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盘算着自己未来的进账:现在赚10万差不多够花,关键是身份;以后拿到了身份,也不用像老板那样一年赚三四十万,我就赚个20万加元,100万人民币,已经很美了!
在加拿大的华人圈子里,会做饭的人很受欢迎。出国移民的人,除了秀蓝天白云,就是在秀自己亲手做的各种家乡菜,很多不会做饭的人就直接在会做的邻居那买,这样,会做饭的人有了副业赚点小钱,不会做的人也不必非到市中心吃中餐馆子。
我在报社工作时,就经常在办公室里下单,“定点照顾”附近的一个“申老板”家的白切鸡。他做的白切鸡皮脆肉滑,完全是粤菜馆子的水平。有阵子微信上点餐次数多了,替申老板送货上门的老金也就渐渐和我们混熟了。偶尔聊几句家常,才知道原来他在国内时是一个餐厅大厨,现在在一个中餐厅帮忙,老板还说愿意免费帮他办工作签证。他说,打算帮老板干上两年,以后自己要在温哥华开馆子,等他开了馆子,“现在的老顾客,以后都可以打折拿货”。
听他这么讲,大家都有点小羡慕——这简直像“枫叶卡”蹲在树上直接往厨师的头上砸啊。
过了一段时间后,老金告诉我们,他要回国一趟,9月再来温哥华。但没想到,9月之后,老金的微信突然不再回复消息了。报社同事们调侃道:难道是老金瞧不上温哥华,要换个地方打工了?
终于有一天,老金在微信上重新冒出头来:“我上当了!是我把加拿大想得太美了。你是记者,愿意写我的故事吗?”
以下,就是老金给我讲述的他短暂的加拿大打工之旅。
1
我是一个鲁菜厨师,38岁,红案白案都做过。原来在山东老家给老板打工,倒也够养家糊口的。但是这两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老板在2019年春节赚过一笔钱后就把店转让了——饭店倒台是定位的问题:老板一定要做高端餐饮,可这几年高端餐饮有谁来吃,指望公务消费吗?
我只好到处托人找工作。这时候,朋友的朋友,移民加拿大二十几年的申哥,被我黏上了。
申哥是我们本地厨师圈里面的一个励志传说,据说他年轻时候到了加拿大,仅凭厨艺,就把老婆孩子全部移了民。大家口口相传,说他90年代的时候光卖白切鸡一天就能赚2000加元——这是啥概念,换成人民币,每天当个万元户!
申哥的朋友圈,那就是温哥华旅游宣传片:别墅、花园、海滩、龙虾、大螃蟹、车库里停着宝马。做厨师做到这个层次,让我们在国内的同行们一片跪舔。申哥闲时在微信群里说,温哥华,那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地方,是中国厨师的天堂,你们到了温哥华,工作随便挑,“枫叶卡(加拿大绿卡)”随便拿,不但自己拿,还一家人都能拿,都沾光。
这样的大富翁,我过去不敢轻易搭讪,也就是逢年过节请个安,说句:“国内有啥事您招呼一声!”偏偏也是巧了,前老板的饭店刚关门,申哥的老婆娃娃要回到中国来玩。为此,我专门跑到北京去,鞍前马后地接待,从长城到故宫,陪着他们娘儿俩玩了个遍,生怕配不上外国友人的眼界,还借了个奔驰来接送。后来申哥客气,要补我钱,我坚决不要(我跑北京难道为了赚这个导游钱吗?),只告诉他我丢了工作,想在加拿大找机会。
申哥说:“兄弟呀,你选了一步好棋,你在中国当厨师,太苦啦,到温哥华来当厨师,三天两头你可以炒老板,老板都是堆着笑脸给厨师说话,厨师在温哥华简直横着走!”
申哥的话让我心花怒放,好多微信号不是成天都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嘛,我自己一身武艺(白切鸡我也会做啊),选择在加拿大当厨师,也一定能发个大财。
“申哥,厨师在温哥华一年能拿多少?”我问。
“就这么说吧,餐厅里的小妹,除了端盘子刷收银机啥也不会的,小费加工资,都能拿3000刀(指加拿大元,以下同)一个月——厨师的工资,你自己想!”
