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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4-18 13:43:11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10月1日,新中国73周年华诞之际,《北京日报》迎来了创刊70周年。

70年前,在西长安街72号,这份以北京命名的市委机关报正式创刊。70年的漫长岁月,它记载了古都北京的涅槃般新生、日新月异,也陪伴了首都人民的奋斗足迹、生活点滴。

作为一张报纸的名字,《北京日报》出现的时间其实比70年久远得多。清末即有《北京日报》,存世30余年,是当时京城媒体的一面旗帜。袁世凯称帝时,《北京日报》拒绝重金收买,公开反对帝制,发出舆论强音。不过,除了名字相同,它与今天的《北京日报》并无渊源。

今天的《北京日报》,是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是党和人民的报纸。

《北京日报》创刊时间比北平和平解放晚了三年多。但实际上,就在北平和平解放两天后,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人民日报》(北平版),就展现在古都人民的面前。它是《北京日报》的前身之一。

而早在1946年,一张名为《解放》的报纸,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面世。这份我党在北平公开出版的《解放》报虽然仅仅存在了一百天,却带给暗夜中的古都一抹光明。待到光明彻底照亮古都,北平市委机关报又曾沿用“解放”之名,是为《北平解放报》。它也是《北京日报》的前身之一。

今天,我们来讲述一下本报创刊的故事。

左图为:1946年2月22日,北平《解放》报创刊,发行量最高超过5万份。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疯狂迫害,北平《解放》报在出版37期后,于1946年5月29日停刊。

右图为: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出版发行,成为中国共产党接管北平后出版的第一张党报,首日发行5万份,刚出印厂即被抢购一空。

左图为:随着《人民日报》迁北平,《人民日报》(北平版)于1949年3月15日更名为《北平解放报》。由于解放战争迅猛推进,《北平解放报》的大批干部南下,报纸遂于1949年8月1日停刊。

右图为: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初,中共北京市委决定创办一张新的市委机关报,暂定名为《北京晚报》,并进行了试刊,一直延续到1951年8月21日停刊。

左图为:1952年3月,北京市政府收购北京《新民报》私股,市委决定一边接办《新民报》,一边筹备出版《北京日报》。1952年9月29日,《新民报》终止发刊。10月1日,《北京日报》创刊。

右图为:1952年10月1日,《北京日报》诞生了,创刊当天发行了3万多份,一年后增长一倍,达到7万多份。如今,《北京日报》大步向前,迈上了融合传播的新航程。

《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古都新生。当天下午,紧随解放军之后,三辆大卡车载着一支特殊的小分队,从西郊青龙桥直奔西直门,成为进入北平城的第一批文职人员。

带队的人是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范长江。从中国的西北角到塞上行,从揭露西安事变真相到记录抗日战场,记者范长江有很多“高光时刻”。这一次,他要率领这支不足30人的队伍,接管国民党的新闻机构,创办我党在解放后的北平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

小分队成员主要来自华北《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华北分社,人员不多,但其中不乏新中国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后来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诗人袁勃,《人民日报》原编委何燕凌,均在其中。

《人民日报》那时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社址在石家庄西北平山县里庄村,离西柏坡不远。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在望,报社奉命派出先遣队。李庄、袁勃、何燕凌等从里庄出发,到石家庄,又搭乘运粮卡车,经涿县,终于辗转抵达良乡,与范长江会合。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日有进展,小分队的驻地离北平城越来越近,先是从良乡进到长辛店,1949年1月下旬又转移至北平西郊的青龙桥。31日,待命已久的“新闻兵”终于入城了。

到大城市北平去办报,大家憧憬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每个人都极为兴奋。何燕凌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载着通讯器材和小分队的卡车开到新街口,“赶上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大街两旁,市民人头攒动,欢迎解放大军,卡车上穿着军管会军装的我们也沾了光,受到热烈欢迎。”

小分队进城后兵分两路,一路由范长江带领,接管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华北日报社。另一路由李庄负责,接管西单以东石碑胡同的中央社北平分社。接管人员到达时,天色已晚,原中央社北平分社人员为表心意,准备了面条汤,请大家御寒。没想到,接管人员不假思索,婉言谢绝,宁愿就着开水吃玉米面饼。

