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开始出现的思想主要是天道观：中国古典哲学关于世界本原的根本观点。

主要围绕天是否本原的问题进行论辩，故称天道观（见天道与人道）。

在先秦哲学中，无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都把自己的天道观作为立论的总依据。商代把 “天”看成是人格化的至上神，称为 “帝”或“天帝”、“上帝”，作为世界的最高主宰。卜辞中记载了商代统治者卜问上帝的文字，凡祭祀、征伐、田猎、年成、风雨、行止、疾病等等，都依占卜的结果行事，反映了商代统治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尚书.洪范》记载的殷代贤人的言论，既保留了殷商信奉上帝的神学观念，同时又把水火木金土五行看成是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 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成分， 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约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古经，（见《易经》），将早期“八卦”观念加以系统化，以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八种自然界最基本的现象，说明宇宙的生成和万物间的联系与变易法则，在神学体系中蕴涵着较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西周灭殷后以较为哲理化的 “天命” 观代替了人格化的神灵观念。周公提出了 “天命靡常”、“敬德” “保民”的观点，认为天命以人之是否有德为转移，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人为的作用在周室东迁前后，一些诗人的作品反映了疑天与责天的思想，兴起了无神论的思潮周太史伯阳父以“天地之气”的秩序即“阴”和“阳”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地震现象，标志着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时代政治家子产宣称“天道远、人道迩”，表现了反对天命迷信的倾向。

欧洲早期哲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

泰勒斯，约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6年，与孔子老子属于同一时期，是周灵王时代，也就是春秋中后期。是公元前7至6世纪的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出生于爱奥尼亚的米利都城，创建了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是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也称爱奥尼亚学派）的创始人。古希腊七贤之一，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有记载有名字留下来的思想家，被称为“科学和哲学之祖”。泰勒斯是古希腊及西方第一个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泰勒斯的学生有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等。

泰勒斯

他是第一个提出“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并开启了哲学史的“本体论转向”的哲学家，被后人称为“希腊七贤之一”和“哲学和科学的始祖”，是学界公认的“西方哲学史第一人”。西方哲学之父，泰勒斯的思想影响了赫拉克利特等哲学家。

泰勒斯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在哲学方面，泰勒斯拒绝倚赖玄异或超自然因素来解释自然现象，试图借助经验观察和理性思维来解释世界。他提出了水本原说，即“万物源于水”，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什么是万物本原”这个哲学问题的人。并被称为“哲学史上第一人”。

泰勒斯曾经说过“磁石有灵魂，因为它吸动铁”这样的话，他把灵魂理解为某种“具有引起运动的能力”的东西，并且主张万物都具有“灵魂”。但是泰勒斯所理解的“灵魂”不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而是水所产生的湿气，这种湿气弥漫于宇宙中，构成了万物运动的原因，万物的质料因和动力因在他这里尚未分化。那种把物质性的本原看作是惰性的和被动性的，而将能动性归结于某种独立的精神实体的观点，是在较晚的希腊哲学中才产生的。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年~约前500（490）年），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出生在爱琴海中的萨摩斯岛（今希腊东部小岛）的贵族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曾在名师门下学习几何学、自然科学和哲学。

因为向往东方的智慧，经过万水千山，游历了当时世界上两个文化水准极高的文明古国——巴比伦和埃及（有争议），吸收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文化。后来他就到意大利的南部传授数学及宣传他的哲学思想，并和他的信徒们组成了一个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政治和宗教团体。

毕达哥拉斯是比同时代中一些开坛授课的学者进步一点；因为他容许妇女（当然是贵族妇女而非奴隶女婢）来听课。他认为妇女也是和男人一样有求知的权利，因此他的学派中就有十多名女学者。这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现象。

