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全文7000余字，阅读时间较长

目前正值中国航天发展井喷之际，每过一个时间段，中国航天人总会带给我们“惊喜”，套用某些航天迷的话就是；“中国航天总是在过年”

而这种良好的进步，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关注起中国的航天事业，不得不说；在全民娱乐向的今天，能有那么多的朋友关注中国的航天事业，确实是令人倍感欣慰的。

但是全民的关注度越高，难免就有部分对中国航天的误解，比如曾经盛行的中国航天“补课论”

中国航天补课论，简单一点说，就是认为目前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都是为了追赶美苏冷战期间，国外航天技术爆发所形成的中外差距，不少人都认为；中国航天事业的规划都是按照美苏冷战的路子再走，很多重大项目都是在弥补美苏冷战时期的“缺课”

这种论调不能说很有市场，但确实由来已久，比如在“某乎”里，很多提起中国航天的发展的话题，补课论往往就随之而来。

而这种久而久之的论调，自然会影响了很多人对中国航天的判断，比如某位“国际大V”，在祝融号登陆火星不久后发布的视频里，就着重强调；

“中国人航天人兢兢业业几十年，的确很拼，但其实就干了一件事，补课，补上美苏冷战期间中国缺席的那一部分”，同时认为中美之间航天发展的区别；在于中国是“能不能”的问题，而美国“想不想”的问题。

而这种“补课论”，本质上都是对中国航天发展史不够了解所造成的误解。

实际上新中国的现代航天发展史，无论是起步还是过程，都没有要追求美苏冷战脚步的意味。

首先新中国的现代火箭研制，要比许多人想的早的多，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刚刚成立。

土法上马的火箭研究

1949年9月底，当时还在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元帅（1955年授衔），在南京组织成立了华东军区司令部军事科学研究室，并开展相关的军事科学研究。

这个研究室当时汇集了一大批留学英、德、美等国的专家学者，其中就包括从美国求学归来的任新民院士（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

▲华东军区军事科学室的部分专家合影，自左起：沈正功、周祖同、马明德、何乃民、钟以文、张述祖、金家骏、鲍廷钰、任新民、江潮西、岳劼毅、赵子立、张禄康。

1949年底，为解放舟山群岛，军事科学研究室为部队研制了一种用无线电遥控的“无人驾驶爆破艇”（当时被戏称为“水鸭子”）用来为抢滩登陆部队开辟滩头阵地，而任新民院士则借此主持了我国第一型现代固体推进剂火箭的研制工作。

由于当时条件比较艰苦，这型固体火箭采用的都是土法上马，像其所采用的过氯酸钾氧化剂，都是用石碾子碾压而成，而燃烧剂干脆就使用的是沥青。

由于这种土法上马的火箭只能算个现代火箭的雏形，所以仅仅只在湖面进行过几次试射并没有投入实战。

后来1952年8月，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整体划归给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任新民院士、包括剩余的火箭固体发动机、推进剂等等，都运到了哈军工炮兵工程系火箭武器实验室，用作教学使用。

▲调任哈军工后的任新民院士（左一）

而任新民院士当时在哈军工担任炮兵工程系火箭教授会的主任，当年钱学森院士归国，在参观哈军工时陈赓大将所问的那句名言；

“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

就是在任新民院士讲解的固体火箭比冲台旁问的。

▲哈军工学员在学习火箭炮结构。

而在钱学森院士归国之前，1955年上半年，任新民院士就已经联合火箭武器教授会副主任金家骏教授、科学秘书周曼殊三人，在结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从我国发展导弹与火箭武器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实现途径等多方面建议下，提交了一个名为《对我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的上报稿。

这个上报稿在提请哈军工有关院领导与有关专家、教授的修改、完善后，于1955年11月26日，也就是在钱学森院士访问哈军工的第二天，由时任哈军工院长的陈赓将军，亲自转报给中央军委，并交由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元帅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将军阅览。

后来这个上报稿，又交由钱学森院士和时任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的万毅将军调研，并最终形成了向中央军委提交的《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

再后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任新民院士和超过两吨的过氯酸钾都被无偿支援给了国防部五院。