这是一件小事,接管人员觉得天经地义,但看在原中央社工作人员眼里,简直难以理解,这与国民党干部的作风完全是天壤之别。不久前刚乘飞机逃跑的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社长丁履进,当初接管日本的“同盟社华北总理处”时,足足“劫收”了赃物10万银元,而共产党的接管干部,竟然连一碗面条汤都婉拒。

这些接管人员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一边对照“清单”一一验收,一边投入新报纸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北平1月31日和平解放,当天入城时,范长江曾发出宏愿:2月1日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谁知,到达王府井大街《华北日报》大院时,已是晚九点多钟,人少事多,千头万绪。市委亦非常慎重,要范长江他们“不必仓促上马”,“以免忙中出错”。因此,《人民日报》(北平版)延至2月2日才正式出版,并且,直到2日下午2点才开印,日报变成了“晚报”。

创刊号迟了一天,但内容厚重,一经面世,立刻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迎。这与范长江的凝聚力密不可分。小分队成员大部分虽然没有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但每个人都读过《中国的西北角》,倾慕他的胆识与才华。何燕凌记得,在良乡时,范长江率领大家,一边学习城市政策,研究北平情况,一边采访已经解放的郊区和长辛店等地的工人农民,准备创刊头几天的稿件。范长江指导青年编辑、记者写作时不遗余力,不仅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方面严格斟酌,在文理、逻辑方面认真推敲,就连字都要求写得工工整整。参与《北京日报》筹备工作的王敬,也曾在《人民日报》(北平版)工作,那时年仅25岁,他始终记得范长江指导年轻记者时说的话:“记者拿出来的稿子,要像大姑娘上轿那样,从头到脚,都经过精心的打扮。”

范长江对青年记者如此,对自己更是高标准严要求。据李庄回忆,1月31日夜里,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召集他和范长江等开会,说市委刚刚进城,事情很多,《人民日报》(北平版)和新华社北平分社人手都不足,情况又不熟悉,为保证党报在时局转变关头不出重大错误,设想《人民日报》(北平版)先出对开两版。范长江考虑到两版容量太小,内容很多不好安排,当即表示愿立出四版的“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报纸不出大错误,保证每天只睡四小时,完不成任务愿受处分。

范长江果然实现了他所立的“军令状”,1949年2月2日,对开四版的《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了。

创刊号最显著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八项和平条件”。根据中央指示,全文刊登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评战争罪犯一文,加注说明其中杜聿明已被俘,傅作义因率部接受改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可望将功折罪。同时,还发表了解放军两年半来的战绩,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安民布告,以及爱国民主人士55人对时局的意见。

社论《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代发刊词》中,向北平人民庄重地宣布:“我们已经推翻了一个旧北平,开始建设一个新北平。北平永远是人民的北平了!”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北平执政后出版的第一张报纸,《人民日报》(北平版)对刚刚获得解放的北平人民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创刊当天,5万份报纸即被抢购一空。

报纸销量太大,甚至超出了报社的印刷能力。国民党的《华北日报》原有一台每小时能印10万份报纸的大轮转机,还有四套制版设备,却被其社长张明炜在逃跑之前毁掉了。在工人保护下,还有一台小轮转印刷机能运转;一座排字房还能使用。可是小轮转机印多了就过热,必须停机休息。

拥在报社周围的报贩、报童和买报群众等不及,只好随印随往门口送。后来每天的发行量更是达到了7万份,创造了北平报纸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一则新华社电讯曾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片段:“现在机器正在印刷着每天七万份的《人民日报》(北平版),这些报纸在城内和近郊立即销售尽净。每天早上报纸出版时,为了取得一批报纸,总要有一番激烈的竞争。有一组报童甚至组织起来,从远在百里以外的保定来轮番贩报。”

“到了方壶斋,便是解放区”

194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北平版)的读者发现,这天的报纸头版刊登了一条重要启事:“本报自3月15日起,将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迁来北平出版的同时,改名为《北平解放报》。”“《北平解放报》仍为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员会之机关报,仍以服务北平人民为自己唯一的目的。”

