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的第四代队长，今年是我当队长的第三年，也是我在二里头工作的第二十个年头。20年对一个人来说不短，但在二里头面前，我和我的前辈们一样，都很年轻。

我们在2019年做过一次统计，二里头考古60年来，发掘遗址近5万平方米。按照目前的速度，二里头的考古工作全部完成需要3000多年，现在进度条才刚刚走到2%。

二里头这样的都城遗址，资料价值重大，遗存种类丰富，堆积非常复杂，发掘过程需要我们精益求精，尽可能多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多手段、最大限度地去获取资料信息，因此必然需要时间。

我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好奇的人，始终期待，前面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是考古工作带给我的影响，它是一个不断有新发现的历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诞生什么传奇。

最新发现“四车道”道路

今年9月，我们公布了二里头遗址考古近期取得的一些重大收获。2020年秋季至今，我们新发现了宫西路向北延伸200余米的道路，还有宫北路上的门道、宫城以西区域围墙的东南拐角等。

新发现的这200余米道路，宽约16米，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的4条车道。这还不是最宽的，宫殿区外围的道路最宽能达到20米左右。在汽车逐渐普及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城镇道路的宽度也只有10米左右。二里头遗址至今发掘了5万多平方米，仅仅发现了两段间距1米宽的双轮车辙的痕迹，说明当时双轮车的数量非常少。所以，铺设这么宽的道路，通行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功能。

结合60多年的考古研究，我们认为，二里头都城主要是通过主干道路划分出规整的功能区，用两纵两横4条道路搭成一个“井”字形框架。在这个“九宫格”的布局中，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3个最重要的区域在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这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都城规划特点，代表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

根据近年的新发现，我们认为二里头都城极可能是以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围墙分隔形成多个网格。每个网格属于不同家族，极可能已出现了家族式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

二里头建都之初就出现了这4条道路，一直到政权被推翻，这些道路系统才被破坏。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说明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存在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这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可能也是“井井有条”“井然有序”这些成语的源头。

这里普及一个小知识，器物相对好辨认，道路是怎么发掘的呢？靠的是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之一：认土。

中国的考古遗址大部分是土遗址，我们将其分为两类——自然形成的土和人活动过的土。这两类土的颜色、质地、所含物质都不同。例如，挖墓坑的过程会穿透很多层土，相当于把这些不同层次、颜色和质地的土无意识地搅拌，这些土被挖上来，等人埋葬之后，再回填。所以墓葬土又叫“五花土”，这给考古人提供了辨认依据。

同样是经人活动过之后的土，也有细微区别。例如，宫殿的土和道路的土都坚硬、质密，如何具体分辨？

修建宫殿就跟现在建房一样，要先挖一个基础坑，在坑里铺上一层约10厘米厚的土，用工具把它夯打坚硬，再铺一层，再夯打……这样的两层土之间是有分界的，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就能看到宫殿土的特质：纵剖面分层，横截面呈长方形。

道路的土也分层，但因为长期行车走人，路面上的覆土被碾压踩踏，土的特点又不一样。车和人的重量有限，踩压不了多深。土层不断累积，会形成像千层饼一样的纵剖面，每层不过毫米之差。除了今年发掘的一段路面铺嵌了碎陶片，二里头时期的道路基本都是土路。

不爱兵器爱酒器

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但当时的人们没有把原料珍贵、技术复杂的铸铜技术大规模运用在战争上（发掘的铜兵器不过30来件，而且主要是只有几厘米长的铜箭头），而是用来生产大量酒器，已发现20多件。

我们发掘出几百件酒器（主要是陶器），有酿酒的、盛酒的、温酒的，这些器物内壁都检测出了酒的成分。当时喝的主要是米酒，度数低，冬天喝比较凉，所以会温酒，酒在加热之后酒劲更大。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出现了粮食剩余，人们才会酿酒。所以，饮酒在当时是贵族的特权。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里写过夏人禁酒的故事，说大禹品尝有人敬献的美酒，喝得酩酊大醉，醒来说酒太好了，后世一定会有人为了它家破人亡，于是下令禁酒。但看来似乎很难禁绝，至少在考古学上，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禁酒的证据。饮酒活动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交，除了享乐，还有调整社会关系、体现社会等级的重要功能。