啧啧,“自己想”,这想象空间太有吸引力了。
2019年3月份,我办了旅游签证,到温哥华找工作。申哥果然很够朋友,开车来接我去他家住。
可汽车越开,房子越矮——温哥华的城市建设让我失望,感觉被淄博甩了几条街。到了地方一看,申哥常常秀在朋友圈的别墅,实物又旧又矮,门口的草坪倒是大,但草长起老高,星星点点开满蒲公英,和周围房子精心打理的花园大不同。
这条街看着是一个华人口中的“西人社区”,街两边都是两层的house,各家花园姹紫嫣红,房子油漆得仔仔细细,唯独申哥的house像一块花布上打的一个补丁。
申哥带我“登登登”上楼——原来,他是租住在这house的第二层。我心里一凉:为啥房子是租的呢?既然那么多年前就能一天赚两千块,难道不是应该早买了半条街天天收租了吗?难道富翁其实有本难念的经,日子过得紧巴巴?
第一周,申哥说让我倒倒时差,适应适应。他每周去餐馆上3天班,剩下的时间自己在家还会做一些白切鸡卖给附近的华人邻居。在国内很贵的皇帝蟹、大龙虾,在温哥华却不贵,所以,申哥隔三差五带我炒个皇帝蟹、搞个椒盐龙虾来下酒。酒过三瓶,我就委婉地问了这个house的问题。
“你们国内的人,就是土老财心态,有钱就想买房子。”申哥瞥了我一眼,说,“我不但不买房子,我还不存钱,过几年,我退休之前还要把银行账户里的那点钱都取出来,挥霍完,到时税务局一看,哎哟,这个人这么穷,又没有房子住,那多给他发点退休金!如果我有房子又有钱,退休金每个月都要少几百——加拿大政府脑袋是不转弯的,劫富济贫,笨得很!所以,我才没有这么笨,买个房子来伺候……”
几天后,我发现了,这条街上的其他的住户,太阳一出来就除草施肥地伺候花园,而我和申哥在二楼喝着酒抽着烟吹着牛嗑着龙虾看他们忙,随便脚下花园里的草往高了窜。我们花天酒地,白人们在面朝黄土背朝天,感觉我们才是资产阶级,腰包鼓鼓的,生活闲闲的。
申哥还带我去逛赌场,我根本不敢下注。只见他包里的百元钞票一大叠,换筹码根本不心痛,就像《赌神》里面周润发一样,在绿台子上往外一推,一晚上输赢几大百,眼睛都不眨一下。
2
第二周,见我时差倒过来了,申哥就带我去了他工作的馆子。
他和另一个厨师轮班。饭馆老板早想再请个厨师,他已经和老板吹了风,说自己在大陆的表弟来了,带给老板试试工——这个“表弟”,就是我。
馆子在大温哥华区的一个小城里,还没进门,我先在心里瞧不上老板了——这馆子装修的水平,大约相当于国内的沙县小吃,堂座只有两桌,后厨油锅和炒锅相隔不过三尺,白案红案混着,动线乱七八糟。好在洗碗槽倒还干净,火头还不错,抽油烟机功率也还行。
门口处,老板娘在收银机旁写写画画。老板讲粤语,用白话和我寒暄了两句后,给我发张菜单,让我自己看。
一看菜单,各类炒饭占了一半,另外一半是炸物——敢情这就是个快餐馆呀!
