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母校的足音
——写给五莲一中五十华诞
辛巳深秋,我置身在五莲一中的校园。花坛、草坪、假山、池水、各种各样的树木……色彩斑斓地渲染着这座花园式学校秋天的美丽;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教师宿舍楼、学生公寓楼……布局合理地矗立在明丽的秋阳中。即将竣工的综合大楼极顶上那颗闪闪发光的硕大的镀铬钢球像凸面镜一样,几乎把整个校园的景观纳入怀中。
如此精巧的设计,是昭示着学校要“托起明天的太阳”?还是鼓励学生去“摘取皇冠上的明珠”?我没有去深究设计者和决策人的匠心独运,但是我却从综合大楼脚下,那排屋山上刻有“一九五四年建造”字样的平房,同综合大楼形成的强烈反差中,似乎看到了小苗对大树的仰望,听到了历史和现实的对话;在学校接待室里,我向尊敬的师长请教,我和亲爱的同学交谈。我们的话题涉及学校管理,涉及教学改革,涉及师生关系,涉及学习生活,涉及成才和成人,涉及历史和现实。我不能马上理清自己的思路,但是我却从他们娓娓道来的话语中,从他们深深的感触和激动的表情中,似乎看到了五莲一中从历史深处走来且逐步清晰的身影,听到了她渐近渐响的脚步声……
声名远播 01
采访我的母校——五莲一中的冲动,缘于一次偶然的相逢。
2001年5月26日,我因故千里迢迢出差首都,住在武警部队北京总队招待所。翌日清晨,我到招待所对过的体育馆散步纳凉,无意间同一位早起遛弯的老大爷走到了一起。他热情地同我打招呼,问我是哪来的?进京干嘛?当我说是山东日照……尚未说到县名时,我注意到,他是一脸的茫然,好像不知日照为何物。可是当我说到五莲县时,他的眼睛竟突然一亮。听说我是来为朋友的孩子打探高考的消息时,他又是一副很不理解的表情,极感诧异地说:“五莲县的学生还用得着到北京来走门子?你们那里是个出状元的地方啊!”我告诉他,我是为外地的朋友来走动的之后,他才舒一口气说:“我说是嘛!你们那里的高考升学率那么高,中学的教学质量倍儿棒!”他见我用同样诧异的目光望着他,又补充说:“我的孙子孙女都在清华,北大读过书,你瞒不了我。”
一个边远小县,一块弹丸之地,竟在一位北京老爷子的心目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须知他们都是见过世面的啊!原因何在?我想到了我的母校——五莲一中,想到了她的贡献,想到了她的知名度。
在五莲县,在日照市,乃至整个山东省,五莲一中的教育教学成绩是有口皆碑的。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使她的那些炫目骄人的成绩随时都会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在广播里,在电视里,在报纸杂志上,在人们的口传信递中,我经常听到或看到有关五莲一中的报道,那都是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五莲县有50多万人口,高中招生划分为6个学片,学校生源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1997年高考,五莲一中本科上线率首破200人大关,1999年又突破300人,今年(指2001年——引者注)高考再创历史新高,进入全国重点院校本科线151人,占全县上线人数的55%以上,加普通院校本科上线人数共计378人,上线率连续9年居日照市之首。
——1987年五莲一中出了一名全省理科高考状元,1996年全省文理双状元又出在五莲一中。今年高考再传捷报,陈恕胜同学以原始分698分获得全省理科状元,另有3名学生列为全省第18名第35名和第53名。这4名学生全部被清华大学录取,这也是全市仅有的。
——每年高考五莲一中都有多名学生跃身日照市文,理科前10名的行列。1998年日照市文、理科前10名该校独占7名,并出了日照市文科第一名;今年高水平学生的集中涌现更是令人瞩目,全日照市文理科前10名该校学生再次独占7名,理科全日照市前4名被该校学生囊括。
——在历年的全国学科奥赛中,五莲一中均有学生获得最高奖项。1992年数学奥赛学校为全省第三名;化学奥赛学校多次获‘省优秀集体’、‘优秀学校’、‘优秀组织单位’称号。1993年物理奥赛获山东省‘十佳学校’称号。在去年的全国数理化奥赛中,学校有2人获全国一等奖,并居全市第一名,4人获全国二等奖。”(见《大众日报》2001年8月31日第四版《人才摇篮——五莲县第一中学速写》)
……
