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浦七梦》的教育版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潘佩收集并展示了杨浦教育空间变迁的实物和口述，以及曾经或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个人记忆”。
为了让相应的研究和讨论能有效地发展下去，10月20日下午14：00，在原烟草仓库绿之丘二楼的杨浦七梦展区，一场贯穿复旦校园历史的座谈会，在几代复旦人之间展开。
潘霁给出的命题是——试图回答高校集中的杨浦，在商品化大潮中所经历的变迁，以及对应空间的变化如何改变高校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并立体呈现杨浦城市变化和教育空间转型之间的关联。
不过，几位在复旦村庄长大的老师，认为这个问题过于宏大。个人的生活经验，与校园中的所谓传统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正如梁捷所说，后来的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之所以能够在复旦风靡，焉知不是源于这片土壤传袭了老先生的气质？而现在的年轻人，又从哪里能够追寻到过去的故事呢？
与会者在“教育”展位聊天。杨浦七梦志愿者 郁瑾 图
邵京（复旦子弟，复旦新闻学院教师）：记得家里有张五十年代的家具清单。整套是八元多钱。有一个双人床、一个单人床，都是棕绷垫子的。还有一个台子。好像这样的方凳有四个。还有两个窄窄的架床用长凳，有五块板，板的长度和厚度一样，但软韧度不一样，有一块板很软。所以印象很深刻。我们老爷子现在还在医院，那个房子到现在都没动过。
这个橱还有故事。当时复旦的副教授才能拿到一张家具票。木工房每次做出来十几二十个，发到每个院系。一个系里拿到一两张票子，先到的人先挑。这个橱后面写着“化学系”几个字，可能是化学系某个老师挑的。
这个橱是一批一批加工出来的。有的时候做得颜色有深浅。我们去的时候就剩了大概两个。
张业新（复旦子弟，作家，医生）：后来定价是72块是吧？我老婆记得是72块。我跟她一起去买的。
邵京：我记得好像80块。当时我们用黄鱼车推回来，家里兴奋得不得了。
张业新：什么时候买的都忘了。反正我们家买了两个。
与会者进入茶话区。杨浦七梦志愿者 郁瑾 图
沈倩芸（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我应该是这里来复旦时间最短的。之前在北京念书，2018年9月才到复旦来，跟着潘老师做这个展览。
我发现，之前的复旦这片教育空间和现在有着很根本的差异。我这次采访了一个2019级的专硕同学，他们在复旦是没有宿舍的。和我们相比，他对复旦这片教育空间的归属感可能就会差得比较多。对此，也想和老师再进行一下探讨。
朱云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我是朱云依，是2015级的复旦本科生，本科在经济学院读，研究生到了新闻学院。今天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想了解杨浦教育空间的变迁。之前和潘霁老师做这个项目时感受到，在复旦这短短几年，只是窥见了这块地方的一个侧面。非常期待接下来和各位老师的交流。
40年前，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张小鹰 图
叙旧
张业新：大家好，我叫张业新。我从小生在、长在复旦这个环境当中。我工作在江湾医院，从事检验医学专业。退休以后没有什么事干，然后北宏哥——李老师，鼓励我写一些回忆性的东西，就写了一些东西。
李北宏（复旦子弟，资深媒体人）：我今天来是有点突然的。昨天晚上8点钟，有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讲，他今天要去旅行，不能来参加这个会议，请我参加。我说，什么会议？他说，这个“杨浦七梦”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叫邵京，是我们同学邵大江的妹妹。邵大江跟我是同学，小学同学。我说，太突然了，比较勉强。他说，你还是去一下，我已经答应别人了，不然不好意思。
我呢，退休也多年了。一般会议我不参加，尤其是官方会议。他说是民间的，一个“杨浦七梦”活动。他给我介绍，这个梦还是蛮有意思的，都是年轻人在搞。我说，我就代你去一下，他说不是代，你就去。
不多久，邵京就联系我了。邵京的父亲我是知道的。她父亲邵嘉陵，复旦北碚时期就在了。我父亲当副教授时，她父亲在念书。1946年9月14日，我们家从北碚复员回上海，住在嘉陵村D区9号楼上。她父亲那时已经毕业，留校工作了。我记得是1945年毕业的。
她父亲一家是比较惨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数十年，后来才平反，享受离休待遇。她父亲很革命。早年投奔延安，采访了许多中共要人，董必武、张奚若等一些高干，国民党的高干也采访过。他在这方面，对中国新闻的贡献还是有的。我也是蛮敬重的。虽然他年纪比我父亲要小一辈，但他在复旦还是有影响的。他曾经是陈望道的学生，又是赵敏恒的学生。
赵敏恒家和我家是老朋友。赵敏恒先生是美国密苏里大学硕士毕业生，发表过很多篇有影响的文章。赵家和我家比较有渊源，前几年我专门访问了赵敏恒的儿子。赵敏恒儿子住在第七宿舍。他在上海轻工业学院，后来学院并到交大，他是艺术系系主任，很有才华。
赵敏恒这一家是相当惨的。他的太太谢兰郁是个女活动家。1940年代，她就和中共有联系，和周恩来的夫人是朋友，和蒋介石的夫人也是朋友，在国共两党间游刃有余，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女活动家。后来，她被打成右派，1980年代初平反。我对他们家也是很有好感，所以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世纪杂志》上。
通过这些，我就感觉到，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很有底蕴的。解放之初，新闻系曾经要被关掉。之前中国有很多新闻系，最后剩两家，一家是中国人大，一家是复旦。上海只有复旦有。复旦新闻系确实培养了不少青年才俊。
我觉得教育领的这个题目是不错的。但这七个概念不在一个平面，有教育、工人。知识分子不是工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四人帮粉碎以后确定的。
复旦大学光华楼下草坪，2020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我们不管它了。就教育来看，我觉得蛮有意思。这个题目既好做又不好做。
我开个引子吧，说我的家庭出身。我父亲教了一辈子书，文化大革命被抄家，家里被整，上山下乡当农民，当了十年。几次表现比较好被送上来，都是不能被接纳，一次一次被刷掉。
幸好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果断恢复了高考。我有幸1978年考进了大学。也不容易。我是初中毕业生，应该讲，书念得很少。我们这一届大学生，基本都是老三届，他们很厉害的。我们确实跟高中生有差距。