申哥熟门熟路从冰箱里拿出一堆材料,吆喝一声:“包蟹角啦!”老板老板娘就自动围拢来,一起包。
后来我才知道,在加拿大,恐怕只有中餐馆子才要这么多的人手来做备料。中餐馆和麦当劳这样的西式快餐不同,人家鸡块是现成的,汉堡皮是现成的,土豆条是现成的,卖的时候只需加热过油就行。中餐馆子炒菜卖菜就是午餐晚餐那两小时,最耗时间人手的是sidework(零碎工作,包括准备食材、摆放餐具、打扫等等),因为买来的原材料都要加工。馆子整个厨房里唯一算得上“机器”的就是切肉机,可以把冻得硬邦邦的肉块切成厚薄不同的肉片。
包蟹角就是用馄饨皮包馅儿:在面皮的四边糊上蛋清,把四个边的中间捏在一起,四个角就吐出来,像朵花一样。一盘盘包好后的蟹角会放进冰箱冻起来,卖的时候放深锅里油炸一下就行。
我轻松上手,包得又快又好。包完蟹角包春卷,包完春卷切芥蓝切洋葱切葱丝。食材准备得差不多了,申哥腾出手打了三个汤——酸辣汤、云吞汤、蛋花汤。
老板和老板娘对视一眼,从备料桌上撤了。老板去打扫卫生,老板娘接单——她说的不是粤语就是广味的普通话,基本没有英语:“希(是)啦,两个叉烧炒饭,一个本楼炒饭啦,一共XX元,小费另算,只收现金哦!”
听得出, order(点单)的电话差不多都是从附近的写字楼打来的,似乎每个单,老板娘都要跟一句“只收现金哦”。
不过我也发现,这家馆子倒是比较讲究餐品质量的——山东老家的快餐店都图快图简单,炒好几大锅饭放在那里,接了单就直接盛一碗打包;这里则是来个order炒一份饭,这样发饭菜,当然新鲜好吃、有锅气,不过时间和人手自然也要花得要多一些。
我刚踏进门时还在怀疑:“一个快餐馆养得起两三个厨师?”可听老板娘接了几单后就知道了——还真养得起:这里的炒饭不便宜,扬州炒饭9.5刀,叉烧炒饭15.6刀——这可是加元啊,看来餐厅确实需要多养几个厨师不停手地炒。
趁申哥去烤叉烧的时候,我主动出击,拿起炒锅,滑锅,舀勺木桶里的隔夜白饭,加料一炒,颠锅,明火窜上来一撩,顺手盛进老板娘一字排开的combo(组合餐盒),老板娘打包。
老板见我一气呵成,直接一拍手:“申大厨的表弟,当盐(然)行!”
我心想:我的拿手菜九转大肠什么的,你这都没有原料,也就没法给你露一手了。炒饭、蟹角、春卷——是个毛头厨师都会。
老板娘接单最多的就是炒饭、炒饭、炒饭,申哥弄好叉烧,接着炒饭,2个炒锅1个炸锅3个汤锅,就是全部“流程”了。很快我们4个人就配合上了——老板娘接单,申哥炒饭,我打包,老板送餐,开着一个小丰田车来来去去。
一直干到下午4点钟,我们才坐下来吃饭。饭是我炒的,清炒芥蓝和芝麻鸡。
老板边吃边拿白话跟我讲:“小伙子很醒目呀,你英语点解呀?”
申哥帮我回答:“上过高中,能说点生活用语。”
老板咽下一口饭:“行了!回头手续我告诉老申,你跟着办就行。”
就这样,我的面试结束了。
3
在接下来的一周中,申哥陆续转告我餐馆老板开出的条件:馆子可以给我办工作签证,免费的,手续费也不用我出,老板自己会找律师;工资不高,只能给我开12.5刀/小时,一周40个小时,一个月算下来扣掉税,拿到手上会是一千七八的样子;店里包吃,不包住;唯一一个约束条件是——老板给我办了工签之后,3年不能涨工资,不能辞职。
申哥用“你真的捡到宝了”的口气给我分析:
“加拿大工签是很值钱的,你自己去打听,随便哪个移民中介要帮你找雇主办工签,都要收你17万加元一个,你白得一个工作,简直会让人羡慕死。你别看这个厨师的工资不高,其实实惠得很!你不要把账按到中国去算,你得算加拿大的账:你在这儿当厨师,一年工资开2万4,第二年你报税后,税务局马上退你四五千;再把娃带过来读书,人家的娃娃来留学当国际生,给学校交一年1万5的学费,你的娃娃,全免费;等再过个一两年,娃娃拿‘牛奶金’,一年约7千!(编者注:牛奶金,是加拿大政府按月支付给资格申请人的免税福利金,用以帮助供养18岁以下儿童成长。2019年,加拿大家庭6岁以下儿童的牛奶金基础额度上调至6639加元;6至17岁儿童的牛奶金基础额度上调至5602加元。)!这样算下来,年收入实得将近5万!”