▲五院时期的任新民院士；当时哈军工对国防部五院的支援非常巨大，在那个全国高中生都是宝贝的年代，哈军工支援了一大批顶尖专家，其中仅正教授就有五人，像首批调任的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朱正四人都是正教授，后来屠守锷、卢庆骏、罗时钧、林同骥、胡海昌等人，也被调到了国防部五院。

就是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绝对栋梁，他们为新中国航天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为国防服务、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最开始的仿制1059、到后来的八年四弹计划、再到三抓任务。

从首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到后来，载人航天工程、嫦娥探月工程…，每一步，都是坚定按照为国防事业、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远景战略规划而来。

但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对这种规划有切身实际的感受，就拿如今的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来说，从正式立项到现今初步实现载人空间站的建设，漫长的时间跨度中有很多人对载人航天工程的实际意义并不理解。

当年充满争议的中国载人航天

1980年代初，当时的国家面临经济转型，已经改组为航天工业部的七机部，也要将研制任务转移到国民经济建设方面。

▲当时国内对中国航天事业存在不小反的对声浪，很多看法都是“花钱太多，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尽管后来在屠守锷、梁守槃、卢庆骏、张镰斧、陆元九、谢光选这6位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联名上书下，中国航天事业在当时开始有了更多的理解，但是在面对载人航天工程这种花费较大的项目时，中国航天事业难免还是要遭人非议。

1985年，任新民院士在为《太空站讨论会文集》撰写的序中明确写道；

“搞太空站和航天飞机是一个大的国策，搞这一事业是需要一笔较大的投资的，也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但其技术意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军事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会本利全收的。”

为此任新民院士呼吁国家；

“太空站迟早是要搞的，但等到人家都成了常规的东西，我们才开始设想，那时候就晚了。所以从现在起就应有一个长远规划，对其中的某些关键技术应立项着手研究。一旦国家决定发展载人航天，就能及时起步。我们要争取在21世纪初，在地球的近地空域翱翔着中国的永久型太空站，在太空站和地球之间有中国的天地往返运输工具，装载着人员、物资、设备穿梭往来，我国的航天员、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太空站上紧张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活动。”

但是当时中国一是实在没钱、二是有“曙光”的下马在前，载人航天工程那时还只能停留在部分航天人的呼声里。

▲早年下马的714工程“曙光一号”

实际上国内对载人航天的争议甚至一直持续到1991年，航天部在当年呈送给总设计师的《关于开展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中还特别强调；“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学问题，不是科技工作者能决定的，要统一认识，这是不可能的。”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86年，当年3月中国科学院杨家墀、陈芳允、王大衍、王淦昌四位院士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863计划），并将开展载人航天技术的研究列入了其中。

1986年3月5日，随着总设计师的批示；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国务院马上召集全国各行各业的200名专家和有关大单位的领导，分为10个组，在北京进行了26天的集中论证，其中，就包括由国防科工委负责的“航天技术组”，论证内容便是载人航天技术。

1986年11月，中央政治局、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当初的10个论证组，被归纳为7个领域，其中航天技术为第二领域。

1987年4月，在国防科工委的组织、领导下，航天部又组建了“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简称“航天专家委员会”），成员组包括首席科学家屠善澄院士，王永志院士、朱毅麟院士、顾诵芬院士、李志广院士、胡文瑞院士、黄志澄院士等。

而他们的论证内容；

一个是由701所所长钱振业所领导的“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863-204）

一个是由“风云一号B”总指挥韦德森所领导的“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863-205）

在那个持续数年的论证中，专家委员会争议较大的，主要集中在“天地往返系统”的方案遴选上。

▲当时对天地往返系统，专家委员会先后提出了五种方案，当时号称“五朵金花”

第一种是采用吸气式涡喷发动机，水平起降、单级入轨、可全部重复使用的空天飞机方案。

第二种是采用由两架火箭发动机飞机组成，垂直起飞、水平着陆、两级入轨，全部重复使用的火箭飞机方案。

第三种是由运载火箭和带主动力的带翼飞行器组成，垂直起飞，水平着陆，可部分重复使用的小型航天飞机方案。

第四种和第三种类似，也是部分可重复使用的小型航天飞机方案，但是是带翼飞行器并不带主动力。

第五种是由火箭发射入轨，执行任务后返回舱再入，经降落伞回收，返回地面的载人飞船方案。

这五种方案，最后的争议；实际是第四与第五种，也就是无动力航天飞机和一次性载人飞船方案之争。

载人航天飞船方案之争；

赞同航天飞机方案的，主要认为航天飞机可部分重复使用，代表了未来航天发展趋势，如果时间允许，又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中国的载人航天应当在一个较高的起点起步，这样可以促使我国航天技术向国际先进水平再跨进一步。