二里头遗址的手工业活动比较丰富。一般来说，一个数百口人的村子，一口水井就足够生活所需，但我们在一个约1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里发现9口水井，有多口水井的间距只有一两米，这个密度远远超出一般生活用水的需求。我们推测，这可能是满足用水量较大的手工业生产所需。

考古有时候就是先设想，再寻找线索，一步步去验证设想。发掘没有结束，就没法知道下面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是考古学的魅力——不知道的地方永远比知道的要多，尽管知道的越来越多，但是不知道的还是会更多。

近年来，我们还首次发现了制陶遗存。在遗址西北部出土了800多片外表、断茬带有红漆的陶片，数量为以往历年发掘出土带漆陶片总量的近20倍，这说明周边可能存在制漆作坊。此外，在宫城西南角还发现了近百平方米的骨、角器加工作坊。

除了发掘到重要现象，通过综合研究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也很有意思。最近五六年，我对二里头文化晚期阶段的资料做了综合梳理，发现礼仪性的、政治性的大型工程，都在同一阶段遭到破坏，比如道路系统、宫城城墙、宫殿建筑群等。这些破坏是来自所谓商政权的前身和东夷人的先辈，说明当时二里头的政权很可能被推翻，它不再是一个都城。

但与此同时，二里头的铸铜、制漆、加工骨角器等手工业作坊还在继续使用，还新建了宫室建筑等大型夯土工程，说明二里头仍然是新政权中的重要聚落。这些当时的“高科技”工艺，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设备设施，一般都会被再利用一段时间。

二里头是这样，商周政权更替时也是如此。周的青铜器铸造水平要比商末差一大截。周灭商之初，先把工匠都留在当地继续铸造青铜器，后来才迁到新朝都城。考古发掘和研究如同侦探破案——发现蛛丝马迹、找到逻辑关系、建立证据链条、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这也是考古研究的魅力和乐趣。

二里头考古工作开展63年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订了科学的计划，抓住了体现二里头价值的重大问题，持续不断地工作。第三代队长许宏老师曾经在《最早的中国》里说，二里头宫城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得到的。实际上，二里头遗址的很多重要收获都是如此，是通过精心的学术设计、科学的计划安排而逐步取得的。

比如，最近刚公布的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多网格式布局，也是通过对以前资料的深入研究、分析，推测“井”字形道路划分的网格外围应该都有墙垣围护，而后从关键地点发掘验证，并逐步扩大范围探索出来的。

四代队长的60余年“接力”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著名史学家徐旭生先生发现的，当时他在豫西寻找“夏墟”，在偃师二里头村的麦田里看到了随处可见的陶片。我是河南人，1976年出生于南阳市唐河县，1995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96年被分配到考古专业。我和徐先生是同一个县的老乡，只是直到大二学习夏商考古，我才知道他的卓越成就。

1959年秋，二里头工作队的第一代队长赵芝荃先生和同事就进驻开展考古工作，接连完成了二里头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的基址发掘，发现了宫殿区外贵族墓葬、铜玉礼器、部分手工业作坊遗址，让人们对二里头遗址整体布局有了概括性了解。

1979年，郑光先生上任第二代队长，他和同事进一步细化了二里头文化分期，重点发掘了以铸铜作坊、祭祀遗存、贵族墓葬为代表的遗迹，发现了大量器物。他们还在这里建了工作站，1987年，二里头村给工作队划拨了5亩土地，考古队员才有了固定住处，这个工作站一直沿用至今。不过那时候没有专门的取暖设备，房间里得烧煤，听说有一年大风倒灌进烟囱，郑光先生都煤气中毒过。

