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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师老师怀孕辞职报告,孩子老师怀孕了要辞职怎么祝福…

时间:2023-05-05 16:14:52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43岁的民办幼儿园园长,一直在离职的路上

转载自人间theLivings,建议关注其公众号


配图 |《可爱的你》剧照


2021年12月 ,教育部印发“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区政府将一些集体承包、国家用地建成的幼儿园收归为公办幼儿园,公开招聘园长和教师。但李红因为受制于年龄,只能继续选择应聘民办幼儿园。





前言


我和李红都是民办幼儿园的园长,曾一起参加过幼儿园园长培训班,也经常在大小会议和活动中碰面。我俩谈论的话题,多是有关幼教行业面临的种种压力:没完没了的评估、检查,社会对幼教行业的轻视,家长过度敏感的维权意识……

去年7月,李红给我说,她离职了。细想起来,这是她从事幼师以来第四次离职,个中艰难与辛酸,我也心有戚戚焉。

以下为李红自述。


1

我来自农村,父母务农的收入,只够维持一家五口的温饱。作为家中老大,我初中毕业后没继续念高中,选择读了中专。原本志愿选的是中师,分数够了,但因为没关系,被涮了下来,最后进了一所幼儿师范学校。

1998年毕业后,19岁的我应聘到佛山下辖五区的一所公办幼儿园,开启我的幼教生涯。这所幼儿园是机关幼儿园新设的分园,“机关二幼”,名义上是公办,实际是自负盈亏,政府对老师并没有多少额外补贴。扣除社保,我每月实收到手的工资是500元,给父母300元,自己留200元。

虽然拮据,但我工作得很开心。因为是新幼儿园,这里的老师大多是应届幼师毕业生,大家年纪相仿,工作氛围很好。园长是高我六届的师姐,年轻有活力,素质和业务能力都很强,给了我许多专业的指导意见,坚定了我在这行坚持下去的信心。

当幼师,除了要有爱心,还要特别有耐性。我原本性格有点急,但与孩子相处中,性子被磨得“慢”下来,渐渐喜欢上当“孩子王”的感觉。加之我是家中老大,自小便学会自己拿主意,这让我比同龄人多了一份老成,让师姐对我颇为赏识。2003年1月,她将我从“级组长”直接提拔为“园长助理”。此时我新婚不久,可谓是双喜临门。

升职后,我对工作更加上心,原本5点左右就可以下班,我基本都会加班到7点。很快,我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但仍坚持参加本科学历提升和各种培训。

次年3月,我生下大儿子,因为市一级幼儿园评估即将到来,我产假只休了1个月便主动要求回园上班。在我们的努力下,幼儿园顺利通过评估,同时被评为“优秀家长学校”,成为区内为数不多的“市级优质幼儿园”,我和师姐都颇有成就感。

但这种成就感并没有维持多久,这年6月,有关“幼儿园要转制”的消息便传了出来。当时大家对“转制”的理解便是“下岗”,一时人心惶惶。

我问师姐:“幼儿园转制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失业?”

师姐摇摇头:“如果幼儿园还要办下去,总是需要人做事的,你们不一定会失业。”至于转制是好是坏,师姐也说不上。

我又问她:“如果转制了,你还留在这儿继续当园长吗?”

师姐说:“我已经找了关系进小学。”

听到师姐这样说,我更是心乱如麻。

7月,转制大潮席卷而来——区里所有公办幼儿园全部转制为民办,连中心、机关、妇联等历史悠久、老牌的公办幼儿园也未能幸免。我们园因为建成时间较短,教学楼是集资兴建,因此比其他幼儿园转制得更彻底——本地一位搞房地产的罗姓老板,以竞拍的形式连地带建筑将幼儿园买走。“遣散费”按工龄计算,我的工龄只有6年,平时工资不高,补偿到手,不足1万元。

转制后,有门路的老师都凭关系进了小学或是其他机关单位,我跟10多位老师没有关系和门路,只能选择继续留在这所幼儿园工作。

转制后的幼儿园改了名字,法人代表也换成罗老板的太太,我们管她叫王董(事长)。王董当时48岁,许是早年跟丈夫辛苦打拼,面相有点老。她穿着华贵,但搭配得有点花哨,加上发福的身材,有种农村富贵老太太的即视感。

