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来地方医家逐渐从“巫医”走向“儒医”，南宋以来医家与地方士人关系进一步紧密，部分医家也取得乡先生之类的称号。医者由此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中上层人士，特别是有独到诊疗技术的名医家。民国以来，为了与西医相区分，传统医学人士多被称为中医。长期以来，中医在传统社会的医疗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近代，则受到了来自西医的冲击。新中国初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卫生工作强调中西医结合，中医诊疗与传承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1958年卫生部提出“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的口号，认可传统中医以师带徒的传承方式，中医也可以进入各级医院，由此中医发展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此后卫生部又进一步提出整理老中医医案，于是这项工作进入了各级卫生部门的工作日程。

一、档案记载中1950年代新建县中医工作

江西新建县自古为医学繁盛之地，清代有名医家喻嘉言、太医院御医朱纯瑕等，留下医籍著作数十种之多。民国以来，由于新建县是南昌府附郭县，南昌是教会医院较多的城市，城市受到西医的冲击较大，乡间由于地域广袤，且县区被赣江水域划分为上、下新建两个区域，故而中医依旧是主体民间医疗力量。民国时期新建中医数量不及清代，却保持乡间中医诊疗的传统，乡间医家较江西其他县为多。民国以来，新建县中医屡遭打击。北京政府时期，江西省府于1915年领先全国颁布《江西警察厅取缔医生章程》，规定一切行医者需要考核，方能继续行医，极大震撼全国中医界。知名医家高德僧特意撰文发出警告，认为这是中西医此消彼长的标志，也标志着汉方医学首次被政府部门敲打，他敬告中医同仁，需要谨慎对待此“章程”，才能确保中医行业的健康发展。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于1935年再次颁布《江西各市取缔医生、管理药商暂行章程（附章程）》，命令在省府城市行医需要各个医疗培训学校或机构合格证，以备各地公安局查验，且颁行统一《诊疗单》与《存根》，以备医疗民事纠纷时作为证据，此次颁布的章程比1915年章程要更加严密而细致。可以说民国时期，江西省府持续明显打压辖区内中医，故而江西各地中医不如清代繁盛，发展受到了限制，部分中医远走湖北、湖南、云南等省份。由于财力等原因，江西省府无法全面推广西医诊所，如1934年统计，新建县只有官办西式诊疗所一处，在辖区北部乐化镇，这对于一个拥有几十万人口，且占据赣江下游水陆码头要津的大县，是远远不够的，以新建县可见，传统中医在江西省医疗市场仍占有重要份额。

《江西警察厅取缔医生章程》

1950-1955年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江西县级区域并没有专门开展扶持中医的工作。1951年，新建县试点开展权限范围内的公费医疗，各级医疗机构开始大量招收医疗人才，开展试点公费医疗得到江西省卫生厅的大力支持。1951年，江西省卫生厅给新建县卫生局公函要求新建县卫生局尽快造好公费医疗的名册，包括党政军农会与群众人士。新建县卫生局开始扩大公立医疗机构的规模。1952年据新建县卫生局统计，辖区有290位中医药从业人员，均为个体开业者。江西省卫生厅于1953年发布《（卫生）厅人字第九四三号令》给各专、市卫生科、卫生局等单位，要求做好本辖区内部医疗人员名册统计，给医疗从业人员做好医疗证件，证费每人旧币18万9千元。新建县卫生局统计1958年约222人参加联合医疗机构（包括联合诊所和医疗站），其中中医师160人，中药业从业人员62人。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包括江西中医进修学校（1953建校）毕业的新建籍年轻中医师杜勉之、汪天培。他们二人自1953年于江西中医进修学校就读期间，用南昌著名怡生纸号信笺，写信给江西省卫生厅许厅长，要求毕业后回到新建工作，造福乡里，他们二人信中详叙新中国各项历史成就，并以献身社会主义医疗事业自勉，于是1956年毕业后，他们回到新建县工作，他们写给江西省卫生厅许厅长的信也被转入新建县卫生局档案中，成为他们立志回报家乡社会的誓言书。

