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
大学入学不久，外语分班，有英语测试，分出快、慢班。但这与我无关，因为我选了日语。
我在1972年上的初中。初中时老师也教过英语，但只上了一两节课，就停了。高中时再没学。也没有教汉语拼音，但26个字母却是认全了的。那时很多人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豪，就像人们总是大声说“我是大老粗”以示荣光。这意味着一定是工农出身，而与四类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无涉。我还会讲两句英语，一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另一句“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万岁）”，是那时跟着姐姐学的。她读中学时，我还在读小学，听她说学了英语，在家里说过这两句，我觉得很新奇，一下子就记住了。
我初中在新山学校，当时是“浙江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有很多人远道而来，参观取经。其中有从省城下放来的大知识分子。比我低一年级的郭润涛，就在那时见过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是偷偷去看的，“我记得他穿着大衣，戴着眼镜，镜片像墨水瓶底一样，一直坐在新祠堂的大厅上写东西。我是听别人说，他是姜亮夫。”省幼儿师范的老师来实习，很喜欢机灵聪明的润涛同学，之后也一直保持联系。新山学校是郭姓为主的新山大队办的，润涛是本村人，才有这样的机会，令我好生羡慕。但这样的“先进单位”，也只教了一节课英语，就没了。后来在“白米湾五七中学”读高中，半农半读，大半时间是采茶叶、护茶山，没开英语课。当时的说法，十分理直气壮：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
七七年恢复高考，不考英语；七八年加了英语，但只作参考，不计总分。我参加了考试，想着反正就是勾勾画画，总不能交白卷吧。结果我得了五分，看，这不还是有基础的嘛。（钱志熙批：你真聪明，还是去考了，我根本没想过去考，不然的话，或许也能拿个三、五分。[偷笑]。）
不过要在大学里进英语班，不免心虚。所以毫不犹豫报了日语班。没想到，正是这选择，让我之后的求学道路十分顺畅。
其实也是认真思考过的：学英语没什么用，英美是敌国，不可能去的，也不会与老外接触；听说日本人对中国研究很深，有许多书，将来也许有机会读；口语是不必要的，太浪费时间，能阅读就可以了。——这也代表了当时一名普通大学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日语班是小班，大约二十人，年龄相差很大。何一枫、金树良等是老三届，学过俄语，是重头再学。大多数人日语都是零基础。老师姓何，是杭大俄语专业出身，一直教公共外语，因为取消了俄语课，才改教日语；日语原是她读大学时的副修课。
我们用的是这本教材。
当时没有正规教材，用的是“上海市业余外语广播讲座”版《日语》，封面是浅粉色的，大约是用樱花的颜色，内容浅显，开头是五十音图，正课也是从“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开始的。日语里有许多汉词，一看就认识，读音也都是从中国南方音变过去的，听起来与浙江东阳人说的方言差不多，难怪叫做“东阳（洋）鬼子”。
虽说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但几节课下来，差距就拉开了。老大哥们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二岁，我们这帮小毛头，则是十六岁到十八岁，大家跟着读得两遍，就都记住了，但我们到第二课及第N课也还记得清清楚楚，老大哥们则记了又忘。何老师为人很温和，尽量平衡照顾大同学，小同学们就越发轻松了。
广播教材太简单，我得给自己加码。课文就在上课时搞掂，平时则读别的。那时没有日语教材可买，即使有，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这还是因为七七年恢复高考，为适合新形势而组织编写的，我就把校图书馆能查到的都借来读过。记得有一种理科版，天津出的，有很多理工科专业术语，我就只读课文，专业词汇就跳过去算了。这些教材有一个特点，内容都是讲中国的，要么是中国人写的文章，要么是日本人写中国的事情，似乎是为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当翻译之用（中日建交后，从日本引进许多大型设备，有许多日本技术人员来做指导），并无为去日本生活而学的意思。文中夹杂大量中文译词，索然无味，读着还拗口，记还是不记，常让人为难。
那时尝试过许多单词记忆方法。比较常用的一种，是每天睡前记十几、二十个单词，记过之后，躺倒便睡。早上醒来，先回忆一遍。凡是能回忆起来的，就基本上记住了。也不多背，此后主要借助大量的课文阅读，凡是再次出现并能回忆起意思的单词，经过两次复验，加深记忆，就能真正掌握了。后来读心理学著作，发现这符合心理记忆的原理，所以研究生时仍继续使用，似乎从来没觉得记单词是一件难事。
我也买了这本书。
自动加码后，日语课变得更加简单，进度太慢，听得让人直想睡觉。但班上人少，何老师在讲课中提出问题时，又经常先看我的反应，我也不能真的睡觉，于是学樊诗序同学用左手写字（他是天生的左手将）。左手笔划不易控制，得集中注意力，就不那么困了。体验到左手写字的艰难之后，对老樊的“左书”佩服得五体投地。
很快，所有日语教材我都翻遍了，就去找日语系本科生的教材。那时“新日本语”教材只出版了前两册，三、四册只有油印本，但比图书馆的那些好多了。稍后，则有一些日汉对照的小册子出版，我买过一册《两分铜币》（黑岛传治著，吴俗夫注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3月）。
大约79年的冬天，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到杭大访问学习，有一天，一班的同学把他约来宿舍见面，倪建平来叫我，二班就只有我去了。当时拍了一张合影，是我个人第一张彩色照片。我请他在《两分铜币》扉页上签了名。
一缕阳光，青春洋溢。稻畑拱着手，像个小炉匠。我在后排右二，和任平一样迎向阳光。（照片经张玲燕修复）
记得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了他许多问题。有人问他会不会开汽车，他说不会，而且他穿的是一双布鞋，一副书生模样，大约并不能跟上日本年轻人的潮流。20多年后，我们在早稻田再见面时，他已经是头发斑白了。
三年级时，见到七七级同学在复习考研究生，我像是忽然开窍，对呀，我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啊！如果考上，毕业分配就不用去求人，至少可以“缓期三年执行”。分析一下“形势”：专业课不难，难的是外语和政治。英语全国统一出题，据说极难；日语是小语种，各校自己出题，相对容易。政治课嘛，至少我向来比较听话，每堂课都认真听讲，考个及格应当没问题。这么一盘算，颇有胜算。
结果不出所料，我顺利考上了，而且总分很高，因为日语考了89分！那时为照顾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考生，外语降到45分，还是有人上不了线。我选学日语，只考笔试，真是小菜一碟。后来考博，升职称，外语也不需费神，可谓占尽便宜。
读研究生之后，何老师继续教我们日语。我和志熙、一新去过她家，发现跟我的导师徐朔方先生是前后栋，她先生杨教授教英语，与徐先生是好友。多年后我回杭州见徐先生，先生还说：何老师一直夸奖你们，说你们都是她的得意学生。遗憾的是，我留在广州工作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见过她。
之后又换成朝鲜族的李老师，他的日语口语很地道，让我的日语听力有较大的提升。
到了新世纪，世界格局大变，我居然有了去日本的机会！ 2001年4月到2002年3月，我赴日本创价大学作访问研究，得以遍访日本各公私图书馆，调查、著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后来又多次访日，后续完成调查、复核，编成《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其中得意之处，是以往多见日本学者为中国所藏文献编目，我却是为日本所藏文献编了目录。又选择那些珍稀文献，分成数次影印出版，同时就有关问题作了研讨，出版了一本专著。
在这项工作中，我的哑巴日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口语没学好，限制了我与日本学者的深度交流。
比较得意的是，我曾用日语做过一次演讲，很成功！对象是创价学会所属北海道幼儿园的小朋友。时长约五分钟。我在前一天下午接到通知，代表中国教员作演讲，晚上花了几分钟时间拟了演讲内容，请创价国际科的轻部女士过目，她只改了一两个词，说可以了。大致内容是：我的儿子今年四岁，和你们年纪相同，他很希望到日本来，也欢迎你们到中国去，希望你们能成为朋友，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演讲结束后，国际科主任大为赞赏，说：黄先生，您的演讲别具风格，很有亲和力。同行的厦门大学日语系雷教授则在点头示意之后，微笑着对我说：昨天怕是准备了一宿吧？
后来，我重访早稻田大学，正值文学部召开学术年会，请我发言。我先用日语作了问候与自我介绍，后面则仍用回中文。结束后，几位早大教授故作惊讶地说：我们都以为你是要用日语完成演讲了呢！
遗憾的是，英语只是作为二外学过一点，应付了考试，就还给老师了。当我有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交流时，却只能裹足不前，因为语言不通，不能在欧美国家生活，无法独立展开文献调查。
幸好我的学生外语都很好，不仅能阅读翻译，也能自如交流。我想了很多办法，让博士生走出国门，所以我的学生大多有海外访问学习的经历。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了解世界，要让我们工作跟上国际潮流，就必须走出去。外语作为交流工具，不可或缺。最近听到有人主张中国人不必学外语，我就只能呵呵了！
各位老同学、老朋友，你还记得你大学时怎么学的外语吗？请说来听听，或许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经历，以及想法、做法，也有助于他们睁大眼睛看世界。
一、老同学的回音
吕立汉：读大一时先来个英语摸底考试，根据考试成绩进行分班，大致切了两刀，分成三段，成绩在上段的进英语快班，中段的入英语慢班，低段的学日语。
钱志熙：@黄仕忠 我也是学日语。你学得比我好。樊诗序、杨星有基础，学得最好，我一直没认真学习，全靠考硕、考博逼出来。后来去日本三年，会话、阅读问题不大，写作还是没练。所以还是写不了日文。但我在汉字训读方面不错。
黄仕忠：在大学时，没有收音机，更不要说录音机，所以完全没有口语训练。在日本时，到处去查资料，没有时间学也没机会讲，所以依然开不了口，写作更不用说了。好在翻查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某一天忽然觉得容易看懂了，不借助字典也能读个七七八八。最易读的是明治时候的古日语。当代的，汉字太少，没了拐棍，有大量外来词，就读不太懂了。
许贺龙：@黄仕忠 我也是学日语的。 初中没开英语课，高中读的也是五七中学，忙着学农机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是名副其实的26个字母认不全。好在高考时对外语不作要求，根本就没有进外语考场。兄在文中引用的顺口溜，我记得的版本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学ABCD，照样建设社会主义。”
进大学时，恰逢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学校允许在英语和日语之间自由选择（也不是立汉兄说的由测试成绩决定）。我毫不犹豫地就选了日语，动机很简单：不输在起跑线上，日语是大家都没学过的。期间有学兄劝我改学英语，说是英语用处更大，而且慢班很容易赶上。但我还是不为所动。
教我们日语的何老师确实很柔和，上她的课感觉轻松愉快。只是当时的教材太简单，而且也没有口语练习，以致学的完全是哑巴日语。后来读研究生也只好继续学日语。对当初的这个选择，后来还是有点后悔了，工作中与老外接触比较尴尬，和日本人交流听说能力不行，和其他老外交流只好当菜鸟。
