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晚餐》剧照

讲这个的故事，我确实犹豫再三，像旋进了一股涡流。故事捡起又扔掉，扔掉再捡起，五次三番。

这十来年里，我的家乡发生了许多变化，巧合的是，这些变化的每一个历史瞬间，几乎都无法绕开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不能割舍它的理由吧。

我要讲的这人，叫高玉清，今年五十多岁了，是我老家芦花沟村四队的一个农民。只要一提起他，亲戚朋友总会不约而同地先摇头、后叹息：

“高玉清，搞玉清，非要把什么都搞‘清’，一头栽进搅浑的水中，连自己都搞不清了……”

“这骨头不要说去啃了，能干净地绕过去就是胜利”

我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去了解高玉清的。

2014年，期盼已久的高铁开建，按规划，铁路正好从我们村穿过，村东那片地里还要建一个高铁站。所以，等去年夏天我再次回去时，记忆中的老家已经难寻踪迹了。

村西边原有一条深沟，名叫芦花沟。据说也曾清澈见底，水中有游鱼，可在我的记忆里，这条沟两岸堆满了生活垃圾，零星的几棵柳树上挂满的各色塑料袋，沟里流淌着淡黑色的水。

想不到，如今芦花沟已完全变了模样——沟上新架起了桥，一条宽展的柏油路依沟直通南北，路边两个村的安置小区已经初具规模。四五米高的高铁地基已经垫好，火车站地下管廊正在加紧建设中。东西两面陡立的沟岸被修整成缓坡，植上了成片的绿草、鲜花，曲折的漫步道、骑行路依沟蜿蜒，沟底芦苇簇簇，架起的木栈道迂回其中，宛然一个湿地公园。连片的绿化带里，只有一院房子突兀而立，灰土院墙方方正正地环围着几间黄砖泥房。

“这就是高玉清家，我们村里的钉子户。如果不是这个院子还在，我们老家原来的位置，你根本没法判断了。”朋友告诉我。

高玉清成为钉子户，是村里人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他不是钉子户，那才叫新闻呢”。听说，当高铁线路最终确定的时候，乡里的一位干部就曾感慨地说：“拆迁工作千难万难，难就难在高玉清上，这个骨头不要说去啃了，能干净地绕过去就是胜利。”

整个芦花沟村、包括临近的农田将要被征用的消息，最先都是从来村里的几拨勘察人员嘴里传出的，他们带着仪器，拿着图纸，在村东边的田地里反复放线，并沿线打上了系着红带子的木桩。他们说用不了多久，这里就将变成城市的一部分，“芦花沟村的历史也将翻到新的一页”。

在地里被打上木桩的那个秋季，东边收完了秋庄稼的农田，几乎是一夜之间，全被栽上了密密麻麻的果树。一时间树苗紧缺，就连手指粗的小树苗也是价格翻倍，“只要给插在地里就算”。

这场势不可挡的“植树活动”传到乡里，让上级部门很是恼火：一是高铁线路还在勘察中，到底从哪儿过还在规划论证阶段，当地政府部门还没有接到正式的征地通知，明年这些耕地到底还种不种？如果不种，撂荒的可是全村的基本农田，要种的话，这么多树苗挡着，农机怎么下田？二是如果来年真要征地，这些插在地里的“果树”怎么算账？这不是给未来的补偿在人为制造麻烦吗？

事情还远不止突击种树骗征地补偿这么简单，这个秋天里，村里分家立户的也多了起来，大家都成天拥在村部里，嚷嚷着要申请新的宅基地，口径出奇一致，都说一大家人多年挤住在一个院子里，已经无法“将就”了。

宅基地确实是芦花沟村的老问题。村里自南而北的几个生产队，原来都是顺沟依路而居，早先确定的宅基地范围，因土地空间有限，也都无法扩展，审批新的宅基地非常困难。本来这几年，村里许多年轻人都去城里安家了，只剩些老年人还留守在村里，让曾经住房紧张的矛盾得到了缓解，没想到，村民们为了多要些征地补偿，如今又把这个问题摆在了乡村领导的面前。

