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此前新闻也报道多家互联网公司都发生过员工贪腐：

• 腾讯：2015年腾讯举报时任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春宁涉商业贿赂；
• 百度：2016年百度最年轻副总裁李明远因私下巨额经济往来引咎辞职；
• 京东：2018年8月京东集团公布16起反腐败典型案例；
• 阿里：2018年12月阿里影业董事长卢樊路远因贪腐举报被警方调查；
• 360：2019年7月，360公司知识产权部资深总监黄晶，收受多家代理商贿赂，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 美团：2019年7月，美团多名高管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朝阳警方刑事拘留；
• 大疆：2022年1月，大疆处理涉嫌腐败和渎职行为员工45人，腐败造成的损失超10亿元人民币；
• ……

请”点击（最多18字）

二、互联网公司内部腐败问题涉及罪名

涉贪腐犯罪在刑事实务中有个普遍误区：很多企业及企业人员认为贪腐犯罪仅针对国家公务人员。事实上，我国涉贪腐犯罪的主体包含非公职人员，并且目前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刑事罪责体系。

对于企业而言，目前企业内部最常见的三大腐败犯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

其中，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可以说是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当前面临的高频法律风险之一。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发布2018年度《企业家腐败犯罪报告》显示：

“2014-2017年，16个腐败罪名中触犯次数超过100次的高频罪名有8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触犯次数高达209次，其中民营企业家触犯该罪达195次。”

一个典型案例：蚂蚁金服内部员工受贿1300万【（2018）浙0106刑初393号】

2016年到2017年间，刘某时任蚂蚁金服数娱中心商务经理，负责支付宝客户的准入和投诉管理，利用该职务之便，刘某多次为多家涉赌公司提供帮助，使其免于支付宝风控处罚，并从中收受贿赂，总计1300余万元。

具体操作：刘某负责审核的公司因涉赌被客户投诉，刘某拦截获取客户投诉信息后，将客户信息提供给涉赌公司，由涉赌公司对投诉用户进行退款从而撤销投诉；同时协助涉赌公司应对支付宝公司检查；

2017年8月，蚂蚁金服廉政部查明上述情况。后公安机关接举报介入调查。

2018年，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决刘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

三、案发原因

常见案发情形有：同行举报、内部举报、职能部门自查、行贿人举报、公安机关查办其他案件而连带查出、受贿人主动投案。

• 受贿人所在单位向公安机关报案。笔者曾经办理的中兴集团某高管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系单位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案发。实践中，这种情况最为普遍。
• 行贿人举报。在具体的案例中，行贿人对自己所送财物并不情愿，在这种情况下，行贿人可能基于某种考虑，向公安机关报案。
• 查办其他案件而连带查出。在实践中，有不少案件中因为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其他案件中，发现线索而展开侦查或者移送侦查的案例。
• 公安机关自行发现。这种情况极为少见，毕竟这是隐藏在商业活动中的隐蔽型犯罪，公安机关主动排查而发现的案例不多。
• 受贿人主动投案。在一些案件中，案发原因系受贿人直接向公安机关投案，而引发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
• 
  

四、反思建议

（一）事前风险预防

1、建设完善合规体系，培育廉洁企业文化。比如在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合规培训、外部商业关系维护等管理活动中增加与反腐败内容相适配的刑事合规制度；组织部门员工尤其是关键业务环节以及高风险部门，参与合规培训。

2、完善商业行为准则，细节部门规章制度。比如将企业员工日常要求的行为准则、收受商业贿赂将受到的纪律处分等通过制度规定进行落实。

3、建立反腐败调查部门，开展内部调查与举报控告。包括成立独立自主的合规调查部门, 按照专业流程全权负责企业腐败行为的调查与处理。

（二）事中调查维权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线索梳理、证据收集、或者谈话谈判过程中，企业合规部门应按照刑事法律和实务标准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以避免调查和取证过程的非法无效，从而不利于后续刑事追诉工作的展开。

（三）事后危机处理

商业腐败行为根据性质不同，可能涉及行政执法监管、刑事等诸多法律风险，因此企业在配合执法部门或司法机关调查过程时，除了积极配合、及时跟进、消除误解，还应格外关注司法制度改革的最新动态。

比如随着2022年4月最高检正式官宣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开，涉案企业或个人一旦涉及商业腐败犯罪，在危机处置过程中，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适用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整改机制，通过制定合规整改计划，争取不批捕、不起诉或从宽处罚等有利处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