钱志熙：选择学日语，一是因为中学只上过一学期英语，等于一点基础都没有。二是看到那么多汉字“错别字”，觉得这不难，认为日语好学。上当就在这里，结果越学越难。到东大任教时，同事客气地说：终于来了一个会说日语的钱老师，又喜欢我们日本文化，不像前面的老师，到了日本只找中国的东西。可是他们从不跟我说日语，我只好每到周末，就到银座的画廊跟人说话。一个一个画廊地转。办画展的人，总是很热心地接待的。可也有一两回有点尴尬。有时说到一些较难懂的词，人家用英语来解释，这时有点不好意思。人家认为东大老师不可能不会英语。[捂脸]。
方一新：当时学日语的有差不多二十人吧。感觉一个小教室里，坐了不少人。
吕立汉：我们寝室除小军和我之外，其余5人都学日语。许大帅伊利哇啦念得最响，耳濡目染之下，我的英语口语不知不觉地就带上了日语口音。
许贺龙：@吕立汉 我这东阳人不说东洋话，岂有此理？——那么我们寝室学日语的比例是4/7，估计是最高的！
吴朝骞：@吕立汉 “人民公社”，日语跟温州话也挺像！
钱志熙：“人民公社”跟温州话还不算像，跟缙云话像不像我不知道。跟温州话完全一样的一个词，就是“柱礎”的“礎”字，你用温州话念一下。就是地道的日语。 @吴朝骞
董小军：1974年我上初中，所读学校叫慈溪县印刷厂五七学校，“文革”前是慈溪实验小学，之后设了初中部，即所谓的戴帽中学。没想到，学校竟然开了英语课，授课的是一位毕业于师范英语专业的女教师，可惜的是，只教了不到一个月就调走了。
之后，来了代课教师，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女孩，奉化人，好像是学校一位老师的外甥女。女孩代两门课，英语和地理。一次上地理课，讲亚洲地理概况，她一边照着课本念“朝鲜最大的岛是济洲岛”，一边在黑板上写下“济洲鸟”三个字，后来，我们就叫她“奉化鸟”。她教英语，把字母C念作“西”，把W念作“特别刘”，这与之前那个师范毕业女老师教的读音完全不同，一听就是典型的宁波腔英语，于是这个代课老师有了另一个绰号：特别刘。
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了马振扶公社事件，学校干脆停了英语课。高考了，幸亏英语成绩不记入总成绩，但至今记得英语得了41分，好像蒙对的概率稍高了些。
虞卓娅：学外语我很差。 你可问问沈澜。她当时每天规定自己背几十个单词，好像还挂在蚊帐上。我的外语基础几乎没有。而我的眼睛上大学之前就有毛病。我常常看不清英语单词里面是有一个S还是两个S，我看东西有叠影。中文问题不大，英语就麻烦了。我七八年高考，放弃了考英语。英语试场没去。我觉得，我当时应该选修日语的。因为杨星也是选修日语的，我还可以请教她。哎呀，我当时真笨！
沈澜：英语从初中开始学的。尼克松访华后，英文就更流行起来，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个男生，天天大着嗓门用英文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 。高考时，英语成绩还可以，大学外语课自然就选了英语，学得一般般。没想到后来到了美国，大半辈子就在中英文两种语言中折腾。
朱承君:关于学外语，我们这一级可谓天差地别，有已经当过英语老师的，也有目不识丁的。我输在了人生起跑线上。中小学时期没学过英语，应该认得26个字母，但读起来肯定是宁波口音，到大学从零起步。拼音也是如此。还有比我基础更差的吗？
郑广宣：那时候在外语课上，我最讨厌有些基础好又学得好的，在老师面前说要加快进度、加深程度，因为原来的程度和进度我们都跟不上，一加快加深，咱还怎么学？但又不好公开反对，于是就想办法通过考试吧。所以到现在不仅只是说不了，也看不了，更听不了。
朱承君：选择学英语，是因为不喜欢学日语；不喜欢学日语，是因为讨厌日语中有大量的汉字“错别字”。@黄仕忠
郑广宣：@朱承君 第一次英语摸底考试，其中有一道题是默写26个字母，有一位同学问：老师，字母顺序颠倒了要不要紧？老师回答：最好不要颠倒，最好不要颠倒。你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吗？——@朱承君 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朱承君：关于学英语，忍不住还要补充一些：
上大学时虽然英语零基础，但能迎难而上，昏天黑地背单词，后来的考试都能顺利过关。工作以后也没放弃，先后学过《跟我学》《英语900句》《新概念英语》和英国版的教材，以及英语改错等考试类教材，也看《中国日报》等。一度还练习英语写作，根据电脑学习软件给出的句式，每天写一小段文章。2000年后有电子邮件，就多次发给在加拿大的尚建姐和在美国的中学同学。
后来参加中国社科院的经济法研究生课程，专业课全过了，但最终止步于英语。虽然也下了死功夫，但突然想明白了：我把大量精力放在英语上值得吗，获个硕士学位又不能加工资提职务，我干嘛要浪费时间，即使英语考试通过，事后还不全忘？因此毅然放弃。
现在家里书柜里还收藏着学过的全部英语教材，不舍得扔掉，偶尔大脑中也会跳出几个英语单词，表明咱也是学过英语的。
魏丁：小学三年级开始上英语课，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那种英语，开蒙算很早的吧。初中还跟着收音机学广播英语，但是始终没有学进去。高考英语卷子，大概得20多分？
大学里以为有些基础，稀里糊涂的跟着去选了英语课，分在中级班，其实跟不上，学习很吃力，天晓得后来是怎么混过考试的。
工作后还试图跟着《新概念英语》学，磁带和书都买了，但还是没学进去。
后来读硕士，准备了躺平了，外语考试是看一部原版电影，恰好是看过的，熟悉的画面、熟悉的故事，连蒙带猜，就这么过来了。
到芝加哥交易所培训。过海关时说No EngIish，把对方惹毛了，差点不让我入境。正式的培训有大陆过去的博士陪着，没有交流障碍。
其实我应该蛮有语言天赋的，刚工作时跑遍所有的浙江县城，在台州和丽水，还有衢州，听着方言，我可以给杭州的同事当翻译。但是英语就是不行，不会说，说不会。
这本事可能是被我爸占用了。他一个小城出来的初中生，居然在工作中自学了俄语、日语、英语，我上大学时，他还兼任了他们这个专业的全国性编译半月刊的编审。
凌凌：初中的英语老师是县中学的老教师，教得比较认真。高考根本就没有时间复习英语，考最后一门英语是下午，中午吃好中饭，我大嫂（初中英语教师）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简单说了一下什么单数复数，什么倒装句，陈述句、疑问句，我们就上了考场。半个小时后这个考点所有考场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本来想把时间坐完再交卷的，但我另一个考点的插队朋友考完了提前跑到我这个考场来，老师赶都赶不走，我只好提前半个小时交了卷，居然还有30分。入学想都没想就报了英语，分班测试考试后还分在了快班，前期很轻松，后期有点累。
好像快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有了三级四级英语考试，可惜没有想到去考一下。后来给杭大对外教育系（部）的留学生教汉语，这些人的水平很低，我当年在农村教扫盲班、教小学的技巧刚好用上，当时学生很有好评。对外教育系的负责人就跟我说，你只要有3级英语的证书就可以调到我们这里来。那个时候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去考级了。
我们当年学的英语没有听力课，很难跟人对话。2000年前后我在北京培训期间，和几个东北的老师一起爬长城，中途遇见两个金发碧眼的女老外，看看一大把年纪了，登山如履平地，东北一个体育老师就缠着他们问：你们几岁了，对方一脸茫然。我在边上一再提醒不要问年龄，东北老师不理解，坚持一路问同一个问题。我看看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用英语先说对不起，然后转述了那老师的问题。两女老外听我的转述才恍然大悟，然后一脸惊喜。我说完那句英语就一个劲冲到最前面，因为我其实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很怕对方以为我懂英语继续跟我交流，然后轮到我像个白痴一样一脸茫然。
吕立汉：你当年学英语没有听力？[囧]。
凌凌：@吕立汉，准确地说，我们当年学英语没有听力课。[捂脸][呲牙]。
吕立汉：你当年学英语真的没了听力？[偷笑]
吴朝骞：@黄仕忠 你记住的第二句英语，我们译成“祝伟人万寿无疆！”
黄仕忠：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但是到现在还不会写。现在是学生帮我补的。[呲牙]。
吴朝骞：@黄仕忠 说起学英语，一言难尽。中学四年、大学三年、干部进修班一年，除正式学历8年外，不知用了多少时间。但是，觉得和英语越来越远。我觉得是学习方法的原因。一句话，哑巴英语。
我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一次不考外语，第二次不计总分，为省时间，选择放弃。进校后，英语测试考了60分，被分在英语快班。教材《许国璋英语》。
任课老师李志华，非常尽职尽责。他进班的第一句话是：“my name is li zhi hua.”他用了很多方法提高我们英语水平和能力，如英语写作要求我们用英语思维，不要从中文转为英文；鼓励用英语写信，等等。
我对英语的重视甚于其他专业课，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大学期间还订了《北京周报》，买了很多英语读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语广播等，架势很大，大学英语成绩比较好。但是越学越没有了信心，关键是听不懂！
看出我的焦虑，同寝室的仕忠兄不止一次地鼓励我：外语没什么难的，我们都觉得围棋很难，你不是下得好吗？我觉得被英语语法绕得晕头转向，有心理阴影。我只要一开口，先想到时态、语法，然后怀疑自己对不对，然后不敢开口。一听英语，听到几个词语，也陷入语法怪圈，恶性循环。如此反复，失去信心。
实际上工作后也有看英语读物，仅此而已。1998年第一次出国，随团的翻译说，你英语词汇不错，为什么不敢说话呢？我说，一个一个词语可以，整句就听不懂、不会说了。现在在家里也看美国电影，但离开英文字幕就看不太懂。也听英语歌，会唱几首熟悉的如《草帽歌》《我心永恒》等。
退休后出国自己当翻译，没有用手机，购物、问路都自己先想好，再说话，人家听不懂呢再比划。
主要是个人原因，同学中吴存存、沈澜等当年英语基础应该差不多，现在写作、沟通不在话下。
黄仕忠：我读研究生时的理科同学，学的英语，口语不自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见了老外不敢开口。后来发现几个日本人哇啦哇啦在讲。一听，要是这个样子也行，那我也没问题！于是他也就大胆讲了，于是发现自己真的就可以讲了！[呲牙]。所以，第一要胆大敢讲！[偷笑]。
吴朝骞：Where do correct ideas come from?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学的英语我都记得。社会主义、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包括纸老虎（pager tiger）等，特熟悉。
魏丁：@吴朝骞 厉害的。[强]。
吴朝骞：如果细究，我放弃参加研究生考试源于对英语的恐惧。我喜欢外国文学，如果英语不好还有希望吗？很绝望！
黄仕忠：日本人根本讲不了标准英语，所以，你要是那时听过他们讲英语，一定早就冲破这个心理关啦。[偷笑]。
吴朝骞：老大徒伤悲！
黄仕忠：毛信徳老师据说不懂英语，但讲外国文学，活灵活现，后来编了一大套诺贝尔奖文集。那时老樊和青稚都考日本文学研究生，搞得我也心里痒痒的，差点跟他们一起报考了。[呲牙]。
吴朝骞：毛信德老师这套书，我在新华书店看到过。人才啊！
董小军：刚开学时，肯定还没有许氏《英语》教材的，所用好像是化学专业的教材，其中好多诸如实验室、试管、试剂之类的词汇。@吴朝骞
吴朝骞：@ 牧野 是，有印象，记着什么显微镜等单词。
吕立汉：是的，是一本理工科教材。
吴朝骞：再讲一个故事。我在单位几次公务出国，都有翻译。有一次为减少开支，取消翻译，并指定我备注为翻译，跟我说没有关系只是走过场。因为有厅级干部，要报省外办审批。没有想到省外办临时决定要具体经办人对翻译进行口试。那时我正出差，省外办电话打过来，说了几句，就用英语问话。我没有听清楚几句，就猜着按照自己的准备，讲了出访任务、行程、人员、接待等。后来辗转听说，省外办经办人说，他怎么当的翻译？[偷笑]。
尚建：我初中时很喜欢英语，还是英语课代表。但下乡三年全忘光了。还好高考英语不记分。进校后英语分班摸底考，有一题是“你有几个兄弟？”根本不记得“how many……”的句式，就写上what are your brother ，可译成“你的兄弟是什么”，当然分到慢班。
张扣林也在慢班，他的英语也比较麻烦，有一次课堂上老师让他背英语单词Paper（纸），他说不知道。老师就启发地读第一个字母P来引导他。他说“P也不知道”。老师很失望的说：哦，那就没办法了。
