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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辞职报告辞职报告简短

时间:2023-05-10 11:06:53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摘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互联网开始流传关于“00后”整顿职场的传奇故事。比如有个“00后”工作一年,“仲裁四家公司,告倒闭两家”。

我们好奇的是,命题真的成立么,年轻的一代打工人又是如何看待工作和职场的。为此我们找到了几位发起劳动仲裁的“00后”。他们中有的进公司就下单《劳动法》精读,也有人为一天兼职工资,义无反顾走进了劳动局。还有人身经百战,在顶嘴引发的职场危机中,反客为主,最终拿到比工资还多的补偿。

你或许可以从这些故事中窥见,“00后”到底有何不同。

文|魏芙蓉 编辑|周航

网络段子照进现实

工资又没法准时发放了,要延期半个月。7月14日,消息突然传到办公室,引起一阵骚动。

长沙一家中幼儿技能培训学校,22岁的林昕,办公室最年轻的老师,皱起了眉头。还有半个月,学校就要放假,这节骨眼上来这么一出,她察觉到了危险的信号。

为安抚员工,老板连续开了三天会。会上气氛降到冰点,老师们想争取工资尽早发放,老板一脸无奈: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希望大家理解,和学校共度难关。

这些话,林昕已经听“麻了”。 林昕是这所学校的英语辅导老师,她心想行业寒冬,别说工资,到时候这学校还在不在都不知道。就说本地一家知名的连锁培训学校,老板前一天还领着老师们“齐心协力,共创佳绩”,隔天就卷款跑路了。推迟发工资的原因其实早就在老师们之间传开了,老板为了私人生意周转,瞒着其他合伙人挪用了公司资金。

“没钱?那你把房子、车子都抵押了呀。”被逼急了,会上,林昕和其他老师们冲他喊。

老板竟然真把一串钥匙丢到桌上:你们拿去啊!

“太drama(戏剧性)了。”林昕说。其实没留给老师们下手的机会,那串钥匙仅在桌上亮了个相,又迅速被老板摸回去了。

会后她转头就把老板举报了。起初是来自同事的主意,办公室里最资深的一位老师提议:如果在“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反映线索,会有当地的人社部门介入处理。

林昕觉得这主意不错,第一个响应。办公室里没其他人吱声,最后在全校,她也成了唯一响应的人。林昕把这个选择解释为一种本能行动:“我怕什么,是你不发工资,我监督你,有问题吗?”

这段追讨工资的经历林昕后来发到了社交平台,网友追着求后续,她因此出了个系列:“公司这波操作我直呼666”,“下头公司之骚操作篇”……

“整顿职场”,这是互联网赋予“00后”的新标签,许多年轻的打工人则欣然领受,纷纷分享自己的经历。微博上,“原来00后真的有在整顿职场”话题阅读有2.2亿次;小红书上,相关笔记超过5000条。

这个话题的段子袁毅在网上追了不少。他生于2004年,还在读大专,旁观同龄人五花八门的经历,他最初只是当做“职场预习”,没成想今年5月,网络段子照进现实,他也遇上了类似的事。

他在一家公司做暑期工,所谓销售,其实就是打骚扰电话。干了一天,觉得“没营养”,找到人事申请离职,准备把工资结一下。

对方的意思是:试用期没有工资,像他这样干一天的更不可能有。这方面袁毅入职前曾被告知过,但那天他在手机上搜,发现网上的说法完全相反。

他没跟对方多费唇舌,第二天直接找到老板,结果老板也死咬公司规定,不给钱。“你们公司规定的有法律大吗?”袁毅提高了嗓门。当着对方的面,他拨通了“12333”——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热线,也是他从网上现学的——开启免提,音量调到最大。

“工作一天就应当支付一天的工资,用人单位不得克扣劳动者工资。”人工客服给出了袁毅满意的回答。

提出离职后,袁毅和老板的沟通过程。讲述者 供图

按照无责底薪3300元计算,袁毅要求老板支付自己110元日薪。那通电话后,老板却改口了,他说3300元实际上包含底薪、五险、加班费,他还给袁毅算了笔账:公司一通电话一毛钱成本,员工一天拨出几百通电话,“你还要倒给我钱!”

