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泉躲在淄川城西的小山坳里几百年了，由几户看坟人家发展成了周围临近的大村，因为安瓶厂而兴盛，又缘由改革开放集体经济的衰落而渐渐沉寂，而今随着经济开发区的发展，这里已经高楼林立，马路宽阔，到处鸟语花香。开发区政府在这里正建设一所高标准的新学校。作为双泉出来的孩子，心里还是很期待的。在我的记忆中双泉有过五处学校了。
老学校
老学校就在我家旁边，一个小四合院，四面都有房子，西南角一个朝南的大门冲着我家门前的路。东边隔着我姑家的场园是玻璃厂，南边是我姑家，西边是我家和我家的场园和一家窦姓邻居，北边是王姓邻居的新宅基地，基本就在村庄最高的地方，也是村头上。
出生和记事以前情况我不了解，一些片段都是从长辈和哥哥姐姐们那里听来的，以及工作后了解到的。那时候小学有高小，有初小，周围几个村子没有高小，还要到我们村来上高小，师范里的老师赵晓明老师就曾来上过学，倍感亲切。老师大多是外区县，外村镇，城里的，好多是公办老师，工作后我的同事高聿会老师告诉我，曾在双泉教过书，我的邻居还来看望她，无限感慨。学校几个角上的小房子大概是老师的宿舍或办公室吧。但这么点房子也不知怎么开展教学、办公、食宿。我了解到那时候学生曾经是用石板写字的。老师们在街道两边的墙壁上写了好多标语和毛主席语录，还有毛主席画像。跟着哥哥姐姐们去村里的供销社买盐，打酱油醋时，就跟着他们念：伟大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学习的敌人是自我的满足……这个“敌人”一直困扰我多年，敌人不是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吗，怎么还要学习他？
记得父亲说过一个顺口溜可能是某位老师的作品，也不一定准确：
淄川桥上，人来车往。
男男女女，对对成双。
独我一人，站在一旁。
孤孤单单，凄凄凉凉。
在一个远离城里的小山村，交通闭塞，接触人少，对个人终身大事有担忧，我是深有体会的。
渐渐长大，慢慢记事，那时还没有育红班，我就天天在学校周围转悠，远了也不敢去。学校里一般也不敢进去，就去学校后面的教室后窗听大孩子们上课，他们学的什么，听不懂，也记不住，并不知道有语文、算术、体育、美术、音乐等课程。有时他们一遍遍学唱《东方红》《学习雷锋好榜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些歌，我就捏指头打节奏。有时他们课间在大门的门房里勤工俭学，一堆人围着裁纸板，做纸盒子，落了一地的边角料，我也只是扒在门口瞧瞧，少有勇气走进那两扇用黄漆写着草书大字”革命教育“的大门里。
记得有一天早上，和二哥一个班的四姐早起梳头，掉下了一绺头发没绑上，随口说：“哟，看来今天家里要来客人。”这是一个民间的迷信兆示。等他们走后，我留在家里，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四姑来了，拿着酒来看望爷爷奶奶了，这也太准了。我激动地溜进了学校里，坐在北屋门口的门枕石上，等老师讲课的间隙，大声说：“四姐，咱四姑来了！”教室里哄堂大笑，老师急得向我摆手，“去去去”我吓得逃走了。
那时没有啥好玩的，我会拿起哥哥姐姐的课本来看，记得那还是省级课本，有些插图，记得最清的一幅是，几个民兵端着枪，押着一个佝偻着身体的丑陋的坏分子，上边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记着一句是毛主席语录：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每年学校里要根据农时放麦假，秋假的，学生由老师组织参加各生产队里的农业劳动，比如拣麦穗，割地瓜秧，扒棒槌等力所能及的劳动。
后来村里建了新的学校，大概1976年前后，老学校改成了育红班，开始招收学龄前的孩子，我去了一天，因为忘记了清理个人卫生的家庭作业，从此不再去育红班，虽然就在家旁边，也没人理会我，直到上小学。
第二学校
第二处学校离老学校不远，就在玻璃厂后面，一排北屋，门前好大一个操场，晴天的时候我就会去操场南边的大树下看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形做操。这里应该是和老学校长期并存的一处学校，这里主要是教学区，运动区，老学校大概是老师的办公、生活区吧。
