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年底，我主动离开了工作3年多的某龙头房企，并未争取一分钱赔付。

三年来，作为项目内控，我一直在负责回款督办、退房流程处理、业绩数据统筹工作，享受着行业一贯的高薪，也承担着压力、焦躁和不安。人资询问我离职原因的时候，我无奈回复：“其实和公司无关，就是做这一行以后，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人生，想换个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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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项目内控，我大概处理了上百件退房流程。申请人的理由各不相同，但背后的无奈和不幸都大同小异。

20年，大部分房企还保持着热销的态势，公司全年销售目标也早早在11月底完成，处于“比较有钱”的状态，并没有把退房这件事卡得太严。

面对理由各不相同的退房者，处理机制是坚持劝服对方尽量不做清退，但很多客户决心坚定，带着全家姑婆孩子轮番来闹，在网上发黑帖、去政府问政平台投诉，等等。当时，房企在资本市场上游刃有余，房子退出来还能立马卖出去，对于闹个不停的客户，一般都会妥协。

到了21年，情况就大有不同了。

限购、限价政策频频出台，加上疫情的反复，售楼部时不时需要关停。好几家龙头房企举步维艰，对退房手续的办理也加倍严苛起来。不但要经历漫长而琐碎的流程，一级级领导审批，还要等财务的层层划拨，往往一转眼，几个月就过去了。

退房大军里，事业上需要资金周转的生意人居多，因家人和个人感情放弃新家的购房者，也大有人在。

他们当中有人彬彬有礼，做好了请律师介入处理的准备，有人歇斯底里，堵门、打砸、投诉，抱着“大闹几次百事成”的心态，有人卑微到尘埃里，哭泣、下跪、哀求……

买房的时候有多雀跃，退房的时候就有多苦涩。

见识了形形色色的“退房”面孔，50岁的燕子姐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在儿子小涛刚满三岁那年，老公车祸逝世。那时没有遍布角角落落的摄像头，肇事者逃逸，她没有得到任何赔偿，除了单位发了点微薄的治丧金外，再无其他。

燕子姐一人把儿子拉扯大，好在小涛争气，大学毕业后就考编成功，进了事业单位，虽然工资不高，但贵在稳定。后来在小涛的支持下，她嫁给了开卤味店的老赵。老赵没有孩子，对燕子姐温柔体贴，做事也吃苦耐劳，三人就这么和和美美地过了几年好日子。

她的朋友圈充斥着小涛的生活照和卤味店的广告，很少有自己的自拍。

转眼小涛恋爱一年多，到了结婚的年龄，有了买房安家的渴望。燕子姐卖掉了自己的老房子，搬入老赵家，旧房子的房款加上小涛的存款，刚好有五十多万，一家人一起张罗着，买了我们公司一套120平的四室新房。

签约时，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一家。小涛瘦瘦高高，眉目清秀，燕子姐虽然很瘦，眼角早都爬满了鱼尾纹，但精神头很好，讲话铿锵有力，老赵微胖，慈眉善目，全程听着半路妻儿的话，只会温和地笑着附和。

小涛摇号的手气很好，优先选到了自己喜欢的户型和楼层，算起来再等一年多，新房就会交付。

变故是突然出现的。

燕子姐在开盘后的第三个月，就匆匆跑来售楼部，声泪俱下地恳求我们帮她办理退房。小涛在一年一度的体检中，查出了身患肝癌晚期。

燕子姐恳求我们尽快退房：“我和老赵都是快50的人了，小涛是我们唯一的儿子，我们等着这笔钱给他续命。”

同事们感叹，小涛这么年轻，怎么会一查出来就是晚期？大家打开手机百度，才了解到肝癌早期一般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即使有症状也就是腹胀、消化不良、乏力、食欲不振，很容易和普通胃病、劳累、熬夜太多等表现混淆。小涛工作繁忙，大概也没有过多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