迁到北平的《人民日报》,不久被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即今天众所周知的《人民日报》,其社址在王府井大街的原《华北日报》旧址,也就是《人民日报》(北平版)短暂办公的地方。改名后的《北平解放报》,则由王府井大街迁到了东四钱粮胡同11号,这里原是国民党《北平日报》社址。

《北平解放报》与《人民日报》(北平版)可谓一脉相承,除了总编辑范长江另有任务,《人民日报》(北平版)原班人马几乎都来到了《北平解放报》。同为北平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还延续了《人民日报》(北平版)的刊号,创刊号即为第42期。

《北平解放报》,看上去是取意于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其实这个名字是有传承的,来源于国民党统治北平期间的《解放》报,也叫北平《解放》报。从报史来讲,这家仅仅存在了100天的北平《解放》报,是《北京日报》真正意义上的起源。

那是1946年初,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并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本来面目,向北平公众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介绍解放区,中共中央批准在北平出版《解放》报。

时年31岁的于光远,就在从延安奔赴东北的途中接到调令,转向北平,参与创办北平《解放》报。

于光远是学贯“两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家,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以经济学家著称于世,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不太为人所知的是,于光远也是一位“老报人”,曾担任延安《解放日报》言论部副主编。

初到北平,于光远还不知道要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直到军调部的李克农告诉他:党中央很可能搬到北平,延安《解放日报》也会搬到北平出版发行,你们现在办这张报纸,就是为延安《解放日报》搬到北平做准备的。因此,这张报纸也不用另外起名字,报头就用毛主席为《解放日报》题写的那几个字。

显而易见,《解放》报不能在国民党统治下公开筹备。一般印刷厂都不敢承印《解放》报,于光远只能依靠亲戚、同学、老师悄悄奔走,一开始他找到了甘冒风险的长城印刷厂,但这个印刷厂实在太小,最后还是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关系,找到了坐落在今建国门贡院东街的立达印刷厂承印,还买了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的院子,供编辑部办公使用。

1946年2月22日,北平《解放》报创刊,正式亮出了牌子。报社编委一共5人,社长兼总编辑为钱俊瑞,副总编辑为姜君辰,采编部主任是杨赓,于光远是研究室主任,此外还有从北平地下党调来的发行部主任马健民。

随着采编人员逐渐完备,报纸的影响日渐增大,编辑部所在的方壶斋9号,也成了北平城里口口相传的“神秘景点”。北平人民不光看报纸,还想亲眼看一看报社是什么样。于光远记得,那时北平城秘密流传一首顺口溜:“出了宣武门,往东别往西,到了方壶斋,便是解放区。”有一次,报社来了三个陌生青年,访客需要登记,他们登记的名字是“赤子”“革命”“解放”。于光远请他们进屋,结果对方答,“不用进屋,院子里就很好”,“我们来就是想呼吸一下解放区的新鲜空气!”

这样的《解放》报,自然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据说,当时国民党有人说:“北平《解放》报的存在,相当于共产党在北平驻扎了一个师的兵力。”果然,1946年4月3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宪特200多人武装包围了《解放》报社,宣称要“检查户口”。钱俊瑞与军警据理力争,军警拿不出合法的搜查证明,便一拥而进,到处翻箱倒柜,强迫搜身,最后强行抓捕了钱俊瑞等29人。与此同时,设在西四三道栅栏41号的《解放》报临时发行处,也遭到军警宪特的包围,12名工作人员被捕。

令国民党始料不及的是,“四三事件”引发了各界的严重抗议,最终国民党不得不释放我被捕人员。经此事件,北平《解放》报声誉大振:发行量不到2万份的《解放》报,“四三事件”后发行量猛增到5万份,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大报在北平的发行量。

然而,北平《解放》报最终还是被国民党查封了。1946年5月29日夜里,国民党北平当局奉蒋介石“言论荒谬肆无忌惮着即查封”的手令,查封了北平《解放》报等77家报纸、杂志。

北平《解放》报仅存在3个多月,但它的历史功绩不容忽视,正如叶剑英对报社全体人员所讲的那样:“我们几个月在北平的奋斗,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相信要不了多久,会重返这个古都,那时候这个城市将是我们的天下。”