第二处学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晚上的露天电影，一有电影队要来放电影的消息，孩子们就像过年一样，早早回家吃晚饭，赶紧搬着凳子、杌扎、马扎来占最佳位置，甚至放学时就画上个地盘，垒上堆石头占辇。往往大家都不理会，还是先到先得。最难忘的还是那些看过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洪湖赤卫队》《铁道游击队》《闪闪的红星》《红日》《车轮滚滚》《暴风骤雨》……那些黑白的电影，那些英雄人物，那些耳熟能详的电影台词，都如现在的小品一样，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你说我是“小白鞋”，我说你“这草包……”，他说我“脸红什么？”，他自己说“我胡汉三又杀回来了，”电影不过瘾啊，有时带上个加片。一个公社十几个大队，十天半月才轮上一回，赶上下雨就泡汤了。有时会跟着姐姐哥哥们跑到邻村去蹭电影，一部电影看几遍也看得津津有味。以致后来各村都选出了放映员去培训，学会了自己回来放，我还记得村里的放映员是一个李姓，一个胡姓。碰上停电和断片那是极其扫兴的事。
后来附近各村还排练革命样板戏，互相到各村演出，《洪湖赤卫队》《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也都是在学校的操场上扎台子演出，都大多看不懂，记不住，没耐性看完。
后来粉碎“四人帮”，学校里还编排一些节目，我现在才知道那可能是三句半：四人帮，耍花招，自称革命有功劳，大草包。
第二处学校给我印象深的就是勤工俭学。学生们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勤工俭学，可以不用交课本费，当然那时还没有杂费、学费一说，一切由大队里托底，不用交。大队里还划拨几块地作为学校的学农基地让学校管理。我记得哥哥姐姐们勤工俭学有这几样：一个是砸石子，我们村没有青石，都是去北山那里捡一些鹅卵石，用一把锤头，一个铁圈砸石子。修桥梁，修水渠都用的上，学校里的乒乓球台就是师生们自己砸的石子，自己做的水泥板，自己亲手垒起来的。另一个是去晒地瓜干的地方捡地瓜皮，人们晒地瓜干废弃不要的根根皮皮，学生都颗粒归仓地捡回来，大概是卖给酒厂做酒吧。最多的还是采药材，我村最常采的药材是白蒿、茜草、蝎子、蝉蜕、远志等。也有许多别的，如庄稼地里的茅草和香附以及葛根、酸枣也很多，但大概不知道是药材吧，没人采。半夏和瓜蒌比较少，是不是刨没了。白蒿是治肝炎的茵陈，因为一度肝炎流行，价格升高，女孩子们都在春天的时候，把嫩苗刨来在家里晒。茜草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名字，都叫它拉拉秧，也是多年生的，早春在它的红色嫩芽未钻出地之前，连根刨来晒干，据说除了当药材，也可以做颜料染衣服。男孩子比较喜欢捡蝉蜕和掀蝎子，我就掀了多年，每天下午放学去山上翻起一块块石头，运气好了一下午会掀十几个，攒一周，卖到城里公义的收购站，能卖个块儿八毛的，去书店买本书是足够了。
大概是主席逝世前后，学生暴增，大队里又建了新学校，这些校舍闲置了，成了大队的办公地点，后来来了一些下乡的知青住在那儿，我好去那儿看他们打篮球、刷牙，隐约还记得一个昆仑的王姓知青和一个交通局的张姓知青，几年的功夫他们都回城了。后来那里又做工厂等，渐渐闲置了。
第三学校
第三处学校就在靠近东山口的地方，离村庄很远，四排石头麦秸房，每排六间，两间一个教室，大概是每个生产队负责一排，因为经济下滑得厉害，都盖得极其简陋，四排房只在东边贴着房子垒了道墙，在西边远处用石头简单砌个厕所就算学校了，西边没有围墙和大门，连操场都没有推平，竖上篮球架，支上乒乓球台，就是学校了。中间两排是教室，里面简单抹了个水泥黑板，地是土的，坑坑洼洼，扫地时尘土飞扬。课桌凳是五花八门的，高矮宽窄不一，很难摆整齐，掉光了油漆，刻满了字和男女同桌的“三八线”，多年都没见到过一张新桌子。一年级一直是好几个孩子共用一块长木板，小板凳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窗子玻璃少了很多，冬天索性钉个塑料布。火炉多数情况生不着。最南边一排房子是三间、二间、一间，分别是办公室、伙房、宿舍。最后边一排闲置。大概是南屋太冷了，办公室就搬到第二排最西头一间，门口挂起一段尺把长的火车钢轨，上下课就敲它做铃声。伙房闲置。宿舍是一个高姓的老爷爷常年在那睡觉看家，哪个孩子渴了就去他的水瓮里，就着水瓢喝几口，大孩子还到东泉里去帮他抬水。记得被划为地主成分的赵姓家的两个儿子，还把从他们家充公的桌子抬了回去，非常理解当年他们受到了多大的歧视，后来在他们父亲的带领下经商，又富裕了起来。
