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焦虑感折磨的日子就像“温水煮青蛙”，时刻饱受煎熬却无法逃脱，只能看着自己一点点被蒸煮炙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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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症患者方媛所作反映其病中心境的画。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记者 实习生丁文婷 编辑 滑璇 校对 郭利琴

凌晨2时许，上海某高校的女生宿舍楼门禁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

穿着睡衣的大三女生夏颖披头散发，跌跌跄跄地穿越房门、楼门、校门，一头扎到马路上，拦下出租直奔最近的医院。

几分钟前，夏颖觉得自己可能突发了心脏病或脑溢血。她的心脏像要蹦出喉咙，胸闷得快要窒息。平躺也无济于事，全身止不住地颤抖，血管爆破般发热紧绷。

神奇的是，离医院越近，那股濒死般的爆裂感却慢慢消失了。

听完夏颖惊魂未定的描述，急诊科医生说，这和焦虑症“惊恐发作”时的症状很相似，建议她去精神科看看。第二天，在上海瑞金医院精神科，夏颖被确诊为“焦虑障碍”。

所谓焦虑障碍，也称焦虑性神经症。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神经症在临床上可划分为焦虑症、强迫症和恐怖症，其中以焦虑症最为常见。

焦虑症包括慢性焦虑（广泛性焦虑）和急性焦虑（惊恐发作）。广泛性焦虑会让患者长期处在恐惧、忧虑和不安中，并伴有心悸、胸闷、颤抖、出汗等特征；惊恐发作时则会带给患者难以控制的濒死感。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7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焦虑障碍患病率为4.98%，高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调查结果。“焦虑”成病，正逐渐蔓延至社会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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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医生都不太清楚这个病”

夏颖最初察觉到异常，是在高考前三个月。比起莫名的出汗、口渴，持续性的头疼更是折磨——她上课时要用手撑着脑袋才不会趴下。坐立不安的烦躁，让她总有跑出教室的冲动。

一次模拟考试时，夏颖突然感到胸闷、心跳加速，脑袋嗡嗡作响，如同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作文没写完，她就把卷子往讲台上一扔，夺门而出。

夏颖当时的症状，正符合CCMD-3中关于焦虑症的描述。父母带她跑遍上海各大医院，结果却都是：没毛病。直到2017年6月，瑞金医院才给出了确诊结果。

▲夏颖在各个医院的就诊卡。受访者供图

“因为明显的躯体症状，大量的焦虑障碍患者往往会徘徊在综合医院的各个科室，检查胃肠、心脏等器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王向群告诉新京报记者，“但是往往查不出什么问题，或者被误诊。”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感冒了。”24岁的方媛说。2017年，方媛通过了笔试，刚开始在某国企实习，就出了一些“状况”。她的声音嘶哑，总觉得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就去医院开了点感冒药，“可是快两个月了‘感冒’仍没好。”

她又去了医院五官科检查声带，医生开了些治慢性咽炎的药，但她的状况反而开始恶化，先是吐字不清，发音混沌。后来甚至不能开口说话。

“那时候，我连出去买个包子都成问题。”方媛说。亲戚介绍她去昆明的一家三甲医院检查，该院五官科主任又建议她转往精神科，最终，她被确诊为“社交焦虑障碍”。

26岁的陈涛吃了两年降压药，才发现自己被误诊。2014年，陈涛跳槽到上海的一家国企，开工没两天，他就有头昏脑涨、血压飙升的感觉，医生检查说是“高血压”。

陈涛不明白，自己年轻、瘦削，怎么就得了高血压？但他还是听从医生的话，服用降压药，但病情却愈发严重。时不时的“爆血管”之感，令他痛不欲生。

两年后的一天，在瑞金医院心血管科室门口排队时，“爆血管”般的濒死感再次突袭。陈涛半跪在地上，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我可能脑溢血了，你们救救我！”

一个路过的医生对他说：“你这个症状很可能是焦虑症，建议你去心理科看看。”在楼上的心理科，陈涛被诊断为焦虑症。

“现在关于焦虑障碍的科普太缺乏，不仅是普通大众对焦虑症的认识不够，就连很多医院的医生都不太清楚这个病”。王向群告诉记者。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国焦虑障碍防治指南》刊载的调查显示，在全国三甲综合医院非专科医师中，仅有11.98%的医师十分明确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7.19%的医师完全不清楚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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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只靠心理治疗，不能乱停药