“我又不是这的人,娃娃也可以到这儿读书么?未必加拿大是傻子,还要给我的娃娃发‘牛奶金’?”我有些不解地问。
“你有工签,你的娃娃就是这的人啊,可以在这里念书,是全免费的!你们山东的国际学校多少钱一年?不会低于10万人民币吧?而且以后娃娃在加拿大上大学,也是本地生,到时国际生一年交4万学费,你的娃娃交1万就够了。”申哥瞧我不开化的样子很是着急,“你老婆过来随便打个短工、做个清洁,赚现金,你们日子逍遥得很嘛!在加拿大,找到工作就是赚到啊,过两年你把‘枫叶卡’往包包头一揣,就是加拿大人——也就是你有老婆,要是你没老婆,等你拿到身份,回国内来个‘商婚’,给想移民的人办身份,10万加币要收吧?一个加拿大身份值多少钱?愿意拿100万人民币来买的,不是少数吧!”
看来申哥对我已婚这事颇为遗憾,我觉得他差不多都要从通讯录里拉出个人和我“商婚”、把悬在我面前的“枫叶卡”卖出去了。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么说不太妥,口风赶紧转向:“有老婆也不错,你和你老婆再生一个!二胎一年也是7000块‘牛奶金’。”
申哥讲得天花乱坠,我却不敢全盘相信,找国内的朋友给介绍了个移民中介,想问问对方,是不是有了加拿大工签就能走通移民这条路。中介听完来龙去脉之后,语气里掩盖不住羡慕地问了一句:“你们老板为什么同意给你办工签呢?还不收你钱?”。
“呵呵,是朋友,是朋友……”
没想到几天后,这个中介在微信上问我:“你能帮我介绍加拿大的雇主吗?就是规模比较大、能办工签的那种。”
我嘴上含糊其辞,心里却意识到——这个工作确实是个香饽饽,不能把信息透露给了别人。
我爹妈听到消息后,也对申哥感激得很,说怎么能遇到这样的好事?我能自己逛商场后,赶着给申哥买了两三件夹克和一支好钢笔,他平日在家做好白切鸡后,我就主动承担起了给周围邻居送货的活计。
4
跟着申哥又去餐厅帮忙几次后,5月时老板给了我一张名片,让我到列治文一个律师楼去找律师。
这律师楼在一个小商业街的二楼,又破又旧,连个前台都没有,律师会说普通话,没有用英文为难我。他让我先写个简历,看了后说:“行啦,你是鲁菜厨师,我会在这边的报纸登出个广告,说要招鲁菜厨师——只要鲁菜厨师。你得先回国,从国内给我投简历过来,然后你的老板录用你,我办好工签,你再过来。大约10个月,工签就能办好。”
原来,这工签就是照着我的条件来量身定制,走个流程。可回去老板一听这流程要走10个月,立刻不爽了:“丢!还要回国等,还要等这么久?”
他对律师的死板嗤之以鼻,给我想了个对策:“我们需要人手,没法等这么久。你就回国一趟,办好你的事。你本来不是有旅游签?就用这个旅游签来,先在后厨里干着,我就给你发现金,你边干边等律师办工签。”
温哥华虽然又老又旧,但当厨师可以发财,也许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个地方了。我还想把老婆也带过来,她在家乡的超市打工,也肯吃苦,我想着,她来了以后可以帮着老板娘收银呀、送外卖呀,这些事情也没有技术含量,赚点零钱不是也很好?