王董对员工还算客气,但很抠门。她虽没学过幼教,可除了当董事长,还要身兼正园长——这样就能少支出一份“正园长”的工资。她让我当“副园长”,给我的工资也只比我当园长助理时多几十块。此外,她还削减人员,将原本每班“两教一保”,削减到每班“一教一保”。

人员精简了,幼儿园的设备、设施也不再更新维护了。幼儿园的茶杯柜柜门烂了,只用一道布帘子遮挡;操场铺设的地胶老化严重,让人铲掉烂的地胶、涂上地漆就算了事……看着幼儿园日渐从色彩和谐、雅致的环境向花里胡哨、低档俗气的方向沦落,我却无能为力。

王董不止一次对我说,不必再按以前公办幼儿园的标准办学:“买下这所幼儿园已经花了不少钱,如果要投入资金改造更新,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本。如果没有多少钱可赚,我就将这所幼儿园再转手卖出去。”

2008年4月,我们迎来4年一次的“市级幼儿园”复评。与4年前幼儿园第一次进行市级评估得到的赞誉有加不同,这次复评,评估组专家对我们幼儿园从办园条件到教师素质、工资待遇存在的问题,不留情面地痛批一顿,提出了不少整改意见。

会上,我强作镇定,但每一位专家的意见都跟打我脸一样。评估结束后,我从提升教师工资待遇到改善办园条件等方面写了一份长达5页纸的整改报告,郑重交到王董手中。谁知,王董翻了翻,不以为意地说:“那些人提了这么多意见,幼儿园还不是照样通过(复评)?评估都过了,没有必要花这些冤枉钱。”

她没有丝毫要改变现状的想法,让我深感失望。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她为了应付复评,多请了3个教师以达到“师幼比”的指标,在复评结束后1个月,她连知会我一声都没有,就把那3个老师全炒掉了。

在这所幼儿园里,我没有实际的财务、人事管理权和决策权,也没了从前对幼儿园的归属感。2008年7月学期结束,我提出辞职,王董没有半点挽留,还以合同未到期倒扣我半个月的薪水。


2

辞职后,我到区内一所连锁式民办幼儿园应聘。这所“阳光国际幼儿园”开办1年多,号称培养国际视野的孩子,以“浸泡式”英语教学为特色课程,双语教育。幼儿园的装修下了血本,在室内还铺设了当时少见的原木地板,配置中央冷暖空调和教学一体机。

我应聘的是教学副园长的职位,面试我的是西装革履的年轻总监,姓李,是老板请来专门负责管理和销售的团队负责人。我当时还想:幼教行业里,男教师本来就少,担任负责人的更少,能投身这一行业,勇气可嘉。

李总监问了我一些关于市场定位及如何做好课程营销、提升品牌和业绩的问题,这让我有种错觉:我面试职位的不是幼儿园园长,而是销售主管。对于这些超出我专业范畴的问题,我自然是答非所问,于是李总监又给我科普了不少市场需求、客户整合等知识。

说实在的,他的言论让我刷新了对幼儿园管理和办学的认识,但我内心有种抗拒和隐隐不安——将营销手段引入幼儿园办学,将家长和孩子作为“客户”对待,是否偏离教育的本质,最终导致幼儿园办学只为赚钱?

入职后,我的顾虑很快便成了现实。

为了宣传幼儿园、招揽生源,李总监让我和正园长带领老师要每周搞一场活动。不仅在园内搞生日会、表演会,还要到外面的商场搞促销会,碰到节日更是大搞主题活动——就是以“洋节”为主题开展教学活动,比如万圣节,我们需在教室挂满各种南瓜鬼脸、幽灵、蝙蝠造型,老师和孩子穿着各种“创意”搞怪的服饰,玩吓唬人的游戏……

我并不反对让孩子感受多元化文化,但幼儿园的教学完全摒弃中国传统文化,我并不赞成。对此,李总监不以为意地说:“这是市场的需要,只有迎合家长的需求,为家长提供更多元、更新的价值,他们才会为我们的服务和课程埋单。”

李总监口中的“家长需求”,就是“与国际接轨”,“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为了保持幼儿园的“国际”品牌,这里开设了很多课程,除了“浸泡式英语”还有 “万能工匠”、“奥尔夫音乐”、“蒙氏数学”等名目繁多的科目,都是要家长另外付费的。