1956年据新建县卫生局统计，新建县医院（时称新建县卫生院）编制（不包括联合医疗机构如乡镇诊所）名册，在籍中医师6人、西医师1人、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学生4人，这时期可以说新建县立最高医疗机构中中医占了主流。当时新建县政府已经迁往生米镇，不再是南昌市的附郭县，所以才会导致数据统计上西医偏少。1955年新建县还召开了第一届全县中医代表大会，鼓励民间医生献出秘方250多个，开展中医师入省城进修活动，截止到1959年，共有60人前往省城南昌进修。可以说1950年代后期，新建县卫生局围绕中医待遇、编制、进修做了大量的工作，提高了辖区内中医的待遇与品质。

二、1958新建县卫生局开展抢救老中医经验计划

1958年卫生部提出“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的口号，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在1959年4月12日中央广播电台讲话强调大力开展中医以师带徒的工作，新建县卫生局开展了抢救老中医经验计划，由卫生局牵头联系老中医与学徒（主要为县立机构的医士与中等医疗技工学校的学生），双方在县卫生局订立为期一年的培养合同。新建县卫生局定名为《中（医）药师徒合同》，以承带单位和老师为甲方，以徒弟与家长为乙方，甲、乙双方根据新建县中医药带徒弟试行方案（修订草案）的精神，订立合同，共同遵守。其中甲方要求为保障将某某丸药配制方法以及具体技术操作，完全无保留传授给学徒，并关心、关爱学徒，保证在一年内全部教学，授与各项经验与技术，承带单位保证甲方教学时间，尽量予以方便，不得无故留难。乙方要求为尊敬老师，服从承带单位领导，按时按质完成各项布置的教学任务，家长保证学徒在此期间支持学习，如购书、医疗器具，不得以客观条件妨碍学徒在此期间的学习，原则上不允许中途辍学，合同以一年期为准，甲乙双方需得严格遵守。

1958年新建县中医以熊惠生资历最为高，且已年过八十，是江西省在编医生中最年长者，是年新建县卫生局首先委派熊振敏医师为学徒，拜八十五岁老中医熊惠生先生为师傅，主要协助熊惠生先生整理毕生从医经验。1958年8—9月，熊惠生在熊振敏协助下，整理毕生行医经验，结集题名《医学经验录》一书，计20万字。

熊惠生（1873-1960），江西新建县人。自幼多病，7岁，惠生之父忧虑其病，重金请南昌西山梅岭道观长老下山来诊。长老说：“你若信得过，请把惠生交给我。十年之后，保证将一个身强力壮、有文化、能医术之惠生还给你。”于是惠生拜长老为师，随长老在西山梅岭道观习文练武，兼读医书。历十载，熊惠生果然体魄健壮，能文能医。回家后应试入新建县学，为廪生，是为前清秀才，名声播于乡里。旋弃儒从医，精内、妇、儿科。行医于新建、南昌之间，医名甚著，深受社会大众赞誉。1954年参加新建县江桥镇中医联合诊所，由于乡里名气大，求诊者络绎不绝，八十高龄尚每日出诊。熊振敏为其同族后裔，档案卡记载其家庭成分为小土地出租家庭，其父为著名医生熊廷诏（1880-1946）。熊廷诏，字金门，江西新建人。幼孤，寄寓舅家，从师新建县前清举人郑瑞成先生学医。三年学成归家。1902年，回新建松湖乡开业，为乡里人治病。越数年，医名渐著，声名达于省城，求诊者日众。1919年应聘任汉口“瑞昌纺织厂”为驻厂医士。1925年应邀到湖北恩施行医十八年，诊所在恩施乌羊坝街18号。1934年获“湖北省政府”颁发之《中医证书》，《光华医药杂志》在全国名医版特别刊登其照片，1942年获“国民政府考试院”颁发之《检核合格中医师证书》。1943年辞别湖北恩施官民，告老还乡回新建，1946年因病去世。我们由两位同族熊医士简历可见，新建熊氏为儒医有其渊源，且族中人素有儒医双修的传统，新建熊氏定居在著名道家名山西山脚下，也受到道教养生医学的影响，故而家族从事医疗工作者颇多。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决心整理熊惠生一生医疗经验，首选后辈学子则非熊氏族人莫属。

江西新建名医熊廷诏

熊惠生在《医学经验录》自序中说：“《内》《难》《伤寒论》《金匮》等书，医界域奉为导师，第著理虽深切，立方虽神奇，而人事递变，风气嬗易。岂能墨守成规，胶固不化。……每临一症。必先察天时之候，人体之强弱，而辨其在脏在腑，入经入络，气分血分，为表耶，为里证，理密法缜，丝丝入扣。此固先哲成书之善，而亦后贤广绍之功也。”我们可知熊惠生为医，首重经典，以传统医学脉、气理论为基础，并兼采天时气候与人体表征，不拘泥经典方脉之学，而是善于推导之学与本地时令气候，终成一代名医家。

