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轮番登顶热搜第一的话题，似乎让“打工人”看到了翻身的曙光。

一句“月薪1万8但无意义的工作你愿意做吗？”，不知掀起了职场摸鱼人多少次的颅内高潮，在面无表情的划水时刻狂刷了11亿多次，屏幕都快点穿：

月薪1.8万，每天的工作不过是帮老板约会议、订餐、处理快递，你还嫌没意义，担心自己要“废”了？“给我1万8，我能给你整出国际意义”！“作为顶级咸鱼，我急需这样一份可以干到死的工作”……

与此同时，全球多国也传来好消息，在工作量和薪水不减的前提下，正在考虑实施4天32小时工作制：

钱多事儿少，工作时间还要缩短，一切都太完美了吧！

但现实却是，KPI、OKR、PPT、数据透视表，无穷无尽的会议，外加日报、周报、月报、半年报、年报，加班文化盛行……人似乎永远都陷在工作里。

剥开这些，这种“毫无意义的工作”带给当代职场人的，是更为普遍的惶恐和迷茫——“如果我有一天被裁了，还能做什么呢？”

今天，阿信要为你推荐一本早已名声在外的奇书，英文原名叫Bullshit Jobs：A Theory，中文书名，阿信还是小心翼翼地把画风收了一点，改成了《毫无意义的工作》。

这本书从人类学家的视角，告诉了你这样一个事实：当今世界充斥着大量让人趋之若鹜，却对他人和社会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从而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内卷”。

书中金句频频，真实得就像在你头顶装了一台“职场监控器”：

似乎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一直工作。

“狗屁工作”就像某个老板忘了拉上裤子的拉链，所有人都看到了，但大家都不会点破。

不管是道德上还是心灵上，这种状况给人造成的伤害都是深重的。这是我们集体灵魂上的一道伤疤，然而几乎从未有人谈及它。

这是一本嬉笑怒骂之书，却给人欲罢不能的沉思，给每一个正在或者即将进入职场的人们按下了暂停键：不要再陷入自欺欺人的忙碌之中了。

这本书，值得送给每一位想要实实在在工作的人。

1、什么是“狗屁工作”？如果你觉得它是，那它往往还真就是！

在切入正题之前，阿信要首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已故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

图：credit to Adam Peers

虽然他在2020 年9 月因病去世，但在59年的有限人生中却干出过不少惊天动的大事，其中一件你肯定听说过——他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

2013 年春，在这场运动结束一年多之后，格雷伯应《罢工！》杂志之约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谈谈“狗屁工作”现象》。这篇不太长的文章尖锐地指出了一个普遍的困境：

在世界上的富裕国家，已经有37%~40% 的工作者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粗略来看，50% 的经济是由狗屁工作或者支持狗屁工作的工作构成的，而且这些狗屁工作甚至没什么有趣的地方！

文章几乎一经刊登就火了。几周内就被翻译成了10 多种语言，文章从瑞士一路转载到澳大利亚，原文点击量则超过了100万次。

群情鼎沸之中，格雷伯决定写这本《毫无意义的工作》，“提供一个比原始文章更为系统的论述”。

那么究竟什么是“狗屁工作”呢？格雷伯在开篇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库尔特是德国军方的一家做信息技术的分包公司底下的一家后勤的分包公司底下的一家负责人事管理分包公司的雇员。他的工作内容如下：

某天，士兵A要换工位，他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拿起计算机直接搬去5米开外的办公室，而是要先填一份表格。

做信息技术的分包公司收到了这份表格，审阅批准之后，在将表格转给了做后勤的下一级后勤分包公司。

后勤公司批准了这次工位调整，然后向库尔特所在的人事分包公司发出请求。于是公司将工单派给了离营房500公里开外的库尔特。

库尔特到达之后，先填一份表格，取下士兵A 原来工位上的计算机，封进箱子，再让后勤公司来的搬运工把箱子搬到士兵A 的新工位。最后，库尔特拆封箱子，再填一份表格，把计算机拿出来安好，让对接人一一签字——齐活儿！

本来士兵A 扛着计算机走5 米路就搞定的一件事，最后成了另外两个人合计开6~10 小时车、填大约15 页纸质表格，并花掉纳税人整整400 欧元这样荒谬的操作。

这就是“狗屁工作”的典型。

原因很简单：如果把这个岗位砍掉，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看得见的变化，很可能事情反而会变得更好。关键是，库尔特本人也心知肚明。

所以我们不妨拿这个特点来给“狗屁工作”下个定义：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毫无必要且往往有害的工作，连其从事者都无法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从事者还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调查显示：在英国，只有50% 的全职工作者确信自己的工作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有意义的贡献；与此同时，37% 的全职工作者则确信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