“现在都到了什么年代了，还申请宅基地？加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但不能再建新住宅，原有的老房子也都要统一规划，进行城镇化改造！”村干部只能这样反复解释。

申请宅基地无果，秋后村里又掀起了一股建房热：自家院子里、原有的自留地里、村东沿路的那档子耕田里，到处都是用旧砖旧梁和旧货市场买来的破门烂窗搭起来的破房子。

这股风气之所以势不可挡，据说就是因为四队有一个跟政府打了多年交道的仁兄，深入研究过了政府出台的文件，说：

“我们世代农民，如今赶上了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祖辈留下的这点基业，要千方百计把它转化为实惠。

“一亩耕地才赔你两三万，如果是一亩大的果园，那可就不是两三万就能解决的事了。即便不算果园，一棵树赔偿二三百，你自己算算这是什么账。

“一分宅基地赔你十八九个平米，你自己算一算你家能赔多少平米、能分几套房？你不想办法闹一闹，谁会把你的利益当回事？

“强拆不给赔偿？哪个领导敢？告他几次，他说不定会自觉地给你些好处呢。

“虽然，这块地方人家早有卫星拍照，哪是新建的，哪是原有的，一目了然，但到底算不算事在人为，况且我们也有实际情况，要解决那就新老问题一起解决！”

——按照村里人的说法，这位仁兄就是高玉清。

“给不了三套房，谁给我动动看”

村里“种树建房”的热潮 ，高玉清家都没有参与。

一是他家没有承包的耕地；二是他就一个儿子，即便是未来孩子成家住在农村，两代人住在一个院子里也绰绰有余，不存在“申请宅基地未批”的遗留问题。

至少，在大伙风风火火搭建“新房”的这段日子里，高玉清总是蛰伏在家里，连出门到路上看个热闹的兴趣都没有。当然，也有人说：“他哪能建啊，乡里早几年就安排了人盯着他的动向呢！”

那段时间，村东边的路上异常热闹，那些一向趾高气扬的村官乡官，常常在这里被村民们的奚落得哑口无言。

乡里村里来给村民做工作的干部说，征地拆迁是个孙猴子拔毛说变就变的事，没有正式文件确定，到头来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吗？

“一旦要拆呢？到时候我们的亏损你他妈的补偿吗？！等文件下来，吃屎他妈都赶不上热的了！”这句话成了村民应对干部们制止违规建房的标准回答。

后来，乡村两级干部的“制止违建”工作，也就只剩下表表态度、受受窝囊气了。

2015年下半年，高铁终于开工了。芦花沟东岸家家户户的墙上果然都被写上了大大的“拆”字，一场早已开始酝酿的风暴，在村里赫然刮了起来。

这场风暴里的核心人物，就是蛰伏了整整一年的高玉清——这一切，都是从他家大门左侧上竖着挂起的那块“玉清食品加工厂”牌子开始的。

他在挂起这个牌子的同时，还说了一句话，一时成为整个芦花沟村的流行语：“别看我这三块耐火砖，给不了三套房，谁给我动动看！”

这是不是高玉清的原话，我无法考证，但在村民的一再演绎下，高玉清的神情倒是似乎越来越活灵活现了。

我到高玉清家门前看过，那块“厂牌”黄底黑字，规范、醒目。高玉清家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食品加工厂？这个厂子加工的是什么食品呢？所有人都很费解。听进过他家院子的人说，其实院子里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原来的牛羊圈里，用砖架了几个土灶台。

高玉清原本是很有经济头脑的，前几年忙着学法律，荒废了。这些年，他媳妇一直在家里燎羊头、洗羊蹄、收拾羊杂碎，据说收入还不错。如今，家门口正式挂上牌子，成了正规企业了。高玉清就是这个“企业”的法人，据说乡里村里也都核实过，上网上一查，真实无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商注册号，一应俱全，经营业务范围是“羊肉、羊肉制品加工及批发零售”。