李总监还要求老师们对家长进行“精准销售”,“一对一”宣传服务。幼儿园分设普通班和国际班,普通班的收费比区里幼儿园的“保教费”(也就相当于学费)略高一点,而国际班配有外教,每个班的名额比普通班的人数少,保教费更比普通班贵了不止两倍。老师的工资奖金都跟业绩挂钩,有详细的奖励方案——如有孩子成功报读付费课程或入读国际班,视人数和入读时间,发放500到1000元不等的提成。因此,国际班就成了幼儿园的主要“拳头产品”,为了拿更多提成,老师们将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对家长的宣传和搞活动上,无暇做好日常教学工作,加班更是家常便饭。

李总监精力旺盛,还经常对我们进行“高端”培训,内容多是与“销售”、“话术”等有关。起初,他把培训时间安排在中午或晚上7点后。中午培训最难熬,老师们上了半天班,带着孩子又唱又跳又玩游戏,已经十分疲累,想要休息,这个时候培训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在我和正园长多次提议下,李总监才勉强改为周六早上培训,但这样一来,老师们的休假时间更少了。

因为工作强度大、休假少,我在这里工作的两年里,每学期至少有5个老师的“流动”,最后连比我早入职的正园长也辞职了。临走时,她问我要不要一起走,我觉得两人一起走对幼儿园影响太大,而且我家当时的现实,也让我不能贸然离职——老公比我更早下岗了,之后开过餐厅、搞过货运和送水公司,但都只赔不赚,反将单薄的家底折腾得一干二净。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还要帮衬娘家,压力巨大。在这所幼儿园工作,的确很辛苦,但提成能按时兑现,收入也比区内其他民办幼儿园高,我只能咬牙坚持。

正园长离职后,我“顺位”补了这个空缺,表面看是升职加薪,但压力也前所未有的大——家长的投诉越来越多。投诉集中在三个方面:老师经常换,无法保证保教质量;幼儿园以各种名目“乱收费”;国际班除了多了个外教,其余教学与普通班无异,与宣传所述的“货不对版”。我既要答复家长的投诉,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还要写整改方案及与李总监进行沟通,身心俱疲。

压倒我最后一根稻草,是2013年的调价事件。

区内幼儿园的“保教费”是按学期收取的,调整保教费需要在教育局备案,经物价部门审批,办好手续才能调价。我园的调价申请早在这年1月就递交,但直到7月上旬学期结束还没有批复。按以往惯例,学期结束后我们便要收取下学期的学费,好避免生源流失,同时如果有孩子不继续在园就读,空出的学位就需要另外补充。

在如何收取下学期的费用问题上,我跟李总监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争执——我认为要等新的调价批复后才能收取保教费,减少家长的投诉与后期沟通麻烦。但李总监认为,现在不收费会造成生源流失,坚持按旧收费标准先把钱收了,等新的收费批复下来后,再让家长补交调高的费用。我俩僵持不下,最终,因为决策权在他而不在我,收费还是按他的方案进行。

2013年9月开学,新的调价申请终于批复下来,我们向家长发放一份补交费用的通知,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家长们以幼儿园存在乱收费、欺诈行为向媒体曝光,还有家长组成维权委员会,在幼儿园门前拉起了维权的横幅。家长们强硬表示,不按原来的保教费收费,他们就集体退学。

这件事因为媒体的介入,发酵得越来越大,幼儿园之前存在的问题也被一一放大、曝光。最后,由教育部门出面,让我们按原来的保教费收费,才将事件平息下来。

经此事件,“阳光国际幼儿园”的声誉一落千丈,从“高大上”沦为“劣质”,孩子纷纷转学,老师集体离职。这种影响,直到我离开这所幼儿园5年后才慢慢消除——这也许就是对幼儿园急功近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反噬吧。