“我是北半球钻牛角尖第一名。”方媛笑着调侃自己。她承认喜欢用自己的道德标准衡量别人。网友谩骂、公共场合抽烟、同事刨根问底追隐私，都会让她忿忿难平。

她还会反过来诘问自己：为什么总是有人明知故犯，故意逾越道德底线？这样的诘问，总是没有答案。

实际上，焦虑症的病因很复杂，遗传因素、应激的创伤事件、抑郁症都是致病的危险因素，性格特点也是病因之一。

王向群介绍，从他接诊的案例来看，焦虑症确实与患者的性格因素密切相关。

包括“濒死感”在内，患者的种种身体不良反应，并非器官出了问题，而是植物神经紊乱。造成植物神经紊乱的原因则是，大脑中枢神经内分泌不稳定。

神经内分泌和性格密切相关。有的人遇事过于较真，“想不通”又“放不开”，思维容易陷入死胡同。还有的人性格敏感，遇到事情情绪波动比较大。长此以往，都容易产生焦虑反应。

“就像焦虑情绪人人有，但是有些人能自我调节过来，那么也就没事了。但有些人的神经内分泌调解不过来，自然就演变成病了。”王向群说。

对于焦虑症患病率升高，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解释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显著加快，公众心理压力普遍增加，导致患病风险相应增加。

而焦虑症的治疗率却持续低迷。《中国焦虑障碍防治指南》的数据显示，焦虑障碍治疗率低是全球性问题。世界平均治疗率仅为10.1%，而在中国，这个数字仅为6.1%。

王向群告诉记者，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焦虑症患者对该病的认识存在误区，做出拒绝服药等不配合治疗的行为。

▲焦虑症患者服用的药品。受访者供图

程明皓是幸运的，2013年，读高二的他患病几个月就被确诊，医生开了抗焦虑药物“黛力新”。但服药引起的犯困、头晕和恶心等副作用，让程明皓害怕。仅吃了一天他就自己停了药，结果“惊恐”不断发作，从几天一次发展到一天几次，最后不得不选择辍学。

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多名患者中，有人认为精神类药物会“像酒一样麻醉神经”，从而导致神经瘫痪；有人认为药物会影响女性生育，“想等结婚生了孩子再吃药”。

作为医生，王向群解释，任何药物都有可能产生一定的不良反应，精神类药物也不例外，但只要遵照医嘱服用，便不会产生“成瘾”等依赖效果。他强调，用药时要按需服用。如果因为对精神类药品存在偏见而拒绝服用，对病情是极其不利的。

在许多焦虑障碍患者的QQ群里，抵制药物、纯粹依靠心理调节治病的宣传层出不穷。

“心理治疗和自我调节当然很重要，但是会出现病理性的症状，因为很多患者已经自我调节不了。”王向群说，“焦虑障碍的治疗应该讲究‘综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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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患者萌生过自杀的念头

在最关键的高考节点，焦虑症侵入了夏颖的身体。同学们埋头复习时，她一趟趟往医院跑。原本学习不错的她，成绩一落千丈，只考上了上海的一所普通二本院校。

上大学后，夏颖的每个周末依然在去医院的路上。上海的综合类三甲医院几乎都跑了，心电图、核磁共振等检查不知做了多少次，就是没查出什么问题。

“我的大学也被焦虑症耽误了，几乎一片空白。”她恐惧外出，尽可能回避一切的公开场合。班级合唱她请假，曾经最喜欢的辩论赛她缩在台下当观众。

有一次，夏颖好不容易慢慢踱到教室，结果上课铃突然响了，她瞬间感到脑袋一紧，双腿发软。“我撑着桌子努力让自己不倒在地上，却止不住地发抖，呼吸困难，只能回到宿舍躺床上流泪，自责为什么连课都上不了。”

大学期间，夏颖补考了三次，每次都是因为在考场上“惊恐发作”，被120送到医院。“补考的时候其实我的手也止不住颤抖，觉得自己要分裂了。我就用笔尖扎自己的手，告诉自己，这是最后的机会，强撑也要坚持考完。”

及时确诊但因为擅自停药，程明皓的焦虑症过于严重，最终在高三时就结束了学业。他还记得，自己从学校回家哭了一路，“我可能算是差生，但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读书。”

辍学后，程明皓去一家玻璃厂当保安，但工作总是出差错，老板发现他的“异常”就发了辞退令。他后来还做过电厂锅炉工、泳池救生员，也都干不到两个月就丢了饭碗。

“长期的焦虑让我变得不是那么灵活，思维上会有一些迟钝和呆滞，有的时候会反应不过来。心思也全在这个病而不在工作上。”程明皓说。

“没办法做正常人”，工作屡屡受挫，让程明皓感到抑郁而绝望，他曾不止一次地想结束生命，“那时候看到个湖，有时候就想，跳下去算了。”

夏颖形容，被焦虑感折磨的日子就像“温水煮青蛙”，时刻饱受煎熬却无法逃脱，只能看着自己一点点被蒸煮炙烤。受不了时，她好几次都想冲到马路上去，结束这种每天与“死亡”打照面的日子。