可再到馆子帮忙的时候,我提了两次想让老婆也来帮忙的事,老板和老板娘都敷衍地说:“太麻烦你啦,不用啦。”
老板夫妻俩的态度,让我隐约感觉自己是触到什么忌讳。我仔细回想,逛街时,似乎这边的西餐厅常常有个“不收现金”牌子,但中餐馆却常挂着个牌子说“只收现金”,每次接单时也总是要加一句:“只收现金。”
申哥见我不识相,私下学着老板的口气训斥我:“丢!你以为你是水(谁)啊,水(谁)都能收银吗?你没看到馆子里的收银机都是两个?店里的收银机打了发票就要报税的,老板送外卖带出去的那个,是收钱之后只出张假票不报税的。”
见我错愕的表情,申哥继续讲:“最便宜的一份炒饭9块5,老板送过去,收小费2块,再收15%的税,就是1块5,客人给的13块5,老板全部揣包包——大多数客人给完钱都不要发票的,老板一年卖炒饭能卖40万,但只报十几万的营业额,缴了税后每年也稳赚30万——所以,收银机是外人能碰的吗?那是核心机密!”
我这才明白,开小车、破旧衣服的老板和老板娘,其实一年赚得比出入写字楼的白领多得多——这个小馆子确实需要更多的厨师来炒饭,温哥华超市里,9.5刀一包日本珍珠米,7.6刀两打鸡蛋,原材料成本和中国差不多,而老板一份炒饭收的钱比中国国内翻了10倍。国内的小餐饮老板,成本高开销大,有几个敢说年入150万人民币?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申哥干脆又喝了两杯,讲起自己当年的发家史。
“当年我开个小餐厅,早上就进200只光鸡。一桶冰水,一大锅烧开水,一个油锅。就这么点设备,够了。烧开水,关火,把鸡往水里一焖,40分钟后捞起来,过冰水,在冰箱里冻1小时,斩件!7块钱一只的三黄鸡,就成了正宗的广式白切鸡,又凉又弹牙。就这点技术,够了。半只鸡12刀,全只24刀,姜葱切好用热油一浇,放盐放味精,半只附送一小盒,再要加一盒,都要收1块钱一个,每天2000块现金,稳稳的——多远的顾客都开车来买个鸡回家下酒。”
“既然做法这么简单,为啥这么多人买呢?他们不会自己在家做么?”
“来温哥华的都是中国的有钱人,有钱人哪个肯在屋头做饭?他们在温哥华也是请保姆,还嫌保姆手艺不好——其实就是想念一口国内的老味道。那炒饭更简单,为啥写字楼里头的白领非要一二十块钱来点我们的单?还不是附近那些写字楼的娃娃有钱,只想吃点顺口的中餐。”申哥感慨道,“在温哥华最好做的生意就是中餐厅,你看列治文一个炒菜馆子,不想做了打出去都可以收三四十万的转让费。我算过,如果开个餐厅,像咱们老板这样操作,1年零3个月就能收回打馆子的成本,接下来就是赚的纯利润!”
“那哥你自己为啥不开个馆子呢?”
“在炸锅前面站一天多累?如果我和老婆年轻十岁,我俩肯定开个餐馆,给后人捞一票!”
所以,现在申哥的生活十分潇洒。他的人生理想,就是现在赚够现金,想赌就赌,想花就花。
5
一天,我们正在餐馆“摸虾(把虾子去头裹面糊备油炸)”,另一个本来不上班的厨师来了。他哭丧着脸,求我们江湖救急:“我的房子遭贼偷了,你们快点给我找点发票!”