而赞同一次性载人飞船方案的，则认为国际航天强国，尤其是美苏均以载人飞船起步，并经过20多年的使用，技术验证早以成熟，而且技术难度较小，经费较低，相对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争议的变化主要发生在1988年7月下旬，根据王永志院士的回忆；

当时航空航天部主管航天的刘纪原和孙家栋两位副部长一起找到王永志院士交换意见，两位部长说：“部领导准备在8月初到北戴河向中央领导汇报载人航天的有关问题，部领导研究认为，如果像“863计划”初步安排的那样，时间周期太长载人航天要早上快干，争取20世纪末、21世纪初载人上天。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采用难度稍低、起步较快、涉及领域少、便于组织实施的飞船方案更为有利。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王永志院士在经过深思后也认为，“如果要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20世纪末就实现载人飞行，那么只有飞船方案是来得及的。”

因此，他向部领导明确表示了支持的态度。随即他也在专家委员会的会议上表明了支持“早上、快干，以及为了争取在20世纪末前后实现载人航天的目标，而采用飞船方案的态度。

▲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实际当年支持航天飞机方案的，主要以任新民院士为代表，当时他是“载人航天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首席顾问，最开始也是认为航天飞机方案，可重复利用在经济性和先进性上都有优势，但是他在随后的调研中发现；当时我国大飞机技术相对于航天技术来说，还比较落后（实际现在也如此），如果要搞航天飞机难度是极大的，尤其是当时我国连大飞机起落架都生产不了，而航天飞机的起落架技术要求要比飞机的起落架高得多，想尽快实现载人航天基本不现实。

于是在时间与技术的双重限制下，专家委员会“从飞船起步”便达成了共识。

载人航天的决策

1989年12月“863计划航天专家委员会”拟定的《航天技术领域论证工作综合报告》定稿，关于载人航天战略任务是这样写的；

“以飞船起步，完成突破载人航天基本技术；进行空间对地观测、空间科学及技术实验；提供初期的天地往返运输器；为载人空间站工程大系统积累经验4项基本任务后，建设空间站未来要研制单级入轨可完全重复使用的载人航天器”。

1991年春节前夕，航天部向总设计师呈送了《关于开展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总设计师在阅后交其他最高层领导交换意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始进入正式立项。

1991年3月15日下午3时至5时，中央专委在中南海听取了任新民等人关于载人飞船工程方面的汇报。

在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工业集团的院士丛书中，对任新民院士的这次汇报是这样描写的；

他开门见山，首先概要地汇报了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载人航天技术，必要性是什么。接着较详细地介绍了多用途载人飞船的方案设想，论述了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为什么要从研制多用途载人飞船起步，有哪些用途，并阐述了技术经济的可行性。他语气坚定并充满信心地说：“我国已基本具备研制多用途载人飞船及其运载火箭的技术基础和研制条件从运载火箭讲，我们已研制成功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在这一运载火箭的基础上，可采取实时监测技术、冗余技术、容错技等措施，提高质量与可靠性，使其满足发射载人飞船的要求。就载人飞船本身而言，飞船的控制系统有各类导弹和卫星控制技术的基础；返回技木有返回式遥感卫星返回技术的基础；防热材料已有研究成果和产品；航天员的培训及环保生命保障技术等，有20世纪70年代研制曙光号飞船时的基础和预研成果。他指了指汇报挂图上的飞船逃逸系统，加重语气说：“新研制的项目主要是飞船在上升段的应急救生技术，称为飞船逃逸技术，我们在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和空气动力学技术方面是有基础的，完全可以攻克飞船逃逸系统的技术难关。”他还实事求是地讲：“载人与不载人是航天技术发展中一个质的跨越。在工程研制实践中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也会出现新的技术难题。但据目前的分析，还没有不可逾越的重大技术关键，我们会成功的。”

