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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主任助理辞职报告——村主任的辞职报告应该给谁?

时间:2023-03-15 05:37:30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首发:7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调查·观察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田朝晖

【编者按】

脱贫攻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决战。

去年,新华每日电讯编委田朝晖被任命为新华社驻石阡扶贫工作队队长,挂任贵州铜仁市市长助理、石阡县委副书记,和战友一起,深入深度贫困地区和脱贫攻坚主战场参与扶贫。

一年多,田朝晖见证了西南贫困山区的巨变,见证了一线扶贫干部的艰辛,也看见了最后一批贫困人群在这场决战中的真实状态。除了日常的报道,他还想把这段看似寻常实则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录下来,呈现出来,以这种方式向所有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致敬!

《新华每日电讯》报特辟《扶贫亲历》栏目,还原这场决战中的点滴。

日渐冷清的小食堂。田朝晖 摄

第一篇

田间地头,成了运动鞋“主战场”

现在一线扶贫干部埋头工作,生活很单调,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宿舍、办公室、贫困村,少有时间锻炼

我所帮扶地区有很多异地任职干部,他们集中住在老招待所的楼上,为照顾好大家的生活,其中一间宿舍被改造成小食堂,用来保证早出晚归的干部们有口热饭吃;小食堂外边有个天台,天台中间有个乒乓球台,用来锻炼身体。

我在挂职期间,小食堂几乎没有断过火,节假日也不例外——大家习惯了加班不回家,小食堂也跟着日复一日地忙碌着。

和小食堂截然相反,乒乓球台每天从早到晚都很“清闲”,除了两个小孩偶尔上去踩两脚,或者食堂的大姐晾一下洗好的蔬菜。

我每次从小食堂出来,都会看一眼干净的球台,慢慢习惯了它的安静。贵州多雨,球台每天经受日晒雨淋,终于有一天忍不住寂寞,台面开裂,一发而不可收拾,裂缝越来越多,直到连小孩子都不喜欢上去踩一踩。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有挂职干部忍不住感慨。身边同事提醒,这两句诗用在球台身上,后半句正确,前半句有待推敲。

这个乒乓球台当年可是叱咤风云,为领导干部的身体健康立下过汗马功劳。曾经,每天吃完晚饭,总有几个领导聚在一起打上几拍,偶尔还会“挑灯夜战”,很热闹。

用食堂大姐的话说,以前领导们爱锻炼,不像你们现在这么懒,吃完饭就走。

大家听着笑着,谁都明白,现在不是懒,是累。平时下乡多,周末开会多,等回到食堂,大家要么走了一天,要么坐了一天,哪还有精力和体力摸球拍。

这种变化是最近两年慢慢发生的。

初到扶贫点,最让我惊讶的是当地人对体育运动的喜爱。县里每年会组织篮球联赛,各单位、各乡镇都派队参加,规模浩大,场面热烈;市里更是热闹,市委大楼门前就有一个篮球场,免费开放,一到晚上,干部群众就会打成一片。

但这种场面没有持续多久。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机关干部的时间轴被大大拉长,“朝九晚五”消失,甚至连周末都做不到“朝九晚五”。运动鞋的用武之地,从篮球场变成田间地头。过去下班打场球,回家一身汗;现在下乡归来,回家一脚泥。

有次和一个县领导交流,他说每次半夜回宿舍,感觉不只是累,有时还觉得自己像精神上的贫困户。想想也是,现在一线扶贫干部埋头工作,生活很单调,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宿舍、办公室、贫困村。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

前段时间,我们帮扶地区报道了一则新闻,两个一线扶贫干部因扶贫相识、相爱,但两人后来做出一个决定:不脱贫不结婚。听到这个故事,有人感动,有人怀疑是作秀。我和这位县领导交流,他眉头一皱:“不吃苦不知难啊,这事儿一线扶贫干部肯定都能理解。”