毕业以后，因为我当时在学校表现还可以，被分配到上海市教委，但分配的部门不好。复旦子弟不是当官的料。分我在人事处，我待了半年，打报告要求退出，因为我不适合搞这个工作。
后来，我到了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一做做了几十年。所以你们搞这个“教育”，我觉得和我还比较契合。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上海市教委的直属机构，现在有职工500多个。因为归上海市教委管辖，发行各方面还是比较通畅。
退休以后，我就在一家民营的报刊杂志工作，到现在也干了七八年。今年9月我就不干了。小邵通知我来开这个会议，我想跟年轻人接触还是好的，能够取得进步。
听说潘霁老师生长在复旦大学附近。复旦的文化根深蒂固，对周边的影响辐射相当厉害。所以我觉得，潘霁老师搞这个工作不错的。问题是怎么搞。
沙龙应该口无遮拦，大家畅所欲言，对吧？我想先说这么几句。
40年前，复旦大学学生第一食堂。张小鹰 图
梁捷（复旦毕业生，执教于上海财经大学）：我不是出生在复旦附近，但读书一直在复旦。我是1998年进复旦，在经济学院读书，本科毕业，后来在外面混了几年，又回到复旦读研究生、读博士，我的学位都是在复旦拿的。2011年毕业以后，我又到国外待了几年。2015年底，我回到上海，工作在复旦旁边，和复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进复旦是90年代末，比几位老师晚了很多辈。刚才谈到的一些人，还是对我有一些熏陶。但我自己十来年里，也感受到，复旦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本来是海报栏的地方，现在变成双子楼。双子楼2005年校庆以前是没有的。整个大学也有很大的变化：无论老师的结构也好，学生的结构也好，整个学校和市场的关系，其实都在变化。
我不是研究这个的，但在复旦读书这些年，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些感受。
我现在当老师，在做教育工作。我的年龄处于这几位老师和几位同学之间，也许是承上启下。上面的东西多少知道一些，可能也是一知半解。下面的年轻人的情况稍微知道一些，但和年轻人也不一样。我就来参与一下，学习一下。
李凌燕（同济大学教师）：我叫李凌燕，是同济大学的。
李北宏：复旦和同济同一个校区。我父亲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做复旦大学副教授，同济大学教授。在同济大学做德文系教授，复旦大学英文系副教授。
李凌燕：所有的梦都是集中的蓝本。我是建筑学院出来的，一直是做物理空间的，对传媒特别感兴趣，毕业以后在同济的艺术传媒学院，做城市跟媒体交叉的这一块。
我是2003年到上海，一直在杨浦。所以，作为复旦周边的参照，我对同济周边空间的变化，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也是承上启下，可以一起听听各位老师的理解，然后一起讨论以后或者未来。
邵京：我也很高兴。首先非常感谢李北宏老师。我是想邀请我的老邻居、中文系的黄毅老师来参加的。黄毅老师说，向你推荐一个人。我说，是谁？他说，是复旦村庄的作者。我说，能吗，真的能请到吗？他说能啊。
张业新：幸亏是你请。要是我请，我讲不清楚，他肯定不来。
邵京：昨天我就说，黄毅你先同李老师去邀请，你一定要说，这个事情多少重要。接下来我一定要打个电话说。
我拨通以后，滔滔不绝地向李老师介绍我。李老师说，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李北宏么？我突然想，李北宏这个名字，是很熟悉的。但要和记忆对起来。我马上想到，是第一宿舍右手边；我又想到她妈妈，想到李老师是什么样。
后来他说，发一张照片。我一看，跟我的记忆非常吻合。那是1970年代，我们住在第一宿舍的时候。
40年前，复旦大学第三教学楼。张小鹰 图
我是复旦新闻学院的邵京，在新闻学院工作时间比较长。说起来也很有故事。当时要高考，家里突然遇到一个新情况。我当时在上海郊区插队，插队以后，抽上来在当地小学、中学工作，是农村的民办中学教师。但户口没有动。除了高考之外，我还有一个选择是，顶替我的母亲进入复旦。当时有一个指标，要消灭农村户口。复旦大学教职员工接到通知，好像还有两个教职员工没有解决问题。
那时1979年，我父亲已经平反了。家里也希望有一个人回到身边，照顾父母，另外希望复旦有人来接班。我母亲是在新闻系做行政工作。
我思考了一个晚上，放弃高考，来顶替我妈妈。到现在，呆在新闻系40年。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还没离开岗位，前面做办公室工作，后面开始做培训，最近三年开始回头做校友联络工作。
今年是复旦新闻学院90周年院庆。最近特别忙。我们11月2日在正大体育馆举办约有3000多人参与的院庆大会。我要负责一千多位系友的联系，我们找到的最老的系友是1947年的，一直到2016年刚毕业的系友，大家要返校。这个联络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我本来跟潘老师说，今天可能来不了。昨天在办公室又加班。突然来了一个通知，进博会调休，原来定的11月2号大会，面临要重新决定。昨天征求了很多系友意见，看起来不大可能改变。上海一些系友可能受影响，因为2号正常上班，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涉及进博会预演。我们估计，可能有四五百个上海的系友没法参加院庆大会。
我估计，还要维持原来院庆的时间。因为各地甚至国外的系友，飞机票都订好了，上海住宿都安排好了。而且，11月2号整天有活动，除了院庆大会，还有王中铜像揭幕仪式。王中女儿今天出发了。
我今天本来应该到医院值班。谢谢李老师刚才那么提到我的父亲。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不提。父母亲很早以前跟我们子女说，父母亲的过去是父母亲的，不说好坏，所有子女都以自己努力争取收获。所以，我们很少会有一个场合讲到我的父亲或母亲什么样。今天李老师说起来这个，我也很感动。
我父亲是41级复旦新闻系的学生，当时作为东北抗日青年，穿着草鞋，非常艰难地走到重庆北碚读书。读书期间遇到望道老（陈望道）。望道老是系主任，我爸爸是非常激情的一个青年，长途跋涉，放弃了原来的环境和条件。到了那里，受到非常震撼的、改变人生的影响，在重庆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复旦新闻的活动，是一个蛮积极的学生会干部。
1945年毕业之后，我父亲留在重庆。当时国共两党内战，他参加了很多报道工作。因为当时受到国民党追踪，我父亲得到指示，1946年初，悄悄离开那里，回到家里接我母亲到解放区。之前，我父亲和我母亲分别了八年。
这样，我父亲解放前就在解放区工作。后来到了北京。1954年底，从北京的《工人日报》调到复旦大学。
杨浦七梦展览筹备时，展位上的旧书橱，由邵京出借展出。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那两个旧家具，是1955年时，复旦宿舍给教职员工的标配。复旦大学在1950年代条件还是很差的，但对教职员工、学生尽可能安排。每一位的家中都有标配，甚至比我们现在家庭的家具数量都不少。虽然按现在的标准比较简陋，但非常值得纪念。