我们把办理退房手续的各种资料清单拿给燕子姐，让她回去先准备齐全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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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业惯例，业主患癌退房可以申请减免违约金，但需要准备一套完整的退房申请资料——三甲医院开具的病历证明、业主银行卡、身份证、户口本、首付款收据、定购协议、特殊退房申请表，等等。

燕子姐和老赵很快带着全套资料再次出现。

我和财务同事安安心疼她的遭遇，指引她签字、按手印，填写好各种表格，这次她没有哭，只是反复握着我们的手说：“拜托你们，帮忙快点退款，小涛还在ICU里，这是他的保命钱。”

一向话不多的老赵也红了眼睛，趁燕子姐去洗手间的时候，才无奈地说道：“我们孩子就剩八九个月，现在做消融治疗，配上中药和靶向治疗，不知道还有多久。他妈妈想给他做肝移植，还要检查评估，都要花钱，求求你们给行个方便了。”

有了资料，我和安安加班启动退房流程，录入各类信息，等着一层层的领导审批。

退房流程要经过总部领导的确认，批复完毕大概要3-5天。一般情况下，领导们不会拒绝因癌退房的申请。公司之前有过因退房不及时，业主人没了，家里人就找了一堆亲戚来闹，说是因为房款没有及时退还到账，耽误了治病，张口就要求公司赔偿几十万的案例。

这个期间，燕子姐和老赵每天都来找我们问进度，时不时还带着自家的卤味，鸡爪咸香入味，牛肉鲜嫩可口。如果没有这场意外，凭着老赵的手艺，一家人肯定会越过越好。

安安不忍心拒绝他们，甚至偷偷用手机把内部流程点开给他们看，到了哪位领导，还剩几位，一个个给他们解释。

好不容易等到所有领导批完，我们把单据打包给财务，公司每个月月底才开账付款，我们和燕子姐解释还需耐心等一阵子，她点头答应，但依旧隔两天就来售楼部和我们打听是不是月底钱就一定能到账。

终于熬到开账日，燕子姐早上9点准时等在售楼部门口，但我知道，大概下午四五点后，平台财务才会把钱划拨到项目账号上，我们劝她去照顾小涛，下午再来。可她笑了笑，拒绝了，一个人就这么孤零零地坐在大厅里，午餐买了两个包子，快速吃完，又一动不动地坐着，守着这笔还在路上的救命钱。

下午5点多，五十多万的首付款终于到了项目账户上。我们把在大厅坐着的燕子姐请进办公室，安安对她说，只要过了5点，大额款项没办法一次性退出去，我们只能5万一笔的退，要退个十多次，请她注意手机短信提示。

燕子姐听完，什么都没说，却突然给我们跪下了，呢喃着：“谢谢，我替我儿子谢谢你们。”我和安安赶紧拉她起来，安排她坐在我们身边，开始操作系统给她退款。

每当手机响一下，她的表情就柔和一分，半个小时过去，50多万全部退完，天色渐晚，燕子姐内疚又小心地和我们告别：“谢谢你们，真的对不住害你们加班，饭都没吃。”

她匆匆离开，大概是要去医院续交ICU的费用。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我没有她的微信，也不知道小涛后续的治疗是否顺利，只偶尔听到当初接待她的置业顾问说，燕子姐的朋友圈已经彻底停止了更新。

我常常想起她在絮叨的恳求中说过：“有人说肝癌治不好，不如把房子保住，我们老两口还有个窝，但你们没有做过母亲，你们不懂，孩子不在了我要这个房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和安安在一次午餐中，又想起燕子姐，不禁感叹：“母亲为了儿子果然是愿意付出一切的。”

后来，我们越发庆幸，在21年第四季度来临之前，把几户因病需要退房的业主全部做了及时的清退流程。

21年10月，公司宣布当年销售业绩指标还远未达成，各个项目暂停办理所有原因引发的退房申请，除非销售已经找到了“下家”，退完立马找客户买入，才能特事特办。

我从各种新下发的政策内，感受到了行业寒冬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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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林是在21年感恩节那天匆匆从杭州赶回长沙的。