两年零八个月后,古都北平真的迎来了解放。《人民日报》(北平版)改名后,出版《北平解放报》作为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可谓实至名归。当年《解放》报的发行部主任马健民,还成了新的《北平解放报》秘书长。

《北平解放报》创刊不久,在北平出现了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工会办了《大众报》,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于是,人们把平津几家报纸的名称连接起来,编成了一句口号:“人民大众解放进步光明!”几乎与此同时,延安《解放日报》的名字,交给了另一个大城市上海,成为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

“政治大报”和“大都市的小报”

脱胎于《人民日报》(北平版),《北平解放报》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与《人民日报》分工,它不仅要传递党的声音,报道重大新闻,反映读者的意见与呼声,还要彰显本地特色,既要严肃,又要活泼。

这个任务落在了社长邓拓和总编辑袁勃肩上。他们将《北平解放报》从对开四版改为四开多版,在版面编排上尽可能容纳多样化的内容,除了时事要闻,还要以较多的篇幅登载本市各行各业的新闻,办好多种多样的专刊和副刊,有社会服务,有读者来信,有学习辅导,有青年生活,有文学艺术,有文化娱乐……

鲜为人知的是,《北平解放报》还与共青团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青年报》有一段渊源。解放伊始,新成立的青年团北平市筹委会不具备独立办报的条件,便决定在《北平解放报》上以专版形式创办《北平青年》。3月21日,《北平青年》作为青年团北平市筹委会的机关刊物正式创刊,每逢星期一出版一期,每期一版。这便是《北京青年报》的源起。2021年,《北京青年报》并入北京日报报业集团,重归一家。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北平解放报》越发受到读者的欢迎。从《人民日报》(北平版)来到《北平解放报》的何燕凌这样回忆:原先北平新闻界的人士大都认为,共产党只会办政治性特强、宣传味特浓的“政治大报”,板着面孔对着读者,不想《北平解放报》出来之后,竟然引起了他们的惊异和赞美,想不到,共产党也会办“大都市的小报”,这么快弄出来这样一份又漂亮又热闹的报纸,看来共产党里确有人才。

这些新闻人才,仅在《北平解放报》战斗了4个多月。

1949年8月,《北平解放报》这支风华正茂的新闻队伍,投身到了解放大西南的行列中。在此之前的7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西南局,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邓小平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要求:为西南各省(四川、贵州、云南)配备新闻干部,随同进军大西南的部队前往,以便在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解放后及时出版西南局和各省委的机关报,并及时成立新华通讯社分社。只靠部队现有的新闻干部,是不可能完成这些任务的。

应邓小平请求,党中央决定派一支新闻干部队伍支援西南。解放伊始,处处人手紧缺,从哪里抽调?重任面前,北平市委决定顾全大局,停办《北平解放报》,整建制随军南下。市委书记彭真亲自到报社动员大家,“到大西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还没有解放的地方去!”

于是,《北平解放报》的工作人员,除了组织另有安排和有特殊情况的极少数人以外,纷纷辞亲别友,挺进大西南。他们中,有总编辑袁勃这样来自老解放区报社的领导干部,有来自西南联大、北大、清华、燕京等著名高校的进步学生,也有曾在北平旧报社工作过的地下党员。

正值青年的卢念高,原本也是这支队伍的一员。无奈,有一位预定留京的记者坚决要参加万里行军的壮举,领导批准他和卢念高调换一下,卢念高因此留在了北京。南下的新闻队伍,经历5个月的翻山越岭、渡江涉河,成为了云南省委机关报《云南日报》的创刊主力。而留下的卢念高,则幸运地见证了《北京日报》创刊前的“史前史”。

卢念高原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1949年6月,毕业前的一个月,他接到通知,加入北平解放报社,从此与北京市的新闻宣传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他在《“史前史”琐记》一文中回忆,1949年7月底,《北平解放报》停刊,他和王纪刚、袁克夫、陈泓、王敬、丁紫等留下的同事,调到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分社设在台基厂头条,由新华总社和市委双重领导,分社社长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沫沙。廖沫沙刚从香港来京,他对工作要求严格,“随时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对小同事们的生活非常关心,“我们有时晚上到他家去送审稿件,他总叫他的夫人陈海云同志做点广东式的点心招待我们。”