世界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国与国之间实力的较量,很大程度表现在高科技上,培养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人才已成为我们国家的当务之急。诚如是,高考升学率在近阶段,甚至在没有普及大学教育之前,都将是判别一个学校教育成败,教学好坏的极其重要的标准一一尽管不能算唯一标准和终极目标。学校这样看,社会这样看;教师这样看,家长这样看;本地这样看,外地(如北京)也这样看;曾经是文化不毛之地的五莲县就更这样看。
艰难的探索 02
五莲是一个1947年才从莒(县)、日(照)、诸(城)三县交界处的丛山叠岭中诞生的新建县。穷苦的地面,积贫积弱的结果,老百姓不仅食难果腹,更是文化的“饥”民。自从黄帝时代的两位史官仓颉和沮诵“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创造了文字,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可是五莲县的许多互助组、合作社,甚至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里选举、记工与算账,都还要靠数豆粒、掐草棒,或用石头在土墙上划杠杠。工作的同志丢在草丛里的钢笔,还被农民误认为“虫子”,一镢头砸下去,钢笔里流出了蓝墨水,竟吓得农民惊呼:“啊呀,血都是蓝色的,真毒!”因为没有文化吃亏受害的事例不胜枚举。
有一户人家买下一片山场,但是当他到山上砍柴的时候却被卖主阻止了。买主辩称:“当时讲好只是柿树不卖嘛,为什么不让砍别的树?!”官司打到衙门里,买主败了诉,因为卖契上分明写着“是树不卖”。不识字的买主又在上面划了押。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后面,饱含着山区农民辛酸的血泪,蓄积着他们文化翻身的强烈愿望。我们从老一辈的频频嘱咐殷殷期盼中可以想见,五莲县山山岭岭的皱折里,不知道蕴藏了山里人多少“秀才梦”!五莲一中正是在人们的殷殷期盼中,于1952年应运而生的。然而,办学的道路并不平坦。
那年秋天,山东省五莲中学(五莲一中前身,1956年始改称现名)在离县城四十华里的于里乡小尧村开始了艰难的起步。困难是多方面的。师资短缺。八名任课教师都是外地人。其中从即墨调来四人,从高密调来一人,从本县小学调来二人,从山东师范学院未等毕业提前分来学生一人;生源不足。“原计划招收四个初中班,但由于五莲文化落后,小学教育很差,报名上初中的只有73人,考试时又有一人缺考。因人数太少,最后连缺考的一个也录取了。”加上从高密招收的76人,总算凑齐了三个班,但是仍达不到既定的办学规模。后经请示,又招收了一个预备班(亦称高小补习班)。预备班的44名学生中,最小的16岁,39人已满18岁,其中已达21周岁的就有11人。“而且女的居多,还有个别缠小脚的”;教材缺乏。
开学第一学期,由于没有预订教材,师生上课没有课本。校长从高密中学借了一套教材,供教师轮流使用,谁上课谁拿着,老师讲,学生听、记,就这样上了一个学期;校舍简陋。虽然借用的是土改“果实房”——“探花府”(房屋的原主人曾在清末高中“探花”),但是,其条件仍是极差的。“那时教职员没有专用的宿舍,办公、住宿同处一室,有的连床都没有,睡地铺。教师办公无桌椅,找几块砖头坐着,趴伏在床沿上备课、批作业。”校长住一间小耳屋,和教导主任“共用一张小方凳,算是办公桌,两人伏在凳上写字,如果同时站起,常常碰个对头。”“学生上课无桌凳,全是席地而坐,本子放在腿上写字。”学生也无专用宿舍,大都借住在农户家里。寒冬腊月,吃饭也在天井里,常常是没有吃完,饭菜就冻成了冰疙瘩……如此的艰难困苦,并没有影响这朵杏坛新葩凌寒开放。
继这年“十一”如期开学之后,学校很快便开设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生物、美术、音乐、体育等应开课程。待到翌年迁入县城新校址,不仅教学设施有了改善,而且教材,师资、生源等状况都有了好转。学校贯彻上级“整个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办学方针,学习苏联先进的教学经验,工作秩序基本就绪,各项制度逐步健全,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办学规模越来越大,到1958年,已经扩大到18个教学班,其中包括12个初中班,两个高中班,两个初师班,两个中师班。学校已成为完全中学,在校学生多达833名。
