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有耻且格”

去年3月修订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五十五条沿用了2014版：“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辞职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4种辞职形式中，最难见到的，无疑是引咎辞职。

引咎辞职，前提在于“有过”，因自身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孔子曰“有耻且格”，意谓人有知耻之心，则能自我检点而遵行正道。引咎辞职要求本人主动提出，那么他首先要知耻，认识到“咎”在自身，有自责的意识。倘若公认其“咎”，他自己却不以为意，甚至视为理所当然，“引咎”便无从谈起，遑论“辞职”了。历史上，唐朝姚崇的“频面陈避相位”，属于引咎辞职，虽然那时还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姚崇是玄宗开元年间的一代名相，一度“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大臣奏事，倘称旨，玄宗辄曰：“此必姚崇之谋也。”倘不称旨，则曰：“何不与姚崇议之？”至于同时期的宰相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形同虚设。然而，姚崇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没有把握好自己，一个是对待子女，另一个是对待亲信，以致影响颇坏。

姚崇非常溺爱自己的孩子，因此而“为时所讥”。《旧唐书·姚崇传》载，他的溺爱超出了家庭界限，到了放纵儿子姚彝、姚异“广引宾客，受纳馈遗”的地步。《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载，魏知古是因姚崇举荐得到擢升的，而姚崇这两个儿子“分司东都”，仗着“其父有德于知古，颇招权请托”。魏知古并不客气，在皇帝面前打了小报告。但当玄宗刚对姚崇问起“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时，姚崇即“揣知帝意”，来了个先发制人：“知古微时，臣卵而翼之。臣子愚，以为知古必德臣，容其为非。”玄宗本来是要试探一下姚崇是不是要袒护，这样一来倒“以崇为无私，知古负崇”了，欲罢知古官。姚崇乃“固请”曰：“臣子无状，挠陛下法，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为私于臣，累圣教矣。”然魏知古未几“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却正是姚崇的“阴加谗毁”。魏知古去世时，御史大夫宋璟闻而叹曰：“叔向古之遗直，子产古之遗爱，能兼之者，其在魏公。”可见魏知古的能力和作为了。

在对待亲信问题上，姚崇同样栽了跟头。赵诲“受蕃人珍遗，事发”，玄宗“亲加鞫问，下狱处死”，姚崇却积极营救他。如果说上次的“儿子事件”玄宗受了蒙蔽，错判了“葫芦案”，那么此番就是他所器重的高官在眼皮底下营私舞弊了。玄宗“由是不悦”，特赦京城系囚时，敕书特地点明赵诲不在其列，且要“决杖一百，配流岭南”。姚崇害怕了，连忙“荐宋璟自代”，应该有引咎辞职的意味吧？

自从引咎辞职在党内法规中正式明确以来，笔者还没有见到过真正的“践行者”。新闻报道中貌似的那些，定睛看去，大抵都有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的前提在先。而“引咎辞职”与“责令辞职”在《条例》已然清楚地表明属于并列关系的两种辞职，引咎就是引咎，责令就是责令，不能混淆，也不能合而为一。而不知是谁发明的非驴非马的“责令引咎辞职”，却俨然有用开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哪个干部哪一天真的“吃”了引咎辞职这个“螃蟹”，我们得为他欢呼才是。

北宋当过宰相的王旦口碑极佳。他在任时，朋友交了不少，然“无敢以私请”，因为他从不做无原则的事情。在修养方面，王旦也达到了极点，人们“未尝见其怒”。即使有人告他的状，他也“引咎不辩”，先检讨自己是不是确实存在那些问题。“有耻且格”之难，正在于引咎辞职属于道德层面，是一种个人的自觉行为。罢自己的官，又要由自己主动提出，没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如何办得到？因此，它仅仅适用于那些尚有自责感的、尚存廉耻之心的官员。但是毫无疑问，引咎辞职对于提升官员的自律性和工作责任感，使之确立必须对重大事故承担一定责任的理念，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干部的作为显然已经适用《条例》中“引咎辞职”的条款，但他们还拿不出这种勇气。

（作者系南方日报社社委 田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