最近,小食堂也不如以前热闹了,有时候做好了饭,没有一个领导回来吃。

过去领导干部下乡,中午或晚上,紧赶慢赶总会赶回食堂吃饭;现在领导不只是白天下乡,晚上也经常到村里推进工作,甚至半夜还在摸情况,如果再回食堂吃饭,耽误时间。

小食堂和乒乓球台的冷热,真实反映了一线扶贫干部工作状态的变化。

村主任老袁与田朝晖在大坪村村委会门前讨论产业发展思路。 雷永光 摄

第二篇

贫困村留人才,是门技术活

脱贫攻坚关键时期,要留住贫困村里最稀缺的人才——能冲锋陷阵的村干部,必须要有对应的举措

贫困村也面临人才流失问题,而且是最稀缺的人才。

我们定点帮扶的大坪村,地处大山深处,是深度贫困村。过去这个村子交通不便,产业基础弱,不过,大坪村的村干部配备得很整齐。去年以来,他们与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老宾相互配合,稳步推进脱贫工作,各项任务开局很好。

但是今年以来,村里的两个主要干部陆续要辞职。先是监委会主任辞职去了县城的企业,收入很高,不好劝留;随后村委会主任老袁也要辞职,原因有两点:一是老袁本来就是做生意的,以前收入很可观,做了几年村主任,在收入上牺牲很大;二是孩子在县城上学,到了青春期,他放心不下孩子。

村干部辞职,问题可小可大。对于我们大坪村来说,村主任辞职是个大问题。如果不能把老袁留住,这个村子就很难再选出一个合适的村主任。老宾和乡干部轮番做工作,大家一起劝说,老袁最终答应留下来再干一年,帮助村里脱贫以后再考虑辞职。

可以说,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后来我跟老袁交流,他说自己明白其中利害,而且自己对这个村子投入了那么多感情,也不想在关键时刻撤劲儿。另外,他觉得我们从北京来帮扶他们,尤其是老宾长期住在村里帮扶他们,让他很感动。

挂职一年多,时不时会听到类似故事。现在村村都有合作社,有能力带领贫困户做产业的,基本都是像老袁这样的能人。以前他们大多在外边做生意,眼界相对开阔,懂点管理,了解市场。在脱贫攻坚的紧要关头,这些能人被村民选为村干部,回到村里带领大家创业,可谓正逢其时。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能人回到村里,短期内势必要做出牺牲,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都会下降。所以,如何一方面保护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另一方面不能让他们做出太大牺牲,就成了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关键时期,要留住这些贫困村里最稀缺的人才,必须要有对应的举措。

地方上绞尽脑汁。我所帮扶地区从两个层面出台激励办法,一是推行村干部职业化,村干部干得好可以拿到“副乡级”的收入,二是建立和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在提高村干部工资的基础上,鼓励村干部通过做大做强村集体产业,进一步提高个人收入。

我们去年采写过一篇报道:《干得好,贫困县村干部“月薪”能过万》,发表在新华每日电讯头版,这成为一条轰动性的新闻,“百度知道”专门有人提问:贫困县村干部的月薪怎么样才能过万?这篇报道里提到的村支书就是一位能人。他过去在外边搞建筑,威信很高,后来被选为村主任(随后担任村支书)回村创业。他所在的村子2014年贫困发生率26%,但到了2016年,村子不仅脱了贫,而且村集体资产达到1600万元,合作社分红180万元。2017年,这位村支书的收入突破12万元。

后来我想,不管是哪种激励方式,包括新闻宣传报道,这都算是“待遇留人”吧。高科技企业留住人才要靠待遇,贫困村留人也要靠待遇,这点道理是共通的。唯一的不同在于,贫困村的人才更加匮乏,在脱贫的关键时刻,不容有失。

县委办工作人员(左一)、我们扶贫队员王骁(右三)分别用方言和普通话,与山上农户、村干部讨论养蜂收入情况。田朝晖 摄

第三篇

扶贫,先学会跟贫困户“说话”

以我的经历来说,下乡调研最大的苦不是跋山涉水,不是蚊虫叮咬,不是雨打日晒,而是语言不通,交流不畅

脱贫攻坚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小问题有时也是大问题,比如贫困户的“说话”问题。

有一次跟同事交流评估、验收的细节,同事担心,有的贫困户家里可能找不出一个人来跟专家顺畅交流。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怎么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正常说话?