李总监并没有让我背锅,他一力承担了这件事,承认是他决策失误,也没有辞退我的意思。但我觉得自己继续在这所幼儿园干下去很没意思,在处理完调价事件后,我再次辞职。


3

这次辞职后,我考虑过转行,但在幼教行业干了这么久,就这样放弃,我并不甘心。思考很久,对比过其他职业,我还是觉得自己喜欢孩子,也适合在幼儿园工作。孩子的世界单纯,没有算计和心机,再调皮的孩子在我眼中都有可爱之处。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对我毫不设防的信任和依恋都会带给我满满的感动。经历两次离职后,我觉得民办幼儿园管理不够规范,经费投入不足,教师工资待遇没有保障,不想再去民办幼儿园工作了,于是就将目光投向公办幼儿园。

当时,幼教行业又经历了再一次“转制”。因为自2003年公办幼儿园转制后,虐童事件、幼师素质低、幼儿园老板只顾赚钱不管教育质量等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国家意识到将幼儿园全面推向市场和社会并不适当,又于2010年下发文件,将原本转制的中心幼儿园收归国有,变回公办,而且规定每个镇街必须保留一所公办幼儿园。

曾与“机关二幼”同期转制的区中心幼儿园和妇联幼儿园在2011年转回公办。在职的老师们通过考试可获得编制,编制老师工资待遇可享受小学老师待遇的65%——虽然跟小学正编老师的收入还有一定差距,但这个收入比民办幼儿园的园长收入高多了。我想,以我的资历和经验,考进这些公办幼儿园当个老师,应该不难。

就在我积极备考时,却意外又怀孕了。当时计划生育还抓得紧,虽然我已不是编制内的人员,但生二胎还是要罚钱的,而且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我无法再报考公办幼儿园,我无比烦躁。老公却坚决不让我打掉孩子,他承诺会努力赚钱,不会让我受苦,在他的强烈请求下,我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躲藏9个月,2014年8月,我顺利生下小儿子,交了一笔罚款后,给孩子安上了户口。第二个孩子的到来,让我们的经济更加捉襟见肘,为了赚奶粉钱,我出了月子就开始找工作。

2015年2月,我应聘到一所名为“聪明树”的民办幼儿园担任教学园长。

我选择这所幼儿园,实属无奈——一般的用人单位是不会招我这种刚生完孩子的人的,而我又急于找工作,所以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这所幼儿园原属于工业系统,是由旧厂房改建的,有30年的办园历史,也曾在2003年进行过转制,转为集体承包的股份制幼儿园。幼儿园占地面积大,还有充裕的户外场地,但地处旧城区,师资力量单薄,无法提高保教费。

这里的生源大多是周边外来租户的孩子,家长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很忙,没有时间陪伴和管教孩子,对孩子在园的生活只要管吃管喝,不出安全问题就行。这也导致教师们对孩子的管理十分严厉,孩子大多被限制在室内和课桌前,活动室里配有积木、图书、棋类等教玩具,数量不足,给孩子玩的机会也不多,更多的时候,孩子都被老师要求趴在桌子上“静息”或是埋头写字、计算。孩子们表现得都很乖,但乖得让人心疼。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也有教师的素质问题。全园36名教师,正规师范毕业的老师不超过10个,很多老师都是从工业局属下各个单位抽调过来的,之前的职业五花八门,工人,财务,销售人员,兼而有之。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幼儿园的管理机制不完善。所谓集体承包的股份制,意味着所有工作人员都是“股东”,都有管理幼儿园的权利,无法有效实施层级管理。园长的职责和权利并不明显,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比如:有保育员在中午值班时睡觉或外出逛街买菜,这种情况属于违反岗位职责、擅自离岗,根据制度是要进行扣罚的,但最终由园长私下批评了事;变相体罚孩子更是普遍现象,有一位老师因为孩子调皮,将他独自关在睡室里,但并没有人觉得这种做法已经违反师德,老师也没有受到处罚……在这种无章可循的工作环境下,工作人员违章违纪更加肆无忌惮。

在“聪明树”工作1年多,我发现这里的内部管理、卫生、安全、教学教育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凭一己之力是无法改变的,更怕自己温水煮青蛙,被这里同化,我再次思考自己的出路。

2017年10月,在一次教育会议上,我碰到旧同事邓琳。她当年跟我同在“机关二幼”,家庭条件本来就好,老公家又因为征地分了不少钱款。所以在2003年那次转制后,她就回到村里,盖了一层四层高的楼房,自己办起幼儿园。当年开办幼儿园政策宽松,没有现在这么规范和高门槛,邓琳很快便赚到第一桶金,听说还开了几间分园。