于是,老板老板娘申哥一起,捐献出自己买耳机的、买手机的、买衣服的票,我也捐出来给申哥买夹克和笔的票,很快,那个厨师面前就是一小堆发票。
大家凑发票的时候,申哥给我讲了原因:这位厨师住的是廉租屋,这边干啥子都要买保险,遇到贼了,就多凑些发票给保险公司,说财产失窃多讹一点钱,如果保险公司都认账,轻则多挽回一些损失,要是丢的东西少,那就是发了一笔小财。
那个厨师难过地说:“奶奶的,我在床底下压了1万块现金,全部被摸走了。警察问我掉了钱没有,我都不敢说。”
他们纷纷点头赞同:“你是不能说,说了你也莫想住廉租屋了,搞不好税务局还要问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该死的贼,简直盯着我们廉租屋的偷。我们那栋楼今年都被偷了3次了,他晓得我们这些人赚了现金不敢存银行,只有藏到床板下头。”
原来,加拿大的银行是“多管闲事”的,你去存钱,超过1万刀,银行要先要问你从哪儿来的钱,你说了,它还要报告税务局。这个厨师每个月赚4000块,但只报2000块的收入,这样就符合住廉租房条件——一个正常要月租金1200块的房子,廉租房给500块就行。可这靠逃税在房租上占的便宜,都被贼偷走了。
“你知道国内有个大明星不,他就不晓得美国银行收到现金都要报告国家,他拿了三四十万美元去存,还换起银行存、多开几张银行卡存,每天到处存钱,他以为银行是存1万才报告,就每次存9千——结果还是被逮到了,存了40万,罚款32万,等于一场空。”老板语重心长地说。
(作者注:这里指的是2011年4月到2012年3月之间,中国艺人英达将总额46.44万美元现金分为50次、以每次存款额度低于1万元的方式,先后存入他和妻子在美国4家银行开的6张银行卡账户中。后来他被美国国税局控告洗钱,最后认罪补缴税金、利息及罚款,总计金额高达32万美元。)
我心想:所以,老板赚了这么多钱也没法存银行,也是一叠叠压到床板下头么?怪不得他每天晚上打烊时都是让我们厨师先走,从来不让任何人去碰收银机,原来是要和老板娘慢慢点数啊。申哥说,老板的房子也是租的,旧衣破车,原来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啊。
后来我跟申哥说,感觉在温哥华认识的华人,全是低调的现金富豪。
申哥充满民族自豪感地说:“我们不歧视老外就是好的了,哪儿轮得到老外来歧视我们?他们这么穷,有点钱就交税了供房子了,被税务局吃得死死的,一个月也存不下来两百块钱。”
不过申嫂说她倒是遇到过种族歧视:“选举的时候,候选人来拜票,一家家敲门,又握手又打招呼又拥抱,亲热得不得了。看到我家门口挂了个春联,人家转头就走了!走了!弄得我多尴尬的。”
后来跟别人聊天,才知道这里的政客们知道好多华人是不投票的,干脆跳过——不过,选票那些都是虚伪的民主,我也不在意。既然温哥华人这么喜欢吃家乡口味,中餐又能卖这么贵,我只盘算着自己未来的进账就好了:现在赚10万差不多够花,关键是身份;以后拿到了身份,也不用像老板那样一年赚三四十万,我就赚个20万加元,100万人民币,已经很美了!
办工签的各个环节都落实了,我把温哥华已经熟悉了个七七八八。我揣着发财梦回到了山东老家,给律师投简历,走应聘程序,一切按部就班。
那段时间,想到从此要当加拿大人,儿子可以免费留学,我整天走路都是飘的。虽然天天告诫自己要低调,我还是忍不住把这件事告诉了最好的几个朋友,我们喝了无数台酒,我告诉他们,以后我的餐厅开了就招他们过去,也给他们办工签。
结果,闻讯而来请我喝酒的、喝茶的人排成了队,到上飞机前,我都没有喝完这些酒。
再到温哥华已经是9月,申哥的朋友圈继续炫着枫叶。但是我知道,那枫叶下面的路面是老旧的,那独栋别墅是租的,还有温哥华的馆子,就像是中国30年前的水平。温哥华其实不如山东,只是因为它人工贵、能赚钱,我才不嫌弃它的。
上飞机的前几天,老板在微信上再三“培训”我:“过海关的时候你要注意了,如果海关问你:‘你为啥又来温哥华了?’你就说:‘上次家里有事,没耍完景点就回去了,这次来继续耍。’记住,千万不要说要工作,千万不要说要工作!另外,你记得要把微信的记录全部删了,万一海关一翻,就不得了!”
随后,律师也打电话,把类似的话又原封不动说了一遍。
我心里吐槽:我会这样蠢吗?