记得8月最热的那段时间，公司热销楼盘最后一栋开售，老林在众多摇号者中手气爆棚，选中了心仪楼层里最好的一套房，门牌606特别喜庆。很少有客户一次性付清房款，所以我和安安对他的印象格外深刻。

老林大概45岁左右，已经开始微微谢顶，却还是用发蜡梳着大背头，拿一只当下流行的男款奢侈品手包，和大多数湖南中年男士一样，喜欢抽烟、嚼槟榔，和我们吹他在杭州的餐饮业务有多红火，儿子马上要去国外读书，一幅中年成功人士的做派。

没想到，我们眼中的“暴发户”却突然从杭州飞过来申请退房。

老林的退房原因和我们过往所有的案例都有所不同，他在杭州买房，被骗了500多万，妻子已经有了重度抑郁的表现，餐厅周转需要现金，儿子马上出国也要用钱，杭州现在的房子不能动，老林只能放弃长沙的房子，把原本这套给自己的“养老房”退掉。

我和安安给老林泡好茶，备好退房申请系列资料，请他说明详细原因，好去和领导申请加速处理。

老林原来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妻子在朋友开的餐厅打工，两人原本的生活并不宽裕，儿子出生后，夫妻二人就过的更加节省。

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来自一笔遗产。

老林唯一的姑姑膝下无子，在癌症的折磨中过世，把名下的房产留给了老林。姑姑的这处房产属于“老破小”，老林和妻子商量后，决定卖掉它，然后置换一套新的房子。

2018年初，他们就是在这场售卖中，认识了魏姐。

魏姐出生于70年代，是杭州本地人，唯一的儿子早就被送去了加拿大读书、生活。老林回忆起第一次见面，她全身上下穿着各种名牌，保养得当，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好几岁。讲起话来非常自信，有气场。

大概是被魏姐“杭州富婆”的外表和气质征服，老林很快就把卖房这件事委托给了她。魏姐利用手上的资源，没多久就把房子成功转手，虽然略低于市场价，老林还是通过这笔本身就不属于他的“遗产”大赚了一笔。

手续办完后，老林夫妻和魏姐并没有其他交集，仅仅是朋友圈互相点赞的关系。

直到有天，妻子突然和老林说，她从一个老板那里得知，魏姐手里有很多开发商的内部员工房，可以先买下来，等一两个月涨价了，再更名卖出去，一次能赚100多万。

老林当下挺怀疑：“赚钱哪有这么容易？”妻子却说：“你想想，姑姑的房子卖出去了，咱们本来就是要给儿子买套新房，为什么不试试？如果卖不出去，咱们就自己住也不亏。卖出去了，就说明魏姐值得信任，咱们就可以再跟她合作的呀。”

老林想了下，这么操作也没什么漏洞，就和妻子隔天拜访了魏姐。很快在她手里选购了一套三房，交足了房款，魏姐承诺，两个月内，绝对可以找到下一任买家，到时候房价涨起来，他们稳赚，而她只收几个点的中介费就行。老林想着，真卖不出去，他就自己住，谁知不到1个月，魏姐就通知老林来办手续。当初4万元/㎡的房子，现在卖到了快5万元/㎡，扣掉魏姐20多万的服务费，老林赚了60多万。

夫妻二人开心极了，刚好恰逢妻子工作的餐厅老板要撤店回老家，两人一商量，就把店面盘了下来，继续做餐饮。

虽然受疫情影响，老林的店停了大半年，但杭州疫情好转后二人把业务放在外卖上，也算起死回生，每日有稳稳的进账。后来，妻子还通过魏姐购买过一次公寓，同样也是属于“员工内部更名房”。

21年6月的时候，老林和妻子手上有了500万的现金，他们想着再找魏姐投资一把。见面的那天，魏姐开的是劳斯莱斯，比去年还要显得贵气逼人。

夫妻两人把钱打给魏姐指定的交易账号，魏姐说时间太紧，合同后补，就洋洋洒洒的手写了一张收据。照旧承诺，大概2个月内把房子转手出去，但如果老林他们愿意放的久一点，收益也会更多一些。老林当时没有意识到，这种方式赚钱的前提是——杭州的房价持续涨，哪怕涨幅不大也会稳赚。