这次汇报后反响热烈，航天部1991年《航空航天重大情况（五）》的批示上，时任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是这样写的；

“最近几年，许多专家都希望中央尽快下决心搞我国的载人航天技术，建议中央下决心起来，而不要再拖延。经济是个大问题，但20多年的时间，每年分担些也是可行的，实在当前财政困难，动用国库存的金子每年出点儿也得干。”

▲当年老人翘首以盼的，何止是航母啊……

这时，专家委员会的论证已经基本结束，关键问题主要在于细节的完善，比如载人飞船到底是采取两舱还是三舱的设计、需不需要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之间在设计一个类似苏联“礼炮”的空间实验室等。

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由来

1991年11月26日，王永志院士提交了《以飞船为基础组建空间实验室的构想》，文中建议在取得载人飞行历史性突破之后，接着突破空间交会对接和空间行走等关键技术，并发射一个利用飞船技术改装的8吨级长期在轨运行、短期有人照料、具有一定应用规模的空间实验室，并以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工具，尽早建成我国空间工程大系统，取得运营经验后，可视需要建立长期有人照料的永久性空间站，形成空间基地，扩大应用规模。

王永志院士在文末的结语中写道：

“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时间从飞船过渡到空间实验室(小型空间站)，建成初步配套的空间工程系统，提早开展一定规模的空间科学实验和对地观测活动，保持中国航天强劲的发展势头。”

这个“从载人飞船过渡到空间实验室再到长期有人照料永久性空间站”的设想，最终成为了今天中国载人航天的“三步走”战略。

载人航天的立项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任新民院士又用1:10的载人飞船模型，演示了我国载人飞船的技术方案，中央专委们经讨论后认为；

“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考虑，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从载人飞船起步是可行的。”

1992年8月25日，中央专委根据国防科工委、航天部提出的关于载人飞船工程的论证报告和评审报告，向最高层提交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研制的请示》

1992年9月21日，这个已经计入中国航天发展史的日子，最高层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第195次扩大会议，讨论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问题。

会议听取了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及从载人飞船起步等问题的汇报。

会上最高层给予了极大的支持，首先发言的领导人甚至强调；

“如果钱不够，奥运不申办了也要办此事”

正是在当年最高层的坚定支持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立项后便迅速按预定计划展开，不仅在工程技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国民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载人航天与经济建设

根据前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神舟五号飞船系统总指挥袁家军对神舟飞船的介绍，我们在研制发射神舟飞船时，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对促进国民经济建设有均有重大意义；

研制和发射“神舟”号飞船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展航天员送入太空，同时利用飞船开展了对地观测、空间科学和空间新技术试验，取得丰硕成果。

在对地观测技术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大大提高了我国对地球要环境和资源、农业及自然灾害监测能力。

在空间科学方面，开展了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科学、空间天文等领域的多项实验和观测，完成了我国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空间科学计划，取得了具有国际水平的实验和观测成果，部分空间实验和理论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空间新技术试验方领面，一批先进的空间遥感器完成了飞行试验，取得重突要试验成果，多项技术已用于遥感卫星，应用效果十核分显著。

除了上述各类卫星和飞船的直接应用以外，研大制卫星和飞船开发出的许多新技术移植到传统产业，得到二次开发和利用，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邦升，创造了十分可观的间接经济效益。

实践表明，我践国实施各项航天工程，特别是“两弹一星”和载人中航天等国家重大高科技工程，不仅各类卫星和飞船的直接应用和间接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标会效益，而且带动了相关学科技术的整体跃升，促战进一批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加速全社会的科技的进步，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而如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基本完成了当年“三步走”的规划设想，而这短短的三步，我们走过了几代航天人的时间。

如果从863计划算起，仅论证、制定就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而从921会议正式立项实施，又经过了30年的历程，在这些日子中不知道有多少航天人的辛勤付出，他们的努力我们都不应该忘记。

只是遗憾的是，对这段历史我们还有很多人还不了解，总是有意无意的将中国载人航天的起点，定在1992年的那个秋天，而之前那近十年的论证、制定工作，无数航天科研工作者辛勤，都被忽略在漫长的历史里。

航天兔真心希望，我们所有热爱中国航天的朋友，都能了解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历史，毕竟我们热爱的中国航天，并不是为了遗忘！

最后感谢您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