在拆迁办按照早先拍下的卫星图、理直气壮地区别合法和违规房屋的时候，高玉清的这招，在整个村里简直让人拍案叫绝——一切都“有理有节”，无可挑剔。

乡干部队伍里有人质疑：“这分明是在钻空子，2015年10月成立，与违章私建想套取征地补偿是一个性质。”

但这个干部立刻被驳得哑口无言：

“由着你们的嘴随意放屁呢，那时候你们不是说，这里建不建高铁还是说变就变的事吗？”

“我们农民享受政策应该得的利益，你们就他妈的总是推三阻四！”

此事之后，高玉清的威望迎来了一波大涨，芦花沟村立刻出现了许多拆迁办防不胜防的问题：

比如，四队住在沟边的一户，在自家院子里办了一个鞋厂，现在也要求按照厂房的征地标准补偿；暂时还没有列入年度征地范围的七队，有几户也学着高玉清，在家里办起了企业，连收废铁的，也在墙上刷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标语，门上挂了物资公司的牌子；还有几家养牛的，也纷纷在自家院里开起了“养殖场”。

在多次劝告无果的情况下，拆迁办的挖掘机终于出动了。

高铁作为自治区献礼工程，建设提速，但征地拆迁工作迟迟不能顺利开展，横跨芦花沟的三座大桥已经先行开建，可东头道路施工却受到了严重影响。拆迁办按照规划图纸，先急后缓，先行对那些影响道路、桥梁、地下管道和安置小区建设的农户进行劝说工作，但收效甚微。市里最终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先把那些违规建房拆了，断了村民无理取闹的念想。

据说那天来了很多人，公安、派出所便装出动，120急救车也停在了路上，挖掘机开到路东的地里，高高举起了长臂。村民们都围堵在路上，新建了房的村户，安排家里的老人、妇女都坐进了没有窗门的房子里，男人们围着挖掘机，不让它动。

“按照法律拆违建房可以，那你给我们先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

“这些年别的村宅基地那么宽裕，我们村为什么就不给老百姓解决？同样是征地补偿，现在别人一户能分两三套，我们能分多少？”

“我们响应号召保护了国家的耕地，到头来亏又叫我们吃上了？！过去多占了就不违法，现在就违法了？”

村里像样的男人无论关系亲疏，似乎都拧成了一股绳。高玉清也在这伙吵闹的人群里。

“过去遗留的问题，协商解决，但违建房必须无条件拆除。如果有村民还要无理阻拦，以妨碍公务处理！”

大铲车还是强行启动了，据说，那天整个芦花村20多个人都被拘留了，高玉清也是其中的一个。等到他出来之后，芦花沟村已经悄然变了样：人群散了，那股绳也散了，当初学着他的那些人家，全部开始动拆了。

“告这帮驴日的！”高玉清决定，再一次举起上访告状的武器。

“这是民意！”

高玉清第一次上访，得追溯到2000年，那一年，他还是芦花沟村四队的队长。

他曾经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在外闯荡的“能人”，曾经帮助当包工头的朋友管理过工地，还安排了一个亲戚在工地管理材料，后因虚开发票被发现，与朋友关系破裂，才回家务农。

回到家不久，高玉清就当上了芦花沟村四队的队长，从此开始了他戏剧一般的人生。

2000年8月，高玉清联名68户村民，向市纪委举报芦花沟村干部违纪行为，这事在芦花沟村引起了巨大轰动，乡里对这个越级举报更是十分恼火。

有人说高玉清是想当村委会主任；也有人说是高玉清看不惯村干部动不动就组织各队队长吃饭喝酒；还有人说，高玉清应该是想鼓动村民拒绝上缴“三提五统款项”……可这些猜测都是指向高玉清个人的，可跟他一同上访的，还有其余68户村民，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这是民意！”对此，高玉清只有这一句解释。

多次上访之后，市里终于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芦花沟村几年的账目进行调查审计，最后认定：村干部多占多拿农工款4169元，超标准领取工资1500元，违纪发放补助1930元；出纳短款1万元；村里招待费超支2万多元，并查出村干部有乱摊派和账目作假现象。

