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年代，青春的记忆，一段不可忘却的人生记录……

麦展穗

一

我的人生履历，有整整15年，是在一个地市级的文工团度过的。

一天，我正在地头锄花生，生产队长远远跑来，手里挥动着一张通知书：“老麦！老麦——”

我到农村插队才16岁，村里的人都叫我老麦，几年后抽调回城，大家却叫我小麦。

生产队长是来通知我，自治区举办样板戏汇演，地区要组织各县一些文艺骨干参加观摩。就是这次观摩，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因为擅长拉小提琴，被南宁地区文工团留了下来。

作者刚调到文工团的时候

知青的时候，有一次，我因事跟生产队长请假回南宁。一个同学匆匆奔来“通风报信”：当晚全市查户口，清理“倒流回城人员”。什么叫“倒流回城人员”？就是曾被欢送下乡的知青，以及许多因历史或家庭问题被强行迁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城镇居民。被民兵查到的，一律押到居委会，第二天，统一用大卡车遣送回农村。我的家是区直单位宿舍，以住都是不查户口的。那位同学肯定地说，今晚不管什么单位都要查！我慌神了，仓促间，挟起随身的那把小提琴，骑上一辆旧单车，往城郊方向的南宁面粉厂直奔而去。那里有几个常听我拉琴的熟人。我想，投奔一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间集体宿舍，5、6张架床，十几个青年工人就住在这里。他们对于我的到来，显得十分热情，嚷嚷着要听我拉琴。这时候，一个班组长匆匆走了进来，传达厂里的紧急通知：今晚全市查户口，外来人员一律不准留宿。在一双双歉疚的目光下，我默默地收拾起提琴，走出屋去。

已是黄昏，西边的火烧云镶着一层金边，透出耀眼的光，似乎在窥探着这里的芸芸众生。我骑着那辆旧单车，在沆洼的泥路上颠簸。在当时如此敏感、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我当然理解这些熟人的难言之处，更不想连累他们。可是，我仍然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悲愤和屈辱。我的祖父是水上人家，到南宁居住已半个多世纪。我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无比熟悉的城市，竟然没有我的立锥之地？来到一座拱形桥下，我放下单车，默默地坐了许久，不知怎么办。难道就在这蚊子成群的臭水沟边过夜？可是，这里就安全了吗？工人巡逻队要是在这里发现了我，那就更是有口难辩，解释不清。最后，我决定还是回家。与其在这里被人当作流窜人员抓去，不如就在家里束手就擒。回到家中，父亲正为找不到我而急得像热窝上的蚂蚁。得知原委后，平时非常胆小的他，铁青着脸，说，哪里也不要去！我就不相信他们敢把人抓走！其实，他一介书生，“臭老九”，人家就是把你儿子抓走，你又能怎么的？幸好，那天晚上我们宿舍没有查户口，总算是有惊无险。

到了文工团，景况就大不一样了。起码，我可以名正言顺的回到了城里，吃皇粮，不用再去挣工分。

二

到文工团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是在边防哨所度过的。

当时，南宁地区管辖14个县市，凭祥、龙州、宁明、崇左、大新等都是边境县，与越南毗邻，皆驻有边防部队。每年春节，地区革委或军分区，都有一位领导率领文工团到边防去慰问演出。

第一次到部队营房，战士们早已列队在迎候。我们刚一下车，顿时锣鼓喧天，掌声热烈。我抬眼望去，只见营房四周，红旗招展，高射炮仍披着绿色伪装，一排排的，威武地指向天空。就像电影《英雄儿女》里，慰问团到朝鲜慰问时的情景一样，我们的队伍走进战士的夹道时，激昂的口号声已是此起彼伏：“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军民一家亲，军民团结向前进！”

我完全被眼前的这一切所感染，振臂高呼间，竟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时候，我们主要演的是革命样板戏《白毛女》《沙家浜》《红灯记》的片段和反映军民渔水关系的《洗衣舞》《金凤花开》《鱼水情》等等。地区革委和军分区的领导，平日里高高在上，除了开大会，我们都是难得见面的。现在，却对我们十分关心，热情，亲自过问演出的节目，对几个主要演员，更是关怀备至。晚上演出结束后，部队首长总要设宴招待，地区革委和军分区的领导，目光在寻视，找到演《沙家浜》里阿庆嫂的主角后，就会招手：“小李，来来来，到这儿坐！”小李年轻又漂亮，卸妆后，身着一套旧军装，束着两条小辩，更是英气逼人。到连队、哨所、雷达站等地慰问，则是另一番情景了。文工团分为几个小分队，乘坐汽车直到不能再往前开的地方，然后下车背着乐器、演出道具，爬山涉水，有些女演员的脚板都磨起了水泡。