张扣林的表情是很认真很努力但实在不知道的样子，但我当时就认为他是装出来的。[偷笑]。
钱家山：扣林同学擅长一本正经地装着。 @尚建
尚建：好像是paper这个单词，也可能有误。但事情肯定无误。[偷笑]。
张子帆：P也不知道！[强][偷笑]。
魏丁：P也不知道！[强][偷笑]。
沈澜：P也不知道！[强][偷笑]。
尚建：希望张班长自己记得，否则他要骂我了。
张扣林：尚建提到的课堂上的糗事，我已无印象。[笑脸]。
陈建华：关于外语，说多都是泪。尚建创造了一个名句“P也不知道”。——记住26个字母，的确拜P所赐。
我读的农村初中，没开英语课，26个字母，大抵是通过数学老师教的，学代数，用得上。其中念得最多记得最牢的就是这个P。PPP，课上课下，大家当好玩，有的坏笑，有的撅PP，有的捂鼻子。顺带记住了ABC，还有大门、小门。
“不学ABC，照样干革命”，马振扶一个喷嚏，全国都感冒，无论城里乡里。或许，记得26个字母已属多余。感谢短暂的“回潮”（邓小平1973年复出主持工作，在教育领域有许多举措，后被批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也称“右倾回潮”），高中居然还有英语课，老师是杭大外语系毕业的，绍兴人，一口绍普话。我都怀疑他的英语准不准。
上高中晚了三个星期，是临时补的缺。其他课无所谓，于英语却须特别用点功，从This is a Book 、That is a Pan开始，起早贪黑追赶，两星期后，课堂上居然被老师抽中范读，配对范读的是一女生，父母都是教师，据说初中就学过。
可惜，好景不长，英语课开了一个学期即停了。教英语的张老师改教“政文”——政治与语文的混血儿。临毕业，张老师布置大家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论“洋”。冷眼向洋看世界也罢，土洋结合也罢，任由自我发挥，写的内容不记得，但洋洋洒洒足有3000字。当然，无关英语。
高考英语放弃，反正只是参考分。
进大学选修外语，自认“没有英语基础”，选了日语，就此成了英盲。悔死。极度怀疑当初学校英语老师不足而日语老师富余，有意误导。
张老师后来调回绍兴。最近几年常去看他，他夫俩是外语系同学，正宗英语专业。我说，此生读书最大遗憾，放着很好的英语老师，却没学会英语。
我编过国际新闻，弄过互联网，也曾多次带团参团出访，试问哪一样不需要英语这根拐杖？
2005年11月，出访美加考察网络媒体，我的团长我的团，特地安排一英语科班同事参团。这老兄是杭大外语本科、浙大英语研究生毕业，应该靠得住。哪知，上海美领馆签证，偏他被拒签。里头一金发美女签证官说他，你学了那么多年英语，为什么跟我不说英语说中文？抓瞎了。
最后本团四人成行，都是英盲。那边有翻译好办。最担心的是航程中间，只有拜托代理公司做足功课，务必巨细无遗。
但，囧事还是出现了。航班落地前发了人手一份入境单，是最新版本，与原先准备的不一样。咋整？两位团友对照快译通磨叽（那时尚无什么翻译软件），我则找到在东京转机时认识的一位留学生，请其帮忙快速指点翻译。最后，和快译通的结果两相对照，总算解决了入境单问题。
入境口是温哥华。出关队伍很长，接站的等在外面。为保证不出意外，特地让一侦察兵出身团员瞭望，最后选定一貌似华人通关员口子排队，总算顺利出关。
芝麻小事，囧也不囧！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啊。一句话总结：不学英语误终身！——对了，得补一句，那回P也不知道尚同学就在温哥华，要不然无论如何请她教两句当地实用英语，逛街用得着。
任平：进初中，将我分到俄语班，虽然甲乙班是俄语，丙丁是英语，似乎俄语地位更高些，但入校后却发现我换到了丙班，是学英语。个中原因至今也不了然。
后来发现，丙班的英语其实是实验班，是联合国教科文中国代表王承绪倡导学“伦敦音”的实验基地。配备的老师也是杭大外语系刚毕业的高材生史佩珍，史老师是杭大校花，曾经出演《青春之歌》的林道静，而陈坚是剧中演地下党领导人的。史老师教得实在是好，发音准确好听，又循循善诱，全班水平一下上升许多。也让我成了英语学习爱好者。
学期中来了几位杭大外语系的实习生，因为也是年轻人，和我们成了好朋友，其中有一位涂小榕，见我喜欢英语，还送我二本课外读物：《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外国寓言选》。生词较少，很快读完了。涂还和我说起他喜欢哪位女同学，可惜被班长捷足先登了，他一个大二生，只能眼热。后来各奔东西，也没涂的消息。前年给老年大学上书法课，忽然有一“老年”学生上来叫我，说他是涂小榕，这才挂上钩。原来毕业后他在杭州某高校教英语，现在退休了。
我的英语也一直荒废，大学毕业后有几次出国，恶补了一下，也免强用用。读研后英语教师抓得很紧，竟增加了很多单词。以至在澳洲和英国，也简单能说几句。德国人都会英语，房东老太太让我介绍一下中国文化和家乡，也结结巴巴对付了。德语太难了，性数格复杂，索性就不学。所幸讲书画，当场演示为主。[偷笑]。现在更不耽心，儿子美国回来，一般都应付自如。
吴朝骞：@任平 能用英语结结巴巴介绍中国文化，在我看来已经“学霸”了。
陈建新：大家说起学英语，都有一本血泪帐啊。[偷笑]。
我学英语的时间加起来也很长。初中学过两年，现在还记得的除了颂词，就是1969年中苏交恶时学的：Do'nt move,Hand's up（不许动，举起手来）。在工厂跟着上海电台学过一册英语初级班教程，让我在高考中得了38分，英语分班时进了快班。
吴朝骞对李志华老师说了很多好话，但实事求是说，他刚留校当教师，教学经验不足，没有慢班老师（忘记姓名了）教得好。后来我跟着一些同学转入慢班，英语考试还算好。但我知道自己远没有过关，原因还是缺少语言环境，简单说，就是没用。
后来考研，也是投入很多精力复习英语，做了大量习题，自学了快速阅读法，居然通过了。但入学后的一年英语学习，还是很累，勉强通过。后来翻译《匹兹堡的秘密》很吃力，可惜这部浙江文艺出版社约的书稿因故无法出版，最后被编辑弄丢了稿子，非常恼火。读博的英语，更是在20分的听力考题上丢分而差点不能过关。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最终还是夹生饭，可见学英语对我辈来说太难。[呲牙]。
周羽强：说起大学学外语，真是一把辛酸泪。初中、高中都在“文革”时期，有英语课，那是革命的英语。至今能记得的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领袖万岁”之类的政治口号。1978年高考时，已经有六七年没接触过英语，几乎是“英盲”。好在高考时外语考试只作参考，不计入总分。如果不是这样，相信绝大部份像我一样的考生是不敢上考场的。
跛脚进了大学，英语却是必修课，当然也可以选日语，但出于对鬼子的愤恨，我是断然不选的。被编入英语慢班则是必然。一上课就是许国璋的教材，头顿时大了，这起步那么高，我能跟得上吗？别无选择，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
于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死记硬背中，走路、坐车、睡觉前，发神经似的念念有词……如此这般，慢慢增加了单词量，我一般每天都要记近百个单词，但三、四天后又忘了大半，回过头来再背再写，直到眼花撩乱，头昏脑胀……然而还是进步不快。焦虑、自责袭上心头，自信心骤降。我对别的课程考试从来不怵，轮到英语课考试，就像上刑场一样的胆战……
四年下来，我的成绩不错，几乎都是优秀，但英语只得了良好，已然不错，但自己明白，英语是跛脚出门的。
工作后我有很多机会出国考察、拍纪录片等。走遍五大洲，每到之处，英语交流沟通是必须的，然而我只会用单词沟通，耽误事还闹出许多笑话。遗憾！谁让我英语跛脚呢！
韩兆铭：我总觉得吾国学英语的方法不对，环境也没有。语言是需要环境的。
陈建新：对，语言环境很重要。当然，现在年轻人条件比我们好。我进大学的年龄，差不多应该是研究生毕业的年龄。学语言最好是在中小学。
樊诗序：我选学日语完全是因为朱淼华。高考前满打满算背会83个英语单词。进校没几天摸底考，朱淼华坐我旁边，初打量，眼镜、发型都很洋派。一看就是我难以企及的那种高人。最震慑我的是他流畅的书写（用余光瞟见）。而且用的还是碳素墨水！当时普通人都是用蓝黑墨水，只有牛人才用纯蓝墨水，更牛的则用碳素墨水。现在这哥们就这么牛，我即使会飞，也没P用。所以当即决定选学日语。
学日语开始感觉挺好。背五十音图朗朗上口，见到学英语同学自称已掌握一万以上单词。不到一个月就去校图书馆阅览室看《赤旗报》。遇到马华亲切地叫声“八格”（马华，日语的标准读法）。但是，学到后来才发现学日语和掉进坑没多大区别。套用尚美丽的句式：P用的没有！
方一新：我大学学的是日语；如果时光倒流，肯定改学英语；英语的使用范围多广泛啊，粗通了，走遍世界都不怕。而日语太窄了，除了去日本或夏威夷等地，几乎没用。
当年之所以学日语，是因为在中学时代没好好学过英语，记得当时的英语教材很左，都是口号，觉得几乎跟零起点一样，与其从头学起，还不如换一种语言。更由于日语有“当用汉字”，看起来跟汉语有一定联系，发音也相对简单，觉得好学一些。哪知道这完全是假象——日语是入门简单，但越学越难，受能力和时间的双重限制，以至于我始终没有真正掌握，日语（外语）不行，是我一生的痛啊！
大学时日语学了两年（还是更长？），但上课除了语法、虚词还是语法、虚词，会考试，但听和说都不行。因为我校公外的日语老师都是学俄语出身，改开以后才转学日语，但早过了学习外语尤其是听说的最佳年龄。老师自己都没有真正掌握口语会话，又怎么能让学生掌握呢？所以，我们是先天不足。
但话说回来，本科教我们日语的何老师，“湖（福）建人”，上课非常认真，讲解细致，人也非常温和，和蔼可亲，令人顿生好感。记得我跟仕忠去过何老师家好几次，包括在读研期间和工作以后。
后来一段时期内，日语仍然在断断续续地学，如硕士阶段学了1年半，博士阶段又学了至少1年，但跟本科一样，始终都在语法、虚词、惯用语等上面打转转，没有真正掌握，尤其是听说，就根本没入门。
记得读硕期间，有位来自吉林朝鲜族的李老师，他的日语、韩语都很好，倒是汉语很一般，他建议从日语会话（听说）开始学起，先过听说关，再学其他；但他的提议没有得到公共日语教研室同仁的同意，大家还是满堂灌语法，不管应用。到头来，学生只有量的增加（学习时间），而缺乏质的提升，十分可惜。
客观地说，学日语还是有好处的，除了我在专业方面，发现在日语里保留了很多古汉语词义，有时可以进行一些比较研究外，它对我的功利性作用还至少有二：第一，当年考硕时（考博也是），我们考日语的同学分数较高，超过考英语的同学不少，外语及总分上占了便宜。第二，我后来去过多次日本，那还是托了学日语的福；因为略懂几句日语，我就敢去日本，也敢用很蹩脚的日语跟日本人对话，无论是在超市购物，还是在路上问路，所谓无知者无畏，说的正是我啊。
语言这东西，要常说常用，才有可能进步或至少不退步。自疫情以来，已经有两年多没出国了，日语也差不多要忘光了，不知何时才能像以前那样，去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交流、度假？期待这一天早点来临。
钱志熙：一新兄，硕士教我们的是李廷先(善）老师，朝鲜族人，如兄所言，他日语很好，但中文一般。而且教得很随意。我到温州工作后，因考博需要提高日语，给李老师写过信。他介绍我去找温大工作的他的学生补习。那位老师年龄和我差不多，倒很热情的。但我请教了一两次，不得要领，也怕太麻烦人家，还是归于自学了。因这个，有时怀念李廷先老师，也不知道他还健在否？希望他健康长寿。
方一新：谢谢志熙兄，从兄这里想起李老师的大名。确实，当年他的教学法别具一格：我们读课文时，他不看课本，只是听，然后指出存在的问题。
李老师当年身体就不太好，好像有支气管炎，在杭大新村的宿舍里，冬天装了一个煤饼炉取暖，有专门的烟道通到室外，因为南方冬天没有暖气，对李老师来说很难熬。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了，一点都不知道他的近况了。
钱志熙：也是我们不会学，其实是好机会。我本科、硕士、博士三段学日语，只有李老师是真正地道的日语专家。那时没认真学，现在想来挺可惜。他人很好，请我去过他家，也是筒子楼。
方一新：是的，志熙兄说得对，我也是，没有抓住机会。
钱志熙：老樊当年是日语课代表吧？
樊诗序：是的。稻畑耕一郎就是我请到宿舍去的。当年冯雁峰每到考试时，一定会坐在我右边。（因为左边有手，不是最佳位置。）所以考试成绩经常与我并肩。后来我改变策略，先写几个错误答案。待小冯交卷后，再改回来。分数出来，小冯不解，一样答案怎么分数不同。我说上周我去何老师家拖地了。你呢？他半信半疑。[偷笑][偷笑]。
钱家山下：——雁峰将信将疑，又看了老樊一眼，但老樊眼都不眨一下，一脸纯真而无辜的样子。雁峰盘算着那么给何老师家搬个煤饼也好。可老樊是课代表，与何老师熟，他连何老师家的门朝往哪边开都不知道，——于是就只好认了。[呲牙][呲牙]。
钱志熙：你当年学得最好，何老师得意门生。请稻畑的事，有人争。[偷笑]。我能证明你是主请，那一盒饭也是你买的，你那时对着稻畑的殷勤笑脸我还记得。[偷笑]。只是还有一件事，想证实一下：系里姜新茂老师他们有没有就这事找过你？@樊诗序
樊诗序：没有。姜新茂查问此事听说了。但确实没找过我。[呲牙]