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语言,从来都不是一个小问题。

以我的经历来说,下乡调研最大的苦不是跋山涉水,不是蚊虫叮咬,不是雨打日晒,而是语言不通。语言不通,不但严重影响工作效率,而且有时还考验耐心。

初到帮扶地区挂职,我和县里领导到最北端的村子调研,车在山路上盘旋了三个小时,我有点晕车,所以到那个村子后,我没怎么说话,主要是听他们讲。返程时,县里领导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突然问我:“今天我们谈话的内容你听懂了吗?”我苦笑。因为教训惨痛,后来大家时不时拿这事儿来调侃我。

慢慢地,下乡次数多了,我逐渐可以听懂方言。有时候随行同志提醒村民说普通话,我还会拦一下:“不用,说慢点能听懂。”我以为这算是过了语言关,但我想错了。

有次到一个贫困户家里了解情况,进门之后看见老人,于是跟他打招呼,对方全无反应。继续跟他说话,他还是没有反应。随行人员提醒,老人可能听不懂普通话。

挂职以前到山区采访,听人说过会有类似情况。有些老人没接触过普通话,也没看过电视,所以不会说,也听不懂普通话。以前只是听说,没遇见过,这次真遇见了,有点无奈。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线扶贫干部的技术门槛。

和挂职干部交流,大家对此有同感。有些老人不会写字,只会说方言,听不懂普通话,这无形中增加了下乡调研和推动帮扶工作的时间成本,也增加了人力成本——入户走访,有时需要两个“翻译”才能顺畅交流。

交流障碍不只发生在老人身上。有时贫困户能听懂普通话,但不会说、不想说。遇见陌生人,贫困户的习惯表达方式是笑,一问三不知。有的贫困户明明享受了帮扶政策,但因为表达障碍,可能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回答,说“不清楚”,甚至说“没有”。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可就麻烦了,帮扶工作就全被否定了。改变这种情况,需要驻村干部去做工作。

有一次和同事到贫困村采访,同事不想总听县乡干部说,想多找几个贫困户聊聊。但是因为表达障碍,大部分采访最终还是和县乡干部完成的。同事感慨,走到了贫困村,走进了贫困户家里,但最后还是没真正走到基层。

遇见既不会写字,又听不懂普通话的贫困户,连记者都没辙,更不要说评估和验收的专家了。所以,语言从来都不是一个小问题。扶贫,先要学会跟贫困户“说话”。脱贫攻坚工作,越到后边,越会有更多类似细节问题需要解决。

老宾的房东居住在大坪村天堂组,从这个门口往里走五十米就是他的新楼房。田朝晖 摄

第四篇

自助者天助之

我从没想过,从深度贫困村的普通农户口里,能听到这些似乎在影视剧里才能听到的话

每个贫困户都有各自的人生、不同的经历,一线扶贫干部面对的是千人千面。

有些贫困户很不简单。下乡调研和帮扶,有时会坐下来和贫困户聊聊人生,常有意外的感动和收获。

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老宾进驻大坪村的第一年,住在一个贫困户家里。房子是个两层的楼房,老宾住在一层角落的那间,单独有个门进出。除了居住,老宾有时也会跟房东一起吃饭。后来知道,是房东主动提出让老宾住在他家里,我听后很感动。

有次到村里调研,找机会单独跟房东聊了一会儿,感谢他生活上给予老宾帮助。他简单笑了笑。令人没想到的是,他话锋一转,提到我的家庭变故,反过来关心我家里情况。那次我们聊了很多,他也敞开心扉跟我聊起他的幼年、他的孩子、他的家庭。

他小时候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由此我理解了他对老宾的关心。他之前在外地打工,但打工不久,孩子在家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病,需要人照顾。他思虑再三,决定放弃打工回家照顾孩子。他说自己小时候是孤儿,吃了不少苦,现在不想让孩子重复他的童年,体验他的不幸,这对孩子不公平。

我有点惊讶,我之前从没想过,在贵州的大山深处,从深度贫困村的普通农户口里,能听到这些似乎在影视剧里才能听到的话。

那一刻我在想,我们翻越千山阻隔,到西南山区扶贫,纵然心怀帮扶的赤诚之心,但万不可有施舍的优越感。不管我们面对的是体弱的老人,还是贫穷的孩子,我们都要以平等之心对待。物质上的贫困,不等于精神上贫困。