练琴

金鸡山，位于凭祥友谊关（原为“睦南关”，1965年改名。用汉白玉雕刻的“友谊关”三个字，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题写）西侧，海拔590米。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广西提督苏元春在山顶修建镇南、镇中、镇北3座炮台，各置德国大炮一门，居高临下，形势险要。现在是部队的一个雷达站，长年驻守着一个排的战士。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山顶。寒风在呼啸，山上比山下冷多了。我们哆嗦着身子，拿出乐器。最惨的是那些舞蹈演员，她们跳的《洗衣舞》，穿的都是薄薄的藏族服饰，脚上也不能穿鞋。演出场地就是战士们坐在矮板凳上，就着地势围成半圈。姑娘们在场边瑟缩着身子，等候上场。排长一声令下，战士们马上脱下身上的军大衣，披到姑娘们的身上，排长还跟文工团长商量，演员一律穿鞋演出。这样的演出，是印象深刻的，表演者与观众，感情都是最纯真、最质朴的，没有掺杂半点的沙子。演出结束后，伙房特意为我们煮了一大锅热气腾腾的面条，每只碗里都有一只鸡蛋，还有葱花。我们了解到，因为交通不便，排里30多号人的给养，是伙房战士轮流，每天从山下背上山的。为了盛情款待我们的到来，意味着当天他们就要多一次上下山！两位炊事兵一直在伙房里忙碌，没能观看我们的演出，文工团长当即决定，就在伙房里专程为这两个战士表演几个节目。这两个战士端坐在矮凳上，腰板挺得很直，每表演完一个节目，都拼命地在鼓掌。

暮春三月，正是莺飞草长的季节。我们在武鸣县灵水旁的原广西壮校旧址集中排练节目，白天练得汗流浃背的，吃完晚饭就到灵水去游泳，然后，三三两两的散步。在农村插队时，特别是夏收夏种，天还没亮就去出工，晚上天黑了，仍在围着禾塘打谷。我常常从田里直起腰，望着刚落西山的日头感慨，城里5、6点钟就下班了，还有这么长的时间才天黑，他们都去干嘛呢？不是很清闲吗？村里的人是很羡慕城里人的，用土话说，“穿鞋踏袜当同志”，是他们最高的向往。（老乡说的同志，不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同志” ）到文工团后，我也能“当同志”了，还能以自己最喜爱的小提琴作为职业，吃完晚饭沿着灵水边散步，这在如火如荼的“文革”期间，简直就是世外桃园！

青春年华，右二为作者

可是，事实很快就击碎了我的这种幻觉。地区革委的一个紧急通知，文工团马上撤回南宁，停止排练，全团参加“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

什么叫“五·一六分子”？文工团这些年轻姑娘小伙子，一头雾水。全团集中开大会，地区革委专门派了一个专案组的领导来作动员报告。说了半天，我们总算大概知道：“五·一六”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反动组织，主要罪行是制造分裂，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这还得了？最后，专案组的那位领导威严的目光一扫，说，在我们文工团里，就暗藏有“五·一六分子”！

就像在众人头上突然响了一个炸雷，炸得大家心惊肉跳。我们面面相觑，颤震的心里在打问号：谁是“五·一六分子”？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

专案组在文工团的这把火很快就烧起来了，排练场外挂满了大字报，“声讨”、“深挖”、“狠揪”等触目惊心的大字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大字报上的黑××越写越粗，火药味越来越浓，不到一百人的文工团，搞得人人自危，互不信任。果然，“隐藏得很深”的这个“五·一六分子”终于揪出来了。原来，他是团里专门负责画舞台布景的美工，叫老张。我真的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在台上被批斗的略瘦男人是“五·一六”反革命！我刚到文工团的时候，没事喜欢看老张画布景。老张像许多美工一样，很邋蹋，蓬头垢面、不修边幅。他画布景，两条裤腿常常是卷得一边高，一边低，画着画着，就会退后几步，眯着眼睛打量。一次，他看到我又在旁边，就说，你也想画？我说，不会画，看看。他说，想画就画吧。他的画刷是绑在一根竹杆上的，他在一只装有颜料的瓦碗里，加了一点水，调稀后，将画刷递给我，又说，你把颜料甩上去吧，怎么甩都可以！就是这么一个随性的人，怎么会去反对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呢？在批斗过程中，我逐渐知道了所谓“真相”：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南宁专区歌舞剧团也像全国一样，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大家决定成立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既然是组织，总得有个名称吧，叫什么呢？老张脑子转得快，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起草了“五·一六通知”，我们就叫“5·16造反兵团吧”。众人一致叫好，还推举老张担任“造反兵团”负责人。老张推辞不掉，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司令”。现在，这个“司令”理所当然地就成为了“五·一六分子”。