黄仕忠：姜老师找的是倪建平。老樊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建平则挺身而出，肋下只插了一把刀。
岑宝康：学许国璋《英语》的时侯，读到一篇不知是英格兰或是苏格兰的乡下故事，说的是一个乡姑顶着一篮鸡蛋去集市售卖，她一路想着，卖了鸡蛋扯一块花艳的布料，缝成一条漂亮的裙子，到时肯定会有一个英俊的傻小子前来求爱……不料脚下一绊，打翻了整篮鸡蛋。
倒并不在乎此文的故事性或什么的，而是陶醉于英语的表达方式和特有句式。对于从小浸润于中国文化的我来说，向来崇尚中国文化的典雅与幽深，所以选择了中文系。而英语的直白、明确、随性和幽默，同样深深地吸引了我。
韩兆铭：都是英语分在快班，学得累死了。后来很羡慕学日语的同学，好像毫无压力。特别是黄长江所说考研占了大便宜。
张子帆：记得当年大学英语课上，有一课讲马克思生平，课文描写马克思身材魁梧，用了两个单词：deep chest，老师请赖文洪同学翻译，老赖斟酌了一下，说道：胸肌发达！语毕，哄堂，记忆至今。不知老赖尚记否？
陈建新：你还记得这样的细节。[偷笑][强]。
董小军：老赖这个翻译已到“信雅达”的高度。
杜文庆：@钱家山下 俺初高中都在一所完中就读，都有英语课。78年高考，最后一门课是外语。尽管不计入总分，尽管骄阳似火，俺依然参加了考试。只是考场里很冷清，包括俺在内才两三名考生，跟前面5门课的座无虚席相去甚远。入学后经摸底考试，俺被分到了快班。为此，近些年说到英语的时候，俺半开玩笑地对晚辈们说：“俺当年可是正儿八经学完许国璋《英语》四册的噢！”这口气有点像电视剧《围城》里方鸿渐说：“兄弟当年在剑桥的时候……”[捂脸]。
樊诗序：所见略同。不去日本，P用没有。99年参加广电部一个团去澳洲。团里需要一个翻译助理，听说我是研究生毕业，团长一语定乾坤。就是你了。我不好意思说自己英语是零基础，只得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傍晚翻译陪我出去散步，只见路边别墅门口多半都立有牌子，上书英语，一个字都不认识。于是我问：小张，那第一个单词FOR是啥意思？小张看了我一眼，过了一会才说：樊老师，你问的单词恰恰是没意思的。我尴尬极了。
走了一段路，他突然问：樊老师，听说你是北广毕业的？我知道他想说的是你一个研究生怎么会是英语小白呢？立刻回答：我的英语是请人代考的。
同年又去香港考查凤凰卫视，走在大街上看到很多橱窗里都有Sell的字样，我就问同行的一个女主持人：怎么这家店有那么多的分店？她问：哪家店？我说就这家Sell啊。她笑得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唉，都怪当年投错了门！归根结底还是怪自己自作聪明。[尴尬][尴尬]。
周羽强：老樊说的事，正撞在我的枪口上。那年应沙特阿拉伯国邀请，浙江电视台组成五人摄制组去拍专题片，我是领队，老金是同组成员，真是很难得，老同学一起出国拍片。我们从香港出境，途径阿联酋迪拜转机，并没有在那过夜，所以不存在吃早餐的事，一路上老金说了很多笑话，其中有Again的笑话，我在飞机上验证了一把，逗得我们会心大笑，空姐一脸懵懂……What’s up？——真的笑话是有，待合适的时候再抖。
童国樑：1970年秋，我在宁波一中时学了一年俄语，由何莹芝、黄乃强老师先后任教。一年后，初二时实行按居住区域编排，班级为排，年级为连，也常常野营拉练，很有些军事化色彩，俄语课则改作英语了。高中时，仍学英语。1973年，全国教育和各条战线全面整顿，重新强化教学，刮起“回潮风”。任课的王之浩老师教学严格，要求背课文，倒也记住了一些内容，如“The country wants independence, the nation wants liberation, and the people want revolution, which has become an irresistible historical trend.”（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到杭大后，编入英语快班，李志华老师任教，教学认真，对同学们和善，学习氛围宽松。第二学期用许国璋主编的英语教材，有些课文故事性较强，如《半夜鸡叫》《点金术》《熊》等都有印象。学英语要费很多精力，后来也没啥用得着，也就没有坚持学下去。
吕立汉：初中时，英语老师是教俄语改行的，people与pupil不分，学生学习质量可想而知。高中时，老师是杭大外语系毕业的，我学得还行。在缙云中学任民办教师时，还代教过一个学期英语课。进大学后，坚持写英语日记，那是因为暗恋着缙云中学的前同事，与我同时考取了某大学的外语系，——这应该是我学习英语的一大动力源。[一笑]。
报到当天晚上，摊开笔记本，装模作样，写了第一则英语日记。当时有一大汉在旁看见，说：“那么厉害啊！”就攀谈了几句，我问他尊姓大名，他拿起圆珠笔来，用左手工工整整写了“樊诗序”三个字，字体娟秀，与其长相形成极大反差，让我惊诧不已。后来老樊解释说，是我写英语日记吓着了他，他就用“樊氏左书”来自卫。
第一学年，英语老师是李志华。他大学刚毕业，很年轻，经常抽同学上讲台听写，他见我的英语板书还规整，下课后问：“你是否教过英语？”我说赶鸭子上架代了一学期的课。这样，我就当上了英语课的课代表。有一次李老师还当堂念了我的英语作文，因而大受鼓舞。
大一大二时，我学英语确实是用功的，在菜饭票上写英语单词这种事情也做过。买了不少相关书籍如《英语翻译技巧》等用以自学提高。大二时翻译了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喀布尔人》，给老师看。老师问：“是否想投稿发表？”我说只是练笔而已。大学毕业后，看到冰心的同题译作，将自己的习作对照着看，自以为在信达雅上还过得去。[憨笑]。
大二时，向郑广宣兄吹牛：许国璋英语第二册教材内，任何一个英语生词，你都难不倒我。广宣说：“敢打赌吗？”我说：“赌啥？”广宣说：“赌一块红烧肉吧！我随机抽检20个词汇，拼写全对，我买你吃。错一个，你买我吃。”“成交！”结果，我赢了。红烧肉有没吃，倒忘了。
但说实在话，大学期间，我的英语学得不咋滴，比小炯兄等差远了。关键在于词汇量怎么也突破不了5000大关。更重要的是，我暗恋的对象不爱我，失去了学好英语的动力。[又一笑].不过毕竟是用功过的，出国旅游，在特定的语境下，有些词汇还是能脱口而出，但仅此而已。
钱志熙：今天准备专心写论文了，仍然忍不住打开本群。本来只想当个潜水员，看到立汉兄的发言，仍忍不住想说两句。一是第一次知道了他的暗恋事迹[偷笑]。二是他说“记得读大一时先来个英语摸底考试，根据考试成绩进行分班，成绩相对好的进英语快班，其余的根据个人志愿进英语慢班或日语班。”这事我真没印象了。但想一个古典，就是唐代宫廷里乐部人员的遴选与淘汰。凌廷堪《燕乐考原》卷一“案《通典》：‘坐部伎’即燕乐，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唐人极重之，太常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见香山诗自注。”这事与当年中文系外语分班绝类。[呲牙]。我们就是“绝无性识者”。[捂脸]。
昨天我和朝骞兄说，我们学日语的，把你们学英语高的看一等，一新与仕忠也都同意我这个看法。日语我是学得中不溜，全靠考硕、考博逼着提高了一下。老樊日语学得好，仕忠背单词也比我认真。我总有点看不起日本鬼子。我没想到后来在日本呆了三年，会话阅读是基本上过关，写作不行。第一年在东大报了一个班，跟留学生一起学日语写作（他们是非得会写不可的，好多中国留学生跑到日本学中国文学，论文过不了，不是内容，而是日语写得不行），但上了几堂课，就又退堂了。因为毕竟是在那里当老师，即使一句日语不会也没关系，而且还会被人看得高一点。[呲牙]。
话说回来，正如一新兄说的那样，当年没选英语，仍是终生遣憾。后来也有几次发心学英语，并且也有条件，但都坚持不下去。早年一位同学去美国时，要我给他写信，我说，我信封不会写呀，他说：信封上几个字有什么难的！他说得无心，我听了心好痛呀。[呲牙]。
韩兆铭：英语是心中的痛。
陈亚敏：我高中时，学校开设英语课，虽然不太正规，但好歹记住了26个字母和当时的一些政治口号，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里，成绩还算不错。高中毕业后，待业、上山下乡了几年，早已把所学的还给老师了。我高考复习时没复习过英语，自然也不敢参加英语考试。大学英语分班时，我的摸底成绩也只能分到慢班。大学四年，我觉得花费时间最多的是英语，好像最难的也是英语。好在我短期记忆还好，考试都能顺利过关，成绩良好 。工作后，精力转移，加上功底不扎实，英语就渐渐地荒废了。其实，没有坚持把英语学好有时还是很后悔的。特别是每次出国，这种感觉更强烈。在国外这种又聋又哑的滋味不好受，发誓回国后一定要好好补补英语。回到家后，也装模作样地看了几天书，接着便将这事抛之脑后了。轮番几次，便完全失去了信心。没把英语学好，是我大学学习的一大遗憾，以致于我现在有时做梦还会梦见要考英语了，而我却整学期都没去上过英语课，吓得一身冷汗。
二、朋友们的回复
孙立（中山大学。77级）：提起英语口难开，慢班快班次第来。考试得过90分，实际水平相当菜！
张宏生（香港浸会大学。77级）：我1971年上中学，学校开设了外语课，但是，全年级10个班，选了3个班学俄语，我们班就在其中。四十年后到俄罗斯开会，某些场合还能对付着说上几句，就是那时打的底子。
七七级考大学时不考外语，不必担心语种的问题，考上大学之后，就没法回避了。其实也没有选择，好像当时我们学校并不开设其他语种，大学外语只有英语。于是，在21岁那年，我就从ABC开始学起了英语。说来也巧，教英语的周老师原来是教俄语的，英语实际上是他的第二外语，这一点倒是让我觉得亲切，尤其是他的一些发音带着点俄语腔。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好教材，我记得，大一那年，我们的英语教材是油印的，内容则基本上都和政治有关，估计是太过匆忙，来不及编新的，所以我至今都能熟练地说出“超级大国”“霸权主义”这样的词汇。
黄仕忠：对。你们七七级更没有教材。我在78年下半年入学，之后能找到的新出外语教材，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说明高考虽然恢复，教材却不是一下子可以跟上的。
周大鸣（中山大学。77级）：我学英文比较早，在初中就开始学了。因为是农业中学，没有专门的外语老师，老师是学俄语的底子，自学英语然后教我们。老师喜欢文学创作，他把文革的一些歌曲自己翻译成英文，上课教我们唱。翻译虽然不准，但是效果很好，大家都愿意学唱。如《东方红》《北京的金山上》等，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些。
到高中，英文老师是过去教俄语的，教英文单词时常常教我们俄语发音，我仅记得一首英文的《国际歌》。高考没有外语，进大学英语摸底考试，好像还及格了，说明基本语法和词汇还是掌握了。但是发音一塌糊涂，这也影响听力。不幸，老师还是一位俄语老师教英文，老师是广州人，汉语我们也听不太明白。大学学的基本是哑巴英语。
那时是死背单词，用纸条做了单词卡片，排队买饭时都背单词。后来，背词典，一本简明英汉词典都差不多背下来。毕业留校以后才开始听读训练，花很大的功夫纠正发音。我在职考的硕士和博士，硕士英语是全国考试，也顺利通过。
1993年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专门找了一个中国人少的大学访问，目的就是提高英文水平。离开前，用英文到几个大学讲座，都很顺利。回来后参加博士入学考试，英文差不多考了满分。后来又兼职做英文刊物的主编，做了10年，阅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二外学的日语、法语，通过考试以后都忘了。
廖可斌（湖南师大77级）：初高中时曾短暂学过英语，大约是所谓邓小平“右倾回潮”时，教材也是“万岁”“北京的金山上”之类。我们还把英语读音用汉字标出来，现在还记得，后来才听说这是最有害的学外语方式。记得一次英语期末考试，就是考100个单词，50个汉译英，50个英译汉，一个一分。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是不学了。当时湖南流行的口号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样干革命”。
上大学后，看到有同学学外语，自己也找了一种老版《基础英语》自学，我认为这是编得非常好的一种英语教材，应该是上下册。学完后相当于许国璋编英语第四册水平。我又接着自学许编英语第五册，这套教材共8册，从第六册还是第七册开始，就不是许主编，而是一位陈先生主编的了。我学到第七册就有点吃力了。语法方面反复学的就是张道真主编的教材，特别重视短语和习惯用法。
大学二年级开始开英语课，也是经过测试，分到快班。临毕业时，我觉得单词量和语法基础比较扎实，看钱歌川编的《英美散文选》和一些节选本英文小说没问题。考硕士时，很多专业很好的人，就因为外语考不好，不能录取。倒是外语专业的人，恶补一点其他专业的知识，就能录取，这成为当时研究生招生中的一种现象。
