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父亲原本是舒城县小涧冲林场的一名林业工人，1958年10月调往龙河口水库工程指挥部工作，1962年3月回乡务农。

没修龙河口水库之前，我父亲是一个吃公粮、拿工资的林业工人；龙河口水库建成后，却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在龙河口水库工地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我父亲三次受伤住院，昏迷不醒，险些丢了性命。我父亲舍生忘死，干了三年多，地位不升反降，令人感慨万千。

我出世的时候，我父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了。但在我十岁左右，关于我父亲回乡务农的事，大家还在议论纷纷，众说纷纭。我父亲一生向往未来，很少回忆过去。说起回乡务农的事，他说“没有文化不想当官”；再问，多一个字也不说了。

（二）

1981年，我考取了舒城县重点中学——舒城中学。县城里有好几个局长到学校里来看我，他们自称是我父亲在水库工作时的老同事，还有人说我父亲是他的老领导。

1982年快放暑假的时候，一个局长把我领到县委，去见时任舒城县委书记的郭宪魁。郭书记解放前跟我父亲在一起打过游击，是我父亲的老战友、老领导。修建龙河口水库时，郭书记在外地工作，不在舒城。

随后，郭书记带我们到县委档案室，放我父亲年轻时的讲话录音给我听。那个局长从档案室找出一张唱片圆盘，唱片圆盘保存完好，声音清晰。在这张唱片圆盘里，我父亲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是一个文盲，拿着文件看不懂，是一个睁眼瞎。我想把党和政府给我的工作，让给有文化的年轻人。我回乡务农，哪怕是多栽一棵树，多打一担粮，也是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我是一名党员，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对龙河口水库生态平衡系统终身负责。”

听完了这段录音后，那个局长郑重地对我说：“回乡务农，是你爸爸自愿的，没有人逼他。”

郭书记好奇地问道：“怎么会留下这样一个东西？”

那个局长说：“他要回乡务农，县领导叫他写个辞职报告。他认得许多字，但不会写字；叫他写字，汉字与汉语拼音混杂在一起，比天书还难懂。平时，都是他口述，丁同元代笔。这次，丁同元不同意他回乡务农，不愿代笔。丁同元不愿写，其他人都不写。最后，县领导叫我搞个录音，我只好照办。于是，就留下了这么个东西。”

顺便交代一下，文中提到的丁同元，是龙河口水库工程指挥部副指挥、舒城县副县长，是我父亲的直接领导，他们俩地位悬殊，但却亲如兄弟。

（三）

有一次，几个年轻人在一起谈论换工作的事。一个人非常好奇地说：“要换工作，还要写辞职报告，辞职报告上还要写‘因自身原因’，不然还不行呢。”

问听此言，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的《辞职报告》，不禁泪如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