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一所小学的聚餐时间。在国务院通报中，大方县截留了困难学生生活补贴。 （当地学校微博截图/图）

督查曝光是“早晚的事”

2020年9月4日约21时，杨成正在吃晚饭。突然间，同事的一条信息在微信群中炸开：一条《关于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补贴，挤占挪用教育经费等问题的督查情况通报》的链接映入杨成眼帘，他顿时有些激动，觉得“老师的工资应该有望了”。

31岁的杨成是大方县的一名中学老师，今年是他教书的第4年。他所在的学校有一百多位教师、两千多名学生。他告诉南方周末，该校从2018年3月就开始拖欠工资，2019年最为严重，这一整年的绩效工资没发，奖金也发得少，其他县发1万多元的目标考核奖，他只收到6000元。

他算了一下，绩效加目标考核，他被拖欠两万多元。最近几天补了一部分，他推测是因为这则通报。

这是一则刊发在中国政府网上的通报，全文3363字，分列七大问题，罕见直陈一个地方政府严重拖欠教师工资补贴问题，甚至连困难学生的生活补贴都截留。

通报显示，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获知投诉线索后，国办督查室派员赴大方县明察暗访，发现该县自2015年起即拖欠教师工资补贴，截至2020年8月20日，共计拖欠教师绩效工资、生活补贴、五险一金等费用47961万元，挪用上级拨付的教育专项经费34194万元。同时发现，大方县假借推进供销合作社改革名义，发起成立融资平台公司，违规吸纳资金，变相强制教师存款入股，截留困难学生生活补贴。

消息一经发布，不仅在杨成的微信群，全国舆论都炸开了锅。

另一名小学老师陈凌也在那天收到了信息，他没有太兴奋，觉得这是“早晚的事”。在他眼中，国务院通报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2020年五六月份，有老师将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链接转发到微信群中，杨成看到之后，开始在上面反映情况。一开始，他没抱太大希望，觉得反映了也没用，但还是试了试。之后，他再将链接转发给了其他老师。大家都没商量，各自在平台上陈述相关情况。

直到两天前，他们等到了结果。

杨成属于被拖欠较少的受害者。在大方县一所乡村小学，据校长张阳称，从2015年至今，该校每一位教师被拖欠的津贴都有四万多，加上目标考核奖等，可能有六七万元。目前学校在岗在编教师10人。

与杨成一样，多位教师表示，近日已经收到了部分补发的津贴。前几天该乡村小学教师工资已经补发两万多元，“不算目标考核奖等，目前每位老师可能还差两万多元”。

被约谈十次以上

也是杨成在“互联网+督查”上反映问题的那段时间，十几位老师一同去了大方县教育科技局了解情况，杨成也在其中。他称，教科局的相关人员与他们交谈一两个小时，承诺会给他们解决，让老师不要上访。

40岁的教师高林是大方县安乐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2020年上半年，大方县教科局要求教师将工资存入地方政府发起的乌蒙信合公司，才可以拿到绩效工资。高林听到后感到气愤，觉得自身权益受到侵犯。6月25日，他建立了教师维权群。500人的群很快满了，其他一些小群加起来，人数达一千多人。

建群后第3天，县教科局约谈高林。高林回忆称，教科局领导告诉他，不要把事情搞大，要懂得大方的政策。他反驳称，县政府挪用教师工资的时候，有为教师考虑过吗？

高林称，从建群到现在，他被约谈的次数达十次以上。

他告诉南方周末，此事曝光之后，教师被要求不能转发相关信息。随后，陆陆续续有一些老师退群。“若不退，年终考核与职称评定将会受到影响。”

新华社每日电讯9月6日报道印证了高林的遭遇。报道称，曾有老师因向政府反映相关问题被处分，还有不少老师遭到解聘威胁，县城老师被威胁调到边远村小，不准参加职称晋级和评优。即使被国办督查室点名后，当地仍有教师因在朋友圈转发通报而被相关部门电话警告。

2018年末，陈凌也曾去上访过：“当时所有单位都有目标考核奖，唯独学校老师没有”。几位老师去县里信访办沟通，当时他们没有遇见相关负责人，也没有得到明确回复。随后，拖了一段时间，有六千元发到老师手上，但这与陈凌心中一万多元的预期还是有些差距。

当时张阳也去了信访办。他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关键是“尊师重教”。“你要不发都不发，你要发就都发，凭什么要区别对待，那时候老师心里面不平。”

在协商过程中，杨成他们反复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理解，理解大方财政紧张”。

这是一个坐落在贵州西北部的县，常住人口约63万人。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财政总收入33.88亿元，同比增长14.9%，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13008人。

2019年4月24日，贵州省政府批准大方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全县164个贫困村全部摘帽。

对于财政紧张，在2020年该县政府工作报告有一段表述：财政收入偏低，财政增收乏力，历史欠账较大，税收收入持续低位运行。地方政府性债务、民生欠账等风险点仍然存在，还本付息压力较大，财政“收不抵支”，资金短缺与发展需要的矛盾十分突出。

自从财政紧张开始，张阳就不敢申请学校项目。他称，所有涉及教育的经费都受到影响。据督查通报，2018年、2019年两年间，大方县共挪用上级教育专项资金34194万元，其中中央直接下达部分占76%，主要包括生均公用经费、校舍改造、营养改善计划经费等。