老张被隔离审查了。审查期间，限制自由，不能回家，就住在团里特意安排的一间小屋里。老张灰头土脸的，整天写交待材料，没完没了。专案组还派了一个从原龙州县粤剧团调来的青年演员小王跟他住在一起，老张去饭堂、上厕所、打水洗脸等等，小王都警惕地跟着他，生怕他去搞“阶级报复，破坏革命运动”。

到基层演出 舞蹈《荷花舞》

秋天不知不觉地来了，团里的那棵苦楝树已有些落叶。令人不解的是，“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就像这秋天的落叶一样，悄无声息，没有下文。

老张终于恢复了自由，既没有结论，也没有平反。不过，他从此变得沉默寡语了许多。

三

“文艺旗手”江青接连推出了八个革命样板戏。京剧《沙家浜》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据说《沙家浜》这剧名，还是毛泽东亲自提议修改。

形势逼人。

团里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40天内，排练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全剧，5月先在地区礼堂首演几场，然后，到各县巡回演出。

排练场里张贴着横额大字，十分醒目：奋战40天，上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全剧！全团激昂的情绪全都被调动起来了，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排演《沙家浜》全剧，最大问题是演员不足，除了主角，有名有姓的演员之外，群众演员、八路军、日本兵、伪军等也要好几十人，怎么办？团里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最大限度的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在全团动员大会上，团长宣布，日本兵、伪军由舞美、灯光、道具人员担任。乐队有20人，除了必不可少的指挥、掌板、三大件，还有一些不可缺少的声部外，其余的都要上场，饰演群众或过场日本兵。团领导、后来调去马山县担任副县长的卢指导员，因为长得比较胖，日本小队长就由他扮演。当团长宣布具体人员名单，读到我的名字时，我的腿也发软了！我从来没有上过舞台，没有任何表演基础，团长给我安排的角色，不只是过场，有一场戏，甚至还有几句台词，这不是拉牛上树吗？会后，我想去找团长，可是，连卢指导员都上台饰演日本小队长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去推辞呢？

《沙家浜》第二场，我饰演一个日本兵。导演给我说戏：老百姓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追，抓住一个老百姓背在肩上的包袱就扯，他回身与你争抢，被你用刺刀扎到腿上。然后，有一个游击队员拿大刀与你打斗。打几个回合，当你听到小号吹 6 1∣ 2 4 ∣3 －∣（ lá duo ∣re fa ∣ mi －∣）,你就倒下死了。我记住了导演的这些要求，排练时，总算差强人意。可是，彩排那晚，所有演员都穿上了服装，化好妆，全部灯光一打，我就慌了神。我抓住那个老百姓后，由于太紧张，端着枪刺刀不停地乱捅，捅得他蹦来跳去的闪避。抡大刀的游击队员冲过来，他才得以逃脱。于是，我又和游击队员对打。也不知打了多久，我都被大刀劈了好几回，就是不倒下。那游击队员是上林县人，他用上林官话小声跟我说，“抄你宫龟的，你怎么还不死啊？”舞台几乎冷场了，我看看情况不对，这才“噗”地一声倒下。

下场后，导演气呼呼的质问，你为什么不死？你是刀枪不入啊？我说，你不是告诉我，听到小号吹6 1∣ 2 4 ∣3 －∣才死的吗？小号一直没吹啊！于是我又去找吹小号的论理，只见他正在卷着一支啦叭筒（自卷烟丝）。我问他，为何不吹？他慢腾腾的说，刚才只顾得卷烟丝，忘记吹了。气得我差点踢翻了一只谱架。这时候，饰演老百姓的那个圆号手也奔了过来，拉起裤脚，指着脚上的红印对我说，刚才你真的捅啊？看看，脚都给你捅伤了！