当时硕士生招生外语考试是全国统考，我的外语成绩是92分，而许多外语专业毕业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者，外语只有80多分，可能他们都把精力放在恶补专业知识方面了。
在杭大读博士时，是一个美国洋教授丁博敦教英语一年，他特别注意纠正我们的发音，提倡快速阅读，改变我们写作时用中文表达方式转写（Wordy）的习惯。我觉得自己的英语好像到了过关的临界点了。可上课结束后，又退回去了。这就是大家所谈的语言环境问题。——后来几次出境，每次都好像恢复一点了，回来就又退回去了。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78级）：本科外语大家水平差太多。分了快慢班。在快班我学了大概一个月，通过考试，得以免修。于是每周省去四节外语课。不过，外语最终仍未真正运用自如。中大读博要求二外，我选择日语。只是混过成绩合格。后来根本没有用上，全部还给老师啦。
吴义雄（中山大学。79级）：我自过年以后，已经看了几个月的英文手稿，看到你这题目，觉得好像有感应似的。这些年来一直依靠英文资料做研究，所以总是感到自己的英文水准不够，需要提高，无奈已届耳顺之年，没办法。
我也是到高中才学英语的，一位学俄语出身的老师教的。我七九年高考英语11分。到大学从头学，总算把26个字母大致读准了。后来因为希望考上研究生，所以很用功，考研时也算高分，所以读研时分到快班，一个学期通过，——也就是说不用再学了，就此抛荒。
后来是80年代末被当时的出国潮所裹挟，在中大的“英语培训中心”强化培训大半年，然后联系出国、准备各种英文材料、考托福、GRE，这样折腾几年，国没出（拿到赴美签证的当天，决定放弃），英语却开始用起来了。
漆永祥（北京大学。83级）：说起外语考试，我是满腔仇恨，无处诉说。因为1983年外语百分之百计入高考总分，就被我幸运地遇上了。
我当时连汉语拼音都不会，是临时学的，记得语文考了3分的一句话，把拼音写出汉字，我错了一个字，得了2分。英语基本没怎么学，上午考完好像是地理，中午自己糊弄吃完饭，帮我舅爷打土坯，舅爷说你不是在考大学么？我说下午考的我不会。干到时间差不多了，我就去考试，不到半个小时我要交卷，监考老师还不让交，浪费了好几分钟时间。结果考了29.5分，那真是大喜过望了，远远超出预料。
到了大学，据说学校排公共英语课，排到历史系时，没老师了，说历史系学日语也不错，就给排日语了。我们用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编的那套8册的日语教材，我想既然重新学一门外语，就努力学好，花了大苦功整完了前4册，我的最高光时期词汇量肯定是过万了，但口语不行是哑巴。这套教材一点都不实用，我至今想着应该状告教材编写者，因为例句多是废话，比如“你将来要做什么？我将来要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平时口语中哪里用得上！
但我考硕、考博也算沾了小语种的光。中学那几句英语，从此忘得干干净净，自己也就被圈在古书中，不得翻身。此中得失，真不知是失的多还是得的多了。
当年，我还经常被拎去做日语翻译，曾发表过翻译的日本学者池田温《日本人与敦煌学》，可算唯一的纪念。现在如下坡的驴，连单词也基本上全交给老师了。所以，我对外语水平高的人，体育运动员和音乐演奏家，都佩服得不得了，因为我好了一辈子体育和音乐，玩了好几样乐器，没有一样玩通的。现在坐在冰冷的几案上捉蠹鱼，我丝毫不抱怨，因为此中委曲，都是自家不中用，怨不得他人，唯闭门思过，仰面躺平而已矣！
朱国华（华东师大）：当时我们英语高考成绩记得只算参考，五十分还是多少。读大学时没人重视，大二的过了，就没啥英文课了。想去外语学院蹭课，据说管理严格，小班课，不让蹭。记得孔罗荪的公子孔海力老师给我们上了专业英语，就是翻译《伟大的传统》。
陈文新：用中文注音！
黄朴民（杭州大学78级）：我虚长仕忠兄两岁，但没有上过高中，读初中时，英语课是开的，第一课，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第二课，毛主席万万岁！A long long live to Chairman Mao！ 第三课，Workers、peasants and soldiers are our good teachers.（工农兵是我们的好老师）。还记得看过英语动画片《半夜鸡叫》，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一句地主周剥皮的台词: Get up！Your lazy bones！（起来！你们这些懒骨头！）后来也自学了一点，记了千把个英语单词，还搞清楚了at、in、on这类介词的用法。
高考时，英语考试，不计入总分成绩，我去试了一下，得26分。入学后，英语成绩摸底考，然后分班，全年级82人，根据摸底的成绩，分3个班，我居然混入快班。不过，语言方面，我的确是个笨人，投入多，效果差，考硕，不多不少得60分，惊险低空掠过。考博，也是卡着线过关。这是一门让我付出甚多而回报最差的课目，想起来，只有伤心，毫无欣喜！
姚小鸥（中国传媒大学。78级）：我学外语有故事。初中学的是俄语。高中不录取我，被调剂到一个职业学校学会计，半工半读，不学外语。
文革中，和老同学相约学英语。花半年工资买过一架六管收音机（上海牌162型）。语言是口耳之学，光靠看书是不行的。1971年前后，借来几张旧英语唱片，请开封师院英语科毕业生（时为棉纺厂女工）指导听唱片学语音。但字母表没学完，来了位市委干部，自我介绍说是英语老师的姐夫，也是房东，他板着脸说，不许在他的房子里学外语，否则就没收唱机和唱片。他说，有人反映这房子里有年轻人在说外国话，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老师不教了，只好偷偷用收音机从国外的英语广播教学节目中学。当时对外语广播干扰特别厉害，不得不将声音调大，结果有邻居敲门警告，告知收听敌台的政治后果（感谢这位高邻没到派出所揭发）。
因曾自学英语，高考时得70多分，是全系第一名，第二名59分，多数在30分以下。大二刚开学，我露了一手：和同学们一起外出时，碰到一对英国来的青年夫妇（在新乡师范学院当外教），我用结结巴巴、错误百出的英语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这可让同学们惊呆了。
前些时见了几位同窗，闲聊时，谈到大学里学英语的事。某兄突然说，当年你和外国人的谈话，有关部门都有详细的纪录啊。——我听了大吃一惊。
某兄说，有一次，查看材料时，偶然发现有我和外国人的几次谈话记录！
我是一九七八年考上的大学，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政治上无知的我，常无所顾忌地找街头的外国人练口语。万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记录存在。
胡晓真（台湾中研院文哲所）：@黄仕忠 要是我学日语有您当年百分之一认真就好啦！
黄仕忠：可是有什么用呢？俄语老师，广播业余教材，教材中都是革命口号与中文词汇，学了个哑巴日语，当然那时以为一生不可能出国去和日本人讲话的，——所以，这注定了我们这一代，也就混个这样啦。
胡小真：再把您「丢」到日本去一年，最好旁边没有汉学家，很快就pera pera 了！我虽曾去京都访问一学期，但周围都是中文系朋友，于是日语一点没长进。
黄仕忠：我在日本期间，也是一心只在我想找的文献上。等到文献找完了，也就失去再到日本的动力了。[呲牙]。
胡小真：偶尔搁置学者身分嘛！就是要去一个没有文献，没有汉学家的地方！
黄仕忠：那就太苦啦。学了也不知道做什么用。[呲牙]。既然我去日本主要是想获得资料，以及与汉学家交流，他们都会讲中文，何必那么辛苦！——于是什么也没学会。
胡小真：是啊，是啊，所以我也在日本汉学家的照顾下，语言完全没进步。但现在看女儿靠自学都能读川端康成，跟人讲话，就觉得自己很笨呀。
黄仕忠：陈正宏教授初次去日本，用的是复旦与庆应早年的合作项目，每月只有九万日元。复旦觉得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就改一年期为半年期。陈教授大为生气，说，我就要一年的！宁可自己倒贴生活费。他到了日本，日本学者知道了他的情况，都想帮他，请他去做讲座。于是这家伙拼命查资料的同时，也是拼命学日语。居然三两个月后，可以用日语演讲了。之后更是如鱼得水。所以，人必须要逼到绝境，才能置于死地而后生吧。[呲牙] [偷笑]。
胡小真：佩服、佩服！
赵延芳（杭州大学73级）：我学外语的过程，说来话长。“文革”前两年学俄语，当时还很有兴致，记了些单词和语法，学会一点普通交际会话，未及读点较长的像样课文，1966年夏就开始“停课闹革命”，1968年秋回乡务农五周年，七年中再没有同外语字母见过一面，几乎全都“还给了老师”。
1973年进杭州大学时，我国和苏联已交恶，学校里就不开俄语课，只给开了一个英语班。我们当时没有教材课本，在图书馆旁的中文、历史楼阶梯大教室（处于现浙大西溪校区教学主楼位置）上课。学会了26个字母后，老师就开始教单词，但英语字母拼读规律同俄语有别，又由于眼睛近视，我看不清老师的发音口形，也看不清黑板，根本就没法跟读。那时，除了每月国家给的生活费以外，我再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每天还需省下一点饭菜票，期末到食堂退了钱，带上一二十元回去供家用，竟是无法置办一副眼镜。
我们这个英语班从一开始就说是自愿修读，因为没有压力，也因多数学生年龄偏大，未到期末，就“淘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只剩了原先高中时学英语，有较好基础的极少数。我当然名列淘汰的极大多数之中。
刘蕊（上海大学）：我的英文是从小学开始学习的。读硕士时，舅舅建议我可以学习一下日语或者法语，因为日本和法国是汉学研究的两座重镇，或许以后会派上用场，于是便零零碎碎地学了起来。正式专注地学习法语是在博士一年级时。在老师机缘巧合的引导下，有了赴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访学的机会，于是在广州的法盟报了语言学习班，集中培训。未到巴黎前，信心满满，觉得自己的法语应该可以应付日常生活，结果一落地，面对真实的法国人讲法语，瞬间被现实狠狠地拍了脑袋，就像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讲标准的普通话一样，法国人的法语也有方音，且语速很快。后来在巴黎继续学习法语，但巴黎法盟的价格是国内法盟的三倍不止……但无论如何，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自己的世界就会多一扇窗。
【回音壁】
黄仕忠：记得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人类所创造的所有财富，才能创造出新的文明。上天造物，将财富分布于世界各地，让人们用各种语言继承与创造。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整个地球已化为一个“地球村”，人们如果仍抱残守缺，独守一隅，便意味着落后，便要挨打。所以，外语不仅是一种沟通与交际的工具，也是吸取人类共同财富的重要津梁。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就不可能完成具有超越性的创造，也不可能对人类文明有更多的贡献。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更不是西方独霸的资源，而是人类共同体相互交流、创造世界新文明的通用工具。多一门语言，就多一扇帮助阿里巴巴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我们这一代已经被耽误了，希望下一代人，不再重走我们的老路。
当然，任何学习，都是辛苦的，这世上岂有不劳而获之事？
朱承君：抛玉引砖，再砌砖墙。仕忠创造了一种写作新体裁。[强]。
钱志熙：“砌砖墙体”，承君兄这词好。[强][强]。
钱志熙：我初中在公社中学读，没英语课。高一上了一学期英语，学了国际音标和几个单词。当时河南一学生因英语没考好，写诗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学ABC,照做接班人。”结果被老师批评，投水自杀。这事件影响很大。印象中因这事停了英语课。
百度资料：1973年7月，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名15岁中学女生张玉勤，一次外语考试中，在答卷上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 ”因受老师批评，投河自尽。