毕达哥拉斯在宇宙论方面，结合了米利都学派以及自己有关数的理论。他认为存在着许多但有限个世界，并坚持大地是圆形的，不过他抛弃了米利都学派的地心说。

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思想受到俄耳甫斯的影响，具有一些神秘主义因素。从他开始，希腊哲学开始产生了数学的传统。毕氏曾用数学研究乐律，而由此所产生的“和谐”的概念也对以后古希腊的哲学家有重大影响。

毕达哥拉斯对数学的研究还产生了后来的理念论和共相论。即有了可理喻的东西与可感知的东西的区别，可理喻的东西是完美的、永恒的，而可感知的东西则是有缺陷的。这个思想被柏拉图发扬光大，并从此一直支配着哲学及神学思想。

他还坚持数学论证必须从“假设”出发，开创演绎逻辑思想，对数学发展影响很大。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us，约前544-前483年）：古希腊哲学家。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哲学家，是爱菲斯学派的创始人。认为万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持对立统一观念，列宁称其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他出生在伊奥尼亚地区的爱菲斯城邦（一译：以弗所。在今土耳其伊兹密尔附近）的王族家庭里。他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他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兄弟，自己跑到女神阿尔迪美斯庙附近隐居起来。据说，波斯国王大流士曾经写信邀请他去波斯宫廷教导希腊文化。著有《论自然》一书，现有残篇留存。

赫拉克利特将火看作一种宏观物质形态，主张生机勃勃、往复燃烧熄灭的火是宇宙与万物的本源，万物生自火，复归于火，火是万物变化生灭的活力之源；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永远都在运动变化之中，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他以火为本原，将世界的多样性统一于一种变动不居、能变生各种异质事物的具体物质，从而将米利都哲学推进到一个新境界，展示了一幅较完整的朴素辩证法的世界图景。

中国春秋时期主要哲学家：孔子，老子。

同一时期：春秋末年的哲学家孔子很少谈论天道，但肯定天命。孔子的所谓“天”，有时指有意志的最高主宰，有时指自然界。战国初墨子反对孔子的天命，而宣扬天志。

孔子

与天道观密切联系的有关于变化的学说，即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提出“两端”和“过犹不及”，表现了一定的辩证观点。老子提出 “反”的观念，说“反者道之动”，强调“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物或益之而损，或损之而益”，看到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表现了比较丰富的辩证思想。《易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对立转化的问题，提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命题，肯定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源、对立面的转化是普遍规律，达到了先秦辩证法的最高水平。

老子第一个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提出了天地起源的学说， 认为世界的本原是 “道”，而不是天。他宣称道“先天地生”、为“万物之宗”，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所说的“道”和“无”（见有与无），究竟是一个观念性的绝对和思维的虚构，因而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还是天地形成之前的“混成之物”，即原始物质，因而属于朴素唯物主义，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至今尚有争论，但大家都承认，它把中国理论思维大大推进了一步，对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老子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生和为人之道的观点。相对天道观而言，称为人道观。周代以前，认为人是上帝的奴仆。周公开始提出以德配天，承认“敬德”与“天”的一致性。他“制礼作乐”以规范人的社会关系。西周末年与春秋时期，随着疑天思潮的蔓延，兴起了重人事与祸福依人的思想。子产强调人道的重要，反对人事屈从于天道的消极观点。孔子也很重视人道，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他认为人类生活的最高原则是仁，即“爱人”，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把仁与礼看作是统一的，认为礼体现仁，说“克己复礼为仁”，“人而不仁，如礼何？”墨子也讲仁，认为仁的实际涵义是“兼爱”，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孔子主张由己推人，由近及远，他讲的仁是差等之爱；墨家则讲“爱无差等”。老子反对以仁为最高道德，主张以“无为”、“抱朴”为人生的最高准则。