这期间,学校先后受到整风反右和“浮夸风”的冲击,教学秩序一度混乱。“钢铁洪流冲开我校闭门教书的大门……广大师生离开课堂,冲出校门,奔赴钢铁战线,投入炼钢炼铁的大洪流里去。”“月朗星稀年夜中,人面钢花相映红。困乏不知何处去,炉上红旗舞东风。”师生们对上级的号召报以极大的热忱,但是,一俟“风头”过去,他们很快便从高炉旁回到了课堂,投入了紧张的教学生活。“劳动过多而影响教学质量的倾向”得到纠正,“教学必须改革”(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的指示贯彻落实。轰轰烈烈的教学实验开展起来,教学质量开始回升。
1960年2月,在昌潍地区各中学、师范统一考试中,五莲一中高二两个班的语文成绩名列全地区第一名。1961年,第一届高中72名毕业生,有30人升入大专院校,成为五莲县第一批大学生。1965年高中五级79名学生毕业,升入大专院校的多达54人。升学率远远高于其他县。
然而,好事多磨,“风流尽被风雨吹打去”。正当一届届高中毕业生走出校门,一批批大学生走出大山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五莲一中“一开始便成了重灾区……学校党支部被冲垮,教师被揪斗,派系山头林立,内战不止,学校完全停课闹‘革命’,陷于痛苦的无政府状态。其间几经努力,混乱的局面始终没有扭转。十年浩劫给五莲一中造成的最明显、最直接的损失之一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学校四个高中班239名学生参加高考竟无一人被录取。”(以上资料,援引自1960年版《五莲一中校史》、已故老校长孙光廷回忆录《艰难的开端》和马先仑先生的《大山里的“探花府”》)
“走麦城”事出有因。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霾之后,五莲一中即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态势“过五关,斩六将”,走向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开拓者03
五莲一中为什么历经磨难而元气不伤?为什么风吹雨打痴心不改?为什么“高水平、大面积”的人才队伍长盛不衰?除了其他因素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遇上了一届又一届好领导。我笃信毛泽东主席的论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在实行“首长负责制”的今天,尤其是这样。在采访母校的日子里,我的脑海中始终浮现着一个“多米诺骨牌”的场景——只要第一张骨牌挺直了身躯,后边的成千上万张骨牌都会岿然不动。而第一张骨牌一动,又会使成千上万张骨牌变幻出万千气象。五莲一中就有一批这样的“排头兵”。他们当挺则挺当动则动,动则导向正确。他们是五莲一中的“主心骨”,他们是斐然业绩的开拓者。
在建校初期的诸多困难面前,第一任校长孙光廷挺住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刘凯问他:“老孙,办学难不难?”他说:“难。”刘书记又问:“建校比建国还难吗?”他回答说:“不。”这位话语不多,见难不难,“只要党和政府说了,我就干”的老校长说到做到,迎难而上,硬是带领师生们走出了困境,走向了成功;在“反右扩大化”的强大压力下,第二任党支部书记郑树蔚挺住了。因为教师中家庭出身成份偏高的比较多,有人认定应该多出几个“右派”。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干部则坚持认为:“没有就是没有。他们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能打成右派?”结果,五莲一中的教师全部安全“过关”……
如果说,这些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学校领导不怕困难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开拓前进,是靠了一种宁折不弯的硬骨头精神,那么,那些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学校领导的开拓精神,更表现为一种委婉一种韧劲。他们在变革中未丢优良传统,在继承中坚持与时俱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历届历任学校领导的不断开拓,五莲一中不再是过去那个借屋办学的“土学堂”,而是一个占地面积110.6亩,拥有32个高中教学班,240名教职工、1900多名在校生,集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教职工宿舍楼、学生公寓楼、餐厅综合楼应有尽有,总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五莲“最高学府”。但是,人们欣喜地看到,物质条件变了,教学环境变了,学校领导艰苦奋斗、和师生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没有变。