到了1950年初,新华社北京分社改由总社直接领导,卢念高等人就调到了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市人民政府新闻处。

1952年范瑾在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

山河增壮色,古城永新春

自从《北平解放报》停刊,直到1952年10月《北京日报》创刊,北京市委相当于没有自己的机关报。机关报的职能,暂时由《人民日报》以北京新闻专栏和关于北京的评论承担。有意思的是,市委机关报的“缺失”,给一家民营报纸带来了新的机遇,它就是《新民报》——当时北京出版发行的唯一一家地方性报纸。

在20世纪的中国报业史上,纯粹由民间报纸起家并且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报系的,有两家不容忽视,一是成舍我开创的“世界”报系,另一个就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开创的“新民”报系。众所周知,《新民报》是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其实,《新民报》与《北京日报》也颇有渊源。

今年102岁的周启祥,亲历了《北京日报》创刊的岁月,他还有一个更早的身份——《新民报》北平版的排字工人。周启祥介绍说,《新民报》于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办,后陆续在重庆、成都、北平、上海等地出地方版。截至1946年,《新民报》在全国拥有五个报社,出版日晚报刊8种,号称“五社八刊”。

1946年,《新民报》北平社刚刚成立两个月时,周启祥进了报社。他告诉记者,当年北平《新民报》创刊后相当红火,发行量高达三四万份,在北平众多的小报中可谓数一数二。

报社经理是著名的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与张慧剑、张友鸾一起被誉为《新民报》“三张”。张恨水在北平《新民报》开创了三个副刊栏目《北海》《天桥》和《鼓楼》,独具风格,影响巨大。当时社会上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如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巴山夜雨》、茅盾的中篇小说《生活之一页》、老舍的长篇笔记《八方风雨》、郭沫若的考古文章,还有章士钊、柳亚子、沈尹默、于右任等的诗词,都是在北平《新民报》副刊上发表的。

北平解放前夕,张恨水因病离职,邓季惺不在北平,报社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人看到别的报社纷纷倒闭,觉得干不了多久,想把报社财产私分了散伙。”周启祥说,此时,报社的地下党员关肇元等人站了出来,成立职工会,号召大家“护厂”。

尚未入党、思想进步的周启祥,也成了职工会的一员。在职工会的组织下,最终只有两三个人各领了一令纸作遣散费离开,其余的人坚守岗位,“机器继续转,报纸继续出”。最困难的时候,报社实在无力发工资,只得将每日售报收入分给职工,勉强维持生活。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第一天,《新民报》头版头条刊出了气势磅礴、振奋人心的报道——《山河增壮色,古城永新春》。

度过困难时期的《新民报》,在其他报纸或停刊、或被查封后,成为了北平地区唯一一家被批准继续发行的报纸。邓季惺抵京后,报社的财务难题得到解决,《新民报》也随着古都北平的新生,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地下党组织公开了,青年团建团了,工会成立了……工人出身的周启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报社管委会的成员之一。

“那时正好赶上《北平解放报》停刊,唯一的《新民报》填补了本地报纸的‘真空’,趁机扩大版面,变成了8个版,发行量一下子涨到了3万多份。”周启祥说。

只是这种红火的经营状况并没持续多久。1952年初,《新民报》因经营困难难以为继,邓季惺主动找到彭真书记,要求把《新民报》社上交国家。她还向彭真建议,市委正在筹建晚报,不如直接办日报。

邓季惺所说的“筹建晚报”,是指1951年3月正式成立的《北京晚报》筹备处,也就是后来的《北京日报》筹备处。

《北京日报》创刊前的筹备处职工合影

市委机关报曾是《北京晚报》

早在1950年初,彭真就已经开始考虑创办市委机关报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百废待兴,北京市委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宣传工作总感觉力不从心。考虑到当时北京已有一张日报性质的《新民报》,新创办的市委机关报被定名为《北京晚报》。

1950年2月21日,彭真就如何办好《北京晚报》写信给邓拓、廖沫沙、张文松并刘仁,信中说:“少奇同志同意北京办一个晚报,并指示应出通俗报纸,字要印大些,以便文化程度低的劳动人民看。这一批示很对。我想出版报纸应该完全是为了解决工作和群众的问题。”并说这张报纸“应该避免任何党八股、报八股”,要是一张“在首都不是多余的报纸”。彭真还提出,抽调办报的人选“要头脑清楚、能写通俗文字、有相当水平或可以培植的。”

