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官员、文人，书法绘画、书画理论、鉴藏皆能，开一代书法，回归王羲之帖学，影响后世至深。

董其昌才华俊逸，自小就以文名，与当时的张弼、陆深、莫是龙等以善书称，但他又超越诸家，因集宋元以来诸家之长而名重海内。

董其昌像

据资料，董其昌书法：

“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水兴。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微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人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更二十年，学宋人，仍得其解处”(《画禅室随笔》)。

从以上自叙中可得知其学习书法的基本过程，他秉承了帖学的要义，最终形成了圆润、灵秀、淡逸、虚静的风格。董书无论是楷体还是行草，均以灵秀之美见长，尤其是行草书，面目清秀，举止闲雅，风神绰约，得魏晋之古韵，取自然之清淡。形成他这种书风的原因除了他已掌握帖学的意旨外，更重要的是其人生经历对书法的影响。

位于苏州胥口镇渔洋山董其昌墓

董其昌忽官忽隐。在神宗时，朋党之争尤为激烈，他既怕得罪任何一派，又不想从属于其间一党，于是屡次上书请归。此时，他除了临时受皇帝的委派担任考官及任闲职外，大部分时间隐居在家以保全自己。他往来于文人雅土之间，过着游戏参禅的“隐士”生活，显示出他保守、中庸、明哲保身的为官态度。对于官道，他不钻营，也并不感兴趣，当然这也有其气质本身“柔弱”的一面，而陈继儒说其已“视一切功名文字直黄鹄之笑壤虫而已”，实际上是其小心谨慎、步步在意的无奈之举。于是他志在参禅，其室也命名为“画禅室”，这种人生思想一直影响着他的艺术态度，用心翰墨，以表志气。所以，观其书法基本没有激越的夸张手法，流露的是道与神的暗合，性与理互渗的萧散古淡，构建的是一种“明还日月，暗还虚空”的缥缈意境，表现的是圆润散逸、结字妍正的秀丽书风，擅长的是淡然的墨法，充分反映出了董文敏清真与坦然的心迹。

董其昌四开书法册页欣赏《行草书诗四首》

董其昌是一位仿古高手，他在《容台集》中讲：“赵书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追求笔法的正宗其次是对古帖气息的把握，强调古“意”，而非外形，故力去俗弊，反对赵文敏的俗气。在自评中他说：

“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容台集》，由此可见，他的古意与赵文敏有着一定的区别。他的书写有着“生疏”之感，尽管圆润，但非圆熟，秀中还有一点“古拙”，强调的是一种“天真烂漫”的浪漫抒情风调。而“淡”，主要是针对其风格、结构、笔意、笔法、墨法等方面的把握。由于在政治上其采取“退避”策略，思想意识就不自觉地与老庄“淡然存真”的思想相一致，这“淡”主要指自然、天真、不露斧凿之痕，老庄以后“淡”的源头来自陶渊明的清淡、淡逸。所以，他的书风淡然是与其志趣相合的，不仅如此，他“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明史本传》)。

因此，他的淡意的更深层次是参禅顿悟的结果，有着空灵、虚幻的一面。

董其昌草书作品《张籍七言诗轴》

董书的章法处理相对疏朗，没有“冲击力”，显现的是“以柔克刚”的柔韧之劲。由于志趣使然，表现在结构上，则是宽绰有余，疏散自然，造型上有时还显得有点“率意”，所以，笔意潇洒，风神独绝。古人在评其书风时说：

“玄宰精诣八法，不择笔纸辄书，书辄如意，大都以有意成风，以无意取态，天真烂漫，而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之间，此书家最上乘也。”(《书林藻鉴》)

董书的笔法也可从两个方面来讲。一、董书反对刻意地求法，但也力避“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宋代尚意性书写，反对赵文敏对魏晋书法只求其形的复古意识所导致的自主性缺失，他在唐人尚法的基础上，致力于书写的情性发挥，因此，他是唐人尚法与宋人尚意的综合。二、董其昌一生都把赵文敏作为自己的对手，他对赵书挑剔的同时，也成就了他自己。他在综合唐宋的基础上，同样对魏晋的笔法意蕴进行不懈的追求，吸收和总结的是其“圆润”之意，回避对魏晋书法形象上逼真的模拟，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否则稍有不慎就会滑入宋人那种随意性的书写状态。

“用墨”也是董其昌的长处，在书法史上是有着开拓性的。由于长期参禅修道，又致力于山水画的创作和理论的研究，“淡”意在他那里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成了清、静、空、疏、逸、韵等意义的混合体。在观赏和学习其墨法时，既要注意笔法的细腻，同时也得有一种润含春雨之感。董其昌属于“淡墨”一派，强调“淡”得“纯净”，没有杂类，可谓开宗立派，把绘画中的“淡墨”用笔，合理地运用到了书法的创作中。

董其昌行楷书《白居易琵笆行》局部

临习董书时，一要注意其风格形成的历史原因，二要把握其具体的操作手法，在“淡逸”的精神宗旨下，注意用笔和用墨，尤其是墨法，方能起到很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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