这一年12月，市纪委决定：给予村委会主任、村支书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出纳开除党籍处分，村干部多占多拿款项全部退回。

虽然查出的这些违纪金额，与高玉清想象的还是有些出入的——除了“招待费超支2万多元”在村里成为了一大新闻外，其余几乎没有引起太大震动。但毫无疑问的，这件事在芦花沟村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翻开了芦花沟村民主监督新的一页，让芦花沟村百姓第一次认识到了什么是“民意的力量”。

2001年3月，高玉清代理芦花沟村村主任；3个月后，顶着不小的质疑压力，高玉清还是在几十户村民的联名推举下，当选了村主任。“不管如何，芦花沟村需要一个清廉的村干部”。

然而，在高玉清正式当选村主任14个月之后，部分村民又联名要求乡党委，罢免他村委会主任职务——两年前，高玉清让芦花沟村民耳目一新的“联名表达意愿”的方式，被活学活用在了他自己身上。

信中反映的是高玉清的“工作能力问题”：独断专行，与村班子成员不团结，不了解基层村民复杂的实际情况；工作风格简单粗暴，不能服众；没有履行村委会主任职责的能力，等等。

高玉清完全没有料到这份联名信的威力能有这么大。

这和两年前的情况还不太一样：两年前，他的联名信是惊动了上级纪委，启动了调查程序，乡上、村上、队上甚至包括与村上农业生产相关联的许多职能部门的人员都接受了调查问讯，但最终是非曲直还是能够说清楚的；但这次，看似轻描淡写的一份村民意愿书，却让他无从辩解，“能力问题”是个说你有你就有、说你没有你就没有的问题，群众的评价根本不需要证明材料。而且，从联名信中，完全看不出核心组织者，谁也说不清这是谁联合村民来反对高玉清的。

事后也有人说，是高玉清“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个性，根本不适合村委会主任这个整天与“刨土求食”的农民打交道的工作——老百姓认的是实惠，一个不知变通、只按照条条框框办事的一根筋，哪能协调好这么复杂的关系呢？

有人做过统计，在他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真打起来的架就有8次，其中3次被人打到住院，至于被追得到处乱跑的时候，那就太多了。

他任期后期，芦花沟村的工作常常以打架的形式结束，一度发展到高玉清上班时都会在腰里系着铁链子。村民的联名信质问说：“这还怎么在村里开展工作呢？”

这一年多里，乡里共调整了三次跟他搭班工作的村书记，但每个村书记都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在乡里的斥责下辞职不干了。他们都觉得乡里的领导不愿得罪高玉清，村里工作做不好，不批评村委会主任，反倒常拿他们训斥。

可按照高玉清自己的解释，之所以工作这么难以开展，主要原因是他两年前的联名上访，扳倒了在村里工作多年的村委会主任、村支书，得罪了很多原来能得到好处的人，他们故意找茬，伺机报复；还有就是他任村委会主任后，一心想减轻村民的负担，乡里布置的工作，如果他觉得不符合国家政策，一定会坚决抵制，为此，也肯定得罪了一批过去能从多收费中获得好处的村干部、乡干部及其亲友。

对此，村里又有人说：“他哪里是抵制乡里布置的不合理工作啊？那是因为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把上面安排的工作落实下去吧！”

不管怎样，这一次，乡里对于村民联名要求罢免高玉清这件事情非常重视。乡里认为，就是因为两年前高玉清的联名举报没有被足够重视，才致使后来工作非常被动，乡领导因此还被点名批评——这次绝对拖不得，高玉清腰里都系上铁链子了，万一哪天分寸没控制好，闹出了人命来，谁也担不起这个“不作为”的责任。

于是，乡里在慎重考虑之后，派新来的副书记把意见反馈给了高玉清：一来这是村民的意愿，不是乡里的意思；二来，乡村工作错综复杂，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干好的。