老板给出这样的托词,袁毅属实没想到。平时暑假都是他领着伙伴们去打工,不管是找工作,还是跟老板“讲道理”,他都是打头的那个。这回,他觉得自己被轻视了:“我在乎的不是一天的工资,我想给老板一点教训,他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员工。”

他和老板谁也不让步,在办公室对吼起来。“现在协商不一致是吧,那我直接去劳动局申请仲裁了。”说完最后一句,袁毅就提着大包小包,直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一份工作可以忍耐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问一个中年人,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大概会跟一连串的生活压力有关,但对年轻的职场人来说,答案就要轻松很多。

“快乐。”林昕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三年前从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她第一份工作做导游,“像玩一样”,收入也不错,但遇上疫情,行业惨淡,无奈转行做教育。

谈起现在这份培训工作,她语气冷漠:“没有感情,一份工作而已”。 合同是按最低薪资标准签的。迟到过几次,回回都被扣了10块钱。入职前承诺的工龄工资,从没见着影。本着“绝不吃亏”的态度,工作目标六十分万岁,多一分浪费;加班更是不存在的,她从来都是到点就撤。

支撑她的还剩最后一丝兴趣,她喜欢英语,也享受跟小朋友们打成一片。但当连工资都发不出的时候,这点兴趣根本算不上什么了。

许多研究报告都说,“00后”确实是不同的一代职场人。一家招聘平台发布的《00后群体就业选择偏好调研报告》提到,超过 50% 的“00后”希望职业与兴趣相符,而有相似想法的“85”后仅占30%。

对许多“00后”来说,换一份工作不比换衣服难。中专毕业后的两年,21岁的乔羽佳换了数不清的工作,化妆师、销售、自媒体……最长做了五个月,最短的则只有三天。

现在,乔羽佳在东莞一家甜品店做媒体运营。日常工作主要听老板娘,一个40岁的中年女人的指示。乔羽佳是在上岗之后才知道,“媒体运营”在这里可以引申出无限工作内容。除了更新账号、产品直播这类她能想到的,有时她还需要扮演一名摄影师,用排列组合的方式为四个客人拍出三十张合照;有时则化身地推员,加客人微信,让对方关注店里的媒体矩阵号……

“我真的拴Q(英文thank you 谐音,原意为谢谢你)。”工作五个多月,只有第一个月乔羽佳对老板娘有求必应,后面无论对方说什么,“都当耳旁风,完全没有沟通的必要。”

今年3月,乔羽佳的住处因为疫情暂停了公共交通,她想跟老板娘申请在家办公。被拒绝是意料之中的,但她却被老板娘接下来的话整懵了——

“十公里,我爸爸跑步都能跑到。”“你有这功夫聊天,走也走到公司了。”

“跑步是不可能跑的,那不得中暑”“自行车咱也不会”。

其实乔羽佳会骑自行车,但由于被“气得不轻”,她决定彻底“摆烂”——她坚持远程办公,那天为公司贡献了四小时,工资为零。老板娘说是折算成半小时时薪,但乔羽佳懒得要了。

第二天,为了工资,她不得不出门了。她没好意思骑自行车,拿上了滑板。对此她的解释是:“那我不得装一下子啊?”花了四十分钟,她踩着滑板一路滑到了店里。

乔羽佳讨厌这份工作,“毫无营养”,没有成就感,她上五个月班就挨了五个月的训。她也知道,工作不好找,四千五的月薪挺不错了。对她来说,这样一份工作,可以让她忍受没有社保——毕竟这两年从没一份工作为她提供过——但还不足以让她忍受一通无理而严厉的批评。

导火索是件很不起眼的小事:没有及时给会员账号续费。5月的一次会上,乔羽佳狠狠挨了一通批,她不服气,回嘴说:我都提醒你接(官方)电话了,是你不接,现在又来说我有什么意思呢?

话题转到办公室日常管理,领导强调不允许穿拖鞋、不能带折叠床午睡时。有员工抱怨不人性化,乔羽佳瞧瞧自己的拖鞋,忍不住帮了一句腔:我上份工作老板也给我们买床午睡的。

一来一回彻底触怒了领导,他冲乔羽佳喊:“你要觉得上家公司那么好,你回去得了,我现在代表公司正式开除你!”