学校只有一部普通轿车,学校公务用它,迎送客人用它,拉书和资料用它,退离休人员及学生得了急病送医院也用它,但学校领导办私事却不能用它。家住校外离校四华里的党总支书记荆学明,不管刮风下雨、春夏秋冬,都是徒步上下班,从来不用轿车接送。学校近几年盖了三栋教职工宿舍楼,都是先按学校教代会通过的评分标准打分,公示之后,再按得分高低进行分配。包括校长厉明彦在内的学校领导没有任何特殊照顾。
当初,也曾有人提议效仿有的单位,盖一栋面积大、标准高的“领导干部楼”或曰“高级教师楼”,学校领导却一口回绝,说:“我们只有干好工作、多为群众着想的义务,没有搞特殊、谋私利的权力。”学校实行“结构工资制”,校长的结构工资比高三一般教师还要低,主要领导和一般干部之间的差距也很小。人们欣喜地看到,学校规模大了,工作头绪多了,学校领导事必躬亲,扎实过细的优良作风没有变。建校初期,总务主任单立端负责筹建新校。他不仅指挥施工,还亲自动手干活,以致在抬木料时被刺穿了手掌,留下了终生的残疾。1990年暑假期间,校园改造进入了关键阶段,校长厉明彦照样同师生和民工们一起顶烈日、冒酷暑劳作在工地上,一边指挥施工,一边挥镐抡锨带头实干。
人们还欣喜地看到,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五莲一中的领导班子已几经变换,但是,这变那变,爱护教师,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一直未变。从青年教师的婚姻到中老年教师的家庭生活,从课堂教学水平的提高到教育科研和进修,学校领导都给予关心和体贴。每年新进校的老师,校长都要找他们个别谈心,倾听他们的呼声,并挤时间听他们的课,提出具体要求和希望。老师们的喜怒哀乐,时刻牵动着学校领导的心。
1999年高考前夕,一名高三的教师夫妻吵架,妻子跑回了娘家。校长知道后,立即派车把她接了回来,帮助做好了和解工作,使这位老师解除了后顾之忧。2000年冬天,政教室副主任、全国优秀教师张传太的母亲病故,接到报丧的电话,学校领导派车将他送回老家,并派了一名副校长和办公室主任前去慰问……我注意到,在有的单位,先进典型往往随着领导人的更替,不再被新任领导重视。五莲一中则不然。不管哪届领导树立的典型,都被现任领导视为宝贝。和他们谈及新老典型,他们总是如数家珍引以为荣。怪不得我所接触到的老师们都说:“在五莲一中你不用看领导的眼色行事,只要用心干好工作就行了。出类拔萃的,哪届领导都器重。”
人们同样欣喜地看到,在保持优良传统的同时,五莲一中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1954年建立《教研组工作条例》、《班主任工作条例》、《教师工作条例》、《考勤制度》和《升留级制度》,形成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到1979年开始实施《课堂教学要求》、《教研组工作八条》和《备课组工作六条》,重点抓了集体备课和课堂教学;从1988年制定实施《教职工考核奖励细则》、《学生管理评分标准》,建立了考评检查体系,到1998年实施“教职工聘任制”、“结构工资制”、“岗位目标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从确立“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发展特长、整体推进”的教学思想,到成立“教科研中心”、“电教中心”、“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
如此等等一系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使五莲一中逐步走向了制度化、科学化、正规化的轨道,被评为省级规范化学校。凡是到五莲一中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和前来参观的兄弟学校的客人,无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五莲一中的设施不敢说是一流的,但是五莲一中的管理绝对是一流的!”