1974年1月，江青从《人民日报》内参上看到这个材料，声称“我要控诉”，王洪文也讲“对马振扶公社中学的负责人要判重刑”。19日，江青派迟群、谢静宜调查此事。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现场调查报告”的文件（即中发[1974]5号文件），把这件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2月，逮捕法办校长罗长奇、班主任杨天成，判处有期徒刑2年。1977年11月，河南省委决定撤销处分，恢复二人职务和待遇。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1974年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指出各地类似马振扶中学的冤案，都应平反昭雪。（见百度百科：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
王依民（杭大中文系77级）：我是一向没有认真学英语，各种考试都靠蒙。近年重新学习，主要读小说，如《哈利波特》；以及各种少年读物，如“……小史”系列，“……简论”（所谓“牛津通识读物”）系列。遮目自娱，不求甚解。基本不会听说。
李思成（北京大学2011级）：虽然隔了几十年，场景却出奇相似：2011年入学北大时，也要分班英语教学，分四个等级，数字越大水平越高，班里一半以上是第三级，第四级和和第一级人数差不多，剩下的是第二级（我也在内）。后来发现，如果英语水平不够好，勉强进入高等级比较吃亏，反而是进第一级最划算，因为课程简单，分数较高（计算绩点时不参考难度等级）。
潘璐（中山大学博士生）：老师，我和您一样，英语是二外。我的外语学习经历要从初中谈起。当时厦门小升初都是划片区派位，只有一所学校是考试录取的，就是厦门外国语学校，我就去挑战了。顺利考入后，听说一个年级要选各十五名同学，分别以德语、日语为第一外语，我心想大环境都是学英语的，那学点不一样的，也许将来更有机会，于是选择了德语。就这么学习了六年，高考外语考的也是德语。
其实当时学到高二就越发感到德语并不是自己喜欢的，学得有些痛苦，甚至羡慕学英语的同学，但也不敢冒险转到英语班去，害怕达不到高考水平。当时德语班同学的未来规划，一半是通过语言考试申请德国的大学，一半是通过保送就读国内大学的德语专业，而我因为不想大学再以德语为专业，是为数不多选择参加高考的。也庆幸那时候的果敢，让我最终可以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就读中文系。
中学时虽有英语课，因为不是主修，课时很少，程度也有限。导致大学入学英语分级考试，基本题目都看不懂，很自然地被分到三级班（最差一级）。当时对自己的学业隐约有规划，了解到本科毕业要过英语四级，想保研要过六级，但学校规定一级班大一上学期可以考四级，二级班大一下，三级班大二上，而大三上学期就要面临保研申请，意味着我必须四级六级都一次通过，才能有机会申请保研。带着一点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意思，我每天背单词，刷卷子，后来真就顺利通过了四六级，保研直博。但也很惭愧，即便通过考试，也依然是哑巴英语，口语水平一般。
读博以后，眼界不同，不再像从前一样把外语当作一门要学习要考试的科目，而是作为打开世界的窗口。要想和外国学者交流，学习其他国家最新的学术成果，语言是必不可少的，也时常想，要是外语能再好一些就好了。
曾庆兰（中山大学硕士生）：看到老师讲自己学外语的经历和收获，作为学生，我胡萝卜和大棒都接到了。老师结尾说现在有人说中国人不用学外语，我立马想到开头的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荣，时移世易，对待外语的态度如此一致，两相对比之下，好讽刺。
蒋思婷（中山大学硕士生）：刚看到这个问题还有些惊讶，“怎么学的外语”是奇怪的问题，难道老师们上大学之前都不用学外语的吗？结果读完文章才了解，还真是上了大学才开始外语，而且还能选择不学英语。我们是初中开始学，而现在的小孩子小学就有外语教材了。期待着老师其他同学们的回音，会像照片一样直观地真切地投射时代的面貌，能感受到的不是教材式宏观上的时代背景，而是处于那个年代的充满生气的人们。谢谢老师！
张益嘉（中山大学博士生）：谢谢老师的分享，读完两版文稿，深感有趣。从小到大我都将学习英语看作是一门任务，听到“取消外语”的类似口号，也只想到会减轻学习负担，极少思考学习外语的真正意义。直到去日本后，发现出行、交流，样样离不开外语，即便手机的翻译app十分通用且便利，但也只能帮助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想要和外国人做稍亲近些的交流，都无法靠软件做到，这让我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也开始认真学习日语，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学习外语绝不止是掌握一个交流工具，更能借此了解他国的社会环境、风俗人情，广至政策制度，细至思维习惯，都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慢慢体悟。所谓“不必学外语”之说，大概只停留在语言的交流功能，我想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林杰祥（北京大学博士后）：我小学四年级（2000年）开始学英语，一直到高中，学英语主要以阅读听写为主，高考时英语需要考听说，就是除了听力之外，还要考口语，对着电脑听题后作答，大学之前应该算有点基础。大学学英语，主要是为了应对四六级考试，要练习听力，当时我看英语电影学英语，看电影时，演员每说一句，我就暂停，重复一遍，再到下一句，如此反复。此外每周五晚上会有英语角，有外国人参加，我参加过几次，有点收获，但是后来觉得嘈杂，便没有继续。硕士时有外教课，我上了一学期，真正比较多开口说英语，外教说我的英语有较重的美音，也许就是看电影的效果吧。
廖智敏（中山大学博士生）：想起老师的考博准考证上考的外语是“日语”，当时就觉得很厉害哈哈！最近我花几十块钱买了《新标准日语》初级教材，开始自学日语，因为想着作为老师的学生，不会日语好像说不过去 。不过现在我处在“老大哥们”的年龄了，从零开始，也是“记了又忘”。[破涕为笑]。
钟钰婷（中山大学硕士生）：我们这一代是学英语长大的。说句实话，从小到大，对英语没多少兴趣。但这又是必修，还得坚持。大学里我好像完美避开了各种大考中的英语考试：推免本校，可用最初的六级成绩就行；考博复试，清华是开卷考。——不过听说九月份开学就要闭卷考英语了，那么八月再挣扎下吧。
研二时选修了梵语基础课，每周两次，只是抱着了解的态度上了十几周。选修，是因为《中国文学史》（三）里黄天骥老师有过一个观点，认为“旦”可能来源于梵语dan的译音。可能这对中古时期的文学研究有用，就去上了。虽然至今没有什么看法，但至少了解到梵语的语法和变化形态，让我对于印度的禁忌文化有一些直观感受，便也是收获吧。
董诗琪（中山大学博士生）：小学分普通班和实验班，实验班才有资格学英语，我进了实验班。上了初中，老师要平衡其他同学的进度，又从26个字母教起。我觉得无聊，没认真听；老师教新知识，也没在意。等真正发觉时，已差了一大截。所以中考时，英语反而成了弱项。高中时，请了家教，好不容易才有提高。但仍是哑巴英语教育，阅读和口语还不错，听力一塌糊涂。这次考雅思，还是听力分最低。后来又学了俄语，感觉记忆力确实不如以前了，也是记了又忘。而且俄语的语法和字母太容易和英语混淆。有段时间，我去图书馆查书，要登记我的读书卡，我居然一下子不知道英语的D怎么写了。
记得小学时，有英语外教，教了不到一个学期就走了。外教不会说中文，根本管不住教室的纪律。毕竟是在四五线城市，工资又低。初中时，暑假里我去了一个英语外教班，那个外教很有意思，不会说中文，能用简笔画表达意思，小朋友们都超级崇拜他。可惜，最后考试，题目太难，得分都很低，家长们不是很高兴。后来外教回家，就没了外教。不过，接触英语早，我对口语发音倒是一直很自信。
刘勇强（北京大学。南昌大学77级）：晨得黄仕忠教授惠示《上大学时，你是怎么学的外语？》，因经历相似，心有所感，遂寻出十年前随笔以应之。《A young book》——
刚上大学时，高等教育百废待兴，教材尚不齐全。记得第一学期英语课发的还是当年为工农兵学员准备的油印教材，开篇都是这样的句子：
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Chairman mao called on us to learn from Daqing in industry and from Dazhai in agriculture（毛主席号召我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除此之外，对英语课基本无印象了。有兴趣的同学多半在自学，流行的教材有两种，一种是灵格风《英语九百句》，孤零零的单句配着短波收音机嘈杂不清的朗读，很容易令人生厌。我虽然也买了，却没有从头至尾地念下来。我学的是另一套名为《Essential English》的，这可能是三十年前最流行的英语教材。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甚至说这是英语教材中的不朽名著。
虽然它不是课堂教材，与考试无关，学快学慢、学多学少、学深学浅都是自已的事，但当时学得还是很认真的。因为终究没有学出个结果来，所谓“认真”，不说也罢。
不过，由于缠绵了两年许，我对这套教材本身多少还有点印象、甚至有点感情。《Essential English》是零起点，第一课从 This is a man\ This is woman开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接下来，有一幅小插图，指着一猫一狗问Is this a woman and a baby?时，我瞬间得到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笑。这样的课文分明与近来时兴的民国《国文教科书》以“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开头是一个理儿。
随着程度稍微加深，课文开始由转为英语老师Mr. Priestley 与几位学生学习英语的情景对话，他们性格各异，有始有终。比如有个叫Hob的，课文对他的介绍是：He is certainly not handsome or hard-working or clever, But he thinks that he is all these.他十分滑稽，喜欢说笑，有一课是《The Body》，Hob先说：I have a head\neck\eyes\nose……其他同学就依次用head\neck\eyes\nose……造句，Mr. Priestley再加点评。不过，Hob不只是起个头，有时，他会顺嘴讲个小笑话，以致Mr. Priestley不得不打断他：All right，Hob, but get on with the job。于是，Hob接着起头：I have a tongue——and I expect you often wish I’d hold it。看到这里，我其实不希望Hob管住自己的舌头。这应该是教材的一个成功之处，它让你对课文产生了兴趣。至于书中不时插入的小幽默和漫画，也让全书变得生动有趣。
除了语言之外，课文中还不时穿插了一些英国的文化知识，在第四册，有两篇课文介绍狄更斯， Mr. Priestley说：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other novelist in England who has such a hold on all classes of had it in his own day,he has it in ours too(David Copperfield is still a “best seller”) ,and I believe he will keep that popularity as long as English is read.
如此崇高的评价促使我当时借阅了《大卫·科坡菲尔》，并对此书至今难以忘怀。
上个月在孔夫子旧书网和淘宝网上搜了一遍，发现这套当年铺天盖地的教材，标价高的居然超过了百元。我找到一家便宜的，邮购了一套。不为外国语不为人生斗争不为武器，只为那一点点物美价廉的怀旧啊！
前些天收到书后，我随手翻到一页，在讲old 的反义词young时，老师请学生再举一个old的反义词，学生说：
Yes, there is new, isn’t there? The opposite of “an old book” is not “a young book”, but “a new book”.
在我这英语到底没学好的人看来，A young book 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说法，《Essential English》便是我的young book。
Long live the youth!