谁能担此大任呢?彭真选中了时任市政府新闻处处长周游。

周游,人如其名,坦率洒脱,性情自然。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时,他就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中,后来奔赴延安鲁艺和抗大学习。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在冀中战场的硝烟中采访。1943年,长篇战地通讯《冀中宋庄之战》发表后,周游在新闻界声名鹊起。

彭真了解他的才华,亦清楚他的性格,把他找去后,头一句话就是:“周游同志,你的名字若能改成‘周定’就好了。这次委托你来筹备办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周游也不避讳,当天回到宿舍,就把领导对他的“批评”讲给大家听,引起一番笑谈。

1951年3月,在苏州胡同125号院,《北京晚报》筹备处正式建立。负责人除了周游,还有市委政策研究室秘书长罗林,以及从《新民报》调来的老地下党员张其华。当初从《北平解放报》调出留京、在市委工作的卢念高等“老人”,兜兜转转,这时又回到了北京市委机关报的筹备处。

此外,筹备处50余人的编采队伍中,大部分成员是从北京各大学、高中抽调的进步学生,如北京大学的叶祖兴、北京师范大学的翁开望、北师大女附中的张沪、贝满女中的李钟秀等。这些年轻人为筹备处带来了新鲜血液,他们朝气蓬勃,但基本没有参加过新闻实践工作。努力培养一支能适应党报工作的新闻队伍,成了筹备期间市委和报社领导着力最多的工作。

市委书记彭真不止一次教记者写新闻。王敬、卢念高等《北京日报》的第一代记者,都记得彭真那个形象的比喻:“你们看见过老鹰抓小鸡吗?老鹰不是瞎撞乱碰就能把小鸡抓住,而是先在天空盘旋飞翔,发现地面上的小鸡,看准了,就唰地飞下来,抓起小鸡,腾空而起……”他用这个比喻告诉记者,应该像高空盘旋觅食的雄鹰一样,主动跑出去抓新闻,而不要像等鱼吃的长脖子老鸹那样,坐在家里等新闻。

为了在实战中练兵,同时配合“三反”运动,1951年底,市委决定,由晚报筹备处出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内部通讯》(简称《三反小报》)。《三反小报》一共出了70期,它不是公开发行的报纸,但对筹备处工作人员却是一次全方位的“练兵”:采访、编辑、排版、印刷,甚至发行,各方面的业务都在实践中得到了历练。

张沪那年刚刚20岁,说起创刊前后的岁月,她有点自豪:“我们是报社第一批‘小朋友’,我们的写作技巧都是老编辑带着磨练出来的。”说是“老编辑”,其实都相当年轻,只是他们或在革命根据地、或在解放后的北平有过一些办报经验。刚刚30岁的袁克夫、不到30岁的王纪刚和卢念高,都是“小朋友”们眼中的“老编辑”。叶祖兴曾这样回忆:“当时练习写‘本报讯’,就是从练习写短消息入门的。那时候,采访的组长是王纪刚和袁克夫同志,我在卢念高同志指导下当记者。组里没有编辑,念高同志既要当记者,还要给我们改稿子,他可以说是双重的编采通合一。”

1952年4月,一大批来自《新民报》的业务骨干也加入了筹备处。原来,1952年3月27日,北京市政府收购《新民报》后,将其与筹备中的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晚报》合并。“两好合一好”,《新民报》的设备和工作人员130余人均并入筹备处,其中就包括周启祥。筹办《北京晚报》,变成了筹办《北京日报》,由此,《北京日报》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市委机关报。

而《北京晚报》则于1958年3月15日创办,成为“补日报之不足”的一份生动活泼、短小通俗的百姓报纸,深受北京市民喜爱。

1952年11月,报社迁入东长安街2号新址。

毛主席题写报头

1952年5月,周游带着筹备处全体工作人员,从苏州胡同125号,迁入了西长安街72号的新民报社社址。他们一边接办《新民报》继续“练兵”,一边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北京日报》试版。