老先生现在已经101岁了。11年前，他进到护理院的时候，我们决定，不到他百年，家里任何东西不能动。回想1980年代至今，有几次大装修，家里改善了条件，换了衣橱柜子，但原来复旦这几样东西坚决不能动。就为了那几个字，也为了1955年来了之后，复旦给予的记忆。
当时我们来了以后是住一幢楼的，46号。能找到北宏，就因为我们是邻居。后面还有很多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跟李老师一起坐聊。我们的好朋友也是，这个是我哥哥的同学，这个是我妹妹的同学，都是在复旦的村子里。
我父母亲住在复旦的宿舍。复旦老师的条件不断改善，我们从这个宿舍搬到那个宿舍，从那个宿舍又搬到另一个宿舍。当然，房子在扩大。当时的宿舍，一室户、两室户、三室户的概念，和现在没法比。一室户三十几平方，还有大一室半，还有两室户，45平方是两室户，三室户是65平方。我们喻衡教授住的三室户，小厨房大概只有1.5个平方。
我后来到了复旦工作，也是第八宿舍。先住集体宿舍，再住单身职工的第八宿舍，结婚分到第七宿舍一室户，后来又搬到第二宿舍。我觉得，复旦的一半宿舍我都住过。
张业新：你妹妹还住过国定路那个宿舍。
邵京：是的，学生宿舍。
我在做校友联络工作，潘霁老师非常热心。潘霁老师虽然到学院时间不长，但毕竟在我们这读的博士，然后回到新闻学院工作。我觉得他研究的氛围做得比较好。
他经常向我打听一些系友的情况。他突然间讲到这个事，我说好啊，复旦宿舍有很多人，熟悉的、能写文章的人很多。正好一篇你的（指张业新）文章出来了。还有张国伟先生，之前他有一些文章。我立刻介绍了这两位。潘老师说好好好，由此讲起来，搞这么一个展览。后来我就说，他本来想跟您（指张业新）借书橱。
张业新：对的。但我那儿东西堆得太多。
邵京：家里钥匙不在我手上。我说，帮你想办法看看。潘老师真是不得了，他就盯着，跑了没有，行了没有，能看没有，就连着盯着我。直到国庆节，我拿到这个钥匙——因为我弟弟邵杭带到广州去了，我就叫他快递寄过来，先去看一看，果然还有这两个凳子。
这个房间十多年没人住，很多东西都清理掉了，就带有复旦标记的、编号的这两个凳子还在。包括桌子也是。很遗憾，桌面已经爆皮了，贴了一层膜，旁边复旦转让的字样没有了。
我就说，书橱的故事可以写一写。我记得，当时去搬，因为已经在复旦工作了，还借了个黄鱼车。去的时候还剩两个橱，我们在两个橱里，再挑的这一个。因为先到先拿。去的人总是有个心理，要拉一下玻璃。虽然按照现在的标准，木工房做得蛮粗糙的，但那个木料选择还是蛮好的。它特别重，虽然不是红木，你去搬搬看，一个人还拖不动。
凳子腿上有复旦印记。施佳宇 图
张业新：那时木工房在相辉堂后面。后面原来是一条河，河的拐弯角有一个高起来的地方。我去的时候，碰到谢希德校长，她也在那里买这个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去弄的。后来，木工房不光做这个橱，还做顶橱、顶柜。我又买了两个顶柜。
邵京：说到这个橱，那时我还是蛮骄傲的。因为我在办公室工作，这些事我都经历过。买橱不是每个人都能买的。另外还要排队。有的院系是抽签，抓阄。
张业新：我怎么能买两个？
邵京：可能学校某个人让给你家的。从我们家来说，真的就是父亲那里拿这个橱。我在新闻系那时还没资格。每一个系里，每一位老师拿着这张票子的时候，都是很兴奋的。
邵京家中的老书橱，背后有粉笔字。施佳宇 图
我就想到橱后面那个字。化学系这个老师可能先看了，没有把它搬走。我们还说，上面写着字，是不是人家留着的？他说，这个不是，两个当中你可以搬走一个。学校印的券，我还有很有印象，刻了版，是油印的票子。
这次潘霁老师叫我来，我是思想没准备的。因为我一直没答应潘老师。我想，这两天挺忙。20号我已经排了时间，上午下午都有事情。直到昨天晚上，我看到澎湃报道出来，有我的大名，就必须要来。我立刻跟潘老师说，我还要立功，赶快去联系重量级的嘉宾、最有发言权的李老师。
李老师说自己记性好。我觉得他是善于观察，而且还有研究，另外，对复旦村庄里的人有感情。
从小是复旦子弟，也是蛮自豪的事。我们这边的人出去说话，经常被人问，你是部队大院的，还是学校老师的孩子？我们上海话说不好，而且被说洋泾浜。我们说的这一句话中，个别字音是上海话，但大部分是普通话。我们出去以后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李凌燕：具有身份识别性。
邵京：爸爸是部队的？还是高校老师啊？会知道可能是高校，一般中学老师还不这么说。
张业新：复旦普通话跟周边的，比如说二军大的普通话不一样。复旦的老一辈老师上课讲的那个话，好像跟我们口音差不多。复旦普通话里还带一点苏北口音。复旦附中79届同学的微信群，起个名字叫“好不啦”。
邵京：潘老师做这个事，我只是尽可能给他提供一些线索，提供一些人，提供一些物。我自己真没想参与，因为我觉得最近事情真的比较多。然后昨天看了这篇东西出来，我立刻觉得不行，赶着我要来做。
非常感谢李北宏老师。我一直在跟黄毅说，旅游能不能晚一点，晚一天也好。我说，你不去那怎么办？他是我邻居，我们复旦第六宿舍108号。我们家住第三排到底，是54号。最近这一排的子弟还有聚会。
我觉得，复旦子弟真有一点念过去的故事。现在我们大家都讲故事，讲好中国的故事，复旦村庄的故事真的值得讲，每一位老师，每一座房子。
张业新：每一个人的经历和角度不一样，讲出来都不一样。
忆梦
李北宏：大家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为所谓复旦的梦，教育梦。这个题目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兴趣。不知下一步怎么搞。时间好像不是很长。
邵京：我觉得，不在于时间长短，只要在做，就有传播，我们讲了，后面就有人知道。如果我们不做、不讲，知道的人会更少。随着时间，可能真的会淡忘。
尤其是，各行各业发展这么快。不能忘记昨天，对过去的很多东西，应该在昨天的基础上，更好地总结。
我们学院在做九十周年庆。我们想的是，对前面九十年的总结，才使得我们今天要来庆祝，要为明天做得更好。潘霁老师这么一说，我说我也加油，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赶来。感谢我们同学和老师。
朱云依：真的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到来。刚刚提到复旦子弟，包括复旦人，出去可能有一种身份标识。现在大家出去实习，有时遇到一些人，觉得很亲切，想要不问一下是不是复旦人，最后发现果然是。
但我们有时也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和情结。想问一下各位老师，觉得复旦或杨浦的教育空间是什么样的地方，生活在这块地方的人有怎样的精神特质？
复旦大学光华楼上，2020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李北宏：这个题目比较大。就整个杨浦区而言，教育机构确实比较多。有上海体院，原来有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有财经学院，有二军大，还有水产学院，水产学院也是复旦出去的。原来复旦大学生物系有海洋组。
张业新：还有建材学院。
李北宏：复旦大学清华出身的不多。我父亲当时是清华毕业后，考进清华研究院，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研究院肄业，读不下去，到大后方办清华中学，再到西南联大当助教，然后到大夏大学，解放以后是华东师大。到大夏大学当副教授，然后大夏大学到复旦，这样由复旦回上海。是这么一段经历。