6
飞机落地前,老板已经很周到地在餐厅所在的小城帮我租了个单间,合用厨卫的,按月给租金,一个月400块。老板记好了我到达温哥华的日期,派了餐厅的那个厨师来接我,“时差倒过来就赶紧来炒饭,生意好得很,忙不过来了!”我感觉新生活就在机场外面等我,只要出了这个机场,我就是加拿大的人了。
机场的报关填表都很顺利,在过关的时候,海关的官员用语速很慢的英语问我:“为什么你又来了?”
我按照老板教的,也用英文一字不变地回答了。
他问:“有朋友来接你吗?”
我老实地回答:“有,就在外面。”
他又问:“那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如果我说“没有”,那等下我和那个厨师怎么联系呢——我只能老老实实地交出来手写的厨师名字和手机号码的小卡片。
然后,这个海关官员就打了电话——而且,他、他竟然说中文了!
“你是XXX?”
“是呀。”我在柜台前都能听到那个厨师欢快的声音。
“你来接金XX?”
“是呀!”
我的血顿时往脑袋里涌,视线都模糊了,耳朵里嗡嗡响——但愿这老外就问这两句!就问这两句!
“他说他是到你们那儿工作的,你在哪儿工作?”
那个厨师不明所以,还在继续欢快地回答:“我们就在X城X条街的XX餐厅啊!”
“餐厅地址是?”
厨师又报上详细地址。
我的腿脚开始发软站不稳了,仿佛机场的地板变成一个大坑,头上的天花板变成了烟——真希望我也能从屋顶蒸发出去,或者是从这个噩梦中醒过来,马上醒过来……
那个官员扭过头来,眼神像鹰隼。我嘴唇啰嗦着说不出一句话:谁能相信一个外国人,突然说中文使诈套路了我们中国人?
两个海关的工作人员押送着我,七弯八拐,进了机场里面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可能贴了膜,从外面看是玻璃墙,等我进去了,里面都是镜子。房间里头有个孤零零的凳子,天花板有摄像头。
一个穿着制服的人过来,对我说了一大堆话,又打开文件夹,示意我在一个文件上签字。他让我把身上所有东西掏出来,连鞋带都取下来给他。
我只听懂了“sign”这一个词,也只能乖乖签了字。我不敢说要请律师,我哪儿知道温哥华的律师在啥地方请?如果请老板的律师,律师知道我被抓了包、还敢把他供出来,恐怕要到机场来掐死我吧。
我行李不知道哪儿去了,幸好微信记录全删了。
我就像在蜘蛛网上被网住的虫,不敢坐凳子,只缩在墙角,那样我才有安全感。过了不知道多久,有人送来盒饭,开门的时候,我看见门外一直是有人看守的。我知道他们能把我在屋里做什么看得清清楚楚。我从头到脚都在抖,冷气从墙壁传到我身上,肠子和胃都在痉挛。我只是个想发财的良民,只是性子着急了一点,没有工签就先过来卖苦力。我不想坐牢,我不想被判刑。我强烈地想回家,“祖国”在我脑海中以前是个很抽象的词,但那一刻它是我的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永远不会拒绝我的地方。
每过一两个小时,就有人来盘问我,我都摇头说听不懂——确实也听不懂。然后,就来了一个会说中文的女警。她把我的手机装在塑料袋里拿给我看,指着录音机告诉我她在录音。
然后,她给我看打印出来的手机截屏——我删掉的对话记录,不知道被施了什么高级技术,都又回来了,一张张老板和律师跟我讨论怎么“过关”的对话框,都被截屏了。
她说:“你的行为是fraud(欺诈),是misrepresentation(虚假陈述),你,和其他人,是要欺骗加拿大。”
我只有低头认罪。
她又让我签了一堆文件,然后指着一张纸宣布:“你被遣返了,5年之内不能入境加拿大。旅游签作废。”
我说我想要我的鞋带。
“No! ”
那手机呢?
“No! ”
她只问我:是刷卡还是用现金买机票,钱够不够?
我买了全价的机票,单程,1万多。也不敢说钱不够,那样万一加拿大不肯给我买票扣住了我喊我吃牢饭怎么办?