多年不见,她的气质已非当年青涩少女,举手投足之间俨然一副女强人模样,只是直爽的性格没有改变多少。她听说我在“聪明树”任职,连说“大材小用”。她极力怂恿我跳槽,说她跟两个朋友投资承包了一所新幼儿园,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加盟当园长。


4

2017年岁末,邓琳第一次带我到“亲宝贝幼儿园”参观时,占地5000平米的幼儿园还处于毛坯状态,水泥、木板等建筑材料堆得横七竖八,室内裸露着岩灰色的墙体。

和我们同去的,还有承包幼儿园的两位女老板,萍姐和叶薇。

我跟萍姐是第一次见面,她50多岁,衣着随意,但看着很精明。她年轻时曾在一所公办幼儿园当过保育员,后来老公发了财,就辞职当起老板,手头经营着3间幼儿园。叶薇是我高我两届的师姐,平时也有见面,但少有来往,她衣着讲究,话不多,略显深沉。

“参观”全程,邓琳话最多,大概是怕我不愿意到这所离城区30公里的乡镇民办幼儿园当园长,她一直强调:“我们将会投资300万对幼儿园进行内部装修,以广东省省级幼儿园的标准打造。”她又指着周边正在兴建的楼盘对我说:“这所幼儿园邻近有几大楼盘和工业园,招生不成问题!我们给你的待遇是底薪加提成。如果招满100小朋友,我们还会给你分红。”

邓琳还承诺,除了财权,这所幼儿园由我说了算,招生由我全权负责,而幼儿园的理念、特色、办学目标都按我想法制定。我被说动了心——工资待遇当然是最大的吸引力,年薪15万,这比之前高了不少。更重要的是,过去我曾经工作过的民办幼儿园都存在着办园不规范、老板掌控幼儿园管理的情况。我想,如果真能如邓琳所承诺的那样,我就能按自己的想法打造一所孩子喜欢的“自然生态化”幼儿园。

2018年年初,我开始到这所离家30公里的乡镇幼儿园上班。因为是新园,“亲宝贝”还没有工作人员,只有我这个光杆司令。我一人身兼数职,跑装修、办幼儿园办学许可证、招聘老师、员工以及招生,都要亲力亲为。“亲宝贝”离城区颇远,招聘工作人员并不容易,我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帮忙招人,将招聘启事广发朋友圈及各个微信群,还在当地的招聘网站花了1万多元办了个年度会员,才勉强拼凑出一个12人的团队。

招生也同样艰难,幼儿园附近确实有楼盘和工业园,但这几年,各行各业的老板们看到幼教行业收益稳定、投资风险小,且国家有扶持政策,都一窝蜂地投资办幼儿园。在“亲宝贝”周边,大大小小的幼儿园不下8所,有3所幼儿园的规模比“亲宝贝”还要大。我们要跟这些比我们早开办的幼儿园竞争,除了打价格战外,还要想更多的办法吸引生源,甚至做过“0元体验课”、前10名报读小朋友免费入学等促销活动。

这期间,邓琳给我的支持是最多的。叶薇和萍姐则很少出现,她们比较关心幼儿园的运营和收入情况,每次到幼儿园都是查账目。叶薇倒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情绪,但萍姐却将不满挂在脸上,总是皱眉:“生源这么少,什么时候能回本?”“你有没有想过办法招生的?”

有些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干脆保持沉默,倒是邓琳经常替我辩解:“幼儿园开办时间不长,现在能有接近100人也不错了。”

2019年2月,幼儿园的小朋友人数增至150人,我向老板们提出给工作人员涨薪酬——教师现有工资扣除社保后不到3000元,保育员老师就更低了。另外,我还申请增加管理人员,配备副园长或是主任。

萍姐不同意,理由是现在幼儿园的收入不多,不能给工作人员涨薪水,至于人员配备,她认为幼儿园只有一个园长就够了。叶薇则没有表态。邓琳只能安抚我说:“幼儿园现在收支刚好平衡,你再等等,等招多点小朋友,我一定加老师工资,还会给你配备人手。”

我心里虽然有点不舒服,但也没有再坚持,这事情最后不了了之,我还得硬扛着一人身兼数职。


5

2019年6月的一天,萍姐忽然带了几个穿银行制服的人到幼儿园,也不让我作陪,一行五人将幼儿园里里外外走了个遍。我隐约听到他们在说“抵押”、“贷款”之类的话。

萍姐前脚刚走,邓琳就来了。

我问:“你怎么才来?萍姐他们刚走。”

邓琳有点诧异:“萍姐?她跟谁?”