春秋以前的历史观以天命史观为基本形式，认为天降生了下民，又授命君主来统治，君主能否“顺天应人”是社会兴衰治乱的根本。这种历史观，还没有从天命论中分化出来。伯阳父认为自然环境的变迁会造成经济财用的困乏，以此预言西周将亡，提出了历史演变的新见解。以后，史伯、史墨对这一思想有所发挥。孔子考察了夏、商、周三代之礼，肯定其间因袭与损益的关系，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注重历史变化造成的礼制变化。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认识论，又称知行观，探讨人的知识来源，认识过程和求知方法。孔子创办私学，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关于求知问题，他虽然承认“生而知之者上也”，但强调“学而知之”，肯定多见多闻的重要，兼重“学”与“思”，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

先秦哲学中，关于名称与现实、概念与实在之间关系的观点。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于认识论、政治、 伦理与逻辑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主张“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他区别不同名的不同意义，强调名实相符。言行一致，要求名与言“无所苟”，在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常无名”，认为道作为最高本原是难以用名和言表达清楚的。

中国战国时期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希腊语：Σωκράτης；英语：Socrates；德语：Sokrates）（公元前469年 [1] ，一说公元前470年 [2] ～公元前399年），是希腊语（雅典）哲学的创始人之一。

柏拉图

他的名言是认识你自己。从苏格拉底开始，自我和自然明显地区别开来；人不再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和自然不同的另一种独特的实体。

到苏格拉底才明确地将灵魂看成是与物质有本质不同的精神实体。在苏格拉底看来，事物的产生与灭亡，不过是某种东西的聚合和分散。他将精神和物质明确对立起来的观点，成为哲学史上的滥觞。

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是要求认识“美自身”、“正义自身”，这是美和正义的普遍定义，是真正的知识，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美的理念”、“正义的理念”。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理念论”的最初形式。苏格拉底还进一步指出，自然界的因果系列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哲学只去寻求这种因果，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最终原因。他认为事物的最终原因是“善”，这就是事物的目的性。他以目的论代替了对事物因果关系的研究，为以后的哲学开辟了道路。

柏拉图（Plato，Πλατών， 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柏拉图指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由此出发，柏拉图提出了一种理念论和回忆说的认识论，并将它作为其教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柏拉图试图掌握有关个人和大自然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发展一种适合并从属于他的政治见解和神学见解的自然哲学。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形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指出，当我们说到“马”时，我们没有指任何一匹马，而是称任何一种马。而“马”的含义本身独立于各种马（“有形的”），它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永恒的。但是某一匹特定的、有形的、存在于感官世界的马，却是“流动”的，会死亡，会腐烂。这可以作为柏拉图的“理念论”的一个初步的解说。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古代先哲，古希腊人，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堪称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运行的天体是物质的实体，地球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天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天体由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

亚里士多德认为地上世界由土、水、气、火，四大元素组成。其中每种元素都代表四种基本特性（干、湿、冷、热）中两种特性的组合。土=干+冷；水=湿+冷；气=湿+热；火=干+热。

亚里士多德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世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

中国战国时期中国哲学家：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墨子等。

以后战国时期：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观点，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观点。一些传授《周易》的学者，依托孔子写成《易传》，以“太极”为天地的本原。又区别了道器，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认为道是无形的规律，器是有形的实物。齐国的“稷下学宫”的一批学者，围绕着天道，展开了“争鸣”，推崇管仲的学者在《管子》中提出了“天不变其常”的思想，以“精气说”（见精气）发展了早期关于“气”的学说。强调了天的物质性。战国末年，荀子肯定“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学说；韩非继承了荀子的思想，吸取了老子的辩证法，改造了老子关于道的范畴。他们使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达到新的高峰。

孟子大力宣扬孔子关于仁的学说，提出“仁义礼智”的德目体系，又把仁义礼智与人的本性联系起来，认为人的本性中含有仁义礼智的萌芽，称之为“四端”。他宣称四端是人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地方。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见性善），提出性恶论（见性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并不在于人性本善，而在于对生物本性的改造。

庄子宣扬老子的无为思想，强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追求所谓“逍遥”的精神境界，企图脱离纷争的社会现实，得到虚幻的自我陶醉。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强调改造自然的重要。