乡里希望高玉清学习三位新支书的做法，主动辞去村委会主任职务。可对于高玉清来说，两年前自己举报村干部违纪，把别人告了下去，如今别人联名让自己下去，这脸往哪儿放？2002年10月，据说在等待无果的情况下，乡党委、政府决定暂停高玉清的村委会主任职务。同年12月，芦花沟村历史上第一次启动了罢免程序——罢免高玉清的村委会主任职务。

“想要罢免我？我要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2002年12月19日，是高玉清人生轨迹发生重大扭转的一个日子。

当天早晨，乡党委副书记带领着2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进入芦花沟村，召集村民代表开会，宣布罢免高玉清村委会主任职务，村委会工作由村副主任代理。

此时，高玉清已被停职两个多月了，他从始至终都不能接受自己“没有能力”任村委会主任的事实，总觉得被“联名要求免去职务”这事有很多蹊跷。

一年多来，尽管脾气有些粗暴，但在他任期里，村民的负担确实减了下来——1999年村每亩地农民需要担负各种费用为219.28元；2000年每亩为269.16元；到他上任的2001年锐减为每亩81.30元，2002年又减到每亩74.50元。

高玉清常常用这些数据为自己辩解，但后来，忽然有人说：“这是国家税费改革给群众带来的好处，怎么能拿它当作炫耀个人政绩的资本，来糊弄老百姓呢？以不作为来减轻村民负担，这也能算是能力？”

高玉清又窝了一肚子火。

然而，芦花沟村这次兴师动众的罢免程序，反倒让高玉清看到了新的希望，高玉清当即决定，起诉乡政府——“当不当村主任，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但我要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高玉清起诉乡政府的依据，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随意撤换、停止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委员的职务”。

于是，高玉清在自己被罢免职务的同时，向市人民法院起诉，但法院不予受理，他又向中院提起上诉，也被驳回。

到2003年2月，高玉清再次将乡政府告上法庭。法院认为，乡政府只是协助村委会召集村民会议，没有对罢免做出具体行政行为，驳回了起诉。随后他再向市中院提起上诉，又被驳回。

如此屡告屡败，更激起了高玉清的斗志。自此，为了要讨个“公道”，他购买了各类法律书籍，系统学习相关知识，开始了漫长的上访和打官司之路。

高玉清学法的收效很大，他不再纠缠那些主观臆断，也不再申辩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于对他能力的评价，更不再纠缠自己到底有没有为农民减负的政绩。

他意识到，只要那份要求罢免他的联名信不可靠，或者不合法律要求，他就能驳倒乡政府以“人民的名义”罢免他的理由。

2003年5月，高玉清经调查发现，在那封村民联名信上，有一些蹊跷的名字：有5人是现职国家公务人员，在村里无农业户口，不是该村村民；有3人正在监狱服刑；有2人在写联名信期间已经死亡；有5人虽然在芦花沟村居住并承包了土地，但属于外来人员，在村里无农业户口。

已经死亡的人怎么能签名反对村主任？在职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村民都不是，怎么有资格要求罢免村主任？在押服刑人员有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村里居住的外来人员，法律有没有赋予他参与本村选举的权利？

2003年10月，高玉清再次带着“罢免其村委会主任的操作程序违法”的理由，多次到区里上访。小半年后，区里终于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到芦花沟村里对高玉清反映的问题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确认：高玉清村委会主任被罢免程序不合法，结果无效。

次月，区县民政局下发文件，恢复高玉清村委会主任职务。

经过一年多的上访申诉，高玉清的官司居然打赢了，这在芦花沟村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村民们在感受了“民意”力量的同时，又充分感受到了法律的力量！

“我是村委会主任”

高玉清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可他没有预料到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复职后的第二天，他去村委会上班，发现村委会成员根本不与他说话，也没人理会他的存在，在办公室里尴尬地呆坐了一天之后，他后来连办公室也进不去了——办公室的门锁也被人换了。

高玉清找人理论，村委会的人告诉他，没有接到乡里关于他恢复职务的通知。高玉清就这样每天到村部来看一看，然后再尴尬地回家。乡村里开会没有人通知他，上面安排到村里的工作也没有人告知他。