复旦大学的文化，和杨浦区其他高校完全不一样。杨浦区的文化特质，很难用一句话表达。但复旦大学的文化特质是鹤立鸡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一点，复旦大学是千锤百炼。这跟办学渊源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
复旦是1905年马相伯创办的。马相伯原来是震旦学院的老师，和法国教会有矛盾，就出来了，在李家祠堂——李鸿章的祠堂，现在的华山路复旦中学——办了复旦公学。这时，复旦走上了民办教学的道路，一路坎坷艰辛。
1942年，国民政府希望改国立，教授大部分不愿意，私立学校自由啊。复旦大学的校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政治上来搞，教育行政部门来搞，都避而远之。但1942年那时撑不下去，同意改国立，改公办了。
我今天带了复旦大学1943年校徽。有这个校徽的人太少。这个校徽后面有编号。
邵京：以前的校徽都有编号的。
李北宏特地带来1943年的复旦校徽。
李北宏：复旦大学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铸就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文化。2018年2月10号，我们办复旦子弟大团圆。叫了450人。发起人是我和严捷。
严捷是复旦大学哲学系名教授严北溟的儿子。严北溟很厉害的，自学成才，没念过大学，但学问有口皆碑。复旦网罗人才，不是一定要有什么学位学历。他住在筑庄，也就是以后的第五宿舍，24号、25号，两套房子，大老婆一套，小老婆一套。
严捷和我合办，我们就请了450个人进来。这个应该讲是不容易的。
其他院校也搞过子弟大团圆。二军大历史也不短，解放前叫国防医学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体院历史也不短，解放前叫东亚体专。东亚体专很厉害，里面的教授多数是美国留学生。我们2018复旦子弟大团圆，我请体院的副院长的儿子来参加，也请了二军大的教授的儿子，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李宗霖。他们看了以后说，这个事情只有你们复旦子弟能够做，别人做不出来的。
这次活动，年长的是1937年的，小的要算我们组委会的孙雯，八几届的，最年轻的。跨度非常大，1930年代的人都颤颤巍巍，80多岁了。
复旦大学有这个凝聚力，什么道理，就是四庄四村。这么多年的积淀，主要是四个庄，四个村！德庄、筑庄、淞庄、渝庄、庐山村、徐汇村、中心村、嘉陵村。这个房子，是当年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在国民政府地产委员会做事，把日本人的房子收下来给了复旦。复旦近水楼台。有了八个居住点，复旦的人就聚在一起了。
复旦村庄，2020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复旦大学的文化，之所以能一路传承，和相对居住集中是有关系的。
还有，复旦大学在北碚时，就有复旦新村。我们家当时分到什么房子呢？茅草顶，那个墙是竹片的。
邵京：现在还有。我最近刚刚去过，还有一点老建筑。
李北宏：我前几年去过。当时复旦的人就住在一起。
而且，当时有小学，小学是谁办的？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办的——邵力子，复旦创办人之一。当时叫复旦小学。傅学文他们办了复旦小学，一路也内迁过来了。
这些人全部说四川话。我小时候说四川话。说四川话的人，都是教授子弟和讲师助教子弟，接受了当地文化的影响。我是一口四川话，到现在也是四川话。2018年2月10号，复旦子弟大团圆，我们老的都讲四川话，一定是四川话，都录像录下来的。
比我小的一届，还讲四川话。严捷也讲四川话，他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生，后来到美国去了，现在经常回大陆。老的一帮人，用语言来凝聚人心。我父母都不是四川人，四川待了半年，一口四川话，都讲四川话。
张业新：1966年，汪啸林（原名汪小零）不是搬到第六宿舍了吗？他讲四川话，当时我们就觉得奇怪，就说你们第一第二第五的人说四川话，还有第四宿舍。
李北宏：这个也是有道理的，把文化凝聚在一起。
另外，复旦大学有腾飞小学，就是以后的国权路小学。李登辉的字是腾飞，所以叫腾飞小学。腾飞的学生都是复旦子弟，还有附近少量的居民。复旦子弟的情谊不是一代两代的，是80年一路传承下来，从复旦大学1937年内迁后到现在。友谊从长辈开始，延绵不断，所以是很深厚的。
他们从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开始。我也是复旦幼儿园，复旦幼儿园进复旦小学。我是复旦小学的第一届毕业生，1958年。
原来，复旦子弟是进国权路小学的——后来腾飞小学改名国权路小学，交给地方了。所以复旦子弟读书成问题了，当时高生育率嘛。1950年代，办了复旦小学。复旦小学谁办的呢？谈家桢的太太傅曼芸。傅曼芸后来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和傅曼芸一起办的还有谁呢？中文系二级教授蒋天枢的太太刘青莲。蒋天枢是谁呢？
梁捷：陈寅恪的学生。
李北宏：小梁厉害的，你可以写文章。陈寅恪的学生。还有一个人是谁呢？姓国，满族，贵族，长得很漂亮，教我们音乐。这些人创办了复旦子弟小学。
张业新：我们上小学已经不是这几个人了。
李北宏：不在了，都退出了。我们是1958年进去的，当时是复旦民办小学，后来改为公办小学。复旦小学一直是复旦大学掌握的。
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我到复旦大学参加校庆，也到了复旦小学。2008年，复旦小学校长黄琪告诉我，复旦小学是上海唯一一所大学直管的学校，交大已经交给地方了。
现在复旦小学又厉害了。2018年2月，在徐汇区把宛平中学收购了，改成复旦大学第三附属学校。
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上课的师生，2020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邵京：不是复旦有钱，是各个区支持。包括杨浦，支持了新江湾校区的建设。
李北宏：复旦二附中，校徽是复旦大学的。同济附中、鞍山中学，和同济没有关系，是杨浦区管的。复旦小学编制是复旦的，都不一样的。
李凌燕：所以复旦还是很好。
李北宏：其实同济是不错的。同济比复旦要先国立。同济么，宝隆办的，1927年改为国立。复旦是1942年改为国立。
历史最老是交大。交大有两条脉，一条是上海，南洋公学；还有一条是唐山，北洋工业高等学校。复旦是一条脉，同济也是一条脉，都是上海。
复旦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住在一个小区，处在同一个环境里。这种文化是一种次生态文化，外面不大有，是由很多条件构成的——按我的理解，同济大学没有这种文化。同济大学尽管有同济新村，不相干的，也没有这么多人。