我将刚才看到、听到的事情跟邓琳说了,谁知邓琳一听就炸锅了:“要将幼儿园抵押给银行?这个林萍真是太老谋深算!”

我连忙说:“我也听不太清楚,可能听错也说不定,你别冲动。”

邓琳冷笑一声:“林萍和叶薇之前想卖掉幼儿园,我没同意,她俩现在又想到将幼儿园抵押给银行这一招,真以为我很好欺负!”

我一听,头都大了。

“我跟你是老友,也不想瞒你了。其实年初我就跟她们大吵了一场,她们说给你的工资太高,要减你工资,还说过要再请另外一个园长。我说人是我请回来的,我不会换人的。她们又说这幼儿园不赚钱,要将这所幼儿园卖掉。这幼儿园我可是花了不少心血,不能说卖就卖,我忍不住跟她们吵了起来。”邓琳在气头上,便竹筒倒豆,将她跟萍姐吵架的事情说了出来,听得我满心郁闷。

因为经营理念不同,萍姐她们跟邓琳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常常同时出席幼儿园的活动,但全程无交流。2019年9月开学后,邓琳忙着筹办月子中心,很少到幼儿园,倒是叶薇来得很勤。除了查账外,她还会亲自动手整理幼儿园的档案资料。

临近幼儿园评估,我复检幼儿园的档案资料时,发现董事会的资料没了邓琳的名字。我问叶薇是不是漏写了,叶薇轻描淡写地说:“董事会可以不写邓总的名字。”

见她无意再做进一步解释,我虽然有疑问,但因为不知道她们是怎样的合作方式,所以也没再追问。

2020年的寒假还没有过完,新冠疫情便来势汹汹,让生源和收入十分不稳定的“亲宝贝”雪上加霜。幼儿园从2月开始停课,一直到4月还没有复课的迹象,我内心十分焦虑——幼儿园的主要收入是孩子的保教费,停课不仅没有收入,恐怕还要退费给家长,此外还要支付水电费及每月接近10万元的租金,幼儿园不知能否支撑得下去。

再者,就是幼儿园员工的工资不知怎样发放。从2月开始,我就不断打听别的幼儿园疫情期间怎样发工资,但听到的消息让人心头发凉:有的幼儿园跟我们一样至今还没有发工资,有的幼儿园则是发50%工资,还有些幼儿园则所有人一刀切,每人每月只发600元生活费。

我分别给3个老板打电话和发微信,问她们怎么发工资,邓琳和萍姐都让我找叶薇。叶薇说每人发600元,我说600元太少了,估计以后复学老师都不愿意回来上班。跟她一番讨价还价,拖到4月,终于按本地最低工资的八折给工作人员发了工资。

6月,幼儿园终于复课了。没多久,萍姐便将原来的门卫换了。邓琳再到幼儿园时,便被新门卫拦着不让进,气得她在门口大吵大闹。我闻讯赶来时,邓琳已经将保安室的窗玻璃都砸了。

我打电话给叶薇,叶薇淡淡说:“邓琳已经不是幼儿园的股东了,我们不想见她,她真要闹,你就报警吧。”

我感到十分错愕,但还是让邓琳进了幼儿园。她一屁股坐在园长办公椅上:“她们两个想将我踢出局!”

她说,叶薇和萍姐趁她忙着搞月子中心,瞒着她找了个买家,要将幼儿园盘出去。但这事最后还是让她知道了,就去找到她们又大吵一场,这一次算是彻底撕破了脸。这之后,叶薇和萍姐不再跟她见面了,甚至连她的电话也不接,继续物色卖家。她找不到人,就直接“杀”到幼儿园来。

邓琳说:“她们不承认我是股东,我打算到法院起诉她们。”

我吃了一惊:“你跟她们合作,没有签合同或是协议的吗?”