没想到在他们交钱不久后，杭州出台了“8·5”新政，传递出三重信号：提高落户和社保门槛，精准打击投资、投机购房需求；持续参与杭州发展建设的人群，可以得到优待，共享城市红利；弄虚作假的购房者，将被严厉处罚。

外地人购房的资格被卡了，房价应声而落。魏姐此前购买的大量房源，全部“死”在手里，来不及按以往模式——用更高的价格出售。等老林得到风声跑去魏姐店里的时候，发现店面已被查封。

老林从其他投资客处得知，21年这一年，在魏姐的操持下，某个楼盘一共有1348户，去年10月底才开始交付，却有高达171套成交，换手率12.7%，诸如此类的楼盘还有好几个。而目前板块内二手房挂牌价已出现每平方米比原来跌了快2万元的大幅降价。魏姐还用一部分投资客的钱去做了其他的生意，并没有实打实的买房进来。有人说她还在澳门投了赌场，有人说她在放高利贷，大家都无从分辨真假，只知道自己的钱估计是拿不回来了。

老林说着也不禁红了眼：“我们不是贪得无厌的人，只是想着炒最后一次，给儿子赚点学费就不搞了。”

后来，网上关于魏姐的各种报道和小道消息铺天盖地，而魏姐本人已被刑事拘留。那个时候，诸多投资客已经意识到，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凛冬已至，就算是在房价一直稳步增长的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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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魏姐“进去了”，但老林的日子还得继续过。

妻子因为这件事，变得郁郁寡欢，餐厅也无心经营，儿子马上出国也需要钱，老林只好马不停蹄的找我们申请退房。

我们告知他流程的步骤和审批的时效，老林表示理解，先飞回杭州安抚妻儿。

年底公司销售、回款压力很大，老林的这笔款项，虽然流程完结，财务却一直迟迟没有划账到项目账户。转眼半个月过去，期间老林虽然没有来项目现场闹事，却在家里人的指点下，投诉了市场监督局和住建局，也请了律师发函。

又过了一周，老林匆匆从杭州飞回长沙，找到我们的项目负责人说：“真的不骗你们，我老婆情绪已经不正常了。”他给我们出示了杭州某医院开具的精神鉴定书，老林的妻子已经确诊重度抑郁。

我和安安把具体情况再次汇报区域财务总，财务总回复：“目前我们的现金流已经收紧了，所有款项会优先支付工程款，保证项目正常的运转、交付。本来就是违约退房，这事儿要报总部特批，虽然，我也为他们家的情况感到遗憾。”

12月下旬，老林再次来到售楼部找到了我们，他新增很多白发，声线嘶哑地告诉我们：“我妻子已经有几次自杀倾向了，她昨天和我说，如果要不回钱，她就去跳楼。”老林给我们播放了他偷偷录制的视频，他的妻子在病房内哭得歇斯底里，一边叫骂，一边捶打着自己的身体，看得出，她已经完全奔溃了。

我和安安只好再去求财务总，大约是牵扯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死问题，最终领导暂缓了另外一笔款项的支付，这才把老林的购房款打到了林太太的账户里。

从这件事里，我察觉到公司每况日下，各类款项的支付都在受限，但在资本和道义面前，领导们还是做出了有“人情味”的抉择。

随着行业寒冬的彻底到来，从22年1月起，公司叫停了所有退房申请，无论背后有什么理由。同时，很多业主也不再敢退房，传言某些房企，清退了业主的房子再次售卖出去，可迟迟故意不打款给业主，等业主耗尽全力打赢官司强制执行，快的也要大半年，大家都怕“房财两空”。

而我反复体会到那些真正等钱救命的业主们的心酸苦涩。无数人穷其一生，背上贷款，掏空父母的积蓄，才能给把姓名印在房产局发的红本本上。档案柜里厚厚一叠的退房申请表，包裹着无数家庭背后的无奈和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