复旦大学八个村庄。二军大也有很多村庄，但那是部队文化。体院有体院新村，也不搭界。只有复旦大学最紧密。所以，2018复旦子弟大团圆，我们请了海内外450个人到场，一呼百应。
当然，我们筹备了一年。包括这本书，从征稿到组稿到编辑，每篇文章我都改过，花的精力不得了。小张就是我发现的。
张业新：我本来不会写。
复旦村庄故事集影印本，由校友文章汇编而成，李北宏、严捷编。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李北宏：他不会写文章，但他喜欢写。我经常不断跟他交流，所以他现在蛮会写的。但问题是什么，就是一般的描述。我们希望，看问题要深入点，要有点思考。写东西就写一个面，不要开口子，不要搞得太大。搞大了就收不住，而且人家也不大喜欢看。
我看到，你们这个主题，有三个方面。“高校集中的杨浦在商品化大潮中经历的变迁，以及对应空间变化；如何改变高校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并立体呈现杨浦变化和教育空间转型之间的关系。”这个题目蛮大的。而且，和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有点背离。
确确实实，这些题目蛮难做的。我个人感觉比较虚。又是变迁，又是如何改变高校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交往。你改变得了吗？又是立体呈现杨浦变化和教育空间转型之间的关联，这有点居高临下。
这些题目倒是不错的。要去忽悠干部，是可以的。但要做到实实在在，蛮难做的。我这个人很实在的。
但我觉得，你们教育还是可以做的。你们有最大的优势，年纪轻，没有保守。我们年纪大了，肯定是保守。但你们的缺点是，和复旦大学渊源不够。像小梁，有点渊源了。
这些语言，都是传播学的语言，我发现。而且语言比较欧化。潘霁是南卡博士。其实，讲得宽泛点，新闻也就是communication。
比方讲，里面有，“希望通过本次交流，促成不同视角之间围绕教育空间的变迁、沟通、对话，生产并向公众传递杨浦教育空间的地方知识，以教育空间聚集的历史个人叙事，滋养目前生活在此的居民，推动空间意义上的生产。”相当欧化。
滋养这种词，作为我们来讲，一般没有这个义务，也比较居高临下，就一般不大好讲——你滋养人家干什么，是吧？叫人家“感受到”，这比较客气点，对吧？
李凌燕：这段录下来发给他（指未到场的潘霁）。
复旦大学本部宿舍，2020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王昀：确实是，我自己在编辑的时候，跟您有同样的感觉。但出于尊重他，保留了他对自己这个主题的阐述。
李北宏：我呢，是复旦风格，有话就说。我的起点比较高，大学毕业，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分在市教委。但以后永远没爬上去，我不会爬的。我就是写文章！这个最自由。
邵京：李老师的说话风格，我们觉得，在复旦比较带有普遍性，比较直。
张业新：复旦人都是这样的，都直。不直，哪来那么多右派？
李北宏：在座的父亲都是右派。我父亲是躲过一劫。
邵京：知识分子就是执着呀。
李北宏：复旦大学一个大教授，孙大雨。孙大雨绝对有学问，长我父亲十岁，清华。人家问他，中国研究莎士比亚还有专家吗？除了你。他说有的，我孙大雨一个，另外还有半个，加起来是一个半。他就这么狂妄，就厉害。
孙大雨1957年举报16个教授是反革命，我父亲是一个。16个教授，包括苏步青、陈望道、曹亨闻。因为他当时被人家整了。他说，你们说我反革命，我说你们是反革命，我是最革命的。
孙大雨1949年前是大教联的，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是四个干事之一——这个会没有主席的。孙大雨当时被国民党通缉。但他刺头，蒋介石他要骂，共产党他要批评。1949年以后，给他坐冷板凳，他不服气。1957年百花齐放嘛，提意见，提了就被整。当时，复旦大学怕他自杀，因为他是我父亲的学长，清华大我父亲八级，复旦党委请他到我们家住了三晚。我父亲还是比较尊重他的，太优秀了。
孙大雨桀骜不驯，当时中央不给他平反的。全国99%都平反了，有五个教授没平反。
我父亲是工改（工资改革）委员会委员。我写过一篇文章，有关复旦工改的情况，今年2月在《世纪杂志》发表的。我根据我父亲回忆的，清清楚楚。我父亲是工改委员会教授代表，而且是年轻教授代表。1956年评教授，我父亲是四个最年轻的教授之一。评一级教授的，除了卢鹤绂和我父亲同年，其余都大我父亲15岁以上。
当时1956年评职称，生物系八仙过海，都评不上一级。摩尔根的学生谈家桢，也不要评一级，没有一个人比你软。所以就八仙过海，八个二级。
但有一个人很可惜，应该评一级的。吴定良，人类学家，1949年前是国民政府的院士。当时中国只有81个院士，复旦就两个，他和苏步青。但他也只有二级。而且复旦大学1954年取消人类学系，认为是伪科学。相当可惜。
梁捷：这两年重建了。
李北宏：去年复旦人类学系恢复。折腾太厉害，太可惜了。他的女儿现在很好，在搞吴定良传，锲而不舍。她这个人，是六六届高中，没有结过婚，就为她父亲搞这个传。
复旦大学的文化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我们一代一代的人能凝聚在一起。我信一发出去，回复纷至沓来，一百多篇文章，都是他们写出来的，方方面面。
你们讲，要过去和当今结合，我觉得这就是个结合。大家聚会，既是对复旦大学的一种感恩，也是对复旦文化的一种反哺。这次，不少失联多年的朋友见面了，家庭之间不和的又团聚了。
有一家，是复旦大学水电工，也长袖善舞。他是电工，文化大革命很活跃，教授被赶出去什么的，都是他在搞。但平反以后，他马上换个面目。1978年，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分给我家一套房子。他鞍前马后，好得不得了。这个人现在还在世。他厉害，是小头头，长袖善舞，确实很能干。复旦大学有这种人。
最近张国伟要写一篇有关工友的文章，我觉得很好，就提供了一些信息。
邵京：本来都在复旦第六宿舍后面的平房，一转跑到第二宿舍教授的房子，是最明显的。
复旦校园，2020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李北宏：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就暴露出来了。但复旦大学一些老工友，确实受复旦文化熏陶。他们对自己定位非常清楚，是什么位置就是什么位置。
我举一个人，叫张阿长。我母亲是老师，张阿长的小孩，我妈妈教了好几个。他家六个孩子，非常困难。
张阿长原来在上海曹家渡拉黄包车。有一次拉李登辉，认识了以后，就经常为李登辉拉黄包车。后来，30年代，李登辉由南洋华侨送了一部雪弗莱轿车，就不用黄包车了。但李登辉认为他可用，把他拉到复旦当跟班，拎包打杂。他做得很好，对主人忠心耿耿。
这种文化1949年就没有了。但这些人保持着，一如既往，不容易的。复旦大学数学系崔明奇教授和太太去世，是在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最弱的时期。临终他就照料，一路送上山下山。
这种工友很多，保持了中国的这种传统——你说封建也好。不像那些人，卑贱者掌大权，就把这些教授踢在旁边，不一样。复旦文化确实深不可测，我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我讲过去和今天，再拿2018复旦子弟大团圆说事。当时有个辩论，说复二代。复旦老的一些人就不买账：你们什么复二代，我们还没讲复二代，对吧？我就出来打圆场。我专门写了一篇《也谈复二代》，就在这本书里。