又挨过几个小时,有一个海关的人来了,把我带上飞机。我想拿回行李和护照,海关说,护照在下飞机之前都要由别人保管。
人生中第一次穿着没有鞋带的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海关人员的背后。从小黑屋到登机的路显得如此漫长,我感觉自己就像在被游街,其他空乘看我一眼,我就感觉脸上被刮去一层皮。
7
我在飞机上呆呆地坐着,担心回国就会被交给了警察直接进了机场派出所,脑袋里全部是轰隆隆的声音,比飞机引擎的轰鸣大多了。到了国内,空姐交还给我护照,护照上有机票还有行李票——她居然没有把我交给警察,感激得我几乎想给她跪一下。
手机也被交还给了我,开机,全是老板、律师、厨师和申哥的语音。
老板:“丢!人家喊你给电话你就给电话?你为啥不说你是打车走?我被你害死了!你必须赔!你把我的事情搞砸了,喊你莫乱说你偏要乱说,你把我的餐厅供出来,我以后还怎么有法给人家办工签?”
律师:“你马上把我的微信删除了,电话删除了,邮件删除了。你从来都不是我客户。”申哥:“小弟(厨师)也太蠢了,人家问啥你说啥,你怎么不把祖宗八代都报一次?”
厨师:“是他先给海关说了啊!他说了这么多,害得我没法不说啊!”
他们不知道,这些骂我的话,也被海关都录了音。我们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我被遣返了,他们头上也悬起了剑。只是加拿大各个政府部门都动作慢,这把剑不知道有多锋利,也不知道啥时候掉下来。
正如申哥哀的:“损失惨重!”
老板忍痛把报税的营业额翻了一倍,看见谁都是一句“丢!”走路遇到凳子都要踢一脚。他还说:“早知道就卖工签了,卖工签至少还有几万块钱赚。老老实实招人,惹一身骚!”
申哥本来一年只在餐厅领6个月的工资支票,另外6个月就跟税务报失业,老板给他用现金发工资。经过了我的事,老板也不敢发现金了,申哥资本主义的羊毛也薅不成了——万一哪天移民局的人如狼似虎地扑进来,一看失业的申哥正在炒饭,一数老板娘接的order一大堆,再看看这一包包的大米和配料,就会明白这个年年“保本微利”的餐厅偷了多少税——如果税务局再一过来,从老板到申哥,大家就全部牢里见了。
我在山东老家没脸出门了,那些被我开了空头支票、把我当成未来老板恭维的兄弟,那些抢着买单的兄弟,我都没脸见。只有那个当时羡慕我能办下来工签的中介,还在锲而不舍地约到我喝茶:
“其实你们老板没瞧上卖工签的钱,他的店开得久,能办到工签,他是想赚工资差额:温哥华的厨师(工资)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估计你的工资比有身份的厨师工资一年能便宜了两三万刀。3年不涨工资、不辞职,那就是节约了将近10万刀,比卖工签划算!卖工签,你的老板最多收个一两万刀。
“但是他的操作太不专业了——他给你开这么低的工资,移民局会觉得你这厨师怎么这么便宜,包身工吗?你过去了之后,很有可能也拿不到工签。拿不到工签,你只能用旅游签打工,就是个便宜劳动力。
“现在搞成这样,你最不用担心,加拿大不去就是了,也就是白花了两张飞机票。律师如果已经把材料递上去了,从此你就被移民局拉黑名单了。老板要谨防查账,还要谨防查非法用工,他们坐牢都有可能。”
说到这里,中介开始热情推荐:“在国内办工签,还是要找像我们这种专业的移民公司,我们一切操作得好好的,办好了工签才送你出去,送你出去就不会被机场送回来。加拿大不能去了,你可以去澳大利亚呀,厨师总是最吃香的!我也有唐人街的餐厅用工的,你给50万人民币就可以去,第三年就可以申请移民领绿卡啦!”
但这些话对我已经没有诱惑了,现在我想起机场、海关,还是发抖。炒饭在中国也可以炒,何必非要去外国炒这个把自己炒进牢里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