那几年学生暴增，每个村庄都有学校了，也不分高小初小了，一到五年级，五个班，每班大概有四十多个学生，这是一个村的孩子，也是改革开放后的人口红利。升初中还要考，学习不好的还要留级，好几个孩子留好几年，是很伤自尊的，后来就改了不让留级了。
老师是按小循环的，一二三年级老师循环，四五年级两人一组，两组循环。只剩了一个公办老师，是邻村的贾老师，其余的都是本村的民办老师。那时候地都分了，集体经济几乎没有了，老师们既要教书，还要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养活一大家人口真是不容易，村里拿不出工资，只有国家拨的二三十块钱的补助，几个教师熬不住就辞职了。老师们大多都是每天早晨早早去田里锄地，到点了拍拍裤脚的泥土就来上课，下午两节课后再去接着锄。
我就是在这处学校上的小学，从我上一年级，那年就换了人教社的全国教材，算术都改成叫数学。一开始期末考试还发好多本子做奖品，那时还有生产队，一年级还参加生产队的秋收、麦收，但已经分了部分自留地，好多孩子都不去给生产队干活了。不久地就全分了，生产资料也分了，各顾各的，起早贪黑都是给自己干的，不怕不给公分了。好多树木伐了，水利设施也都毁了，从此不能再用。
我好多时候被家里嫌弃，不能主动承担家里的农活，打猪草，推煎饼等还经常偷懒，主要还是被安排看瓜、放牛等不费力的活，时常被埋怨不如哥哥姐姐。因为我爹有祖传的种瓜手艺，分地后年年种瓜换钱，维持家里收入，给儿女们嫁娶，我的暑假生活大多是看瓜。
我七八年上学时都八周岁了，脑子比较好用，虽然有时不想完成作业，成绩还是较好。喜欢读书，哥哥高年级的课本读过，自己掀蝎子卖钱买的课外书读过，同学家的小人书《聊斋》《水浒》《三国》都读过，有幸成为村里较早考出去的极少的几个孩子。现在我还记得一年级的赵老师，二年级是女老师李老师，三年级是贾老师和胡老师，四五年级是数学校长窦老师和语文胡老师，体育是赵老师。很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也考不出来。
五年级毕业那年，西山联中维修房子，初一的两个班还到我们学校来借读，印象最深的就是初中的师生打乒乓球的情景，还有那对漂亮的双胞胎姐妹她们家庭的传奇故事，家里几个姐妹都考上了学，让周围村庄村民羡慕不已。
九十年代，九年义务教育达标，这学校不合格，就卖给了村民居住。
第四学校
九十年代初，全区九年义务教育达标，村里又在东园旁边的一块农田里盖了新学校，几排前托厦的砖瓦房，围墙、大门、功能室、体育器材、操场都齐全了，很像样的一所村小。也有公办老师分配来住在学校里，村里的几位民办教师也渐渐考的考，转的转，都成了公办教师，不再为工资发愁，还有的调整到别的学校任教了。进入新世纪计划生育的功效明显，村里每年也没有几个孩子上学了，学校就撤并了，合到西山联小去了。有时在路上见了小学的几位老师，还是像亲人一样，都退休了，都有比较好的退休金，身体都还健康，为教育付出了那么多，国家没有抛弃他们，甚至最近那些中途放弃的老师也每月能领到一点补助了。
记得最早分来的师范毕业生的高老师，是一位师德高尚，认真负责，水平很高的老师，他的努力和付出与家长、学生、附近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村里的人见了都像见了明星一样欢呼雀跃，高接远送。谁在路上见了高老师都有一种炫耀的自豪感“今天我见到高老师了！”。
新学校
开发区的发展越来越好，双泉划成了生活区，东北边的几个社区是工厂区，旧村拆迁要迁到双泉来居住，正在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小镇。这里有山有水，到处是果木花草，环境幽雅，交通便利，大学、医院、大公司都已经入住，还要建设几处公园、幼儿园等配套设施。一所大型的现代化规范化的小学已见雏形，据说能容纳五十个班。
那儿原先是大队的果园和科技队的试验田，四队、二队的场院在上边，由于黄土厚，那儿挖了好多地瓜窨，土崖下就是育地瓜苗的地瓜炕，这儿也是村民的取土场，村民的烧土，泥炉子的白场土，炒豆子的细土，做土坯抹墙的土也是这里的最好。那里有几座桥，新大桥，老大桥。老大桥年岁很久了，曾经是解放前昆仑、周村间运煤的重要通道。改革开放后，那些土地还建砖窑，烧了好长时间的砖。土用完了，先是闲置，后来部分村民在那儿搞养殖，开饭店。
五处学校就是共和国几十年发展的缩影，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同呼吸，共命运，也给每位村人都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特写下此文以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