1999年起，许宏先生成为第三代队长。接下来的20年，是二里头考古取得最丰硕成果的时期，发现了“超级国宝”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又找出了一座宫城。勘探、发掘出的“井”字形4条大道，把宫殿建筑群、作坊、祭祀区等划分在不同区域内，这算是中国第一个主干道上的“十字路口”；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这些考古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9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2001年开始准备硕士毕业论文《岳石文化与周围同时期文化的关系》。为了收集材料，我到二里头遗址参观学习，在当时一号宫殿的补充发掘工地，看到了主殿下面坚硬的夯土和其中铺垫的成层卵石、深深的水井，很是震撼。因为涉及较多二里头遗址的内容，许宏老师还是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之一，给了我很多重要的指导意见。

毕业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那时候考古研究所的人员不多，但全国各地的考古队又很多，像安阳殷墟这种大的考古项目可能会有四五个研究人员，其他大部分队伍只有一两个研究人员。当时二里头工作队的另一名成员恰好考上了研究生，只剩下许宏老师。于是，2002年硕士论文答辩结束，我就被他邀请来队工作。

从2003年起，我开始协助许宏老师主持现场发掘；到2010年，工地上的事基本是我在具体负责。我还是考古报告《二里头：1999-2006》的主编之一，并承担了其中近半的写作任务，还有大量的策划与统筹工作。这部400万字的报告后来被评为2014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成果和2014 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许宏老师认为我“贡献巨大”。

二里头的前两代队长，都在岗位上工作了20年。因此我的上一代队长许宏就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也不会超过20年。2019年3月，他主动辞职，推荐我来担任队长，他觉得是时候让我来带起这支队伍了。

那一年实在太紧张了，同时负责多项重要工作。2019年10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放，同期举办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纪念大会，我在发言最后没忍住落了泪。我说很感谢各级政府、各界人士特别是当地村民的大力支持，他们为二里头付出和牺牲了很多……当时各种情绪纠合在一起，突然就眼眶一热。

二里头考古的下一个20年

我刚来的时候，二里头遗址的社会关注度还比较低，我们主要就是做发掘研究的本职工作。我还负责跟当地的农民打交道，包括联系考古发掘占地的事。在我工作的20多年中，至少占用过100户以上农民的耕地。考古占用农地一两个季度，农事就耽搁了，所以会根据占用时长和面积，按照一定的标准给他们赔偿。

有些考古发掘占用农地，对方可能会提很多要求。但洛阳周边的老百姓非常朴实，很支持也很信任我们，因为他们知道“考古队不会让我们吃亏”。

考古学是个与时俱进的学科，随着资料的积累、科技手段的应用和多学科的参与，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不断进步，从考古发掘中获取的资料信息会越来越多。现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相比前60年，有了很大变化。

现在，我们科学制定勘探、发掘、研究规划，优先关注最能体现二里头价值和意义的核心问题，继续探索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布局框架、遗址的准确范围、外围防御设施、祭祀遗存、网格差别等，探索与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各级聚落的深入关系、控制网络、统治文明等重大问题。

另外，我们继续加大与其他学科和学者的合作，让科技开拓二里头遗址发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希望能解决二里头时代的自然背景、经济基础、科技水平、资源来源、交通网络、社会关系、礼制系统、治理模式、统治文明等重要问题。

我们也要加快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速度，加强对发掘资料的研究、阐释成果的发表和转化利用。整理资料、编写报告的过程，是对考古发掘成果的研究过程，同时也为学术界提供基础资料，研究成果反过来又能提升发掘和整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此外，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宣传、传播工作，宣传好二里头的内涵和价值，为民众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滋养。

在二里头这样重要的遗址工作，我很幸运，更多的是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既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心、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做好当下的发掘、研究工作；也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科学规划、按部就班、扎扎实实地推进工作。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杜佳冰根据赵海涛口述整理）

赵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

来源： 中国青年报