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范文大全 > 辞职报告 正文
[驻村扶贫辞职报告]扶贫专干辞职报告?

时间:2023-04-03 14:57:49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想挤进公务员队伍的人,年年多如过江之鲫。但里面却有不少人,主动辞职离开。原因各自不同。比如,对于习惯了忙碌、喜欢被KPI推动的江苏人魏澜而言,她第一次下决心准备辞职,是在产后回到岗位上时,她发现自己的工作已经可有可无。

理由也可以截然相反。比如西北人天阳,他因为“过劳”主动辞职,他说,工作五年后,服务期满了,自己的头发却快掉光了。

从体制内辞职需得面临阻力,身边人的不解目光夹杂着世俗的期待包含在内。比如,一些城市规定,不满五年服务期不得主动辞职,在领导不支持的情况下,周龙索性旷工。

在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公务员热潮里,这些人无疑是少数中的少数。

继7年前一名河南中学教师留下“世界这么大”的辞职信,一度掀起“勇敢辞离体制”的赞叹后,今天的年轻人之间流行着另一句话:“宇宙的尽头是考编。”

过去的两年,在疫情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下,年轻人的考公热有增无减。据国家公务员考试网,202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计招考25726人,官方发布共有157.6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1:1;人大代表提议取消“35岁门槛”……竞争激烈,上岸不易。

(图源:清华大学 2021 年就业报告)

不过,数字不能掩盖个体差异,一些人在努力削尖脑袋挤进体制内的同时,另一些则辗转后转身、悄然离开。

公务员的神话,他们也曾紧紧攥在手中,也曾铆足劲备考进入体制内。最后选择离开,原因都各不相同,离开多数人眼里求而不得的“铁饭碗”,就像离开任何一份工作那样,有尝试,就会有试错。

“不快乐就离开”

魏澜的公务员职业生涯只有两年,这两年内她最开心的两个时刻,分别是面试成绩公布那天,和2021年8月终于拿到取消录用通知书那天。

2015年魏澜从大学毕业后最初在旅游公司上班,淡旺季时间与大部分人相反,她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朋友。于是,工作四年后,2019年10月,魏澜辞职,赋闲在家半年后,她决定考公。

准备了一年,没想到一战告捷,得知自己第一名的好成绩时,魏澜兴奋得原地跳起来。

(图源:电视剧《垫底辣妹》)

“多少有点运气因素”,她回想起来说道,进入体制的决定其实是稀里糊涂的。魏澜的爸爸是公务员,持有“女孩子考公稳定”的念头,即便魏澜从未真正想过自己的热情所在,“考上公务员”这件事,对她而言始终是一份成就感满满的鼓舞。

刚进体制内,现实和期待差距不大,工作时间保持朝九晚五,不多一时,不少一刻,年薪12万左右,几乎不多一分,不少一文。

不过,魏澜很快发现,公务员的工作量比在旅游社要少,但并不一定更轻松。

“旅游社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分工清晰明确的,做多少得多少。但在体制内,上面下发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但中间常常要经过许多层级审批。”让魏澜头疼的是,经过的人越多,不同意见的分歧和意见就越多,好几次,魏澜都因为未能协调好各方意见而被单独批评,这让她深感委屈。

有一次,她忍不住越过了自己的直系领导,直接去找上级领导说,当时,她得到了比较中肯的承诺和协调,但当天晚上,直系领导在下班后直接给她打来“连环call”,质问她为何要越级汇报,把魏澜说得又惊又自责。

她开始想,或许自己不适应的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工作模式,但有时候也心生疑窦,“工作能力好像并不是最重要的。”

迷惘成为了青年人的常态(图源:电视剧《龙樱》)

下一秒又会颓然:为何身边其他同事都能自如处理好所有工作,只有自己“矫情”?

今年35岁的莫愁任职于某五线城市税务部,在她看来,自己过去几年从事的工作有点像“家庭主妇”,“忙活一整天,好像什么也没干。”即便自发想要“躺平”,值班、抄笔记、写心得、开会,这些“躲不过去”的必要工作,让她根本没办法真正放松神经。

2012年,莫愁在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入体制内,9年后,她下定决心辞职。

纵然曾有过无数次离职念头,但“都在父母、亲戚的反对下打消了”,莫愁也无数次想,“算了就这样吧,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对她而言,作出辞职的决定,正是因为察觉到了自己对这种寡淡的生活习以为常,惰性渐增。身处五线城市,即便一步步从乡镇转到市中心区级部门、再到市级部门,对个人的增长也有限——

贾樟柯电影里的小镇街景

直到2021年,莫愁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也不超过3000元,每年最期待的月份是发年终的12月,其它月都一样雷同,平静,无甚波澜。

在这日复一日的工作生活里,“我过得一点也不快乐,也不甘心。我觉得,等到退休时,我一定会为一生如此而感到缺憾。”

辞职念头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埋在心中,“晚一天就少一个选择”。最终,在31岁这年,莫愁正式提交了辞职申请。

“怕苦就别进体制”