乔羽佳倏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不干就不干!等着我的律师函吧,老子去仲裁!”接着夺门而出。

“最爽的一天。”乔羽佳称之为。她回到工位,心情愉悦。但接到人事递来的离职证明,原因竟标注“个人原因”。过去两年职场没白待,她知道如果自己签字,那日后就不好再提起劳动仲裁主张经济赔偿。

她非常清楚自己拥有最大的那张底牌:《劳动合同法》。如果真干不下去了,因为未签劳动合同,她可以向公司追偿双倍工资补偿,没缴纳的社保,也可以让企业补缴。

“公司开除我,那就写公司原因;或者出份具有法律效应的证明,说明我不能担任公司的职责,不然我没办法签。”她语气强硬地回复人事说。

结婚前精读婚姻法,工作前精读劳动法

互联网上,在“00后”们分享的职场经历里,除了频繁抛梗,多少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法律的熟稔。林昕就非常信奉网上一个观点:“结婚前精读婚姻法,工作前精读劳动法。”

上一份工作在大型公司,员工福利没让她操过心。但到了新公司,她发现社保不是默认缴纳。有“00后”员工为此找到老板:“没有买社保,你是不是要给我补贴?”老板有些意外,“现在年轻人还挺懂法啊”,他发了补贴,特地交代对方:“千万别跟别的员工讲啊。”

林昕的危机意识打那就有了,她在网上学习了不少关于劳动保障的帖子,迅速下单《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我觉得我总不能在外面上个班还要被人欺负吧。”

这两年多,林昕一直把两部法律放在手边,视之为职场小白必备“红宝书”——合同应该怎么签,年假怎么休,工资怎么发放,她都会去翻一翻。

林昕购买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讲述者 供图

工资延期通知4天后,7月20日,老师们照常来到学校上班,发现前台的电脑、上课的教具,全都消失了。通过监控,他们弄清了原委:股东们和老板的纠纷升级,连夜搬走了学校所有值钱的物件。

人社部门也在这时候找上门来,就收到的欠薪线索跟老板核实,并督促他发薪。

接下来一场老板紧急召开的临时会议中,刚开始,林昕就听到自己和另一个老师的名字在讲台上响起,“你们俩去举报我了是吧?这工资我还怎么发?”

林昕险些被震慑住,她从人堆里惊讶地抬起头,“对,我是举报了,你发了工资我可以撤销,这不影响。”当初发起提议的老师没敢吱声。一时间,会议室只有她的反对声。

老板没有理会这一解释。他把矛头指向了林昕,“你们要怪就怪举报的人,等我把公司所有的事情处理完,再解决工资问题”。

林昕打心眼里认为这就是个幌子。从会议室出来后,她觉得没有必要再顾及情面,提交了离职申请书。她拉起一个微信群,决定联合老师们,通过劳动仲裁方式解决问题。群名取作:“七月起义群”。

仲裁的可能,曾数次被老师们提起过,但这一天真的到来,她却没得到同事们的支持。有人嫌弃“仲裁耗时耗力”,有人则担心“公司没有钱,仲裁也没有用”……更多人选择了观望和等待。最终站出来和她一起仲裁的是两名前台和一名编程老师,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女孩。

也许职场真的像大部分同事理解那样,得罪了老板,反而会拿不到工资?准备去劳动局立案前,看着打印机吐出一张张资料,林昕第一次动摇了心思。

几天后,最坏的情形发生了。老板突然发了部分老师的工资,没有她的,理由是“那些仲裁的一个都不发”。

老板发了部分老师工资,但少了林昕的。林昕在微信上质问老板。讲述者 供图

一系列“教科书式”应对

无论理论知识多么丰富,又或者像乔羽佳一样,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被离职”,现实的复杂总会超出人们想象。

当拒绝在离职证明上签字后,事情发展大大超出了乔羽佳预料。老板娘领着人事部门急忙赶来,一行四人,把乔羽佳围住。一开口,态度来了个180度反转:“你干得挺好的,工作也不难,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乔羽佳不说话,老板娘进一步示好:“我们现在征求你的意见,你想留下来吗,之前(领导)说的话可以不作数”。

“不习惯”,乔羽佳说起当时那昙花一现的气氛。她觉得又惊讶又好笑,抓住这个机会,先申请了两天假期。

休完假返回公司,她发现一切都变得好不习惯。不挨骂了,使唤少了,老板娘整天笑嘻嘻的,有事没事总往自己工位跑。做直播,她不过稍稍调整了手机的角度,老板娘朝她竖起大拇指。乔羽佳惊呆了:“她从没这样子过!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值得夸!”

“你看你今天做得多好”,那天下班后,老板娘边夸边递来一份合同,“你要是还想继续做的话,我们把合同补签一下?”乔羽佳一早就听说了,自己休假这两天,公司已经把没签的劳动合同都给补上了。眼下就差她了,老板娘和人事轮番劝说的架势,不同意很难脱身。

“我今晚再考虑一下。”乔羽佳溜走了。

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当寄出的邮件显示已被公司签收时,乔羽佳正式跟老板娘摊了牌。

这是一封“被迫离职通知书”,她对开除通知的回应。她要求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工作5个月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以及补缴社会保险,共2.6万元。

冲突当晚,她就咨询了律师,淘宝上三十块买来的服务。申请休假则是为了更充裕准备。等通知书到了才离职,也是为了避免被对方指责无故旷工。

这系列堪称熟练的操作,跟她在网上长期的“学习”分不开。老板娘看起来有些措手不及,一系列规劝失效后,在微信上问:“你想要多少?”