面对外界的褒扬,五莲一中的管理者表现出一贯的冷静。在同他们的交往中,我觉察到,他们虽然不能和比尔·盖茨那样叱咤风云,不能和诸葛亮那样能言善辩,但是,一样都拥有一颗睿智的头脑,一样都显得虚怀若谷。校长和书记都告诉我说:“庆祝建校五十周年,应该好好总结经验,但是写现在的成绩一定要客观。”他们说:“人不能一口吃成胖子。学校能有今天,是历届学校领导班子前赴后继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说:“不是我们两人有本事,好在我们一班人戮力同心,拉的是一张犁,下的是一盘棋,用的是一股劲,唱的是一台戏。”他们说:“如果说我们还取得了一些成绩,上靠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靠了广大教职工的共同努力。”
用心血铺路04
我相信五莲一中的领导说的是真心话。从各个年代各种版本的《校史》和《大事记》中,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1960年5月,县委书记卢星文陪同副省长晁哲甫来校视察并照相留念。”“1989年5月,潍坊市教育局局长郑文华陪同副市长李惠信来一中检查工作,要求抓好高考。”“1992年10月1日,我校40周年校庆,山东省教委和潍坊市教委领导、县委书记徐善来、县长张庆吉和县人大、县政协、县纪委、县人武部的主要领导到校祝贺。”“1996年10月19日,县政协主席伊光彩陪同博山区政协领导来校视察工作,并与校领导班子成员举行座谈会。”“1997年3月1日,日照市委组织部领导来校慰问援疆支教老师刘祥荣的家属,县委副书记黄金华、组织部长汲广成、教委主任孙著文陪同。”其实,五莲县的尊师重教的传统由来已久。
建校初期,凡来一中任教的老师,县委的分管领导都亲自到车站迎接;老师有病住院,县委组织部长亲自到医院看望;每一任县委书记上任伊始,都要先到一中拜望老师。官方是这样,民间也是这样。建国初期,只要是识字者,都被视为“圣人”直到现在,老百姓特别是学生家长对老师特别是一中的老师都怀有深深的崇敬。
也许是这种尊师重教的乡风“同化”了老师们的感情。五莲一中的老师们以满腔的热诚拥抱了这块热土。七十年代之前,五莲一中的教师几乎全是外地人。他们有的家在千里之外,有的家在繁华都市,有的家在“人间天堂”,有的已经娶妻生子,有的父母年事已高,有的自己抱病在身。但是,他们大都单身奋斗在五莲一中的教学岗位上。家在杭州的朱祥林老师,老母早年守寡且已年过花甲,妻子离异,儿子患有精神病,自己在“文革”中又多次受冲击,他也未改初衷,从1960年调来一中,直到1983年,年过半百了才调回杭州。
调令下发后,他还晚走了一个月,直到送走毕业生才起程。八十年代,社会上兴起一股“从政热”,一些老师也跃跃欲试,当时,女教师王迎晓的父亲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公爹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完全有条件进机关当干部,可是她舍不下心爱的教学岗位,撇不开朝夕相处的学生。压根就未动调走的念头。
俗话说:“师徒如父子。”五莲一中的教师对学生的关爱胜过了亲生骨肉。担任班主任的吕有武老师在自己的女儿和班里的学生同时生病的情况下,他让仅有八岁的女儿自己去卫校打针,自己却陪着学生去医院就诊。至于给生病的学生送水送饭,为动手术的学生捐款捐物,对住校的学生问寒问暖,用自己的钱替家庭困难的学生垫付书费、学费,在老师中更是常有的事。老师们对学生的身体健康生活困难时刻挂在心上,对他们自己的身体却不管不顾。有的老师刚打完吊针就走向了教室,有的老师为辅导学生高考,推迟了预订的手术,有的老师咳血晕倒在讲台上……他们是在用心血为学生铺设一条成才路啊!
