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我随口问了父亲一句：“你放几天假”？得到的回复是：你管我什么时候上班，你管好你自己，不找工作，一天到晚不知道在干什么。寥寥数语，却深深刺痛了我的内心，一时间如鲠在喉。我未曾想，我破釜沉舟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在他眼里竟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我来自农村，是村里少有的大学生，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的本科生，但仅仅是“大学生”这三个字似乎就足以让父亲在茶余饭后扬眉吐气。据我母亲说，在她们那个年代，生不出儿子会被人瞧不起，就算当着面不说，背后也会议论。生儿子对一个家庭而言是一种福气，显然我们家是没有这种“福气”的。所以父亲对我考上大学这件事，与其说是一种自豪，不如说是一种“风水轮流转”的骄傲。我并没有因为“上大学”这件事情有过多的喜悦，只是不甘中带着些许期望。不甘是由于这并非我梦想中的大学，期望是由于这是令村里人“羡艳”的让我未知的旅途。

和许多人一样，我心中有一颗名校梦的种子一直生根发芽，所以大学毕业时我在考研和考公之间选择了考研。考研是内心的坚持，考公是父母的期望。对父母而言，公务员是一份神圣而又光宗耀祖的职业，“铁饭碗”的思想在他们脑海里早已根深蒂固，什么大富大贵都不及安安稳稳一辈子重要。大学毕业那年，我第一次参加考研，但却未能如愿考到自己梦想的学校，我身边一战未能上岸的同学大部分选择了直接“二战”考研，但这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里人一开始就不支持我考研，而我也确实做不到在“二战”考研期间不问家里要一分钱，所以我收起了对同学羡慕的眼光，带着遗憾和迷茫走出了大学的校门，匆忙得连一张毕业照也没有。

大学毕业以后，作为一个金融学院的毕业生，我随大流地找了一份银行的工作，也算是和所学专业契合的一份工作，我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在疫情之下“史上最难毕业季”的大环境里对“毕业即失业”的焦虑。在父母眼里我算是有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至少我能够在新年前夕帮亲戚朋友兑换新钞是一件让他们感到“有面子”的事情。在银行工作的日子里，我算是幸运的，我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也得到了领导的赏识，但是在这日复一日的忙碌里，我时常感到浑浑噩噩和碌碌无为，相比于体力的消耗，这种精神内耗让我更加煎熬。许多人都以为在银行工作是一种体面，但真正在银行工作过的人就会知道，体面之下更多的是身不由己。我心中的那颗梦想的种子时常在呼唤着我，我知道那是自己心中的不甘和对梦想的渴望，加上当初那些“二战”考研的同学有许多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祝福之余满是羡慕，于是我在工作一年多以后做出了一个艰难而又朝思暮想的决定：辞职考研。

当我提出辞职的想法时，父母眼里满是不解，尤其是父亲，呵斥我不知道如今拥有一份工作是何等的艰难，辞职是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任性。我曾以为我的父母会与别的父母不一样，但我终究还是听到了那句我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最重要的是结婚生子。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那个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靠自己的努力在上海买车买房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后依然会成为父亲眼中的“反面教材”，仅仅是因为她大龄未婚，明明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人啊。最终我还是在父母的不支持和不理解下选择了辞职，这时我25岁，一个父母眼中适婚的年龄，而我却依然孑然一身且没有了工作。

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考上我理想的学校，但是带着不留遗憾的想法我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做好了事与愿违的准备。我一直想在学业上努力提升自己，但这显然是与父母的愿望背道而驰的，所以我顶着父母压力，带着“裸辞”的焦虑开始了我的“二战”考研。辞职以后我全身心备考，但是父母的“劝诫”依然不绝于耳。我曾经以为，我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的时候，我就能够有底气地做我想做的事情，至少在父亲的责备之时我可以说出“不用你管”四个字，但我显然高估了自己。辞职以后，我像往常一样给母亲生活费，但是母亲显然比以往多了一些谨慎并且时常拒绝，她知道我的不容易。

现在我考完了初试，正在准备着复试，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如果时光倒流，我想我依然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只是父亲新年之际的寥寥数语让我在失落中倍感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