第八场《奔袭》，这回我饰演的是一个站岗的伪军。我的台词是“司令结婚，今晚让我加岗，唉，倒了霉了！”话音刚落，一队奔袭的新四军出场，我被一个战士架住脖子一勒，将我头上的那顶帽子塞到嘴里。我昏了过去，被甩到地上。我的戏就完了，每次演出都这样。问题是，塞进我嘴里的这顶帽子很脏，汗酸味很重，服装组从来都没有拿去洗过，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更要命的是，我死了就一直躺在那里，直到第八场结束，关上大幕，我才能掏出嘴里的那顶帽子，从地上爬起来。不过，也有让我感到快意的时候。一次，十几个新四军战士连续打了七、八个空翻后，直接翻过布景围墙，表示已潜进日军司令部。最后一个空翻的，就是将帽子塞进我嘴里的那个战士，因为他起翻的位置稍后了一点，结果，他没能像其他人一样，顺利翻过围墙，而是刚好仰身卡在布景围墙上，摇晃了半天，既不能上，也不能下。我躺在那里，睁开眼睛偷看，想笑又笑不出声，差点想掏出嘴里的那顶帽子透气大笑。后来，还是饰演日军小队长的卢指导员在布景后面，费力将他拉了下来。

1979年自卫反击战，到边境慰问部队 左三作者

我们的样板戏《沙家浜》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倍受欢迎。无论是剧场还是露天舞台，观众总是挤得满满的。那时候，除了《地雷战》《地道战》等几部电影外，就是八个样板戏，老百姓能看的就这些。戏里的一些台词，观众都能背出来了，但他们仍早早的来抢占位置，有些看不到的，还爬上树去，将树枝摇得“哗哗”的响。

不久，团长在全团大会上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地区革委对文工团成功排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全剧感到十分满意，指示一定要落实上级有关精神，关心文艺战士，从下个月开始，全团每人每月补贴5元钱的营养费！排练场里顿时掌声四起，有一个人甚至当场呼叫：毛主席万岁！

我们每个月的工资才30元，这5元钱，可不是小数目。当时最稀罕的炼乳、麦乳精才1元多钱一罐，奶粉的价格也差不多。剩余的钱，还可以去买饼干、奶糖、水果等等。每天练功结束后，演员们冲上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或麦乳精，再吃上两块饼干，用今天的话来说，幸福指数蛮高的。大家的演出因此更卖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

1976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房间练琴，突然，外面的高音喇叭广播了一条重要消息，毛泽东逝世了。惊愕中，我赶紧收起提琴，老实地坐在屋里。一会儿，团长来通知，全团人员马上到排练场集中，收听广播。

哀乐声持续不断，听得让人心里发慌。团里有些人在悲痛哭泣。我们乐队有个打击乐的老同志，更是哭得伤心，边哭边说：毛主席呀，你不在了，我们怎么办啊？刚到文工团的时候，有次在饭堂吃饭，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张《参考消息》，看完后放到饭桌上。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参考消息》这张报纸，出于好奇，便想拿起来看看。岂料，他把报纸抢了回去，很严肃地说，你不能看，你不是干部！

那一段时间，中国政坛瞬息万变。广播和报纸在“按既定方针办”或“按过去方针办”中闹得火药味很浓。老百姓实在弄不明白，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一个多月后，“四人帮”倒台了，人们欣喜若狂的涌上街头，锣鼓喧天，红旗招展，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打倒王江张姚”的宣传横额。有的商铺门外，还挂着串在一起的四只螃蟹！

话剧《双星喋血》剧照

文工团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马上赶排一个活报剧：《揪出“四人帮”》，并要尽快演出。

大家又开始忙碌了起来，写剧本的，作曲的，编导与演员、乐队、舞美道具等等，不分白天黑夜的在排练场里熬。几年前，墙上张贴的“奋战40天，上演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全剧”的字迹仍在，只是有的已残缺剥落。

四

1978年，我到广州乐团学习。一年后回来，却发现文工团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文工团的演出，再也吸引不了观众。无论城乡，大大小小的录像室，一夜之间，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录像片以港台居多，为人们打开了另一扇窗。特别是年青人，纷纷涌去，有的甚至看通宵。人们还兴起了跳交际舞，迷恋在霓红闪烁中。此外，电视机也开始走进寻常百姓人家，可以看电影和电视剧，谁还去礼堂看文工团那些文艺节目？文工团每年都要完成一定场次的演出，否则，将扣除每人每月5元钱的营养费。为了完成演出场次，团里分成三个小分队，深入到大队、生产队去演出，条件十分艰苦，坐拖拉机、手扶拖拉机、搭自行车后架、坐船、走路，真是五花八门。即便这样，人家还不一定热情。管饭堂的那位老朱，主动请缨，将分队联系到他们村演出，演出费30元。分队长一咬牙，演！

那次演出，记忆犹新。村子里没有舞台，我们在晒场上竖起四根木柱，地势略高一些，算是舞台了。已近天黑，村民刚收工，大家抓紧时间挂幕布，拉线装灯。其实，就几盏碘坞灯。村里的孩子早已在“台下”摆满了凳子，唧唧喳喳的。

