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省的枪声响起，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

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辛亥革命，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记忆。在海峡两岸以多种方式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从今天起，本网将连载一组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系列文章，揭秘历史真相，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爱国情怀，以飨两岸读者。

各方响应

　　经过革命党人在湖北深入基层长期准备，武昌首义骤然爆发、一举成功，继而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政府”、制订“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同时进行反抗清军镇压、保卫起义成果的“阳夏战争”（“阳”为汉阳、“夏”为夏口即汉口）四十余日，为湖北各州县的起义、反正，为全国各省市的“易帜独立”做出了先导、争取了时间、起到了催化作用。

　　清末湖北省设有十个府（下辖六十多县、六州、一厅）、一个直隶州、一个直隶厅。武昌起义后，从10月12日汉阳府辖的汉川县起义、成立“汉川军政分府”，到12月16日革命军迫使驻守荆州的清军投降，六十五天内，湖北省的十个府、一个直隶州、一个直隶厅相继“光复”。具体“光复”情形，大体可分为五种类型。一是革命党人策动新军武装夺取政权，如武昌、汉阳、安陆、襄阳、郧阳、宜昌、施南七府和鹤峰直隶厅；二是革命军武力进攻，迫使驻防清军虽经顽抗终至投降，如荆州府；三是革命党人前往招抚，得到巡防营士兵响应，成立“军政分府”，如黄州府；四是革命党直接招降成功，如荆门直隶州；五是慑于四邻已经反正，地方官随风顺从，如德安等地。此外，武昌起义前夕，被满族亲贵端方带领进入四川的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到达四川资州时得知武昌起义爆发，由军中革命党人策动杀死端方，宣布起义。湖北各地的起义，直接响应并有力支持了武昌首义。

　　在全国范围内，武昌起义后，从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起义响应，到12月2日革命军攻克南京，四十天内，全国有十八省市相继“易帜独立”。按时间先后，10月有湖南（22日）、陕西（22日）、九江（24日）、山西（29日）、云南（30日）、南昌（31日），11月有贵州（4日）、上海（4日）、浙江（4日）、苏州（5日）、广西（7日）、镇江（8日）、安徽（8日）、福建（9日）、广东（9日）、重庆（22日）、成都（27日），12月有南京（2日）。此外，石家庄、滦州、山东、甘肃、河南、绥远、东北三省、新疆等地，或因革命军领导者被暗杀、或因起义战斗失利、或因当地旧官僚搞“假独立”等，对武昌起义虽有响应，但未能成功。纵观各省市独立情形，显见四个特点，即革命党人为起义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新军官兵为起义的主要力量、各省立宪派基本参与革命党人建立政权的活动、各地实力派和旧官僚多有“被请出山”或“见风附义”者。

　　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政府、创立共和宪政，虽然进行大量宣传、发动多次起义，但毕竟军事、政治、组织上的准备都很不足，起义后建立、掌握、巩固政权的力量实在有限；立宪派多为地方各界头面人物，有经济实力、有社会影响、有官绅关系、有公开的活动舞台（咨议局），有对待革命的两面性（为自身利益计，虽在革命高潮时参与其中，但望尽快稳定局面而易向旧势力妥协）；旧官僚本是维护清朝统治的“体制内”力量，他们看到清朝难以为继、革命无可阻挡，或“接受劝告”、或“见机而行”，由旧王朝的封疆大吏摇身变为新生政权的重要成员。这样，“易帜独立”后的省市中，新生政权鱼龙混杂，各派势力明争暗斗，权力重心变动频繁。就主体而言，有的为革命党控制政权，如湖北、上海、云南、福建、广东；有的为革命党与立宪派联合掌权，如浙江、四川；有的为立宪派掌权，如湖南；有的为旧官僚掌权，如江苏；有的出现多变，江西、贵州、广西、安徽等。

　　总的说来，武昌起义后，湖北各地闻风而动，尤其全国各省市纷纷响应并新建政权，对整个辛亥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简言之，既因群起效应，促使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加速崩溃；又因各方妥协导致本该完全革故鼎新的民主革命未能彻底。（作者 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