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同志致信范瑾同志,为《北京日报》第二次题写报头。

那时,《北京日报》具体的创刊时间尚未确定,但每个人都知道,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在此之前的4月14日,作为筹备处负责人,周游曾写信给在外地的彭真。他在信中说,原来预定5月1日创刊,为时过促,编辑部的同志听说5月1日创刊的消息,曾说“我们是长期准备,仓促应战”。信中还希望彭真能转请毛泽东主席为《北京日报》题写报头。

第二天,彭真在周游的来信上批示说,“报头可以请主席题写,报纸出版不要等我。至于‘应战’,办报纸总是要天天应的。要争取在仓促应战中又是有准备有把握的。”批示还说,“出版的日期请你们斟酌。”

1952年5月24日,毛泽东同志为《北京日报》第一次题写的报头

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同志致信范瑾同志,为《北京日报》第二次题写报头。

1964年9月25日,毛泽东同志给范瑾同志回信,第三次为《北京日报》题写报头,同时为《北京晚报》题写报头。

后来,创刊日曾定为6月1日。在5月24日《北京日报》社写给毛泽东主席请求题写报头的信中就提到,“《北京日报》准备于6月1日创刊,”“恳请主席能在百忙当中,抽暇给报纸题写这四个字。如有可能,希望在5月27日以前就便题好,赐寄北京西长安街72号《北京日报》社。”当日,毛主席就为《北京日报》题写了报头。可惜,6月1日,报纸创刊条件仍不够成熟。

8月底,筹备处迎来了一员大将——天津市委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天津日报》总编辑范瑾。范瑾1937年到延安参加革命,第二年,19岁的她就加入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从此,随身一支笔,一个采访本,部队开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一路行军,一路采访,采写了大量精彩的战地报道。

1948年12月,解放军包围天津时,这位年轻的资深新闻女战士风尘仆仆,受命而来,准备筹办《天津日报》。天津,是我党即将解放的一座大城市,怎样才能办好解放后全国第一张大城市报纸?总编辑范瑾为此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两天后的17日,《天津日报》创刊发行。

如今,适逢《北京日报》创刊,范瑾再次勇担重任。她作为第一任《北京日报》社社长,与副社长兼总编辑周游一起,主持《北京日报》的筹备工作。

与筹备处其他工作人员比起来,范瑾来得不算早,但她的才华横溢与平易近人很快征服了报社的同事们。

提起范瑾社长,《北京日报》最早的美术记者之一、新闻漫画家李滨声满是感念,他说:“范瑾同志亲自参加每周一的评报会,她能叫出报社每个人的名字,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称呼‘同志’。”她清楚地记得很多记者编辑的特点,有一位记者写稿子开头总喜欢自问自答,“这是怎么回事呢?得从头说起……”范瑾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从头起”。有一回,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接见李滨声,肯定他见报的几幅漫画,鼓励了他,李滨声受宠若惊,一时词不达意,就表示自己还要加强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范瑾听说此事,幽默地给李滨声起了个外号“再学习”。

时间到了9月底,《北京日报》的正式创刊终于进入倒计时。9月27日至29日,《新民报》刊登了《北京日报》创刊启事和北京《新民报》终刊启事。根据启事,《新民报》将于1952年9月29日终止发刊,《北京日报》于1952年10月1日创刊。

北京市人民的报纸

临近创刊,筹备处的工作越来越紧张。直到创刊前几天,一线的采编人员仍在不停地修改准备见报的作品,不断地试版,连带着工厂的排版人员也忙得脚不沾地,除了正常出版《新民报》之外,还要配合试版工作。

“试版有时候一天一次,有时候一天两次,前前后后试版搞了七八种,试印也有过一两次,所以我们工厂——特别是排字车间,几乎是白天黑夜地连轴转,一直到29日下班前,才算告一段落。29日晚上,开始全力投入到国庆节出报的准备工作中。”周启祥向记者回忆说,“那个时候我还做工会工作,要完成出版《新民报》和试刊工作,还要组织国庆当天的游行队伍,差不多两天两宿没睡觉。”

尽管人困马乏,但每个人都兴奋不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日,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终于要与市民见面了!