“注意这种提问。”乔羽佳在电话那头特别提醒。你不得不惊叹这些年轻人的敏感度,在一些网络盛行的“经验”帖中,类似的提问通常被他们视为一种陷阱——稍不注意,比如直接回复数字,就会被扣上“诈骗勒索”的帽子。

乔羽佳回复了一个网上公认的“安全”句式:“我们按《劳动法》规定的来。”

面对老板娘的询问,乔羽佳在思索后选择回复“我们按劳动法规定的来”。讲述者 供图

等待结果的过程是最煎熬的

等待结果的过程是最煎熬的,乔羽佳说。成功与否,会判多少,对方又会不会上诉,一切都是未知的。

公司没有认同她提出的赔偿要求,还指责她因工作失职给公司带来了损失,需要倒赔5.9万元。协商不成,乔羽佳向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书。

今年6月,仲裁院开庭。庭上争辩激烈,公司称乔羽佳4500元的月工资包含了加班费、补贴、提成,实际工资只有2000,还指责乔羽佳不主动让公司为自己签劳动合同,存在欺诈行为。

为了赢得仲裁,乔羽佳下了血本,花3000元请了律师。过程中,对方曾主动找来调解,表示愿意出1.5万元,她没同意。

父母也无法理解她的选择,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没有办法相信仅仅凭仲裁,就能白白拿到这么多钱?他们还怪她没有接受调解,“你就拿着这一万五不好吗?你还要拖多久?”

协商不成,公司提出需要乔羽佳赔偿损失5.9万元。讲述者 供图

一场仲裁的流程可能长达数月。调查取证、案件审理、裁决,都要时间,当事人不服,还能继续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当真正要踏入也许很漫长的拉锯战时,不是所有人都像乔羽佳有义无反顾的勇气。

心思动摇的时候,林昕被队友们一句话点醒了,女孩们坚定地表示:辞呈已经递上,不能反悔了。在父母那里,她也获得了绝对支持,妈妈告诉她:别去找他(老板),仲裁后让他来找你!

为了鼓励自己,去劳动局的路上,林昕特意挑了副墨镜戴上。她感觉自己的气场变强大了。

路上,她们经过一家小吃店,学校股东开的。几个人走进坐下,林昕墨镜也没摘下,喊来店主,点上最贵的小吃,语气冷漠:“这些,从我们工资里扣好吧”。对方也有些心虚,忙接话:“没事没事,这顿饭我请,你们别在我店里搞事情哈。”这让女孩们更有信心走进了劳动局。

仲裁程序比她想象中顺利得多。她们的证据很充足。最终,她和老板各退一步,对方承诺将按时按额支付工资,否则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乔羽佳也成功了。 历时四个月,今年8月底,她收到了2.2万补偿金,比她在公司收到的五个月全部工资还多。

接下来做点什么呢?她列了一串要求:事少,离家近,至少一个单休,买社保这回也被列入必须项。结果发现理想的工作几乎没有,“要不就是销售,要不就别工作。”

她选择了后者。倒不是说真的躺平,她想创业,把赔偿金用作创业基金,批发一些原材料,加工制作成漂亮的手串饰品出售。总之她不想给人打工了。

至于18岁男孩袁毅,他讨要100元兼职工资失败了。人社部门工作人员遗憾地告诉他,因为在校生身份,他的情况需要去街道办事处解决。忙着找下份暑期工,他没有再追究下去。

这原本是他最富足的一个暑假,有五个月的时间充分感受职场,没想到成了最波折的——先是在日料店顶嘴被开除;做客服又没讨到工资;后来几次尝试进厂也不愉快……

他自我安慰,不顺利也是种经历,但失败频次之高,也不禁让他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成熟才引发冲突。在一些工作场合,他问了年龄比他大的哥哥姐姐,“平时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你们怼过老板吗?”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忍嘛,还能干嘛。

现在,夏天结束了,他回到了校园,带着一些没能被解答的疑惑,还有对未来的恐惧:“一想到未来几十年都要上班,心态直接炸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实习生李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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