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后知青时代的晚年生活（二）

余 杰

自己闯出一条路

再次与阿海相聚的时候，我们是相约在一家咖啡馆里。见面后阿海说，老了，不开车了。我的车包租给一位朋友了，哈哈，我当起了小老板了。

我一直很佩服阿海，他是一位有自己主见的人。回城以后我们有过几次相聚，每次阿海都会有自己的故事。

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阿海告诉我，因为他在厂里工作上很勤奋，很快就当上了班组长。用一些年长的老工人的话讲，混了一辈子都轮不上一个小官当当，还是阿海有能力啊。阿海则说，农村十年什么苦都吃过了，懂得了两个字，珍惜。不久，车间的支部书记动员阿海写入党报告。再后来阿海被批准入党了。大家都祝贺阿海是我们这些同一个学校一起上山下乡后回城知青中第一个入党的人。

几年后我们再次相遇的时候，阿海告诉大家：我辞职不干了！原来阿海所在的车间老主任要退休了，支部书记建议厂部提任阿海接班当车间主任。结果场部不批准，说现在都讲文凭了，阿海那个69届初中文凭只能算小学毕业。阿海非常气愤，他说我们这些人哪来文凭啊。该读书的时候都上山下乡了，回到城里忙着成家立业，好好工作挣钱养活一家，哪来读书啊。不久，阿海所在工厂不行了，快倒闭了。怎么办？阿海告诉我们：“等死吧，我确实有点不甘心。我提出了辞职报告，离开了工厂。”今后怎么办？阿海说，休息一下自谋生路。现在市场经济了，总会有办法的。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前夕，我们有一次聚会。大家都很关心阿海这些年在干什么。见面后阿海似乎知道大家的关注，一开口就说开了：“这些年我开过摩托车载人挣钱，要养家糊口。后来我去考了驾照，开大客车。先是帮人家开车，慢慢地有了积蓄，现在自己买了一辆大客车跑起运输来。挂靠在旅行社，生意还不错的。当然，这说说是很简单的过程，谁会知道这些年来我的酸甜苦辣啊。”

那天阿海的这番话我至今还记得：“靠谁？只有靠自己。我们从农场回来时都快奔30的人了。结婚后生孩子，买房子，哪一样不要用钱。可国营企业在80年代勉强可以吃吃饭，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不是我们不想好好干，而是不知道怎么干！还是那句那句老话，靠自己！好在经过这些年的拼搏，自己的日子渐渐好起了。我每天出车挣钱，老婆在家管孩子，平平静静的生活。相比较我们一些知青朋友，我现在的日子还是可以了，就是不能生病，一生病就麻烦了。我是‘个体户’，自己为自己干，一天不干就没有收入。所以，身体是我的挣钱养家的本钱。”

如今，阿海退休了。他告诉我，现在日子好过了。儿子媳妇同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明年孙子要上中学了。趁着自己还走得动，孩子们也不需要我们照看了，只要有空我和老伴就会到各地去走走。明年想到农场去看看，听说当年与我们一起生活过的老工人剩下的不多了。

陌生的上海

在《中国知青史》一书里我看见刘小萌教授有一段话：“知青与城市职工(包括军人)的婚姻多数具有几个共同特点：知青一方为清一色女性；婚姻由父母包办或亲友撮合，缺乏感情基础；夫妻分居城乡，从一开始就成为‘牛郎织女’。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强烈反差，促使一些女知青及其家长将择偶的目光投向城市，使这种婚姻具有了为返城准备条件的明确目的。”

那时，当我们目睹着一些女知青通过与城里人结婚离开农村的时候，感叹自己是个男性的悲哀。我们不知何时能够以什么方式回城呢？

十几年前，我们一起上山下乡的同学们基本都退休了。大家都想一起聚聚，聊聊昨天，感叹今天。在几位热心朋友的努力下，终于有了一次大聚会。

那天，老林说，最难得的是小云特意从江苏赶来了。是啊，当年我们是看着小云一步一回头地向大家告别的。她远嫁千里之外的江苏一个小县城，是老家的亲戚介绍的对象。几十年过去了，大家都不知道小云生活如何。这次是还在警察岗位上工作的老刘想方设法找到小云的。

几位当年与小云同住一个宿舍的女友早早地到长途汽车站等候小云。当小云出现在聚会的酒店时，大家都鼓起掌欢迎小云。有的与小云拥抱，有的甚至掉下了眼泪。那份情感是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无法感受的。

当天聚会时小云说——

这次同学聚会，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从70年离开上海到云南去了以后，后来嫁到江苏。这以后我就几乎很少回到上海。你们不要笑我，现在我连上海的话说起来都很生硬了。要不是你们来接我，这个地方（指聚会的酒店）我都不认识。上海的变化太快了，我现在是外地人了，对这里实在是太陌生了。算起来，我在上海就是待了18年，从此就是外地人了。这一晃就是38年了。想想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现在，我跑到上海的马路上，不要说是不认识路，就是看见这么多的汽车心里也会发慌。