1952年10月1日,《北京日报》创刊号诞生了。

鲜红的报头是毛泽东题写的。“创刊号”三个套红繁体字位于报头下方,字号不大。在“创刊号”三个字下,是报社创刊时的地址:北京西长安街72号。报纸定价为600元,相当于新版人民币6分钱。

整张报纸4个版,均为竖排。第一版通栏标题为套红繁体字口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并配发毛泽东和孙中山的大幅照片,以及《人民日报》社论。

位于头版下端的“创刊词”,由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廖沫沙起草,市委书记彭真亲自修改后定稿。发刊词标明了《北京日报》的性质和任务:

《北京日报》是北京市人民的报纸,是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的报纸。

它将系统地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报道北京市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市政建设,特别是生产建设进行的情况,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北京日报》一定能够和北京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巩固的联系,使它在首都今后建设事业中担负起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任务。

刚刚诞生的《北京日报》创刊号发行了3万多份,一年后即增长一倍,达到7万多份。时隔七十年,周启祥已是百岁老人,创刊当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国庆庆祝典礼结束以后,报社在门口摆了两张桌子,放了几摞报纸。长安街上人潮汹涌,来来往往的人群纷纷跑到桌子前面,争先恐后,想一睹新出版的《北京日报》的风采。“一会儿的工夫,好几摞报纸就一抢而光,我估计得有1万份左右。”

作为创刊人员之一,周启祥略感遗憾的是,由于转载的中央媒体文章篇幅较长,报纸版面有限,创刊号没能充分体现本地特色。事实上,市委和报社领导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据范瑾回忆,创刊之初,报纸来稿少,文章长,与《人民日报》重复多,地方性差,脱离群众,为此,彭真亲自召集各区县局及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开会。

在会议上,彭真直言不讳地说,这一时期《北京日报》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些‘老爷’(市、区及部门负责干部)没有负起责任。办报不能像看戏一样,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光挑毛病,而必须‘老爷’负责,全党办报。”他要求市、区及各部门每月提出报道计划、列出题目,送到报社编辑部,又向报社提出“要登短文章,不要又臭又长的文章,文变短了,不好编排,可以搞单元。”他要求每一项报道都要有特点,他说,“不要老是‘共同纲领’式的文章和标题,老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的‘八股调’。要有创造,永世不创造就永世没有生命。”

中央领导也对《北京日报》给予了特殊的关怀。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对《北京日报》刊登的新闻报道、漫画、小品文、短评等提出过意见,有过表扬,也有批评。刘少奇同志曾亲自来到报社,作思想讨论的总结。

有一次,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代表。接见开始时,周总理问有哪些新闻单位来了,工作人员回答: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周总理又问:北京日报来了没有?工作人员回答:没有。周总理当即表示:你们在北京开会,怎么不请北京日报的人来参加,赶快补请,补请。会议立即通知了北京日报。从那以后,卫生部立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卫生部召开的有新闻单位参加的会议,都邀请北京日报派人参加。

细心的读者能够看出来,与《北京日报》现在所用的报头相比,创刊号的报头字体明显不同。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前文已提过,1952年5月24日,毛主席第一次为《北京日报》题写了报头,这个报头陪伴了北京日报12年。1964年7月29日,范瑾社长接到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北京日报报头不好,应重换过。现写了两张,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退回重写。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敬礼!

接到毛主席的来信,全社人员至为兴奋。趁此机会,范瑾代表编委会和全体员工给主席写信请求:北京晚报现在用的报头是凑的字,您是否可以为北京晚报写个报头?

9月25日,毛主席回信,不仅为北京晚报题写了报头,还又为北京日报重写了一张,供报社选用。1964年国庆节,毛主席手书的新报头,在《北京日报》上隆重启用,一直沿用至今。

忆往日,看今朝,如今《北京日报》大步向前,迈上了融合传播的新航程。70载春秋,25000多个昼夜交替不息,它在每个夜晚亮起的灯光,它在每个清晨散发的墨香,它在每一个历史现场的身影,早已融入首都人民和这座城市的共同记忆中。


来源 北京日报记者 杨丽娟

编辑 王海萍 曾佳佳

流程编辑 严圣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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