为了学生成才,老师们时刻关注着学生的心理健康,对那因为性格内向、家庭环境不好或青春期骚动造成心理障碍的学生从不歧视,而是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对他们“热心接待、耐心倾听、细心疏导、诚心交流、全心服务”;
为了学生成才,老师们鼓励学生到学校设立的“自修室”去学习那些既定教材中没有的知识,甘愿让学生“冒尖”超过自己,以培养“状元徒弟”;为了学生成才,老师们建议学校通过“校园电视网”开设了声像阅览、电视散文和信息博览等电教课,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学生的素质;
为了学生成才,老师们绞尽脑汁爬罗剔抉地研究着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如早在1979年就探索成功的“自学指导法”、“引导发现法”、“循环复习法”和“点拨法”;如后来推行的“整体化教学法”、“分层教学法”等等;为了学生成才,老师们善于发现后进生的特长,办起了音、体、美特长班,扬长避短特生特培,三年时间就有141人上了本科线,使一些原本升学无望的学生圆了“大学梦”,有的还考上了中央美院等高等学府。
分管政教的副校长马先仑说:“在老师们的心目中,没有差生,只有后进生,而后进生是可以转化的。”山东省模范班主任张传太说:“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哪个家长不指望孩子成才?在我们班里倒数第一,在家里也是家长的‘唯一’,我们应该为老百姓着想”;为了学生成才,老师们在抓紧自我“充电”,不仅要给学生“一桶水”,而且要使自己变成“一台抽水机”,源源不断地供给学生新知识。
目前,所有的教师都取得了达标学历,有多人还读了研究生。目前,已有55名教师取得了高级职称,90人被评为一级教师;为了学生成才,后勤的教职员工也不落后。六十年代负责敲钟的校工老路,除了打钟,还主动地按时为各教研组送开水、擦灯罩;进入九十年代了,每逢高考复习阶段,后勤上的同志照旧为辅导学生高考的老师送水;学生公寓楼下的供水管道坏了,后勤上的同志连夜抢修,怕影响同学们第二天早晨洗脸;有歹徒跑进校园闹事,为保护师生安全,门卫王树堂挺身而出英勇负伤……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用分管后勤的副校长厉夫刚的话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创造一个好环境,让师生们教好、学好,好让学生们早成才呀!”
在五莲一中的教师队伍中,爱岗敬业卓有贡献的优秀教师层出不穷。从六十年代的王玉英、七十年代的张中治,到八十年代的辛绮文、九十年代的张传太,一个接着一个。他们既是一中教师的佼佼者,又是一中教师的典型代表。同他们一样,许多老教师都为五莲一中的发展,为培养山里的孩子成人、成才,付出过辛勤的、创造性的劳动。例如,中学特级教师、山东省劳动模范徐尔为,山东省劳动模范王康万,全国优秀体育教师马学三……他们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是,他们丰富的教学经验,严谨的治学态度,朴实的工作作风,亲切的爱生情怀,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背好行囊走天下 05
在同五莲一中的小校友们交谈时,不管是来自城里的还是来自乡村的,不管是来自本地的还是来自外地的(在校生中有60多人是从北京、南京及东北地区慕名而来的),都异口同声地说:“来一中求学,既有压力又有动力,更感到光荣。”我与他们深有同感。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1964年夏天,当五莲一中教导处的老师把我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们村的时候,我正在山上为生产队放羊。欣喜若狂的老父亲满坡里喊着我的名字,要我快来家拜见老师。在赶着羊群回村的路上,我看见了父老乡亲们异样的目光。这里边有疑惑、有嫉妒,但更多是羡慕、是祝贺。
如果说,这时候我还没有感到什么压力,那么每次回家背饭,母亲天不明就为我备好晨炊,又伫立在村头一直目送我消失在远方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到了肩上的压力。我肩上背的不仅仅是干粮,还背负着父母亲的希望呀,我背出来一袋袋吃食,应该带回去一肚子学问。这正像我的老校友叶德军在《五莲一中校歌》歌词中写的那样:“在鲜花烂漫的山城,在青春焕发的年龄,深深地扑入你的怀抱,亲爱的五莲一中。带着党的期望,牢记父母的叮咛,擎起理想的火炬,铸造那美好的心灵。团结、笃学、求实、进取,艰苦奋斗讲文明。啊,五莲一中,你给我扬起前进的风帆,你永远是我心中的明灯。”
我想,我的新老校友就是怀着这样的心境走进五莲一中的吧。要不然就没法解释他们那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初中四级里有个同学叫舒源骏,因为家里穷,买不起字典。他的那本“学习字典”,全是照着同学的字典用钢笔一笔一划抄成的。六十年代初,因为生活困难,许多同学饿着肚子坚持上课。干粮没有了,吃饭的时候,出去转一圈,喝点开水充充饥,回到课堂照样上课。