在荷兰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则显示，确信自己从事的是无意义工作的全职工作者占比高达40%。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有37%~40% 的工作者觉得他们的工作对世界毫无贡献，与此同时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怀疑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那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们怀疑某人觉得自己从事的是狗屁工作，事实就会真的如此。

此外，我们还需要搞清楚，哪些工作毫无意义，而哪些工作仅仅是很糟糕，两者并不相同。后者，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将其称为“狗屎工作”。

事实上，“狗屎工作”和“狗屁工作”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工作。

“狗屁工作”往往能带来很不错的收入，工作环境也极佳，只不过毫无意义；而“狗屎工作”恰恰相反，这些岗位对社会来说必要且有益，只是这些从业者收入很低且工作环境很糟糕，比如说：清洁工、厕所疏通工等等。

由此，《毫无意义的工作》对这个价值颠倒的世界进行了率真审视：个人实际贡献越多，获得的报酬越少，这种情况普遍存在。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此普遍的“无意义的工作”，却是当代世界无数年轻人趋之若鹜的追求目标，形成超大规模的“内卷”。

成堆成堆的人涌向大公司、大单位的岗位，并不是看重身在其中的劳动价值，而是尽可能多地切下社会财富蛋糕中的一大块。

2、如何鉴别“狗屁工作”？

1930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以至在英美等国家，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

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发展，一项项技术集结起来，变着法儿地使我们所有人更忙碌，各种各样事实上毫无意义的工作应运而生。

那么，这些新岗位究竟是什么？《毫无意义的工作》指出，它们出现在行政领域，比如全新的金融服务和电话销售等行业，以及空前扩张的公司法、学术与健康、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等领域。

大卫·格雷伯将这些“狗屁工作”分为五类，分别是：随从（flunky）、打手（goon）、拼接修补者（duct taper）、打钩者（box ticker）和分派者（taskmaster）。

“随从”存在的唯一目的或主要目的，是衬托另一个人的重要性，让这个人看起来很重要或者让这个人感到自己很重要。

格雷伯回忆，在马达加斯加高地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时候注意到，在每一座知名贵族的坟墓边上，都会有两三座朴素简单的奴隶坟墓。

这种操作用意非常明确：贵族有权对人呼来喝去，哪怕是死了，都得拉几个下人一起死，否则就称不上真正的贵族。

在公司环境中，也有一套类似的逻辑运行着。因为每当领导下达命令的时候，只有起码传递三层的公司才能让人另眼相看，因此才会出现诸如身着制服的电梯操作员、公司前台的接待员、高管秘书等岗位。

要不然，这家公司就不够正经，充其量就是个嬉皮士团伙。

“打手”说的是那些有一定进攻性，但存在的根本原因仅仅是有人花钱让其存在的岗位。

大部分游说者、公关专员、电话推销员和企业律师就符合这类情况。和真正的打手一样，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会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几乎在所有案例中，此类工作的从事者之所以厌恶自己的工作，都不仅仅因为他们觉得这份工作缺乏积极价值，还因为这份工作在他们眼中，从本质上来讲，具有操纵性和攻击性。

《毫无意义的工作》提到了呼叫中心员工的例子。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狗屁工作，并不是因为工作环境，而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内容涉及哄骗和胁迫。他们每天都在连哄带骗带人入坑，而非真正为客户考虑。

“拼接修补者”的岗位完全是为了应对组织的某个故障或缺陷而存在的。

最突出的例子，便是那些成天跟在能力不足、行事马虎的上司屁股后面，一直忙着收拾烂摊子的下属。

当系统设计得足够愚蠢，愚蠢到完全可以预见最终的失败时，组织想到的办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解决问题，而是在失败达成、损失造成后，再去雇用全职员工来处理这些损失。

就好像发现房顶漏水后，房主觉得找专业人士修理屋顶太麻烦了，于是就在漏水处下方放了个水桶，然后雇人全职来照看这个水桶，定期把水桶里的水倒掉。

不用说就知道，几乎所有拼接修补者都知道他们从事的是狗屁工作，并且往往对此心生愤怒。

“打钩者”指的是那些被雇用来掩盖某个组织不作为的员工。这类工作者存在的全部意义或者绝大部分意义就在于，雇用他们的组织可以对外声称，他们正在做某件他们其实没有做的事情。

正如封建领主随从大军中，有人专门负责骑马比武前的马匹盔甲擦拭工作或庆典前领主的胡子打理工作，今时今日，公司高管的下属团队中，也有专人负责他们的演讲PPT 和报告中的地图、漫画、照片与插图。

这些报告的命运大都类似于歌舞伎舞台上那些道具和服饰，没人会真的仔细看。

但野心勃勃的公司管理层对此毫不在意，他们兴高采烈地花着公司大把大把的钱养着这些专职人员，只不过为了说上一句：“是的，我们委派了专人负责撰写这项事务的报告呢！”

