公传》，转引自葛荣晋所著《王廷相学术编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4]黄宗羲：《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

[25]李锐：《中国文人身上的“慢性乡土病”———由“悯农”与“田园”谈起》，见《拒绝合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151页。

作者简介：徐雁，1963年生，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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