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很多深圳打工人调侃“只有年终，没有年终奖”时，殊不知，还有一部分人，别说年终奖，就连应得的工资，都没有着落。

在仲裁局呆上一天，你能见到各种人间真实：

家里人生重病要用钱，这边被包工头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无故被公司辞退，没敢告诉妻子的中年男人；

当然，也少不了教培和房地产行业的打工者。

大家身份各不相同，有一点感受却是共通的：

公司为了利益，套路远比你想象得多，在法律的保护下，劳动者依然是弱势群体。

对于打工者来说，仲裁的目的不仅仅是拿回补偿，更是一场自我价值的捍卫。

PART 01

“一年能拿回工资就不错了”

在劳动仲裁局，安静是不可能的。

两个援助律师坐在木制的椅子上，后面排了一条长龙。一位穿着保安制服的大哥，音量在不断提高，各种粗口喷涌而出：

“我TM要弄死他，mlgb”

“MD在不给我钱，我就去门口给他闹事！”

大哥的脸开始涨红，情绪到达了最高点，一巴掌猛拍到桌子上。

安保过来劝架,“兄弟，这里都是打官司的，要证据，口说无凭。”

暴怒之外，也有抽泣的声音。

一位做月嫂的阿姨，被拖欠了三个月的工资，老家的父母生病了，急需用钱。但她没有劳务合同，无法证明合法的劳务关系，走仲裁是行不通的。

阿姨沉默了几秒，手开始揉眼睛，抽抽噎噎地，讲不出话。

年轻人，更多的是沉默。

南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一位中年男子在门口抽烟，去年12月28号，公司突然遣散了他的部门，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第二天到公司，就发现桌面已经被清空。

这位男性和公司签的是永久合同，应该按2N+2的条款赔偿，但公司只按N+1赔付，“既然这样搞，我就把加班费年假这些都算进去，让他赔30多万”。

但他今天算是白跑一趟。

公司注册资金超过一千万以上，区仲裁局不予受理，只能去市仲裁委员会立案。他不着急，“大公司只想尽早了事，不会拖太久，怕影响声誉”。

着急的，都是小公司的打工者。

他们来仲裁局的原因不尽相同：有些是因为疫情，公司倒闭，老板直接跑路；

也有公司运营状况不佳，断断续续地发着工资，“发也只有两千，看人下菜，发你不发我”；

还有就是被同事“穿小鞋”，无故被辞退，被迫写了离职申请书。

在电梯里，一位打工者愤恨不平，自言自语般地说起来，“拖了我工资交不起房租，自己在那吃香喝辣，TMD，人渣。”

这句TMD,是今天听到的第15次。

在这里，你甚至能窥探到行业的起落——10个来申请仲裁的人里，有8个是教培和房地产行业，聊起近况，他们指了指手里的立案资料，满脸苦笑：

“我这工资，一年内能拿回来就算不错了。”

PART 02

“杀人于无形，不知身在计中”

上午10点多，市劳动争议仲裁院的大厅，挤满了十几个男男女女。

他们都是任航的同事，手里拿着劳务合同和银行流水，在一张白纸上按了10个手印。这是一场集体诉讼，公司赔偿的金额在30多万元以上。

知道我的意图后，任航单刀直入：“这种黑心公司给不给曝光？”

事实上，任航算是这群人里比较幸运的，入职两个月，他就察觉到公司有点不太对劲。

最初进公司时，劳务合同规定写着每月20号发工资，结果第一个月就拖到25号才发，第二个月就变成27号，“完全没有定数”。

任航还得知，采购部门的同事都是垫钱寄样本给客户，报销的钱要过两三个月才能下来。

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公司资金链要断了，赶紧跑路”。

他离开没多久，面试他的CMO也被变相辞退，再次证明他的猜测。

至于当初为什么会入职，和所有人打工人一样，任航也没逃过HR画的饼——“给你期权、股份，让你操盘整个欧洲市场”。

最后饼碎的一塌糊涂：拖欠两个月的工资，外加一笔30万订单的提成。

加入前东家时，HR也给林杰画过相同的饼，“但是我对期权股份不敏感，我更在乎这个工作好不好玩。”

这是个旅游公司，在他的幻想里，是个类似于旅游博主的工作，“一边玩一边写稿子”。

公司承诺他，以后项目做好了，组内分红不经过公司，“100万直接四个人分”。

诱人的承诺，总是让理智处于下风，公司位于一家高级会所，这让他更加笃定，“音响都100多万，应该不会骗人吧？”

后来林杰才懂，公司肯花钱买音响，不代表就不拖欠你工资。

说起资本家的套路，柳曼感触最深，“杀人于无形，完全不知身在计中”。

那天她跟领导起了冲突，被人事叫去面谈， “自己的业绩摆在那，觉得顶多就是调解关系。”

HR是话术高手，上来先是和她共情，“你领导做事非常不成熟”，然后体谅，“我非常看好你，希望你能在这里发挥出优势，”紧接着吹捧，“工作和生活都安排的井井有条，非常优秀的女孩”；