“分派者”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分派者工作的全部内容就是给他人派活儿。如果分派者认为自己的介入其实毫无意义，哪怕没有他们的介入，下面的员工依然可以把活儿干好，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从事的是狗屁工作。

这类分派者正好和前面说的随从相反：后者是没必要存在的下级，前者是没必要存在的上级。

第一类分派者只是没用，第二类分派者则直接有害。第二类分派者的主要工作便是制造狗屁工作给他人，监督这些狗屁工作的完成，甚至还要招更多的人来完成这些狗屁工作。此类分派者可以被称作“狗屁工作生成器”。

第二类分派者除了分派工作，或许还有其他工作，但如果他们全部或者大部分工作内容是生产狗屁工作然后分派，那么他们自己的工作也可以被归到狗屁工作中。

现实工作中，你会发现，有时候你能肯定某个岗位是狗屁工作，但还是没办法精确地将其定位到五大类狗屁工作中的一类，那么这很有可能就是“复合型狗屁工作”。

例如，有些公司为了改善非人性化的工作环境，会招聘一些人员来专门负责人性化工作。

有时候，这些人全部的职业生涯都围绕着化装舞会和无聊小游戏展开，来给办公环境增添所谓的友爱融洽气氛。而这种气氛很可能根本不受待见，身处其中的办公室员工不堪其扰。

最后，还有一类工作很难归类。这类工作本质上绝非狗屁工作，可它们最终服务于狗屁工作，这就是“次级狗屁工作”。

比如，狗屁公司的清洁工、保安、维修人员和其他各种后勤人员。

3、“狗屁工作”的危害有多大？

格雷伯在研究中发现，如果世界上37% 的工作是狗屁工作，而剩下63% 的工作中又有37% 服务于狗屁工作，那么经过计算，我们可以得到：从广义上讲，略微超过一半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把上面这些全部去掉，再减去那些正在狗屁化的有用岗位（办公室工作中起码有50% 的工作正在遭遇狗屁化），以及那些仅仅因为所有人都过于忙碌而存在的职业（比如狗狗洗澡师等）。

《毫无意义的工作》认为，每周人均实际工作时间或许真的就能减到15 小时，甚至12 小时。减完后，对我们真正的生活毫无影响。

格雷伯所说的“无意义”状况，并不是批判一切工作，而是指脱离了人类社会真实需要、人为叠床架屋的泡沫化分工。

对于个人而言，“狗屁工作”纯属“精神暴力”。

狗屁工作的核心就是虚伪和无目标感。在知道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的同时，等级制度的工作环境更是日益让人难以忍受，上班族日常生活中的诸多苦难都直接来源于此。

格雷伯在书里援引了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期间提出的一种理论：世界上最残酷的折磨便是强迫人无休止地做一件明显毫无意义的工作。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狗屁工作”也毫无益处。

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过“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这两个概念。

生产性努力具有强大的创新性，不断增大社会财富，而分配性努力只是想在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状况下抢占社会的优势地位，在分配结构中夺取更大的个体利益。

在什么样的年代会产生普遍的“分配性努力”？诺思指出，当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时，生产性努力没有回报，分配性努力却风生水起，人们自然不愿再将时间投入生产性努力，纷纷奔向分配性努力。

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创造的激情，经济结构趋于单一，失去增长的原动力，从而必然陷入停滞。

日本传说中有个妖怪叫“忙”，人只要被它附体，就会一刻不停地忙碌，忙得莫名其妙。悲情的是，很多忙都是在“分配性努力”中失去生命的原创性。

1987 年大热的美国电影《华尔街》有个熠熠发光的主题：“金钱永不眠。”整个世界在大资本的驱动下，青年人的生活陷入“996”的磨盘中，沉重不堪。

纽约大学教授阿纳特·利希纳说得很形象，长期过度的加班文化是一种迷幻：

我们美化了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就是呼吸、睡觉，醒来后整天工作，然后睡觉，不断重复，无休无止。

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梁永安在给《毫无意义的工作》所写的推荐序中写道：

这本书想给忙忙碌碌的人们按一下暂停键，在思想的深呼吸中重新打量一下自己的工作，做出新的选择。

社会是无数差异性力量的汇聚，一本书不可能改变一切，但只要读者有那么一点点刺痛，这本书也就实现了它的价值。

这本书的献词页写了一句十分庄重的话：“本书献给每一个想要实实在在工作的人。”

梁永安说，格雷伯在这里表达了他最本真的心愿：

只有认清那些无意义的工作，才会获得实实在在的劳动价值。工作是美丽的，但前提是，你拥有拒绝无意义工作的勇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