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改历史的传统，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仍然能够明确恢复历史发展脉络的主要原因。

比如清朝所修的《明史》，就是根据明朝自己的《明实录》等资料增减而来的，如果脱离了这种实录性质的文献，史官们就算绞尽脑汁，也不可能准确记载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所发生的之事。

而纵观整个历史，素有“第一王朝”之称的夏朝，无疑是个奇怪的特例。

夏朝的文献在周代以来的史书中屡有提及，其名称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等，仅《左传》就引用《夏书》内容多达15次。

而西汉时所写的《史记·夏本纪》中不仅记录了夏朝君主的世系，而且就连最遥远的大禹时期的历史，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吕氏春秋》曾提到，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迷惑，暴乱愈甚，乃载其图法奔商”，孔子也曾说过“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这说明后世对于夏朝历史的记载，一方面来源于夏朝自身的文献记载，另一方面源自夏朝的后裔—西周封国杞国的追忆。

但奇怪是，目前的考古发现却并不支持夏朝有文献传世的说法。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遗存，截至目前已发掘了60余年，虽然大型宫殿、青铜礼器群以及手工作坊都已出土，但唯独没有发现文字。

据《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器物上共发现独立存在的单个“刻画符号”30多种，但“连字成组”的纪事文字却并未发现。

而文字和符号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符号仅能表征个体器物，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古人的简笔画，而文字却能会意，也就是记载事件，并且在一定群体范围内有共同的含义解读。

事实上，我国“刻画符号”由来已久，早在距今8000年的河南贾湖遗址就有发现，这些符号基本以单个个体出现，用以表明载体用途或归属（族徽），可以视作文字诞生的前身，但却不能看做是文字。

二里头遗址已经是夏文明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遗存，如果连文字都没有，那么又何谈夏朝有文献史书呢？

让我们倍感困惑是，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二里头文化所呈现的文化跨地域整合的特征，已分明表明此时的中原大地进入了国家文明时代，很难想象没有文字的夏朝，如何传递政令、历法？早于夏朝的新石器时代已有文字雏形初现，为何到了夏朝却突然销声匿迹？

事实上，先秦文献所引用的夏朝历史记载用词规范、语意凝练，绝非通俗的口传方式流传，必然有文字作为载体。

一方面是后世文献对夏朝历史的清晰梳理，另一方面却是夏遗存中没有发现文字的考古现实，那么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既然二里头没有发现夏文字，那么夏朝的历史究竟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

要解开这个困惑之前，我们不得不先提一下商朝。

众所周知，商朝的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文字，也正因为甲骨文已经是一套象形、指事、会意的成熟文字系统，故而学者们才根据文字发展的规律判定，甲骨文肯定不是最早的文字，在它之前一定还有早期文字存在，比如夏文字。

的确，《尚书》曾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的“册”字还保留着原始的图画形态，描绘的是“串系两条绳子，竖笔参差不齐”的状况，这与竹简的形态相似，而和出土的龟甲不符。换言之，商朝的历史的确是靠另外一种载体传承给后世的。

至于甲骨文，只不过一种祭祀用的文体，占卜完成后即就地掩埋，并非用于流传后世。所以，诸如《尚书》《左传》《史记》等史书所记载的商人史事，都来自商朝本朝的简牍文献。

只不过，商朝的简牍并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反倒是甲骨文的意外发现，让如今的我们得以通过甲骨卜辞这种独特的视角，验证了传世史书所言非虚。

那夏朝的历史，会不会也是类似情况呢？

夏商周三代，文字的载体大体有四种：陶器、青铜器、竹简、兽（甲）骨。这四种载体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文字发展类型。

比如，刻写在普通陶器上的，属于民间字体，内容原始，有一定文字基础的工匠可能会刻上族徽或器物名称，而更多的可能只是随意涂鸦一些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这也是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多为“刻画符号”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代表夏朝还停留在“刻画符号”的原始阶段。

而刻在青铜器上的叫金文，是官方文字。值得一提的是，夏朝时并不具备在青铜器铸模上刻印文字的技术，而考古发现也证实直到商朝中晚期时，青铜器上才开始出现寥寥数字，到西周时才出现字数较多的记事铭辞。

至于甲骨文，则是商朝特有的占卜用文字，而夏朝却并未采取这种载体，这也是二里头考古数十年来没有出土过一块夏代甲骨的重要原因。

如此看来，能够承载夏朝历史文献的，仅剩简牍一种可能，而相比青铜器和甲（兽）骨，竹简又是最难以保存的。

不仅如此，在夏商时期，能够掌握和熟读文字的只有极少部分群体，包括治理国家的上层贵族、掌握祭祀的巫师群体以及负责记录事件的史官，这三大群体所用文字又千差万别，自成体系，各有一套发展脉络。

所以，金文、甲骨文以及传世简牍文（文献体），既有共通字，也有特有字。在已发现的5000余字甲骨文中，我们能释读出的1000多字，主要就是根据和文献体的共通字判定出的，剩下的无法释读的，就属于甲骨文的特有字了。

那么夏朝有历史记载却无文字考古发现，是不是因为唯一的载体竹简不易保存所致呢？

这必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但也并非局限于此，因为考古其实还有深层发现。

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发现了一个“炅”字，共有两种写法，一种为正体写法、一种为简化写法，从其描绘的景象判断，这个字符是指代上古时期负责星宿大火祭祀以及安排农业生产的“火正”一职。

但奇怪的是，在安徽尉迟寺遗址瓮棺葬（用来埋葬婴儿和孩童）上，也发现了一模一样的符号。相隔800里的两处互不统属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居然发现了同一种写法的字符，这透露出两点关键信息：

1、火正一职是与生俱来的，在特定家族中世袭，这也方便了神权群体能够一以贯之的解读“天”的旨意；2、在神权群体中已经存在一种可以通行辨识的字符，纵然当时还没有所谓的统一政权，但至少特定的字符已在固定的群体中所通行。

类似的例子还有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明，在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明崛起之时，良渚文明早已衰落，但出土于良渚遗址的“臣”字，却在距今3700多年的二里头也有发现，虽然在用法上依然停留在字符阶段，还没有连字成句，但却说明，文字在雏形阶段的传播早已开始，并且这一传承也是通过神权群体来完成的。

而良渚文明恰恰就是最典型的神权主导的古国，社会运作以神权为主导，国家的一切资源都优先服务于宗教祭祀。这也就意味着，在商朝之前的历史传承，除了史官的记载外，主要的载体其实是负责天象、祭祀的巫师（占卜师）。

这个群体依靠世袭制的家族传承，将所发生的事件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到夏末商初时王权、神权合一，再到西周以降王权成为唯一统治核心，而神权和巫师不再是国家的主导，继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应的占卜专用文字也就随之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