这场历时3年多的折腾，给高玉清自己带来的只是一句“恢复原职”的空头文件，他感觉到自己被彻底架空了。

村委会事务，高玉清根本没有参与的机会。2004年7月，乡政府下发《关于调整乡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确定各村村委会主任担任村劳动服务组织机构副组长，惟独芦花沟村的副组长是由村委会副主任担任。高玉清被排除在外，文件上找不到他的名字。

高玉清觉得，这个文件无疑是乡里不承认他村委会主任的身份、不执行上级调查组确定结论的最有效证明。

他多次找乡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希望他们出面协调，让他能真正履行村委会主任的职责，有关领导却回答：“乡里安排谁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是按照工作的实际需要决定的，既然上面决定你复职，那你尽管去村委会上班好了。”

9月8日上午，高玉清又到村里来了，他见村委会办公室的门开着，便走了进去，依旧没有人理他。中午，村委会副主任要回家，要求高玉清离开办公室。高玉清说还想留在办公室。

副主任说：“你有啥资格留在这里？你在这算老几？这里还有你的啥么？”

高玉清说：“我是村委会主任，我怎么没有资格？”

“你一个被罢免的人，还好意思说你是主任？”

“你放他们的屁，罢免老子的事，不是错误的吗？”高玉清积压已久的情绪，只往头顶上冲。

“你也不看看，结论是怎么说的，是‘罢免程序不合法’，不是不该罢免！”

两个人就这样争执起来，然后互相推搡，很快就打了起来，副主任的头撞到了门框上，鲜血直流，两人被拉开后，各自回了家。副主任到医院里躺了两天，用纱布包了头。高玉清则被关进了派出所，行政拘留10天。

这是高玉清担任村委职位以来的第9次打架，这一次虽然终于改变了过去他一直挨打的局面，但副主任对调查组结论的解读对于高玉清的打击，却远比被打破头更厉害——是啊，调查结论对该不该罢免没有定性，定性的只是罢免程序不合法——原来，这才是问题的症结。

高玉清这才意识到：“原来人家不是想办法让我恢复工作，而是想办法让我无法恢复工作。”

明明是一场自己艰难赢下来的官司，就这样转眼之间败得一塌糊涂。

高玉清终于意识到，他几年来折腾的这个事情，结果已经很清晰了——罢免他是民意问题，怎么罢免才是法律问题。再折腾下去，他所依法维护的，只是一个要求被合法罢免的权利，其意义何在？

尽管后来，也有一些记者到村里来调查采访他，一些思考法制建设的文章也时而见诸新闻媒体，但高玉清依然再也没有回到村委会主任的位置上。

2005年之后，据说他多次在重要时间段上访，甚至去了几次北京，最后都被乡上的干部截了回来。各级政府对他上访的处理，工作重点已经由原来的“核实问题”转向了“安抚”。每到乡里、市里、大市里有重要的领导视察或者区上、国家需要“维稳”的关键时节，高玉清家里都会有人送来些米面油之类的慰问品。

后来，高玉清就把这些慰问品，当作证明自己占理的依据，拿去状告别人做了亏心事：“他没有错那他为什么要给我送东西呢？”

于是，很快也没多少人再敢送东西来了。

但无论如何，高玉清能把政府整得没有办法，还是在百姓中有了一定的威信，这几年为打官司，高玉清谙熟了法律程序，村民之间有法律纠纷的，与单位、政府有矛盾的，也常找高玉清来咨询，请他帮助打官司。

有人说，高玉清也算给乡村干部的作风建设带来了一些积极作用。因为在他被罢免之后的10来年里，乡里其他村对于村干部的日常工作，都有了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定期公示账目也成了常态。

“村里有爱告状的，就是想给大家点好处也不敢”