邓琳一拍桌子:“我就是太信任她们,当初只是口头说好大家都是股东,一起分红,要知道她们这样奸,我肯定要她们签好协议和合同!”

我想起叶薇删除了董事会里邓琳的名字,有点担心说:“你没有证据,怎么证明你是股东?”

“不是还有你吗?你只要做我的证人,证明我是幼儿园的股东就行。”

我沉默一会儿,轻叹一口气,说:“邓琳,你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糟心的事情一大堆。家里两个小孩,还有四个老人要养。我老公去年跑货运出了车祸,在家养了大半年,家里积蓄本就不多。现在疫情严重,大环境不好,我还需要这份工作,不想牵扯进太多的是非和麻烦。”

邓琳难掩失望,半晌没有说话,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凝滞。最后,她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一场老友,我也不想为难你,当初也是我拉你入局,现在幼儿园搞成这样,也是很对不起你……我自己另想办法吧。”


6

2020年9月,邓琳以“职务侵占”为由起诉叶薇和萍姐,要求两人停止幼儿园的出让和买卖,叶薇和萍姐则反诉邓琳不是股东,无权干涉她们行使股东权利……双方都请了专业律师,这官司一打就是半年。

这半年,因为老板的“内讧”,我们的工资无法按时发放,有老师投诉到教育部门,有老师选择离职。幼儿园人手不足,对孩子的照顾不到位,又引发家长的不满和投诉。而一拨一拨的买家到幼儿园“参观”,又增加了幼儿园防疫和安全的压力,状况百出,我每天基本处于“扑火”状态。

我越来越焦虑,进入2021年6月后,天气变得炎热,晚上我经常睡不着,即使睡着了,凌晨4点左右就醒了,脖子和额头都是虚汗,有时还伴有心悸。我的月经很不正常了,有时来得很多,有时来得很少,且断断续续的延绵一个月才会干净,头发也大把地掉。我到妇幼保健院找相熟的医生看病,做了各项检查后,医生说我这是更年期开始的症状。我吓出一身冷汗——我才四十岁出头,怎么就开始更年期了呢?

医生说,随着社会压力增大、环境的污染,“猝死”年轻化,现代女性的更年期比以前提前都是普遍现象。

医生的话让我心情更加糟糕。一天傍晚下班后,我开车回家,天色阴沉,我的精神有点恍惚,在一处窄道上,一辆车迎面而来,我反应不及,猛打方向盘,车向旁边一棵树撞去。在撞上树干的一刹那,我急踩刹车,车轮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因惯性身体前冲,又被安全带勒回座位,惊魂未定。

我长久地坐在座位上不能动弹。我想起许多事情:如果我死了,我的工作会有人代替,我的朋友和同事会忘记了我,但是我最亲近的人——父母,儿子和丈夫,他们怎么办?工作让我“精神内耗”,我爆发的情绪又让家里变得一地鸡毛,如此恶性循环,最终伤害的是我自己和最亲近的人。

我想,也许只有逃离“亲宝贝”,我才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做到精神“止损”吧。

6月中旬,我正式递交辞职信;7月,在完成交接工作后,我离开了这个一手“开荒”出来、工作3年的地方,心中有遗憾,但也没有多少留恋。


后记

2021年12月 ,教育部印发“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区内又迎来新一轮幼教行业大振荡。区政府将一些集体承包、国家用地建成的幼儿园收归为公办幼儿园,并开办了多间新型公办幼儿园,公开招聘园长和教师。

但李红因为受制于年龄(应聘园长年龄要求限于40岁以下),只能继续选择应聘民办幼儿园。

2022年2月,她再度成为一所民办幼儿园的园长,她笑称,自己跟公办幼儿园“情深缘浅”。但她也没有特别的沮丧,毕竟随着“三孩”政策实施,国家对学前教育高度重视的背景下,“民办园”和“普惠幼儿园”同样受到国家的扶持和关注。

她对我说:“其实对于我来说,也不是非得要进公办幼儿园,如果民办幼儿园能解决经费投入不足、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教师待遇保障不到位等的问题,让所有的幼教工作者都能得到社会的重视、公平对待,转制不以对孩子的伤害为代价,那么在公办幼儿园或是民办幼儿园工作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文中机构和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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