变迁
梁捷：我觉得是两代不同的历史。李老师讲的传统，是可以从重庆追溯的，是很早的传统。
对我来说，我是90年代末进复旦读书，大多数老师是78年考大学、读研究生，留下来当老师。这些老师，不一定是复二代，是考进来的。他们的住房情况也和之前不一样。我当时不太了解，可能少数老师还住在第几宿舍，很多老师就住在外面，住在凉城。
李北宏：凉城是当时领导到复旦调研，当场批给复旦土地。我给你多少亩土地，给我造房子。
梁捷：这个厉害。
李北宏：复旦大学职工一下子住房条件改善。
邵京：本来还要大。听说因为北站地区搬迁，学校配合答应让出前面的三个小区。原来叫灵丘路。
张业新：后来路名改掉了。说是谢校长一看，这个东西不行，老是出交通事故，原来这里就是个坟场。
邵京：查得到的。老北站，就新上海火车站的空间。凉城一至三村，复旦就让掉了。
张业新：以前133路到灵丘路，133路是为复旦开的。
邵京：168路也是为复旦开的。
张业新：168路是后来的，新江湾城的。
邵京：包括133路。真的是不一样。
梁捷：现在很多年轻老师住在新江湾城。几代人不一样，当时住在复旦周围，又住在凉城，现在住在新江湾城，这就是一个变迁过程。
我从小住在卢湾区，今天田子坊打浦桥一带。我不是杨浦区的人，是到复旦来读书的。对我来说，本科就住在校园里。我们那时是7号楼，女生住在5号楼，现在叫什么什么书院了。
张业新：书院是4号楼。7号楼是原来经济系的那排。
梁捷：就在二教旁边，反正条件也是很一般的。
张业新：二教旁边是3号楼。
梁捷：3号楼背后。
张业新：3号楼背后是4号楼。
梁捷：二教三教旁边的。
邵京：毛主席像右边，在500号前面。五教在文科楼前面。
梁捷：我们靠近二教三教。对我来说，读大学的时候，周末就回去了，对复旦其实认识有限。后来研究生博士的时候，复旦精心修了北区，相辉堂北面那片研究生宿舍，叫东方大学城。其实影响蛮大。
邵京：一个是大学城，还有一个就是新闻学院搬迁。
梁捷：从我后来认识的很多同学身上发现，大家对复旦的认识一点一点在改。比如，我进复旦的时候，没有双子楼。那时叫中央海报栏，是吧？
复旦大学光华楼，2020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张业新：有那个钟，那个钟拆掉有点可惜。当时还有食堂，我记得进复旦那时候，北区还像农田，有条铁路一直在开。我觉得氛围已经有些不一样。到了2005年，百年校庆，复旦变化很大，双子楼建起来。房子建了以后，以前的东西就都没有了。
李北宏：还蛮可惜的。
梁捷：最近十几年，我觉得，整个上海的大学，老师的结构和校园文化，都有一些变化。我很深的印象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有上海的也有外地的，上海的老师比例不低。比如，能说上海话的老师，30%-40%应该是有的。但到现在，跟我差不多岁数的大学老师，是上海人的，我估计10%左右。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李北宏：就是急剧下降。
梁捷：基本上你找不到。
李北宏：说明上海竞争力是在下降。
梁捷：上海人不愿读博士了，原因确实很复杂。
邵京：和当时的就业可能也有关。本来很优秀的学生，他就不愿在学校当老师。
我觉得可能跟经济有关。我们系好几位中年老师，都是到上海电视台，到现在还在。
实际上，老师这个岗位，我觉得不是那么轻易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的。包括像潘老师这样的。
梁捷：潘老师跟我岁数也差不多。
邵京：他在新闻系读的博士。如果不是在新闻系读博士，没有在国外的工作经历，他肯定回不到新闻系。
梁捷：我在经济学院。现在当老师竞争也很激烈，压力也是蛮大的。
我觉得，大学的氛围有一些变化以后，导致一个我觉得挺可惜的结果：现在的学生，像你们研究生或本科生（指沈倩芸、朱云依），普遍对上海文化不了解。因为老师也不了解。比如，复旦老师都是海外回来的，学术当然都很好，但本身对海派文化不知道，跟复旦不一定有很强的渊源，也不知道上一届、再上一届的复旦校长是谁。或者看到谢希德、苏步青的名字，没有什么特殊感情，就是一个名字而已，没有切身的联系。
这就使得现在的学生对历史，对上海的历史、学校的历史越来越隔膜。因为他们也接触不到。不像我读书时，那些从重庆回来的老先生，我还听过他们退休前的一两次课。但现在学生觉得这些是历史人物，学脉传承的感受就越来越弱。
我觉得，这是大学里比较可惜的地方。现在可能学术水平越来越高，发论文、做研究大家都很厉害，但跟复旦的历史传承，也应该被探讨。应该对学生做调查，比如问一下现在的校长是谁，上一个校长是谁，再上一个校长是谁，你能够说出几个。
李凌燕：你们应该有校史参观吧？参观完也记不住。可能现任校长是谁都不知道，无所谓。离得太远。
梁捷：我觉得，我们不光是怀旧、做历史研究，不光是单纯讲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以前那些故事。这本身是重要的，但同时也该跟不同年龄的人讨论复旦的传统。这些人是怎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就像我读书的时候，复旦校训叫做“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放在校园里的一块石头。但很多复旦同学觉得——假如你去打听，现在大多数复旦同学会说，我们的校训叫“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吧？
沈倩芸：不是，那是民间校训。
梁捷：但这也很重要。就是什么时候，这变成了重要的复旦精神。我觉得，这个概括也挺好，不是和传统完全没有关系的。今天的复旦学生，和几十年前的复旦学生，在精神上存在什么联系，这是蛮值得思考的。
前面讲了很多，过去复旦那些老师和学生的精神面貌。今天复旦的学生，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比如华师大、交大，精神气质有怎样的不同，和前辈的老师学生之间有什么联系？这其实挺值得我们思考的。
比如说，自由为什么对复旦那么重要。我自己觉得，自由对复旦非常重要，但对其他学校，比如交大，可能不见得那么重要。它的精神气质是怎么影响到老师学生的，这些都值得以后再讨论。
新村
张国伟（媒体人）：杨浦区是这样。我从小生长在杨浦，住在控江新村。控江新村和曹杨新村一样，都是工人新村，造了许多“两万户”。我就在这里面，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杨浦区的特质，就是工人阶级的气质。杨浦有个作家叫管新生，写了一本书，就是写杨浦的工人新村的。他女儿叫管燕草，现在也是很有名的作家。这个人住在一个新村，但这个新村比较小。
杨浦和黄浦、卢湾、静安，都不一样。那边具有许多高雅的气质，过去那叫上只角。我们这里叫下只角。那里的人一般看不起杨浦区——就对李老师他们村庄的人刮目相看，对我们这个新村的人未必看得起。但事实证明，杨浦区出了许多很有名的作家、学者和科学家。
你们知道陈思和。陈思和的中学叫靖南中学，北面就是控江二村小学。他读中学的时候，我是那所小学的学生。控江二村小学是很好的学校。现在一般人进不去。那时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工人子弟都可以进去。