弯月出来了，云儿在流动。远处的山丘朦胧，简陋的村舍在淡淡的月色下，显得格外宁静。我坐在一只道具箱上，环顾四周，只觉得一阵惆怅。文工团是否已穷途未路？改革开放已风起云涌，文艺演出团体既要讲社会效益，也要讲经济规律，文工团能否适应社会的大变革而求发展？个人的命运又该如何？我隐隐不安，一种迫切感和危机感悄悄袭上心头。碘坞灯骤然亮了，强烈的灯光，已把淡淡的月色赶走，周围变得黑糊糊的一片，但见人影绰绰。

演出开始了。这里的村民对舞台没有什么概念，从四周将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一些小孩甚至拥到了舞台上，怎样也赶不走，好奇地仰望着演员。演小戏的那个女演员很无奈，下场后说，观众太近了，难做戏！演出至中场，一些小孩还像鱼儿穿梭般，从两侧往舞台上穿来穿去！

一位从县粤剧团调来的老演员说，什么文工团？简直是过山班！

话剧《双星喋血》女主角美人蕉

为了摆脱困境，杀开一条血路，团里思考再三，决定派人到广州话剧团，观摩学习他们正在上演的大型话剧《双星喋血》。《双星喋血》的演出早已轰动广东。它的剧情，简单说就是“阴谋与爱情”，有破案，有鞭挞，也有伸张正义。无论从内容、表演形式、演员造型、服装、舞美等等，都融进了最时尚的元素，是当时比较大胆、前卫的演出，感观刺激很强。跟过去不同，文工团这一次是商演，是要投资，要卖门票的，如果失败了，血本无归，那就全团都要去喝西北风！

为了生存的破釜沉舟，使得大家自觉地拧成了一股绳。

《双星喋血》全剧很快就排出来了，在南宁朝阳路的七三剧场（原桂剧院，南宁百货大楼对面）连续上演了一个月，场场爆满！

20世纪80年代初，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解放，敢于打破禁锢，表达自己的愿望。《双星喋血》在广东演出的时候，曾遭到一些人的质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却引来更多的反驳文章。艺术上的争论，并没有影响到这个剧的继续演出。可是，地区文化局领导知道这些争论后，却一纸禁令，通知文工团马上停止演出《双星喋血》，并进行思想整顿。

地区文化局的这位领导亲自到文工团，召开全团大会，严肃指出《双星喋血》这个剧意识形态有问题。显然，他是作了充分准备。他打开厚厚的笔记本，不时往上推着那副眼镜，剖析剧情，逐一驳斥。岂料，团里反响很大，纷纷说，广东能演，广西为什么不能演？广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吗？这位领导有些愠恼，语气很硬地说，我说不能演就不能演，谁演谁负责！话说到这个份上，团长只好应诺停演，承认思想水平不高，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最后，地区文化局的这位领导还点了几个小戏，要文工团抓紧排演，近期就要下乡演出。

好端端的一个大戏，好端端的演出，就这样被手握权力的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打趴了。

结果可想而知。

文工团从此一蹶不振。

2007年团友聚会，部份合影

人们有了各种各样的想法，有的趁着年轻，抓紧复习，上夜大，上电大，学英语；有的到外地去开录像室、桌球室，有的卖烧鸭，还有的甚至倒卖钢材。乐队不少人则到歌厅、舞厅去演奏，伴舞。

那几年，文工团陆续调走了3、40人，或考上大学，或改行，另谋出路，也有的辞职下海经商。1985年，我调到了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已是作曲家的林海东调到广西电视台，黄志豪调到广西艺术学院，后来担任学院副院长。苏燕玲、翁葵分别从中国音乐学院、广西艺术学院毕业，现在已是广西著名歌唱家，声乐教授。还有不少人现在仍活跃在广西音乐界。

2002年1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撤销南宁地区设立地级崇左市。南宁地区民族歌舞团（原文工团）合并到南宁市艺术剧院。南宁地区文工团从此不复存在。

当年的女文工团员，后排左二作者

2007年5月，原南宁地区文工团100多人在南宁聚会。正是杜鹃花开的时节，绿树婆娑中，一片嫣红，绽放得是那么的灿烂。望着眼前这一张张熟悉，却都已不年轻的脸庞，我感慨万千。我们曾经朝夕相处，风雨同舟。文工团是时代的缩影，是我们不可忘却的一段人生记录。在悲喜交集的时代浪潮中，尽管我们一再被浪花抛掷，身不由已，却依旧保持着一份真诚，一种理念，因为它是我们青春的一块栖息地，情感的故乡。

（原载《广西文学》2016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