那个时候，我离开农场的时，你们都很羡慕我。终于可以离开云南了。随后我到了江苏（具体地点这里隐去。----编者），在父母的操持下我结婚了。我进了一家工厂工作，生活很平静。比起在云南的日子，那里要好多了，就是一开始还有点不习惯。因为在农场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总是有个照顾。一下子与“集体”脱离了，无论从习惯上还是从感情上都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好了，也算过来了。加上这些年来改革开放的变化，日子还可以。不过心里总是想着上海。毕竟我从小在上海长大的。现在每个月有千把元的退休工资，家里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是有的时候会感到很寂寞。所以，你们以后有这样的聚会，一定要记得叫上我。

那天小云很激动。

那天我一直在想，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之路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当我们老了，回首往事留下了许多遗憾。

我能怪父母吗？

在小云参加的那次集体聚会时，阿娟一直在默默地抹眼泪。我们都知道她与小云一样，也是远嫁他乡后离开农场的。但结局则与小云不一样。阿娟现在住在上海，户口还在安徽。她是不辞而别离开安徽的，为了生活在上海当起了保姆。那天阿娟对我们几个说——

当年我们一起乘上火车离开上海去了云南，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说句笑话，我那个时候认为男女坐在一起就会生孩子。所以在火车上我是死活不会和男同学坐在一起的。在农场这些年，我们渐渐长大了，也渐渐懂事了。唯一的心结就是早点离开这个地方。78年初，父母来信说为我在安徽找了一个对象，是铁路机修厂的工人。只要结婚就可以把我从云南调到安徽的工厂去。我没有犹豫就同意了。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我的前夫是个酒鬼。每天三顿饭就要喝三次酒。特别是晚上，总要喝得大醉。我是希望他醉了。不醉，就开始找我的麻烦。都是结过婚的人，说说也没有关系。他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就是我例假来了也不放过我。唉！后来有了儿子，我们的生活就更加艰苦了。厂里的效益很差，工资常常拖欠。特别是我听不得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要不是嫁给我，你还在云南修地球呢！好像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就这样混到儿子上高中了，我下定决心离婚。我们大吵了三年，法院就像是我的娘家，三天两头去调解。最后法院判了我们离婚。他要儿子，行，只要结束这个婚姻，我都同意。现在，我一个人回到了上海。

父母都过世了。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家。我在上海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我借了一间房子，才8个平方，就像过去石库门里的亭子间。每个月300元，等于把我的工资三分之一交了房钱。怎么办，我就到保姆介绍所去，好歹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东家也是知青，人家混得真不错，两口子每月上万元。他们很同情我，对我特别好。就这样做下去吧。

今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辈子我就这样了。我不怪我的父母，他们是好心，想把我从云南调到离上海近一点的地方。如果我遇上了一个好男人呢？唉，不说了。

十年后再次遇到阿娟，我有些不敢相认。满头的白发，满口无牙。唉，我叹了口气。

阿娟说，老了，没用了。我准备住到养老院去了。

我们知道，阿娟那个安徽的老公前几年去世了。唯一的儿子没有读完中专就跑到深圳打工去了，至今没有一点音讯。

苦命的阿娟啊。

平淡的生活普通的人

十年前遇到小庆（应该称之为老庆）的时候，得知他从原单位辞职了。我本想用点手中的“小权”请他来我们单位开车，盘算了半天还是因为他家里住得太远无法来我这里上班。

曾经与小庆一起上山下乡的我非常同情他，回城后一直在当驾驶员的小庆因为原单位倒闭后，到一家运输公司开大型卡车。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感觉力不从心，想换一个安稳一些的工作。确实，小庆的爱人身体一直不太好，儿子刚刚就业。他一直在外跑长途，很难顾及家里。小庆曾经对我说，自己是靠帮别人开卡车跑运输养活家人的。当时的收入还是可以的，就是人很辛苦。

小庆的那句话我一直记着：“我们都是靠汽车轮子滚出来的钱。我们挣的是辛苦钱。没有什么休息天，没有什么节假日。”

唉，劳累了一生的小庆真是命苦啊。刚退休不久就因病去世了。追悼会的时候，小庆的爱人对我们说，小庆是累垮的。为了这个家，他什么苦都难吃。

是啊，小庆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无论是上山下乡那些年，还是回城以后，他劳碌了一生啊。我记得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他的得知消息后，连夜从外地开车赶了回来。那天他喝了很多酒，感慨地对我说了这些话——

我们知青的命不好。就说我吧，回到上海以后，什么都没有，进了厂能干什么呢？好在我抓住了一个机会，学习了驾驶的技术，今天还可以混口饭吃吃。你看，我们多少朋友现在只能当当保安什么的。没有一技之长，没有文凭，当不了官又混不到好的差事，只能卖苦力了。现在我就怕生病，一生病就倒霉了。过几年如果儿子可以工作了，我的负担就可以减轻一些了。因为自己有了儿子，我总想要为他作些准备吧。我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办的婚事，工薪家庭，一句话，没钱！我是在拼着老命为儿子打工，只是希望他们将来的生活要比我们好。

生活平平淡淡的一个人，普普通通的一个人。这就是我们这代人走过的路啊。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在握手再见的时候，小庆的那句话：“谁叫我们赶上了呢？谁叫我们是知青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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