魏澜的心态转变主要发生在2021年4月生育完后。

休完产假回到单位时,她发现自己的岗位被别人顶替了,原来的办公室也没有了自己的位置。

魏澜被安排到一个没有电脑的临时工位,每天的任务是喝茶看报、端茶倒水,以及看着别人忙里忙外。开会时,领导布置任务,其他同事纷纷领到工作,到魏澜这里就断掉了。

(图源:日剧《我!准点下班》)

被工作“剩下来”的感觉让她有些尴尬,“既然拿这份钱,至少得有点工作给我做吧。”

闲着尴尬,工作多、任务巨,又令一些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猝不及防。

2015年从汉语言专业本科毕业后,刘念参加了四川省考,顺利上岸后,当时她对公务员的预期是:“拿着不上不下的工资,做着不多不少的事,平淡但体面。”

录取时,刘念并不知道自己会被分配到“贫困县里最贫困的镇”,到乡镇财政所报到第一天,她惊住了:整个镇子只有一条街,街上零星散落着低矮的楼房,没有超市,只有一个小卖铺。

居住条件更加恶劣,宿舍是70、80年代建的老房子,男女混住,一层楼的人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洗澡间,墙体落灰,阴暗潮湿,蛇鼠虫等是常客。当得知有人用水洗过皮肤过敏进医院后,刘念就不敢用宿舍里的水了。

工作多、任务巨,令一些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猝不及防(图源:日剧《我!准点下班》)

她把希望寄托在升职转岗之上:“希望可以通过努力,尽量在5年内调去县城。”

她开始积极地写材料、发新闻、上传和下达文件、接待群众领导……入职不满一年,刘念成为了领导口中的“好苗子”,然而,她没有等来预想中的升职转岗,而是被调去了扶贫办。

在村里,每天的主要工作变成了走访贫困户,“臭气熏天的茅坑和让人夜不能眠的蚊虫”,让城市里长大的她久久难以习惯,也有人说她娇气,类似“女同志不能驻村,不能吃苦,就不是好同志”“每天有那么多好高骛远的想法,不切实际”的评价听了很多,辞职念头却更强烈。

与此同时,刘念身边有同事工作不到两年就被调走,也有在乡镇一待就是几十年的,但就她所知道的,前者大多数都是家里有条件的同事。

(图源:电影《江湖儿女》)

刘念去征询父母意见,父亲告诉她:“你要是有信心能吃下一份工作的苦,你就辞吧。”

与过往人们印象中的“闲差”不同,不少想从体制内辞职的年轻人,事由都是劳累和压力,而其中被乡镇劝退的又占多半。

天阳是在2012年考入西部某省一个旅游乡镇的,工作的头两年还算轻松惬意,“风景如画,乐不思蜀”,就是工资低了点,虽说“科员的定档工资会逐年递增”,但速度极其缓慢,直到五年后辞职时,天阳拿到手的工资还不到5000块。

约从2014年开始,天阳的工作量激增,“从此5+2、 白加黑是亲戚,假期是路人。”印象中,最长3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 他感觉“国防体质”每况愈下,工作第三年,头发白了三分之一,心脏还出了点小问题。

2016年,天阳被借调到了县住建局,负责农危改建设科所负责的农危改工作。虽不像乡镇那样庞杂混乱,但责任和体量更大了,稍不注意就会被问责。但即便拼命干,因为城市基础和底子薄,基层工作者业务能力较低,最后还是只能排全市倒数第三。

工作五年半,满了服务期,天阳还没有得到提拔。在业内来看,“将来晋升也基本悬了”。

(图源:电视剧《三十而已》)

此时,天阳已经29岁了,父母年事已高,与妻子、年幼的孩子长期600公里异地,走盘山路驱车至少要5个小时,周末双休时夫妻匆匆团聚,“有时候醒来分不清哪里是家、哪里是单位”。

推动天阳下定决心辞职的契机,是2017年全省忽然宣布人事冻结,一级一级冻下来,到天阳所在的县级不到2年时间。

他意识到,如果想要改变生活,就得趁现在。

2018年4月初,天阳提交了辞职报告,赶在5月初人事冻结红头来临前夕“压线辞职”。

反思过去这五年,天阳忍不住慨叹:父母那一辈眼里“捧着铁饭碗安心终老一生的时代,好像一去不返了。”

“多喝一瓶酸奶都会被议论”

环境未必会改变每一个人,但它会让个体认识到自己的适应力。这不仅是具体的工作、模式与性质,还包括环境里的人和关系。

一个闷热夏日的中午,魏澜有些食欲不振,在食堂便没有打饭,只喝了两盒食堂的免费酸奶,谁知下班后就被门卫大爷问:“听说你要离婚了,不要心情不好啊,听他们讲,你饭都吃不下,只喝酸奶。”

魏澜结婚生育较早,虽然没有过被催婚催生,但没想到的是,即便结了婚,也还会有关于离婚的闲言碎语。她感到窒息,似乎每个人都有无限的目光和言语掷向自己,附着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之上,让人防不胜防。