（2013年7月20日记）
孙玫（台北中央大学。南京大学77级）：《学英文》——
1997 年我还在新加坡的国大任教，6 月，飞往台北参加同际学术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来台湾。会后一位台湾学者好奇我为何是中文系出身却在之前有好几篇英文论文发表？问我是不是大陆的中文系特别重视英文教学？
特别重视英文教学？！我哑然失笑。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才能向她说清楚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学英文的那些奇事……
1968 年秋，中学终于复课了。当时也没有什么年级、班级之称了。年级已改称“连”，班级改称“排”，小组则改称“班”，总之，一律军事化。
当时也有英语课，第一篇课文是“毛主席万岁！”接下来的就是“打倒刘少奇！”是不是就不学 26 个字母了呢？当然不是，只是每次配合课文教上几个字母，等教完之后再一并汇总。一天教到了 U、V、W，突然，班上的一捣蛋分子大声喊了起来：“咦~喂~打我喽。”同学们听了哈哈大笑，老师则是哭笑不得，拿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天底下就有这样的奇才，读起书来连半窍都不通，但搞怪却是才华横溢。某天，老师教到了 Saturday （星期六）这词，这家伙的灵感又来了，大喊道：“杀头的！”（扬州话没有翘舌音，“杀”又是入声字，短促急收藏，因而“杀头的”发音和 Saturday 十分相似）这一下，班上上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又过了一阵子，珍宝岛那边打起来了，紧接着全国深挖洞准备打仗！于是，所有的教学也都要配合战备。英文课上，老师就改教我们军事用语：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云云。二十多年后，我在夏威夷大学读博。一次和美国同学闲聊，说到了这事。老美闻之，哈哈大笑，言道，假如他们真的打进了中国，能听懂你们的英文？！他们是俄国人耶……
1977 年恢复高考。所幸，那年不考外文，否则真不知有多少当今的国之栋梁（在下除外）彼时会被挡在了大学的校门之外。
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后的第一次英文课，摸底测验，我得了5分——只能写出 26 个字母。而班上有些同学的英文则非常棒，结果可以免修。当年教我们的英文老师来自公共英语教研室。老师人很和善也非常认真负责。她告诉我们她原来的专业是俄文，英文是她的二外。彼时根本没有什么电化教学设备之类，有的是每天学校（原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高音大喇叭，播放《英语900句》。无论春夏秋冬，也不管刮风下雨，总有一拨又一拨的年轻的大学生站在室外跟着大喇叭一句一句地念英文。当时的英文课是四十多人的大班。课本用的是南大在文革结束前自编的公共英语教材。真后悔没设法保留下来（后来因周游多国居所不定许多书刊都不得不忍痛舍弃了），否则，绝对是珍贵的文物。特别是那几本油印的补充教材，其中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列宁在伦敦，等等。
当年，我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视学习英文，每天都要从非常珍贵的学习时间里优先挤出两三个小时去伺候/捣鼓它。并非是想出国！那会儿就是做梦也梦不到后来自己能有机会先到英国后到美国去学习。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每年只有极少数的公费生出国留学——绝大多数是学理工的，至于文科生基本上都是外语专业的。对于我这样一名普普通通的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出国留学就像是登天上月亮，连想都不用去想。那时我之所以努力学习英文，其实也就是想考研究生。考研要考两门公共课，一是政治，二是外语。对于前者，临考前，只要死记硬背一通便可拿下；但是，学外语就不一样了，必须要花水磨的功夫，长流水，不断线，持久战。后来，大四时考研，我们同班同学中还真有人就因为英文差了两分而没能考上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程先生都为之叹息。不过，这位仁兄虽未能进入学界，但早已是风生水起。这正应了那句话，是金子无论在哪儿都是会发光的，哈。
虽然并不是想出国，但是当时我却非常注意自己朗读英文的发音。因为我从大一的《语言学概论》课中得到印象：语音是语言的基础，语音不准会给学习外语造成障碍。此外，也得益于自己的一点悟性。彼时报刊上有一些纪念文章，说伟大领袖曾经花费不少时间认真学习英文，有一篇文章还提到老人家独自大声朗读英文——带有浓重的湖南乡音，但是好像从来没有文章说他可以自如地使用英文这一工具？刚好我们宿舍有一位同学读英文就有很重的乡音，这妨碍了他记忆单词。为此，他很苦恼；而我也就具体地感知到，发音不准，是不利于记忆英文单词的。
功夫不负苦心人，考研时，英文终于没有拖我的后腿；但是，初到北京时，我还是个不能开口说英文的“哑巴”。如何才能够开口呢？读研时，我的专业是戏曲表演导演历史及理论，这就需要经常到剧场去观摩各种演出。看京剧不时会看到一些老外。那种一来一大帮子的大都是旅行社安排的观光客，他们经常是不看完，到了中场休息就抽签（走人）。但是也有一些散兵游勇，这种人看戏就并非是只瞧个热闹，他们休息时还会到台口去转悠、东看西瞧。看到这种情况，我便主动上前搭讪，逮到机会，便把事前用英文背下来的戏曲常识、剧情梗概之类，一股脑倒给他/她。对方也知道我是想练英文，但不反感，因为他/她对我所说的内容多少还是有些兴趣的。于是，愣是靠着这种厚脸皮，“哑巴”才开口说了话，铁树开花（1970 年代中期有一首花腔女高音的歌曲，歌唱针灸疗法使得聋哑人开口说话，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哈。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势头已经超出了一般人从前的想象，出国留学的大潮也随之澎湃而起。1986 年冬，我获得入选第一届中英友好奖学金访问学者的机会，按照规定到成都参加英语集训，然后就地参加雅思考试（之前只知道托福，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雅思）。虽说是强化训练，但师资、教材和教法却都不敢恭维。考试在即，一个个压力山大。大家经常被五花八门的多重选择试题搞得昏头昏脑，苦不堪言。某日，模拟考试结束，聚在一起闲聊。有人感叹，什么时候咱们中国也发达了，老外们都争着来中国留学，都要学中文，让他们尝尝具有中国特色的多重选择题！
叶晓芳（杭大同学）：同学聚餐，说了几个出国的故事，姑记下，感觉生活远比小说精彩。
第一例：两口子去南极，在一家餐馆用餐，荷兰女侍者递上菜单，一个字不识。侍者看出来了，就拿笔在纸上画。先画一朵云，（这是什么意思？）再画四只脚，（还不明白）又画了个细尾巴，接着在云上画了两支角。男主人恍然大悟，“咩——”脱口而出，女侍者笑了，终于明白了。
第二例：一人去美国，独自坐出租车，朋友送他上了车，和司机交代了目的地，预付了车费，他只要到时下车就行。车开途中，司机无聊，与乘客聊天。“Japanese?”乘客摇头，指指自己的嘴巴，表示不会英语。司机没理会，继续发问：“Chinese?”乘客憋不住了，“哈伊。”
第三例：随团去欧洲，早起去餐厅，看不懂如何点餐，装模作样在单子上看看，在最上面一行上点了点，上来了一盘汤，不情愿地喝着，忽然看见隔壁几个韩国人在吃面，“One more”,原来面条这么叫，马上也来了一句，侍者又送来了一盘汤，默默地喝下。等见到同团的人，说：“我已经两盘汤喝下了。”
都和外语有关。各位，对号入座吧。
尚永亮（武汉大学。77级）：和仕忠兄学外语经历有异有同。中学俄语，大学英语，都因特殊原因半途而废。留校后自学日语，数月后即借助字典翻译松浦友久陶渊明的说理诗，83年发表后受激励，兴趣更大了，以后考研评职，均赖此而顺利通过。九十年代初到大外强化半年，94年、04年、13年赴名大、京大、创大数载，但长进无多。现在则听、读、写俱急剧退化，令人汗颜。
罗时进（苏州大学。77级）：有意思的回忆。是一个人的，也是一代人的。学外语，是七七、七八级的“痛”。
姜小青（凤凰出版集团）：黄老师的文章很有意思，让我想起自己这辈子与外语的纠结。外语对于我们这代大多数人来说，正如文章中提到的，是“哑巴外语”。作为生活在江南小城市的人，“文革”后期上初中，就开始接触英语，但就是张不开口，也就没了兴趣。80年高考，外语似乎只作参考，记得当时考了13分。大学期间，课堂上最怕与老师对视，生怕被叫起来朗读。后来88年考研究生，就找了两本试题集，都是一千题，有答案，通过死记硬背，考了59.5分，当年山大外语要求是40分。研究生期间，继续把“哑巴英语”“进行到底”，山大要求，研究生外语课程听力不及格者，笔试必须80分以上，最后还是通过笔试过关。[呲牙]。
叶鹰（南京大学）：78年高考英语我考了20多分，当时达到外语系录取标准。大学和研究生英语的确缺少口语会话，直到2000年留美后才能“四会”。如今在美生活顺利。
孙启军（羊城晚报。南京师大79级）：1979年的大学里，清晨天刚蒙蒙亮，池塘边操场上咿咿呀呀背单词的身影随处可见，但真能把外语当作为语言学习的却如凤毛麟角，大多数人称为“学单词”更恰当些。我即如此。大学前两年，印象里英语课只教了许国璋教材前两册，学了国际音标、背会几个单词而已，能和老师在课堂上进行简单对话的，全班不过三两人。一一无它，大家都从文革中过来，基础太差了。我后来的一点英文基础，全靠研究生备考时自己恶补而来，能读一点简单的英文小说散文，纯属哑巴英语，所以工作之后，几年不用，就又全还给老师和那些死记硬背的青春晨曦了。
沈金浩（深圳大学。80级）：那时外语教学人才比较紧缺，我所在的学校给我们中文系学生开课的老师年龄都比较大。我印象较深的是一位叫魏爱喜的中俄混血老师，她是俄语老师，但英语教得也好，可惜不久就随赴任《红旗》杂志领导的夫君调去北京了。另一位给我深刻印象的是83年暑假为我们考研英语兴趣班上课的外语系副教授顾嘉祖，他是个拼命三郎，课讲得蛮好，还能通过讲课给人鼓舞与力量。我84年考研，英语卡上及格线，与那次暑假补习有一定的关系。
曾建辉（友人，81级）：@黄仕忠 期待您的发文，因是必读的。说起学外语，我是1971年上学至1981年高中毕业。当年北京是初中一年级才有外语课，不知如何划分，北京市中学是学英.法.俄.日外语。我就读的八一学校那一级，一半学英语一半学法语，我们班被化为法语班。但是到了初三全部学英语，因为高考外语是考英语，1981年高考外语是算50%的分。
田东江（中山大学83级）：顺口溜我记得的版本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还能当接班人。河南马振扶中学女生张玉勤自杀前写的。我们中学当时没有外语课，都不知英语是什么东西。我是1985年读中大时才正式学英语，之前是自己跟着电台嘟囔的。为了高考，把初中到高中的英语课文全部背下了事，也没做过什么习题。1985年居然得了90分（百分制）。全额计分数。我在1980年技校毕业后就进工厂当工人了，1982年萌发高考的念头，1983年上阵，考了3年。
孙有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很有意思，对我们外语行当的人很有启发。
吴振武（吉林大学）：我的学外语经历跟兄非常相近，也是选学日语，看见文中那些书影，也很亲切。
董上德（中山大学）：很有味道，且可做日后的史料。
彭玉平（中山大学）：散文家很空出世哈，确实写得好！
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潇洒心态才能写出来。
潘健华（上海戏剧学院）：大学生活中的外语经世，太有体会了 。晃如眼前 。
马茂军（华南师大）：将来会成为很重要的教育史料。
王茂根（中大校友）：为社会、为历史留下一份记忆。
张丽萍（杭州大学79级）：做成一个系列，就成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画卷。
秦培春（剧作家）：黄先生所发这些同学、朋友圈文章，很有意思。不妄不燥，家常叙事，读来真切。集文成册，可校补正史。
王云路（浙江大学。78级）：非常丰富有趣！喜欢。对于英语，我差不多也是“p也不知道”。
钱洪流（南京医学院78级）：这个调查结果是可靠的，是有血有肉的，关于上大学话题是沉重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胡鸿保（中国人大。78级）：杭大同学以及友人的文字总体远多于正文。蝴蝶效应吧，厉害。
赵军明（友人）：我们学外语经历十分相似，说明是同一代人。
陈鸿森（中研院史语所）：仕忠兄机伶的人，得天独厚，一辈子顺境，种德之家。没想到认识稻畑那么早。
张均（中山大学）：您的戏曲研究与日语之长，相得益彰啊。
陈林侠（中山大学）：太有意思了，可以写出一本非常有价值的时代记忆之书。