熊振敏与熊惠生讨论《医学经验录》写作的三个主题：辩相关医理、妇科、历年病案，且熊振敏还带来新建县其他医家著述，供熊惠生参考，熊振敏一面记录原稿，并不轻易改动，只是在有疑问地方涂上红色标记，供老先生斟酌。熊惠生谈《医学经验谈》整理说：“此番深得熊振敏医师互相帮助，我有繁冗处，得以删改之，我有遗漏处，得以补充之。”熊惠生所参考著作有同族熊廷诏先生与杨季衡等七家名医家的手稿。后来，熊振敏把父亲熊廷诏的遗稿选辑有代表性者投稿入《江西中医药》1959第4期发表，以广流传。

熊惠生与熊振敏有同族的关系，加之熊振敏也为医家后裔，得传家学，新中国成立后正式身份为新建县卫生院的医士，这使得熊振敏代表新建县卫生局开展抢救名老中医经验计划十分顺利。1958年新建县卫生局收集在世和已故名老中医遗稿与家传抄本八部，1959出版杨季衡《治验存瑜》，1960年出版熊惠生《医学经验录》。新建县卫生局于1959年工作总结写道“现有中医部分质量不够高，需要抓紧时间提高，但目前缺乏师资，虽有几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但都年事已高，精力不足，很难担当这一工作。整理和发掘祖国医学遗产，也是一个存在的问题，因为过去一些老中医的抄本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多散失，现有老年中医的经验，虽有部分已加整理，还有很多次加整理工作，目前缺乏人手，未能进行。”虽然新建县卫生局坦诚目前整理老医生经验工作因人手缺乏而进展缓慢，但是就目前存留新中国名老中医医案整理与出版而言，江西新建县是居于前列的。

三、结语

1958年毛泽东主席在《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的批语》写道：“除去集中一部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中药，以便专门从事对祖国医药遗产的研究整理工作之外，还应号召在职西医根据自愿和可能，在结合业务的原则下学习中医，但是不应当要求全体西医都无条件地研究中医中药，以免于他们目前已经十分繁重的工作任务有所妨碍。”毛泽东主席意在中西医结合，西医虽然科学方法多，而器械博，现今要在实践上多学习中医，中医继承庞大历史文化遗产，需要中医自己去整理，西医只是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多学习中医，争取达到中西医结合的境界。新中国卫生部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展开一场抢救名老中医经验，挖掘祖国医药遗产的运动。

1959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长文，谈到当前整理祖国中药遗产三点方针：第一沿用现代植物学研究的方法，对有显著疗效的植物进行现代化研究；第二方剂（包括民间验方和秘方）的综合性研究，使用科学定量、定性的分析法，达到最优科学配方；第三大力提高传统药用植物的栽培。他对于整理中医遗产也有三点建议：第一加强对历史上遗留验方、秘方整理成稿，选取有价值的出版；第二整理有价值的医案；第三编译与整理祖国医学的著作，涉及把文言文准确翻译为白话文，并加以详细的解释，以便各地医生与群众学习。钱信忠的文中大力强调整理中医药遗产需要从药与医两个方面入手，其中中医文献整理与发掘，最重要的就是秘方与医案的出版，他建议以浅显的白话文出版，方便大众阅读，这也是呼应毛泽东主席关于提倡西医学习中医的建议。卫生部在1959年再一次发文强调，安排各地老中医工作，老中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整理自己历年的病案与方子，公之于众，为祖国中医药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经验。

江西新建县卫生局是这一场整理祖国中医药遗产运动最基层执行者，他们不拘一格，选取新建县卫生院年富力强又与中医素有渊源的医师熊振敏等后辈，前往熊惠生、杨季衡等家中，以传统师徒相称，整理挖掘他们毕生行医经验与脉方，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场运动中，新建县卫生局收集整理八部中医著作，公开出版三部，在全国卫生运动中名列前茅，老中医熊惠生、杨季衡的医学著作也得以流传，实在是功莫大焉，新中国整理祖国中医遗产的决心与力度于江西新建县可谓是贯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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