许多焦虑患者都萌生过自杀的念头。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7年4月公布的研究结果，在中国，自杀未遂者的精神障碍发生率为69.46%，其中近四成为患焦虑障碍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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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我们这种病，没有得过的人是永远不能体会的。”方媛说。她实习时，因为奇怪的吐字发音，充满恶意的揣测在办公室内流传开来。

像“怪物”一样被看待，方媛觉得难以忍受。每天下班回到家，她都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她觉得说话很累，而随着病情加重，她想跟人说话也说不了了。

▲方媛的画。受访者供图

同为患者，方媛“不被理解的孤独”，夏颖能理解。“病耻感和不被理解，让很多人都是独自承受着莫大的痛苦，还要用最后一丝力气维持表面的正常。”

每次在公共场合发病，夏颖的方式是尽量忍耐，以最快速度躲到没人的地方，独自等待濒死感过去。万一被人看出异常，就解释成头痛或者胃痛。

“说是焦虑症，人家也不理解，更不知道人家会怎么看待你。这样简单的借口，对我来说心里也轻松一些。”夏颖说。

相对于陌生人的异样目光，身边亲友的不理解，则像抽掉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陈涛跳槽到那家国企后，因为生病，只干了两个月就匆匆辞职。他的父亲几乎是暴跳如雷地从江西老家坐火车前来阻止。

在家人看来，陈涛就是压力太大了，而且压力都是他“自找”的，因为心理素质太差。

“我爸妈根本没听说过焦虑症，也难以置信这居然算是一种病。”陈涛放弃了向家人求助，把自己关在出租房里忍受病痛折磨。他形容自己像是在冒着气泡的海水里浮沉，随时可能溺亡，却从不奢求有人能拉一把。

夏颖的妈妈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不让她吃药，称药物副作用太大。和许多中年人一样，她批评女儿太爱熬夜，认为只要注意养生、调节就能恢复健康。

“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不吃药的话面临的后果是什么。”夏颖不想与妈妈争执。她开始独自去医院，每天偷偷吃药。

难以忍受时，夏颖也尝试过跟朋友诉说，“她们不会歧视你这个病，但是并不能理解你的痛苦。”

一天晚上，夏颖因肠胃炎引发了焦虑，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室友在打电话，夏颖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请她轻点声，“我室友也很生气，觉得她已经声音很小了。”

室友并不知道，每一声响动都在敲打夏颖的神经。“惊恐发作”时，哪怕是放杯子的声音，都可能让患者绷着的神经瞬间崩塌。

夏颖觉得很无力。她在日记里写道，“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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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死亡都不怕了，还怕什么苦难”

4月的陕西榆林，风吹草动，万物生长。吸取教训的程明皓，已经按时服药5个月了，“惊恐”的症状没再发作。

4月11日，在亲戚的帮助他在当地的交警队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虽然刚刚上道有些手势记不住，在药物影响下有时还会犯困，但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我是从一个特别黑暗的地方走出来的人，现在能看见阳光，实在是太辛酸也太欣慰了。”程明皓说。今年元旦，妈妈为他求了一条红绳，他一直戴在手上。“我不太相信这就能保平安，但人总是要有美好的愿景。而且我知道，一定不会更糟糕了。”

在辗转了贵州、云南的医院后，方媛来到济南的一家心理康复工作室接受“催眠治疗”。在医生的引导下，她渐渐与自己的恐惧和解。在潜意识里，她看到了一扇门，门里有山河湖泊，有亲人挚友。

经过药物和催眠治疗，方媛已经能和家人朋友交流了。现在，除了每天练瑜伽、学吉他，她还坚持每周画一幅画。

在她的画里，仿佛能看到两个世界，一个是她纯净而坚硬的坚守，一个是她对这个世界的温柔而亲密的触摸。她说前几天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陪着她在四散的雾里，朝着天明的方向奔跑。

▲方媛的画。受访者供图

虽然完全康复仍需一个过程，但方媛颇有信心。在某音乐平台的2017年年度歌单里，陈奕迅的《黑择明》她播放次数最多，316次。

对这首歌，方媛的理解是，“连死亡都不怕了，还怕什么苦难。应该相信所有的黑暗都有出口，愿你我内心坚定，把困难熬过去，可以黑择明。”

经过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近一年的治疗，夏颖已经痊愈。她比生病前更加坦然洒脱，学会了放过自己。

2018年4月24日下午，在东部某985高校硕士生拟录取名单上，夏颖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再过两个月，她即将本科毕业。

夏颖准备和好友去云南毕业旅行。“十八岁那年看过香格里拉的日落。现在很想看看，太阳是怎样在‘消失的地平线’腾空而起的。”

（文中焦虑障碍患者均为化名）

值班编辑 吾彦祖 花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