杨浦的教育特质，带有许多工人的气质。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热情。团结，工人比较抱团；热情，具有草根的心态。
我们这里是产业区，是近代工业的摇篮。他们（指李北宏、邵京、张业新等）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或者经过复旦、同济的熏陶。但杨浦的工人新村子弟，父母大部分是工人。
杨浦公园里的老人，2020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我父母就是工人，我周围邻居都是工人。杨浦区读书好的人，许多出自工人家庭。我有许多同学，都脱颖而出。我父亲还算读了点书。我的邻居，有的人父母不识字，但自己很努力。有一句话叫，“杨浦区要么不出，要么就出大将”。
我印象很深。那时我小学一年级，看到靖南中学的窗户都被敲碎的。文化大革命中，学校校风好不好看窗户，窗户如果全碎，校风肯定不好。后来我读了中学。我读的是交大附中，窗户很好，外面人看这个学校，一定老灵的。
我觉得，这也锻炼了一批人。但绝大多数的人，文化程度不是很高。许多人后来插队落户。
工人的气质，有好的地方。就是讲义气，很抱团；很热情，互相帮助。家家户户，今天烧了什么东西，隔壁邻居有什么东西，我拿一碗给隔壁。管新生在《工人新村》里都写到了。我在《杨树浦文艺》上认真读了连载。我家里有，所以每期都翻翻。我蛮仔细地看了，蛮好玩的。因为跟我小时候有一点重合。
江湾体育场，2020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复旦的历史，如果我讲，要从吴淞开始讲。吴淞是1905年，1922年搬到江湾。不是我比李老师、张老师或邵老师有多少能耐，是因为他们的父辈就是从北碚过来的。
她（指邵京）的爸爸叫邵嘉陵。为什么叫邵嘉陵？他本来叫邵文绅，因为嘉陵江，改了名叫邵嘉陵。她上次给我的她爸爸登记的入学学籍表上填的是原名。这说明他们对嘉陵江、对北碚很感兴趣，或者说很有感情。
我去年为研究复旦校史，自费去了一次北碚，回来写了一篇文章。北碚博物馆的馆长叫莫骄，特地陪我。他很热情，而且请了北碚区的区委副书记来。说明北碚确实培养了这一批人。
我读大学时间比较长，以后又留校任教，我在复旦有十多年从学生到教学的经历。如今我太太还在复旦。我经常去复旦。最近一个阶段，我就把复旦历史梳理一下。李老师一直鼓励我，这个要写。
我上次在大隐书局和五角场街道办的一个讲座讲的题目叫“当五角场遇上复旦”。许多人认为五角场很早就有，实际五角场的称呼是解放后才有。
大上海计划的五条路，其中一条是笔直的——邯郸路和翔殷路本来是一条。本来不是什么“五角场”。只是解放初把它叫五角场，而且叫得最早的是五角场的街道、五角场的小学。
为什么叫“五角场遇到复旦”，而不是叫“复旦来到五角场”，因为复旦的历史比五角场早。复旦1922年就到这了，当时叫江湾。现在我们一讲江湾，就想到新江湾，这个不对的。邯郸路校区就是江湾校区。你们父辈都说住在江湾。为什么叫江湾？是虬江弯了一下。虬江的江湾，江湾镇是在这边的。江湾镇现在属于虹口区，五角场属于杨浦区。许多人都搞不清楚，这是很有意思的历史。
五角场遇上复旦以后，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复旦自身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这一期的《复旦人》，要把我讲的整理稿登出来了。
所以，杨浦区高校以复旦为龙头。同济是解放后再到这里，解放前比较早的校区好像是在宝山，后来炸掉了，炸掉以后先西迁，西迁到了李庄，回来后校园没有了，就向当时国民市政府要求恢复，找到四平路这块地。这块地是日本人学校，日本人学校有礼堂，现在同济最老的礼堂应该是日本人学校的饭堂，也是日本人学校的礼堂。
那时同济在四平路上就找到了日本人学校。我看过一篇东西。当年在电视大学读书的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回忆录，说80年代他在这里读书时，还有日本人来。1980年代中日友好，小时候在这里读过书的日本人，又来看这个房子。就是日本人学校。
从这个角度说，复旦在这里的历史远比同济悠久，尽管同济也算重镇。
现在我们说杨浦区。复旦过去属于宝山区，最老早是江湾区。
李北宏：北郊区。我读复旦小学时还属于榆林区，60年代划到宝山。
张国伟：我80年代读书时，还是宝山区，宝山县。最早复旦属于江湾区，所以属于市区。后来变成宝山县，就是城镇户口。
邵京：我在市区读书，就到了宝山插队，没有走远。
张国伟：所以陈望道校长特别关心，因为粮票布票，城镇的和城市的都不一样。
邵京：同济比较占便宜。
张业新：复旦教工是市区户口。在户口本上，我爸那个地方有个章，市区户口。我们的章就没有了，还是城镇郊区户。
张国伟：他们拿的粮票什么的都比较低。陈望道先生一直跟上面呼吁。他临死时，人家问他有什么心愿，他说我没什么心愿，就要求复旦能够变成市区户口。老校长很殷殷关切我们教工，所以大家还蛮怀念他。
解放后，杨浦教育还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杨浦中学的于漪，她的爱人，就是我们的老师，黄世晔，就住在复旦新村。黄世晔是历史系的，现在有一百多岁。前几年我还看到于漪和黄世晔在散步，我经常看到他。另外，交大附中为什么在这里？那时我们搞不清楚，交大明明在徐家汇。交大附中在解放后也有故事。还有复旦附中，现在的复旦附中过去是工农子弟速成中学。真正的复旦附中应该是现在的复旦中学，就在华山路上。
李北宏：李家祠堂。
张国伟：新闻系有3家是最牛的。燕京大学新闻系，燕京大学已经没有了。中国政治大学，在大陆没有了。只有复旦大学还在。所以很牛的。
复旦的新闻系解放后要关掉，并到中文系去。后来陈望道要搞，周恩来就跟毛主席说，陈望道要搞，毛主席说，陈望道要搞，就让他搞。新闻系就保下来了。不然新闻系就没有了。所以复旦新闻系很牛的，我们的牛，牛在当时部校共建。
邵京：我们是样板。
张国伟：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
校园媒体
王昀（复旦新闻学院毕业生）：我是2005年入校的。当年复旦跟同济也在空间上建立联系。地铁没有现在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快递。要去买东西或跟人见面，就需要依靠自行车解决。当时校庆建了一条绿色通道，从复旦校门一直通到同济。
张国伟：有一个自行车道，是绿颜色的。仔细看还在的，就是深一点颜色。
王昀：没有人接着去讲这条路了。小朋友肯定都不知道，大概也不会骑车去同济。
张国伟：那个时候也没有共享单车，买的车没几天就被偷掉。我老婆被偷了三四部车子。恒丰路桥这里，有时买回来一看，是自己的车。复旦偷车有名的。
张业新：我被偷掉好几辆。有一辆过了5年找回来了。因为我到派出所报失了。后来有一天，公安局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南京路步行街岗亭那边，然后我的自行车在，有个号码。他说，拦到一个骑泔脚的人，给他弄下来了。
王昀：是变相共享的单车。
张国伟：复旦以前的门房管得很严，陌生人不能进来，后来实在管不住，都可以进来了。偷自行车的人有团伙，知道复旦的自行车比较好偷。因为复旦上课的时候，车停在教室门口，人不可能出来。你进去，铃响了，上课了，我就可以偷了。所以不像到居民楼下偷，撬的时候，人家回来了。他知道，上课的时候肯定可以动手的。