盛志梅（天津师大）：非常棒，以后结集出书，也会热销的，带有时代印记的集体回忆，真成不做作，无功利性，最难。
鲍震培（南开大学）：好 文。第一本教材有点眼熟呢 。学外语是那个年代的人心中的痛、心中的梦吧！恭喜黄先生学为所用。
崔蕴华（中国政法大学）：您这些文章丰富的生活细节，让人读来心潮澎拜，又发人深思。
黄杭义（中学同学）：仕忠：还有句“不学ABC，照样干革命”。
傅湘龙（湖南大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如今也很具现实意义。
罗渝宁（华西医大81级）：75年上初中学了一年俄语，现忘得一干二净。77年开始学英语，教材第一课记忆犹新：Long live chairman Mao ! 81年高考四川英语算50%，我考了61分！
周解荣（中学校友）：@76届黄仕忠 日语演讲在北海道幼儿园的小朋友中成功了！
万晴川（扬州大学。85级）：上大学时任情率意，喜欢看外国小说，英语基本放弃。毕业后分配到离省城四五十里地的一所省属重点中学教书，于是决定考研，自学外语，从初中开始。后来学的外语又聋又哑，因为外语差闹过不少笑话，吃过不少大亏。1985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陈毓罴先生的研究生，陈先生期望甚殷，曾两次来信鼓励，终因外语而铩羽，次年转考西北地区，外语勉强上线。
王永太（浙江省社科院。78级）：没想到我很烂的日语，考研成绩只比仕忠兄低了两分。大学学日语是没办法的事，不可选，内心十分的不情愿。当时想学英语，没条件。
周绚隆（中华书局）：我学英语的办法跟你一样，初中在农村中学，没人教，中考得了17分，高中进了省重点高中，英语从头学起，自己加码，成绩突飞猛进，高考90分，此后一路顺风顺水，英语现在还能用。
为了练口语，我还教了一段留学生。前几年出国谈《哈利波特》版权，不用翻译直接上。20年疫情期间，写了本《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
何桥（温州师专78级）：人生有许多偶然，但偶然中有必然。黄博初中阶段虽有两次机会偶然接触英语，但终与之擦肩而过，上大学很理性地选学了日语，且学得顺手学得溜，直到必然地使之成为学术发展的阶梯，助己步步上升，与日本佬为伍，与日本文化融合，美哉乐哉！冥冥之中，或许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啊。
比较而言，我学英语没有你那么美好的回忆，完全是随大流，因错过了最佳学外语的年纪，总体上感觉是学得事倍功半，到如今出国还不能与老外深度交流，只因为出口的英语总是带枫桥口音。
胡光明（香港理工大学）：老师这份社会学调查报告，真是太丰富了！学外语的话题在老师一代人，主要是大学阶段，我们后来人就大为提前了。这背后折射的是时代变迁，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语种的变化，俄语、日语、英语兼而有之到英语“一家独大”。
回想我的外语学习，从26个字母开始的英语学习初一才开始，河南省鹿邑县马铺镇二中，时间已是1996年。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吴梅英，提着录音机播放人教版英语教材录音的场景，依然清晰的在我脑海中。现在想来，我的外语学习几乎就是“哑巴英语”“考试英语”，听说读写，中考、高考、大学英语四六级，都只有听读写，完全没有口语（直到申请来港，报名了雅思，才有口语考试）。03年到北京上大学，开学的英语分班考试（一如老师文中其他老师回忆的），我们班42个人来自29个省市，只有6个人进了快班，不可思议的是我居然被分到快班，大约就是纯考试而没有实际检验的结果。
初中学英语，最深的印象便是人教版英语教材。Hello, my name is Li Lei. My name is Han Meime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这些基本句子一代人应该都还记得清晰。以至于后来有位音乐人创作了一首歌《李雷与韩梅梅》，又有同名的青春电影，成为80后一代中学生的集体记忆。最近热议的教材插画事件，又有不少同龄人说起当时的人教版教材，英语教材的Li Lei、Han Meimei以及鹦鹉Polly都成了最美好的回忆。
老师这篇中，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不学ABC，照作中国人。不学ABC，照样干革命。不学ABCD，照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中学学英语时，这首“诗”仍然很流行，不过最后两句又变了：不学ABC，照当接班人。
杨绪容（上海大学）：我学习的方式，就是把学会的遗忘。您“比较常用的一种，是每天睡前记十几、二十个单词，记过之后，躺倒便睡”，更有腔调。[呲牙]。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是中国文化的礼物。[强][强][强]。
吴存存（香港大学）：多谢分享！很佩服您没出去留学却能编详洋大观的日本汉籍日录，个中辛苦和心血，必非我等所知。
我一直学语言很笨，因此情感上痛恨学外语，在国内时都是为了考硕考博临时抱佛脚发奋一下，考上后就彻底搁在一边。记得刚到澳洲时，感觉就像被扔进海里，一根稻草都找不到，欲哭无泪，为生存只能学习。不过因为当时已人到中年，掉在海里摸索着学游泳是来不及学蠂式或蛙式，只能自己琢磨个狗扒式生存下来而已。[尴尬][尴尬][尴尬]
陈慧（中山大学）：老师，非常惭愧，我上大学后报过日语班，没有坚持下来。后来看日本学者的论著，大意能懂，不确定的地方再请教朋友。英文的话除了大学英语课外没有额外的学习了，也是看看研究领域内的英文论著。
高伯齐（中大校友）：我的英语很差，高考考了75算好的，大学也没好好学，连国家4级都没过 。数学也一样，高考数学还比较高，工作后基本用的小学算术， 初中数学都很少用到。
邹双双（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原来黄老师那么早就开始学日语了！应该发给我们专业学生读读，学习给自己加码。
老袁（友人）：教授好，晨读大作，方知你们这些精英读书求学太不容易啊！
杜江（西南师大85级）：同黄老师。1985年9月入学，西南师范大学，被发配日语班。日语识睇不识讲。当年西师世外桃源。
杨苗龙（高考同学）：我们80年上军校时,指挥专业系不学外语，化学分析系要学，情况差不多～。
吴肖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非常有意义的研究！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生经历。很有感触！
外语对80后来说学习的资料和途径比前辈多了，但还是卡住了不少人的求学之路。我幸运的是基础尚可，高考还多选了一门英语口语，考博还靠英语加成排了第一。
杨早（中国社科院）：这能做出一百多个题目，和我还在磨的1912异曲同工，都是开启一种新的生活形态。人人有话说，样本量大了，有些东西就能看出来了，这比单纯的个人回忆有用太多，是拼图式的集体记忆。
高志忠（深圳大学）：黄老师早，真的是一份社会调查报告！看了您的文章才知道您是学日语的！印象中我周边也有类似的情况，有担心英语拉分，高中改学日语，结果真的提分很多。也有熟人考研究生时畏惧英语，改学日语的。各种考试和求职中外语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
韩一槿（广东金融学院）：谢谢黄老师的分享。对于我们在外国语大学学外语的人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大早在晨读园里晨读，相当于学声乐的在唱歌前开嗓。每天早上晨读半小时，课上说外语时就不容易“吃螺丝”。
王芊（中山大学）：原来您是在大学本科时就学习日语了！我们中文系大学时的外语课只有英语，没有日语的选择。而对于大部分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来说，人生中的英语巅峰时期是在高三（这一点前几日师门聚会聊起来，得到了同门们的普遍认同），上大学后没有了高考压力，同时如果没有出国交流等需求或经历，英语水平是逐年下降的。我是在读博士期间，见兴起域外汉籍研究热点，周围同学很多都开始学日语，才想要尝试学习一下。不过当时学校面对全校公选开设的日语选修课，是一位日语系的硕士研究生上的，几十人的大课，听课收效甚微，基本是没学成。
徐永明（浙江大学）：回音壁的形式很好，引发了同时代人的共情、共鸣和共忆。观念是很重要的，错误的观念，小则害个人，大则害国家。“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如果真是信以为真，那倒楣的是自己。外语是一双眼睛，多学一门外语，就是多一双眼晴。
我高中时的英语很不错，高考100分的卷，考了90多分。但进大学后，说成绩好的可以免修，结果傻傻地真选了免修，以至于考研时只考了40多分。幸好读研究生时，拼命背单词，看英文书籍，才不至于太差。英语不仅给我带来了好处，而且因为与哈佛的关系，给学生带来了好处，现在已有13、4位同学到了哈佛访学一年。同时，我那点英语水平，居然也成了哈佛燕京访问学者，福及家庭，一家子享受保险去了哈佛，女儿后来也考上了美国顶尖的大学。
总体上看，与欧美的学者相比，中国学者的外语能力是相对较弱的。欧美学者大多能懂数国语言，当然，这与他们的语系有关，但与观念、方法等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庄初升（浙江大学）：
为卖猪仔到北美的广东华工自学英语所编的教材。用粤语来给英语注音，很有趣味。
早期中国人学英语，真是一部辛酸史。广东英语、洋泾浜英语。
《广州“番鬼”录》记载：“在广州商馆附近的书店出售一本名为《鬼话》的小册子。……如‘今日’(to-day)在解释外文意义之后，用两个其他的中文字‘土地’来拼to-day的音。直至整句话也是这样，由此语言的结构便被奇怪地改写。这本小册子每本才卖一两个便士，但它常见于仆役、苦力和店铺主的手上。该书的著者是一个中国人，他独具匠心，应使他名垂千古。”
茜茜（友人）：@黄仕忠 博士的回忆，点点滴滴记录了那个时代有志青年或顺利或曲折的成长历程 。您的同学们也是记忆超凡的段子手，让我全程带着笑容阅读。谢谢分享哈。
张照丽（中山大学本科生）：阅及老师在“回音壁”之语，深有感触。小学时期，学生所在小学不重视英语教学，讲台底下的学生也是嬉笑打闹，课堂内容无非是反复朗读课文、课后单词。期末英语考试的试题，不外乎单词的中英对照填空，和“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的课本原文默写。难以忘怀的是，每次英语课后，都有不少同学公开支持“中国人不学英文”的看法，还对认真复习英语单词的好学生嗤之以鼻——现在想来，实在心惊。
学生真正开始学习英文，是在中学时期。初中入学时由于英语基础不好，48个英语国际音标中只马马虎虎认得12个单元音（因为形状、发音与汉语拼音相似），导致“课前小读”对着音标朗读单词时，我磕磕巴巴，而同桌语出流畅、发音甚有美感。十分羞愧的我决定恶补英文，尤其是发音。作为住校生，在校内，我每日最常做的就是“叨扰”同桌，连番轰炸式进行讨教，或是自习课揣着课本、卷子直冲英语老师办公室，开始今日份“十万个为什么”。放假回家，就坐在电脑前，反复观看一部英文电影，或反复阅读一篇英文文章，背台词、背句式、记发音——虽然方法笨，但的确卓有成效。
学生中学时期的英文学习，也只停留在应试阶段，直到来到中山大学求学，课堂全英授课、课后与留学生交流等，才觉醒了“外语是一种沟通与交际的工具”意识，也很庆幸，自己能够习得一门外语，在阅读与交流间开拓视野，与另一种文明进行思维和观点碰撞。[庆祝]。
任珂旻（中山大学本科生）：我到目前为止系统学习过的只有英语，希望能利用暑假时间多学习一些其它语言。我应该是从小学开始正式学习英语，记得学校第一次英语测试，我考得极差，回家后妈妈便郑重的对我说：你想提高吗？我陪你上补习班。那个补习班是早上六七点开始，那时候是冬天，从家到补习的地方要经过一些巷子，经常能听到鸡打鸣的声音。那位老师很年轻，应该是没有足够的耐心，对学得慢又没去问的同学会出言讽刺，说“不懂装懂是饭桶”，那时候听到这些话总是会红着脸看一眼老师，害怕老师在说自己，然后又埋头赶紧读书。补习完上午才刚刚开始，离开教室能看到非常干净的天空，那时候英语是害怕但又不得不去面对的事。到后来看得多记得多了，学习英语便轻松起来。高中时觉得最繁琐的是语法，到大学英语学习仍主要用在考试和阅读上，实际中说的机会也很少。
作者简介：黄仕忠，浙江诸暨人。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历本科、硕士，并留校任教。后往中山大学读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和俗文学研究。曾获长江学者等称号。学术著作而外，有随笔《书的诱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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