孟子断言“天下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认为历史是治乱转化的过程，并着重于肯定先王之道的普遍性。荀子主张“法后王”，也承认先王后王有一贯之道，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儒家承认历史的相对变化，但比较强调古今之间的继承关系。墨家主张“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肯定学习历史经验的重要。老子、庄子歌颂太古的原始社会，以为今不如昔。法家与儒墨道诸家不同，强调古今之变。商鞅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韩非更断言“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法家所讲古今的具体差异未必符合实际情况，但宣扬历史进化的观点，有重要意义。

墨子提出了判断言论是非的标准问题，认为“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当时人民的感觉经验以及实际运用的效果来确定言论的是非。这基本上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与墨家的经验论不同，孟子强调理性认识的重要,强调思维的价值，区别了“耳目之官”与 “心之官”的不同职能， 认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老子区别了“为学”与“为道”，提倡无知，但强调识道。宣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否定感性经验对识道的作用。老子又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认识方法，要求排除感情欲望对于认识的干扰，对于后世有深远影响。后期墨家在《墨经》中提出了关于知识的精湛学说，他们把知识分为三种，即“闻知”、“说知”、“亲知”。认为闻知是通过传授得来的知识，说知是由推论得来的知识， 亲知是从直接经验中得到的知识， 三者不可偏废，肯定了认识过程不同阶段的作用。《管子》书中提出“所知”与“所以知”的认识范畴，提倡“静因之道”的认识方法，也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荀子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知识来源与认识方法的问题，既肯定认识来源于感官经验，又肯定思维的能动作用，提出“虚壹而静”的认识方法，强调“解蔽”的必要。他的认识论是先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总结。

墨子则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认为如果只会念诵事物的名称而对于实际事物不能正确选取，那是没有价值的。

庄子更发展了老子的观点，强调“大道不称”，但又说“名者，实之宾也”，认为实是产生名的根本。惠施的“历物之意”十个命题，主要论述事物的异同关系，强调异同的相对性，也与名实问题有关。

公孙龙肯定名是实的称谓，又提出“指物”之说，论辩抽象概念与具体实物的关系，主张“白马非马”和“离坚白”。所谓“白马非马”是说“白马”的具体概念不同于“马”的一般概念。所谓 “离坚白” 是以既坚又白的石头为例，说明石之坚的概念与白的概念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公孙龙论名实关系，有唯物主义倾向，但又宣称“物莫非指”，把实物归结为概念，又陷入了唯心主义。

后期墨家将名划分为达名、类名、私名。达名即普遍概念、类名即分类概念、私名即个别事物的特称。这些不同层次的概念所反映的实，有不同的范围。荀子论名，最为详尽。他认为在社会大变动中，因“名守慢”而“奇辞起，名实乱”，强调正名的重要性。他提出“制名以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坚持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并依据事物客观属性的联系与区别，将名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小别名”，认为共中有共，别中有别，推至不能再“共之”、“别之”为止，以此为“制名之枢要”。他分析了名实乱的三种情况，即以名乱名，以实乱名，以名乱实，称为“三惑”。这是对先秦名实争论的总结。

先秦哲学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哲学范畴，如：天人、气、精气、太极、阴阳、道器、动静、常变、有无、名实、心物，均成为秦汉以后哲学思想发展的基础。

西方：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奴隶社会经济比较发达，最早有米利都学派，以后有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爱利亚学派和原子论者，一般称之为自然哲学。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的兴趣由研究自然转移到研究人，智者的主要代表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就是这样。苏格拉底和智者一样，也是集中研究人的哲学家，他同样轻视对自然的研究，反对未经批评的独断，他一生都致力于对智者学派学者的观点进行反驳但他与智者相反，主张有客观真理、认识事物是可能的。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系统化时期，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总结了以前各派的哲学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中西方早期哲学对比，有近似的地方，同时也有很大区别，各自带有各自发展的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