王昀：这里有《雪山短歌》，这本诗集现在重新出版了。我买了一本，放在这儿，代表当时复旦的气息。世纪之交的时候，复旦做志愿者的气氛比较浓，为理想主义献身，会被人当做偶像。不是为了国家这种概念，是为了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为了人的自我完善，去做一点事。具体到马骅，他也不是单纯为了支教，让孩子学习知识，而是作为诗人，为了脱离一种既定的规范，去实现自己的人生哲学。学校里这个气氛非常重。现在校史馆里仍然有他的照片。这是我进校之前对复旦的一个印象。
我进学校之后，在《复旦人周报》，也看了过去的《复旦人周报》，上面有很多学校的历史。比如邯郸路动工的时候。给学生带来很多麻烦，从2号楼、3号楼、6号楼、7号楼，跑到5教、6教去上课，路就被封死了。《复旦人周报》上就会讨论这件事。
张国伟：《复旦人周报》，现在还有吗？
王昀：现在还有。
张国伟：过去《复旦人周报》是油印的。80年代，我还在复旦做老师，我的学生有一次约我写稿子，我写过一篇柴可夫斯基的。因为我上课时跟他们讲交响乐。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油印的。现在还有吗？现在不是油印的吧。
王昀：现在我不知还印不印了，反正有是有的。
邵京：这是我们88级编的《复旦人周报》（指桌上资料）。
王昀：早期的复旦人周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北约轰炸南联盟，学生出去抗议。大家真的是群情激愤。
梁捷：1999年的时候。
王昀：当时我们说，复旦校报之间的竞争，跟外面的都市报差不多。南区学生园区有一份叫《风景线》，学生会办的叫《复旦人周报》，团委办的叫《复旦青年》。
张国伟：《复旦青年》，我真想跟他们提个意见。为什么做大报的形式，那么大，没必要的，读起来不方便。
李北宏：文汇也对开，太大了。
张国伟：做成《新民晚报》这样大小就可以了。
王昀：就是要大报的这种气势。
张国伟：这个我不敢苟同。
王昀：其实刚进学校时，各社团招新，我去《复旦青年》面试。有人问我们，对《复旦青年》有什么建议。我提的就是，没必要这么大开报。但大家就笑一笑。
张国伟：有时候很浪费，一张照片搞得很大，我不大喜欢。我觉得校办报纸再小一点，便于阅读。
王昀：还有一份是研究生的报纸，叫《复旦研究生》。一共是4份学生报纸。
张国伟：以后可以写一篇这样的文章。
王昀：这些东西不大会有人记得，记得的也不大会系统讲出来。
邵京：现在《复旦人》基本上是校友在看。
张国伟：现在《复旦人》有一本杂志，是复旦校友会办的。
邵京：变成正式校友礼品了。
王昀：各位之前都会去什么书店。
张国伟：新华书店没有了，现在就是经世书局，路过就去看了。过去有一条步行街，步行街上面有一个学人书店，学人书店不是两楼可以走上去，我女儿做过一个学人书店的模型。
邵京：女儿现在都大了。步行街关到现在都10年了。原来学人书店很有意思，有二楼。而且造型特别好，很多人跑去拍照。
张国伟：我女儿做过一个模型。在网络还不是很流行的时候，传得很开。
邵京：复旦附中前面，教师公寓门前，有一个私人的书店，鹿鸣。
张国伟：鹿鸣现在有的，在政肃路上，正大体育馆对面。到南区里面去了。
朱云依：就是南区学生宿舍里面。
张国伟：有个古月书店，在教师公寓旁边。
书店都开不下去了。现在书店很难开。有一个叫智达书店。智达不是复旦的，经世是复旦的。智达我没进去过，听说无人售书，也是蛮有意思的。复旦初期有没有书店？
张业新：没有，只有看小人书的。以前整个五角场只有一个新华书店。
张国伟：新华书店还是五角场的文化绿洲。以前五角场很破，卖镰刀斧头，门面就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米店。你们想象不出来。
张业新：大西洋百货后面叫国济路。卖绳子，还卖农药。种地需要农药。
王昀：当时复旦周围有没有咖啡馆？
张国伟：咖啡馆就是大家沙龙。那个咖啡是很蹩脚的。大家沙龙还有吗？
朱云依：有的，南区有，本部也有。
梁捷：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几乎都没有。南区有一个叫海德格尔咖啡馆。
王昀：对，海德格尔。当时我刚进校的时候，BBS上看到很多帖子，说它关了，其实是2005年我进校之前关的。我那时从老帖子里看到它关了，都觉得很可惜。
梁捷：当时觉得复旦周围谈恋爱都没地方去，环境很糟糕。
张国伟：谈恋爱就是树林里。我们经济系有一个学生，以前和我是同事，在树林里被人家执行队抓住。出来了以后，执行队讲要告诉谢希德听。这个学生就说，你帮帮忙，谢希德才不管你这些事。你懂得吗，谢希德男的女的你知道吗？那个人连谢希德男的女的都不知道，因为谢希德的名字像男的。
邵京：复旦附中的学生谈恋爱也躲在冬青树里面，没有地方。
张国伟：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咖啡馆。80年代搞了一个大家沙龙，实际在学校里。
邵京：那个时候谈恋爱也不可以公开的。
张业新：后来中央食堂上面搞个舞厅。
邵京：中灶。
张业新：那个叫大灶。
邵京：现在变成工会了。原来工会旁边的风雨操场，这个李老师应该知道。就是现在幼儿园那个地方，叫灯光操场。
关于2019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
为进一步促进上海的转型发展，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推动城市更新工作的开展，以“文化兴市，艺术建城”为理念，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局、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9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SUSAS 2019），已于2019年9月29日在杨浦滨江拉开帷幕，活动持续至2019年11月30日。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是市政府批准举办的大型城市公共活动，旨在通过“展览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将城市建设中的实践项目引入展览，将展览成果应用于建设实践，从而倡导城市公共空间理念、提升城市魅力。
本届空间艺术季以展现上海城市滨水公共空间的建设成就为背景，将杨浦滨江南段5.5公里滨水公共空间作为主展场，邀请世界各地艺术家结合工业遗产和场地特色，在地创作一批公共艺术作品留存于滨江，丰富滨江景观；将原上海船厂的两座船坞开放，为人们带来大构造空间魅力的震撼体验。
关于“杨浦七梦”
2019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SUSAS学院的项目之一，由澎湃新闻市政厅与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发起，希望借助七组研究和创作，勾勒出曾经生活、工作在此地的人们，与此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如今又对此怀有怎样的梦想。成果将于9月底至11月底在原烟草仓库的“绿之丘”展出，并期待纳入更多观展者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