老宾的房东令人惊讶之处不止于此。他放弃打工回到村里以后,因为没有多少积蓄,请不起工人帮他盖房子,于是他边学边干,硬是自己盖起了两层楼房。房子盖起来后,惊喜随之而来,周围的人看到他自己盖起来一栋楼房,纷纷来请他去给自己盖房。于是原本发愁生计的他,成了泥瓦工,出工一天有200块钱的收入。

我很替他开心。所谓自助者天助之,他和他的家庭虽然因病致贫,但我相信,对于他来说所有困难都是暂时的,他的精神力量足以支撑他走过所有困苦。也许于普通生命而言,真正的不凡,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拥有一颗勇于直面现实的心。

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农民最朴素的美德:尊老爱幼爱家,勤奋自食其力。这种精神财富,是帮扶不来的。老宾房东的淳朴,除了带给我感动,也带给我压力。

五德生态茶园局部。田朝晖 摄

第五篇

“最懒的”也勤了

荒山巨变,改变的不只是荒山,还有贫困户的视野。村子里“最懒的贫困户”最后都争着往工地跑,没活干也要在工地盯着

对于北方人来说,种田就是种地,田就是地,地就是田,田和地没有区别。但在西南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到扶贫点不久,贫困户就给我上了一课。

“家里有多少田?”“一亩。”“这么少?”“还有几亩地。”“那您家里到底几亩田?”“一亩。”“不是还有几亩吗?”“那是地。”

我和贫困户的对话,搞得村干部很尴尬。他们似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但又不好意思说破。

后来我求助本地人才知道,在这里,田和地不是一回事。对于山区的农民而言,田是好田,地不是好地。平地叫做田,但田很少。山坡地叫做地,土层很薄,不太适合传统种植。

所以当地发展农业产业的最大难题之一,就是“田少地薄”,难以像北方那样,动辄流转万亩良田搞规模种植。不过,种不了农作物,可以种树,种茶树,种果树,种苗木。

我还记得过完春节回到县里,县领导非常开心地跟我说,你如果回访去年调研过的村子,会感受到巨大变化,路在变,路两边在变,山在变,产业也在变。

果不其然。扶贫点有个国荣极贫乡,极贫乡有个古寨。以前古寨是县里最引以为豪的旅游资源,但在我挂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古寨被保护起来,没有开发,倒是古寨周边把产业迅猛地做大,正在变成农旅一体化景区。古寨周边,以前不通路不见人的深山,现在变成满山遍野“四季有花”的苗木基地。基地大规模种植了金丝楠、紫薇、樱花、七星海棠等27种观赏植物,预计未来将达到60种。

挂职结束前,我最后一次去苗木基地调研,正赶上紫薇花盛开。在大山深处,眼前是一种独特而壮观的美,场景让人震撼。如果不是蚊虫野蛮而执着地围着人叮咬,你很难想象,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撂荒的深山。

还有更震撼的。有个叫五德的乡镇,前些年在山上种植了万亩桃园,去冬今春,他们又在旁边的山上新植万亩茶园。万亩桃园与万亩生态茶园连成一片,站在高处四下看去,满眼苍翠,一望无际。

有次到山上调研,乡镇干部满是自豪地指着山的另一边说,以前和隔壁市州的县界不是很明显,现在界线清晰了,你看到树种到哪里,哪里就是分界线。

从荒山到万亩生态茶园,过程不轻松,尤其是生态茶园被确定为省级观摩点后,任务重,时间紧,压力大,开始乡镇干部心里没底,怕做不起来。负责帮扶五德的县领导鼓励他们,一定要把硬骨头啃下来。

荒山巨变,改变的不只是荒山,还有贫困户的想法和视野。刚开始干部担心找不到劳动力,只好一家一家去动员。但到后来,产业一天天有了雏形,只要大喇叭一喊,马上就能召集五六十个劳动力上山务工。扶贫扶志,这就是成效。一个领导讲,周边村子里“最懒的贫困户”最后都争着往工地跑,没活干也要在工地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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