回到2015年拆迁的事上来。

在高玉清因参与妨碍公务事件被行政拘留过后，他的上访又进入了一个相对活跃期，主要状告征地拆迁中出现的问题。

他状告拆迁办动用挖掘机拆除民房，不给予合理补偿，属于违法的强拆行为；状告征地补偿标准没有执行国家政策；状告拆迁办丈量村民宅基地不公开透明，有徇情舞弊行为；状告拆迁办不能按照相关规定处理村民企业的补偿问题；状告村干部长期不作为，不按规定解决村民宅基地紧张问题，致使村民在拆迁补偿中遭受重大损失……

一些对拆迁不满意的人，又纷纷站在了高玉清一边，大家联合起来抵制拆迁。

高玉清再次被乡上警告了——有问题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用法律手段解决，但不能以此鼓动村民闹事，否则，将以扰乱社会秩序处理。

不满意的村民们在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也渐渐散了。一些影响高铁站及相关重点工程建设的村户，在拆迁办逐个协商后，陆续主动拆了房子，具体的补偿安置条件，虽然是单独谈的，要保密，但也有些消息传了出来——政策也还是有些余地的，村民的一些不算离谱的要求和愿望，拆迁办还是会尽量满足的。

这个时候，村民中就有了一些新的声音：“（因为）村里有爱告状的（人），（所以拆迁办）想给大家多给点好处也不敢，谁也不愿意因为这事惹上麻烦！”

还有人说：“整个村子有多少户，占地多少亩，每户是什么情况，卫星早就拍下了照片，测量好了数据，稍微放宽点，没人告还可以，如果有人告，一旦查下来，处理一批人不说，谁也别想多占一丁点便宜。”

村里人似乎都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渐渐觉得拆迁这么大的事，政府的规定是不易改的，高玉清的告状最终的结果，最多也是和多年前一样，越来越没有什么好处。

这种猜测的确得到了证实，比如：拆迁的一些垃圾要运走，村里想把这个活计承包下来赚点钱，高玉清就告村里借机建小金库；运垃圾赚了些钱，村上想给每个村民发5斤油，高玉清又告这不符合规定，导致发油的事搁置了很长时间。

2017年，芦花沟村失地农民办理养老金的手续经过了长达一年多的审报，终于批下来了。与其他村一比较，一些人不但少领一年的养老金，而且多交了养老保险。

同样是拆迁户，同样是失地农民，芦花沟村办理失地农民养老金的工作怎么会比别的村迟这么长时间呢？有关人员解释说：其实乡里村里早在一年前，就把失地农民的相关手续交办了，虽然当时许多村民的地确实还没有完全征完，但那也是迟早的事。没想到村里有人告状，这个事就只好搁置下来了，没有办法。

至此，村民对高玉清的反感情绪更加高涨了。

“村里有爱告状的（人），就是想给大家办点好事也不敢！”

“打这个搅屎棍！”

然而，却也没有谁，能有确切的依据，把这些与高玉清实实在在关联起来。

后来，那家在沟边的家里办鞋厂的，也顺利地签了补偿协议——他家正好挡在了芦花沟新桥的路上，拆迁办一遍一遍做工作，积极协商补偿方案，最后总算和谐地解决了，至于到底赔了多少，村民们说法不一。

而高玉清家连同他挂在大门上的“食品加工厂”的牌子，依然没人来谈判。他家的位置不在急于施工的地段上，拆与不拆，并不影响施工进度；而且，确实也没干部敢来啃他这个硬骨头——不给点实惠就告，给了实惠没准也告，谁也不想再惹一身麻烦。

拆迁办的意见是，高玉清如果想通了，来找拆迁办，就按规定实事求是地办，公开透明地去丈量，量多少是多少。如果想不通，那就由他就一直住着、继续开他的“食品加工厂”好了。

高玉清家终于被干净地绕过去了，成了芦花沟村唯一的钉子户。

现在，高玉清家的北边，芦花沟村的安置小区已经初具规模，小区四边宽展、平坦的大路已经修好，岔路口，时髦的红绿灯也开始闪动。

芦花沟两岸还在修葺的各色花圃，相映成趣，在簇簇芦苇的掩映下，原来的那弯污水也变得清澈了许多。

我不知道高玉清还会坚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