最后，就是那句终极大杀器：

“以你的能力，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在这里委屈你了。”

作为有八年职场经验的老人，在提交离职申请之后的几天，柳曼才意识到是被劝退，“没遇到这种事，根本没往那方面想。”

对于人事来说，这场谈话的终极目的，就是让你特别舒服，心甘情愿地离开，“不去跟他仲裁要赔偿”。

现实的子弹冲破了幻想的泡沫。她记得刚入职那天，HR热情得不行，怎么找工位，怎么操作电脑，事无巨细地安排好。

老板是89年，同事大多是90后，扁平化管理，弱化层级——柳曼怎么看，都觉得是一个理想化的就职之地。

回溯这段谈话，她最后悔的是没录音，“说不定打官司就能赢了。”

PART 03

“卷起更大的浪花”

从市仲裁局出来，林杰得知公司今天打印了劳务合同。

从入职第一天起，一页能证明劳务关系的白纸黑字，他就没看到过。质问过公司好多次，对方开始打太极，“公司现在在初创阶段，过一阵子就签。”

他猜测，如果不是仲裁局给公司打了电话，劳务合同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看到。

除了劳务合同，仲裁也激起了更大的波澜。

从仲裁局回到公司的那天，林杰被老板叫到了办公室。相较于柳曼的大意，在进入屋内的第一秒，他的手机录音就开启了：

“你为什么去劳动仲裁？”

“你们不签劳动合同，工资也不按时发。”

“以后公司效益好了会补的。”

“说什么都没用，就是要告你。”

去仲裁，林杰就是抱着死磕到底的态度，话自然也说得狠。面对他的不留情，老板自然跳脚：

“去你MD，你现在马上从我视线消失，给我滚，CNM”。

愤怒之外，老板还不忘威慑一番：

“你尽管去告，我养了这么多法务，不是白拿钱的。”

开庭那天，林杰终于见到老板口中的法务,“纹了个眉毛，中年发福，看着就像电视剧里的恶婆婆。”

劳务诉讼的庭审流程并不复杂，原告根据诉讼请求依次展示证据，被告认为不合实情的，拿出对应的证据给予反驳。

开庭之前，他提醒自己，任何过激的情绪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法庭，是讲证据讲道理的地方。

只是对簿公堂，情绪总是难以控制。

林杰其中一个控告是，对方没有签订具有法律效应的劳务合同，他认为这点是没有争议了，“事实摆在那，有什么可反驳的？”

对方的法务不紧不慢，拿出考勤记录表，摆出一副轻蔑不屑的姿态，“你连考勤都没有，怎么证明是我们公司的人？”

原来公司在后面接入了企业微信，自己之前在职时，出差的工作比较多，但是那会没有考勤，“被他们钻了空子。”

把白翻成黑，林杰感觉一股血冲上脑子，“你们有良心吗？在这血口喷人？”他平时讲话一直都细声细气的，仲裁那天是人生中所能达到的最大音量。

“他们还弄了一个入职信息表，我怕有诈就没填。后来他们法庭上就说，你们不签这个，说明是你们主动放弃签订劳务合同。”

总之，无论自己多胜券在握，公司都能冷不丁来一枪。

开庭之前，双方会交换证据，他看到对方证据里有一份员工手册，“我入职就没见过这玩意，是临时加印的吗？”

仲裁后的一个星期，林杰收到的法院的判决书。公司因没有提供劳务合同，按N+1条款赔偿，总共3万元，但在非法解雇这项，他败诉了。

林杰的判决书

“当时太冲动了，觉得被侮辱了，一刻都不想待，没法忍气吞声。现在想起来真的不理智，应该继续去上班的。”

那份录音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对话里不能证明对方是公司老板，“以后我就知道，要问一句，请问是xx总吗？”

根据劳动法的规定，旷工三天被视为自动解除劳务合同，林杰没办法赢。

柳曼的官司也输了，这个结果她一早就知道，写了离职申请，再多证据也没用。

“但我就是要去告他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离职后不到一个星期，任航就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及时止损的他，担心那些还在公司上班的同事。

HR知道他们去仲裁，要求他们去跟老板道歉，“不然有更多的手段对付你。”

前同事在工作群也被禁言了，有新同事入职，防止他们互加好友。

对于前同事，林杰更多感到的是不理解。他原本想走集体诉讼，发动更多的人一起，但他们都放弃了，“都没签劳动合同，没发工资，为什么就不愿意去争取权益呢？”

隔了一段时间后，他想明白了，“疫情期间旅游业本来就不行，能找到一份工作，已经很难得，不会愿意跟公司对着干，丢了饭碗。”

不管他人如何，林杰从这次仲裁，得到了一次“重生”。

他性格柔和，是那种不太愿意起争执的人，经历这次仲裁，发现自己不怕事，能跟别人周旋，搜集证据有理有条，“挖掘到一个从未见过的自己”。

更重要的是，个人微小的反抗，像是纵身跳入平静水面，激起更大的浪花。

“劳动者本来处于弱势，每个人做出抗争，也会给别人带来更多的力量。”

备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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