那个年代艰苦奋斗,时也,势也,可时至今日,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竟毫不逊色。有一位叫高玉立的女同学,1996年考入一中后,每逢假期,她都自个儿到学校教室里复习功课,有时候碰巧还有别的同学也在教室里复习,即使好友也因为忙于复习半天不搭话。春节期间,家里客人多了影响学习,大年初一吃过早餐,她就提壶开水到学校教室里复习功课,甚至中午也不回家。功夫不负有心人。高玉立已如愿考入中国外交学院。
为了充实自己,五莲一中的学生不满足于老师教啥学啥。他们利用学校自修室和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课外知识,有的同学高中毕业时,已经修完大学二年级的课程。许多同学严于律己又乐于助人,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好印象。1996年山东省理科状元李兆凡在一中读书时,常常为考试中丢了一两分而自责。他认真地听老师讲解,直到弄明白为止。凡是他明白的问题,他又毫不保留不厌其烦地指点其他同学。他是班级优秀的“兵教兵”的“小先生”。
五莲一中的学生普遍有一种不甘平庸敢于“冒尖”的心态。我采访过的小校友中,有不少这样的表态:“既然来到一中,就应该创造辉煌,不能甘于平庸。”“作为一个一中人就应该有责任有义务为一中的辉煌增光添彩。”他们的自信缘于他们的实力。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成功。因为他们是就读在五莲一中,因为有一中已经取得的辉煌可以作证
截止2001年,五莲一中已向社会输送合格人才一万多名,其中,有六千多名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有60多人考入北大和清华,有4名同学考取山东省状元,有20多名毕业生现已获博士学位,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和学者,在各个领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曾多次参加我国入世谈判、中国WTO专业第一个博士、上海外贸学院院长刘光溪是五莲一中的学生;全国优秀医务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矫形外科康复医院院长秦泗河,也是五莲一中的学生。那位当年抄字典的初中生,现在已是东北地区小有名气的作家了。山东鲁能集团燃料总公司董事长张传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发表专著近10部,同样为五莲一中的学生赢得了好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现在用“桃李遍天下”形容五莲一中,我认为算不上夸张。
当我整理好采访笔记,准备关闭电脑时,闭目凝神掩卷沉思,耳畔反复回响起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担当生前事,功过岂无评。”五莲一中的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老师来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毕业一届又一届,有多少人在这里搬演了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有多少人在这里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又有多少人在这里做出了让时间的碾盘都不能磨灭的贡献!尽管他们有的已经退休离职,有的已经隐居故里,有的已经病故辞世,但是那一串串难忘的姓名,都将永远鲜活在五莲人民的记忆里。他们的名字不仅会深嵌在五莲一中的《校史》里,而且会深嵌在每一个学生的心坎上。
2002年金秋,将是五莲一中的五十华诞。她在金秋里诞生,也在金秋里走向丰盛。“知天命”,不等于要衰老,而是意味着成熟和老道。我分明看到,年近五十的她脚步愈轻,身板愈硬,人气愈旺,前程愈光明。我的心匍匐在杏坛上,祈祷我的母校,祈祷她永远年轻而不减当年的风韵;倾听我的母校,倾听她继续前进且渐去渐远的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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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风采
徐敏宗,山东五莲人。1986年加入中国作协山东分会,高(2)级作家。参加工作后,不管是务农、教学、从事新闻报道,担任领导职务,还是离岗、退休之后,均坚持文学创作笔耕不辍。现已发表各类文艺作品计260万字,并多有作品在市以上获奖。 其代表作长篇小说《本根》,长篇小说《好人巷》均获“日照市文艺奖。其新闻作品及部分文艺作品在市以上乃至全国多有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