在上述政府工作报告中，不少教育工作依然是成绩亮点：累计发放各类教育资助7864万元，惠及学生11.19万人次；投入9575.69万元落实营养餐改善计划，覆盖学校320所，惠及学生12.43万人。

在这方面，前述乡村小学主要通过募捐或者对外筹款的形式来开展学校建设。蒋伟是该乡村小学的一名外来志愿者，2013年来到该小学。他不在编制之内，不拿工资。他说，学校经费常常处于“没钱状态”，对上基本上拿不到任何经费。

蒋伟说，志愿者艰难，学生艰难，学校艰难，老师们也艰难。因为没有钱，教育没法发展，学生权益更难以顾及。

排队取钱

上述国务院通报称，大方县改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原有发放渠道，通过乌蒙信合公司代发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涉及困难学生4.2万多名。截至2020年8月20日，乌蒙信合公司共有社员7.56万人，其中18岁以下未成年社员的比例高达56%，主要是因发放困难补助而被动入社成为“股东”的中小学生。

工商资料显示，大方县乌蒙供销信用合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简称乌蒙信合公司），注册资金10000万元，经营范围为农业生产生活资料、农副土特产品生产、加工、购销。

通报显示，2019年6月，大方县委县政府以推进当地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名义，发起成立乌蒙信合公司，违规开展所谓“社员股金”服务业务。违背公司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背离公司章程提出的“服务三农”宗旨，将揽存的资金几乎全部调剂到与“三农”毫无关系的领域。

杨成称，乌蒙信合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给老师和学生办卡，学生的资助会打到这张卡上，初中生每半年补助有六百多元，小学生每半年有250元。

蒋伟反映，学生只有在这个账户上才能取到钱，开账户就要扣钱，50元手续费。办理起来也麻烦，需要排老半天的队。他感到愤怒：“其他的我都能理解，唯独最后给孩子的钱（都要扣），我个人没办法理解，那些都是给贫困家庭的补助！”

通报称，乌蒙信合公司以提供社员股金服务名义，直接克扣每名学生50元作为入社资格股金，导致210多万元困难学生补助被违规截留。

不仅是学生，老师们也被要求去卡里存钱，在杨成的叙述中，每位老师需要存2万-5万元。“存了之后才给我们发了绩效工资，不存的话就不发绩效工资。”

大方县的一所小学有3位老师没有签字存钱，张萌是其中之一。她觉得这种形式“不靠谱”，而且本身经济压力大，没有多余的现钱可以存入乌蒙信合公司。她曾听说，有一些村镇采取措施，存钱达到一定数额会给村镇考核加分；不存的话，年末的评先选优都轮不到。

杨成告诉南方周末，卡办完之后，一直没发卡，存放在各乡镇教育管理中心处。直到两三个星期前，他才拿到卡。一开始拿卡取不了钱，直到近日才可以。

一名老师在拿号排队，等待从乌蒙信合公司取钱。 （受访者供图/图）

2020年8月29日早上6点，杨成就去合作社排队取钱，此时距离合作社上班时间还有3个小时。“人太多了，大家都不相信这个公司，现在有钱了把它取出来，感觉放在里面，后面就取不了了。”

9点，合作社开始上班排号办理。2019年12个月的补贴费用4200元，杨成取到4150元，另外50元即是“办卡的手续费”。

多位教师表示，目前，学生的钱已经全部退回到教科局。陈凌表示，老师和学生在这方面都没有知情权。张阳表示，可以理解政府的难处，但是具体的做法不能完全理解。

老师的心愿

蒋伟常常听说老师们经济上的拮据：工资发得慢，工资不够花，许多老师处于“等工资”的状态。

张阳称，目前他所在学校10名教师年龄在26至47岁之间，处于“上要养老、下要育小”的人生重负阶段，在岗编内教师月平均工资不足四千元，他们大多需要还房贷，每月还要花400-500元的车费支出。工资再除去家庭生活必要支出，基本无所余留。

杨成的住房公积金只补到2019年6月，他所在学校的教师宿舍还没有修建好，需要老师自己在外租房，一年房租五六千，顶得上杨成一个月工资。

住房公积金被拖欠，杨成不敢有买房计划；工资打不上来，高涨的房价也让他倍感压力；五险一金的缴纳停留在两三年前，每年绩效工资、目标考核奖不发，生活有时候会陷入困难，“特别是逢年过节回家，有许多要花钱的地方”。

没有住房公积金，教书11年的陈凌还是买了房。他开玩笑称当时房子是“吵架吵不过才买的”。与之相比，他更不显得轻松，他每个月还房贷需要五千多元，每个月工资几乎都会搭进去。“现在不是有那么多网贷吗？我到处贷了五六家，现在负债五十多万。”

前不久刚从合作社取出来的钱，已经被他用完。陈凌比较乐观，称自己已经习惯了，“最多10年就可以搞定了”。

持续的工资拖欠也给老师的情绪和心理带来负面影响。张萌的儿子在高三时得了抑郁症，这让她每天精神紧绷，每个月儿子的医疗与旅行的费用，加起来需花数千元。杨成说，年轻一点的老师想着辞职，因为“觉得没意思”，有些老师不想上课。这些年来，“该得到这些东西没有得到”，让老师们觉得失落。

目前，多位老师的心愿是：“把该补的补了，争取把目标考核奖发了。”

（文中杨成、陈凌、蒋伟、张阳、张萌均为化名）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崔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