工作两年,她始终认为自己不擅长处理体制内纵横交连的人际关系。评职称时,她给关系比较好的领导打了优秀,人事看到后,第二天全办公室都知道了。

(图源:电视剧《理想之城》)

魏澜有个女同事,模样姣好,前脚刚离婚,后脚就被单位同事传谣是某某的小三。

对周龙而言,从体制内辞职,就是“一口气退出上百个微信群,删了很多没联系过的名单好友,社交软件忽然清闲下来,生活变得清爽起来。”

2021年1月,周龙终于辞职成功——因为没满五年服务期,领导又不支持,他只好主动旷工半个月后被辞退。

“下岗”那几天,正逢疫情,没有回家过年,周龙觉得自己所有与社会的连结一下子被切断了,生活只剩下刚交完租的一间屋子和3万块存款。

(图源:日剧《这个不能报销》)

周龙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吃了点速冻水饺,喝了两罐啤酒,就算过了年。

周龙在一个三线城市的市直事业单位,每个月到手工资3200元,扣去房租800、电话网费100等生活费用后,一年大概能存下来1万左右。

春节过后足足有三个月,周龙都没有找到新工作。但他觉得“塞翁失马”,因为断了收入来源,他每天尽量拮据着过日子,吃馒头和方便面,偶尔自己做顿简单的饭菜,体重就从以前的超重恢复到了标准,他还略沾沾自喜,“单位的大鱼大肉的确是好,多年来也的确吃出了脂肪肝和高血脂。”

周龙不想跟朋友们讲述太多,因为当时打算辞职时就遭到过不少反对,有朋友劝他“摆正心态,不要太任性了。”

“什么叫‘任性’?”周龙不以为然,任何工作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很正常的事,找工作也可能像找对象一样,需要不断磨合、试错。

“一份工作的结束,也许是因为你有了新的、别的工作要去做。”他相当坦然。

(图源:电视剧《觉醒年代》)

不过,刚把辞职报告递交上去的时候,领导也三天两头来找他谈话,说辞职是对单位的不负责任,“因为招聘一个公务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成本”。

“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坚定。”周龙清楚,自己是在经过反复的思量和考虑后才做下的决定。

相较之下,莫愁要幸运一些。五十多岁的直系领导支持她辞职,并告诉莫愁,“说她作为一个60年代的人,对于职业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和规划。但你们90后有知识、有想法,且父母大多身体健康,有想法就去干一干,闯一闯。”

“成为一个母亲后,决定更爱自己”

2021年6月,魏澜正式提交了辞职报告。

当然,她谁也没有告诉。推动自己最终下定决心的关键,是自己默默准备了三年的CPA会计师执业证书考试终于通过了。

实际上,还在大学时,魏澜就认真规划过自己的职业目标,“一个是做本专业的审计,还有一个是文物修复。第二个是彻底没戏了,但至少我还能抓住第一个”。

她觉得,成为一个母亲后,自己的心态和职业观产生了微妙变动,“我想,应该更爱我自己。”比如,尽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如今,魏澜如愿成为一个审计师,工资是以前的2-3倍,而工作量远不只多2、3倍。常常为了做一个项目两三天不睡觉,但她反而乐在其中。

和魏澜一样,青禾也是在生完孩子后坚定要辞职的。

32岁那年,女儿刚好2岁。和魏澜不同,她的逃离和出走,是希望努力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与成长环境。

2013年,青禾从某985大学毕业后,裸考进家乡了十八线县城的检察院。“报考纯粹是由于家里的期待”。

然而,当她自己成为母亲后,心态发生了变化。“无法接受我的孩子一辈子在小地方,再走一遍我的路。”青禾想。于是,几乎是从考上的那一天开始,她就在准备考走。

考公热仍未消减,街头随处可见考公的培训广告

不过,她依然希望留在体制内。“考走”的意思是,努力一把,再考个更好的公务员,“去更大的地方”。

在五年服务期内,为了不让自己做题手生,青禾反复练笔考公,几乎每一年的笔试考场、面试场,都有她的身影。

五年后,青禾报名了2019年的省考,但县城组织部还是不放她走,没办法,她只好当场辞职。

这一次,她考去了长三角某二线城市,她从未为自己的“折腾”和努力后悔,“纠结很多次,还是觉得公务员是稳定的好职业,是能够办实事、有上升空间的职业。”

辞职后的天阳也曾陆续接到公司提供的岗位,但大部分是文职岗位,经过一番考虑,天阳选择自己创业,开加工厂。

当然,这比做公务员的日子还要累。全年无休,起早贪黑,但天阳感觉自己充满了干劲,生意初具规模后,他开始跑展会、定业务、扩大销量和规模。“很多在体制内学到的东西在生意上也帮助很大,比如做事从全局来考虑,细节上缜密把控,成本核算精确等等。”他拥抱了新的生活。

(部分人物为化名)

作者 | 南风窗高级记者 肖瑶

编辑 | 向由

排版 | 文月

  • 评论列表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